写作《思想反思资料》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07 20:28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思想反思资料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思想反思资料作文写作注意事项"
思想反思资料作文是一种要求学生通过对所学知识、生活经历或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并表达自己观点和见解的写作形式。它不仅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更考察学生的思维深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写好思想反思资料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素材选择要典型、真实"
思想反思资料作文的素材来源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经历和社会实践。选择素材时，要注重其典型性和真实性。
"典型性：" 素材要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人生哲理或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避免选择过于个人化、琐碎的素材，难以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真实性：" 素材要基于学生的真实经历和感受，避免编造或虚构。真实的内容才能打动读者，也才能体现学生的真实思考。
"二、 观点明确、论证有力"
思想反思资料作文的核心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因此，观点要明确、鲜明，并能够得到充分的论证。
"观点明确：" 在文章的开头或结尾，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读者知道你对所讨论的问题持什么态度。 "论证有力：" 要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如举例论证、对比论证、道理论

林爱玥：向刘道玉先生请教几个关于“反思”的问题

日前@凤凰文化网 发了一篇对话刘道玉先生的文章，且打出标题《刘道玉：国人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讲真，“反思”这两个字近些年我们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至少公知就日复一日不厌其烦的要求我们“反思”，不过，现年已87岁高龄的刘道玉先生贵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校长，所思所虑所得肯定远超我等末学后进，更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公知所能比拟的，因此，本着学习的态度，本人不揣冒昧想向刘道玉先生请教几个“反思”的问题，还望刘道玉先生百忙之中予以雅正。

文章中，刘道玉先生关于“反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且将这三个方面内容上升到了不警惕则“可能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十分不利（？）”的高度。尽管到底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不利，刘道玉先生并没有说，不过，我们多少还是能够猜一猜的，大概就是具体什么并不重要，反正肯定十分不利就是了。

既然刘道玉先生对这三个问题如此重视且拔高到了关乎国家未来的高度，我们岂能不认真反复学，学反复，就算悟性不高耐心不够，至少也该做到“从头到尾认真看一看”吧，否则都对不住刘老的一番苦心了。

刘道玉先生认为第一个该反思的就是“民粹主义膨胀的问题”。刘老先生认为“有不少人盲目自大，自我标榜，以为中国什么都好，而西方帝国主义什么都不好”。说起来，中国人确实讲究“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有本事不炫耀，做了好事不留名，不过，这样的要求真的太高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雷锋同志那样有那么高的觉悟的，作为普通人，看到好的难免大呼小叫，看到坏的则难免长吁短叹，这完全没什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嘛，别人做到做不到是别人的事，太较真了不好。

以此次疫情为例，相信任何人都能看得明白，中国的表现就是比那些西方“民主国家”好啊，不到两个月就基本控制了疫情，其他国家羡慕都羡慕不来，这份自豪感说说总不是什么罪过吧，怎么可能随口说说就变成“盲目自大，自我标榜，以为中国什么都好”了呢？

至于说“西方帝国主义什么都不好”，那本就不好啊，难道美国等国家长时间封锁信息、欺骗民众且对疫情束手无策还好了不成？讲点真话总不是什么罪过吧。更不要说，某些“民主国家”明言放弃对60岁（65岁、70岁）以上老人进行治疗，都做到这份上了，要是说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好的话，岂不是成了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了？

刘老先生80多岁高龄了，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不可能一点感触都没有吧，至少应该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吧，难道骄傲一下就成了“民粹主义膨胀”了？对不起，刘道玉先生，这点上，我无法苟同，我觉得中国人的骄傲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有血有肉的，跟所谓的“民粹主义”一点点边都沾不上。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制造模式或中国抗疫模式确实有着鲜明的中国烙印，不过，有些真理性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不因为打上中国烙印就只对中国适用了。此次疫情，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不就都借鉴了中国“封城”的经验了么？话说，这些真心都不用推行的，中国有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好的抗疫措施那些国家不用是那些国家傻，中国何必多此一举“一厢情愿的妄图向外国推行”？更不要说，现在全世界整天忙着向外国推行制度的国家只有一个，这个国家刘道玉先生应该有所耳闻吧？

中国人口众多，什么事情只要一“人均”基本都不成样子了，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有其他地方的优势啊，何必总盯着“没有任何优势”的“人均资源或是人均产值”呢？对吧，现在不是说差异性发展吗？你很美丽可是我很健康，你很富有可是我很快乐啊。因此，我们何必自己跟自己较劲没事总盯着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呢？当然，不妄自菲薄并不等于要妄自尊大，咱不如人家的地方咱就老老实实迎头赶上，比别人强的地方咱就继续努力好好保持呗，这不才是正道吗？

刘道玉先生第二个反思的问题是“如果我国被孤立了，一个缺乏原创性的国家，哪里还有什么中国制造？”坦白说，我很奇怪，刘道玉先生是如何得出中国是个“缺乏原创性的国家”的结论的？刘道玉先生，请恕我斗胆，我很想向您请教您所认为的“缺乏原创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理由是什么？晚辈洗耳恭听。

虽然我不知道刘道玉先生是如何得出中国是“一个缺乏原创性的国家”的结论的，但我赞成刘道玉先生重视“原创性”的意见。不过，个人认为，凡事都应该有个度，“原创性”自然很重要，但并非什么都要原创，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社会有分工，国家同样有合作，如果什么都要原创，拒绝国际分工和合作，那是一种病态，相反，如果什么都不原创，突破“自力更生”的底线更要不得。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而是不偏不倚的把握和拿捏，这应该才更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吧？

同时，我个人觉得刘道玉先生可能是对“中国制造”有什么误解，中国制造从服装到电子产品，可谓包罗万象，其中很多东西恐怕与原创性是不沾边的，怎么可能没有“原创性”就没有“中国制造”了呢？更不要说，中国这些年已经努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了，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缺乏原创性的国家”，我们的转型从何而来？

刘道玉先生反思的第三个问题是“抗疫模式问题、方方日记问题等……”坦白说，这些有“广泛的争议”不假，不过，或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截至目前，我尚未看到任何因为争议就“父母反目、夫妻离婚、朋友断绝往来”的事发生，因此，即便有恐怕也是极少数吧，当然，“朋友断绝往来”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毕竟，友情的前提是聊得来，如果聊都聊不来那就各自安好呗，谁能保证跟谁是一辈子的朋友呢？

刘道玉先生已经快90岁了，按说应该早就看淡世情，参透人情了，为何对此依然看不开呢？佛家有云：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凡事何必那么执着呢？退一步来讲，就算因为争议导致“朋友断绝往来”吧，但这世界上“朋友断绝往来”的事多了，强行跟“辩论”扯上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合适。

至于刘道玉先生强行拔高度把“辩论”往“中国思想文化先天性缺失”“中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靠就更有点匪夷所思了。话说，美国现在从上到下“辩论”得鸡飞狗跳昏天黑地，顺着刘道玉先生的逻辑，是否也是因为“美国思想文化先天性缺失”“美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

这都哪跟哪啊？

至于围剿、写匿名信、扒隐私这些刘道玉先生硬要往“中国特色”上靠就更是不知所云了，好像全世界都是这些套路吧，怎么就成了中国独有的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中国有这种现象，刘道玉先生可能听说过，这两天某些向往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的公知正在围剿“叛徒”乔木一桶桃子的事。说起来，这算扒隐私吧？可惜乔木远在美国，不然估计不知多少匿名信呼在乔木脸上了。好在乔木当年多了个心眼，保存了五年前的照片，用事实证明他只拿了几个而不是一桶桃子，如果乔木没有照片自证清白，岂不是注定要吞下这只“死苍蝇”了？

当然，我个人是支持反思的，毕竟，我们国家还不完美，只要还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就有反思的空间，但我绝不支持诸如中国制度不行甚至人种不行之类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压根不是反思，这是恶心人。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先进不先进，文明不文明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至少我觉得中国现在远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文明，尤其比美国强，说最文明恐怕也不为过，就这样，我们还要怎么反思呢，还要反思什么呢，反思为何不能飞不能上天吗，又何来不反思“我国永远难于屹立于世界先进科学之林，也难于建成世界文明的国家”呢？刘道玉先生，现在是21世纪了啊，新中国都70多年了，您该不会以为现在还是民国吧？

刘道玉先生，非常抱歉，如果一不小心冒犯到您的话，还请您原谅我的浅薄无知，不要与我计较。不过，即便您宽宏大量，作为晚生后辈，我实在还是诚惶诚恐，望您本着提携后辈的精神，有以教我。

顺祝刘道玉先生健康长寿！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变化的认识及其时代意义

编者按：恩格斯作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的晚年思想极为活跃。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是恩格斯晚年一系列思想变化的基点，也是科学评价恩格斯历史贡献的基础问题。围绕生产动力、经营方式、资本逻辑、阶级关系和危机形态，恩格斯全面、客观、批判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图景，为作为理论形态、思想形态和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情境中，重温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理路，对深化当代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1890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自马克思逝世以来，恩格斯一直关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论断，由此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重要论域。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回顾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思考，不仅是科学评价恩格斯历史贡献的必要环节，对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运动规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观点

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呈现新的动向。恩格斯通过考察和游历欧美各国，整理和出版《资本论》，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境况和主要矛盾，从技术条件、组织形式、资本逻辑、阶级关系和危机形态等多方面，对资本主义新情况和新特征作出一系列论述。

1．生产动力：从蒸汽时代到电力革命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实质的理论基石，这种考察始终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在晚年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科技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是资本主义变化的基本背景和原初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却并非忽视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内在作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可见，他们不但强调近代机器系统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兴起的革命力量，而且指明观察生产工具的发展动向对理解资本主义运动机理的必要性。

恩格斯发现，19世纪末的自然科学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资本主义现阶段的扩展甚至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在这段精悍犀利的论述中，恩格斯清晰勾勒了社会生产动力从蒸汽到电力的变革图景。以电力革命为中心的新技术和新工业不仅是物理学史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更影响到以重工业崛起为标志的产业组织形式、资本积累方式、阶级矛盾样态等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的变化。

2．经营方式：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生产

不少国民经济学家都将自由竞争视为资本主义永恒的“自然法则”。但在对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伴随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和激烈竞争，“工业生产和大商业越来越依赖银行，依赖于大资本家”。恩格斯极为重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趋势性判断，基于对英国碱业部门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调查研究，强调资本集中在各领域加速推进，“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

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方兴未艾的股份公司反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业主私有制向股份资本所有制、从分散自由向集中垄断的变革。其一，股份公司是一种垄断竞争体制。诸如卡特尔、托拉斯等体量巨大的新式企业非但没有消除竞争，相反“无限制的竞争产生垄断，而垄断又产生竞争”。其二，股份公司是新的积累组织形态。恩格斯强调：“‘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它们囊括了生产和流通领域，操纵着价格和利润，以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将资本关系推到了顶点。其三，股份公司含有指明未来社会的线索。在马克思看来，股份公司与共产主义存在历史的逻辑，是“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对此，恩格斯补充道，由独立经营的企业向股份公司甚至国家企业的转变，“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3．资本逻辑：从产业增殖到信用积累

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机制，理清资本积累逻辑形式的改变与否，是回应资本主义是否变化的关键问题。在产业资本依然控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流通领域之时，马克思已预见到信用制度的介入对资本积累方式的潜在影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暗含资本集中的“生息”“货殖”“金融”，会是纾解垄断竞争与自由竞争间距的新工业形式。

恩格斯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来，反映普遍的信用积累的“货殖术”成为资本逻辑的新注脚。一方面，“交易所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国债买卖了，而且也从事工业、运输业股票的买卖，控制着大量的地产”。他在《交易所》一文的写作提纲中说道：“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尽管没有直接提出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为金融资本，却显然看到信用关系正在投机中四处蔓延，主营业务发生更迭的交易所作为“万能的垄断者”渗透到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从纯粹借贷性质的国库券，到直接支配工商业的股票买卖，不仅意味着资本积累不再限于剥削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也说明资本积累速度远远超过扩大再生产的步伐，作为“货币资本家”的食利者大大增加。特别是恩格斯注意到，“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要素的这种杠杆力量使部分生产资料成为金融资本套利计算的标的物，加剧了资本所有者的冒险心态及其向寄生角色的转变。

4．阶级关系：从赤裸的压迫到虚饰的剥削

在对资本主义直观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剖析中，马克思曾鞭辟入里地谈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留下大量产业劳工生活悲惨的记录。他们都科学地认识到，19世纪中叶的资本家以“死不足惜”的态度压榨无产者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阶级斗争史的最高阶段，“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它的主要社会关系事实上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极度仇视和激烈对垒。

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进入相对低潮期，在恩格斯看来，离不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态度和策略的微妙变化。“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而是越来越注重以道德、文明和公共的面具，对资本主义从社会管理到统治秩序、从剩余价值的攫取到阶级利益的扩张作出粉饰和装潢。例如，“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人道”的市政管理使无产者似乎摆脱了生活窘境，但根本上说，这不过是避免让资产阶级成为无产者贫困和疾病的牺牲品的手段。此外，恩格斯觉察到，资产阶级在工人队伍中极力挑选和豢养甘愿为资本家宣扬阶级调和的鼓噪手。“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总之，资产阶级不再寻求同工人直接的、尖锐的对抗，而是将无产阶级纳入政治共同体，用“工人贵族”瓦解无产阶级阵营。因此，恩格斯晚年理解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变化，从来不是伯恩施坦歪曲的从对立走向合作，相反，这种社会矛盾样态的变化不过是“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使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迷障更为复杂、隐蔽。

5．危机形态：从“不能适应的地步”到“习以为常的条件”

区别于以往主要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很早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来自气候、战争、疾病等外部事件导致的消费不足，而是根源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过剩的瘟疫”。这种危机是阶级矛盾激化和社会革命爆发的序曲，也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乃至崩溃的标志。在他们看来，“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

晚年恩格斯认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危机呈现“构成资本主义生存条件”和“反映资本主义衰竭败落”的二重性，需要从长期性、周期性和积累性三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界定。首先，这里的长期性是对于危机持续时间而言，包括具体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整体危机双重含义。“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恩格斯以1870年英国经济危机为例，强调这种萧条景象短期内是无法消除的。同时，正如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所说：“他们对这种环境已经习惯，甚至连动荡和危机都认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生产时常性的过剩与饱和的结果，无疑把不断的动荡“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其次，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表现得更加残酷，使任何调节和更新都是周期性的、循环的。恩格斯发现，从1868年到1890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着每隔十年出现一次的新特点。“这一循环必然同危机、同尖锐的长期的苦难以及整个整个阶层的居民的周期性破产联系在一起。”最后，任何产业或地域的局部危机都能引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恩格斯在《资本论》的批注中强调：“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他还指出：“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可见，在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运行机制的思考基础上，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已陷入“危机—修复—更大危机”的悖论中。

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

通过对生产条件、经营形式、积累方式、社会关系等问题的细致观察，恩格斯晚年既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人的解放的最高追求审视变化中的资本主义，又根据对资本主义的新理解，在历史进步的逻辑中指明作为“新的历史纪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方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可以清楚看到，恩格斯对日新月异的资本主义的理解，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解释形态”，也是使之现实化的“改变形态”，它使作为理论、思想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巨大活力。

1．理论意义：守正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在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中，恩格斯一直把唯物史观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以“守正—创新”的立场捍卫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守正。作为马克思的独到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是分析资本主义病理永恒性和共产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理论基石。然而，资本主义的不断变化使马克思主义一直面临被篡改、肢解和否定的威胁。这其中，有杜林对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货币与资本、价格与价值等基本概念的歪曲，有社会民主党青年派以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对唯物史观的误读，还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社会的新发展对资本主义崩溃论的讥讽。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这不仅说明恩格斯坚定地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武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所具有的超历史性。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座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即使它实际上已经坏掉，但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他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理路充分证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系统性矛盾和发展趋势始终有着审判力。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学说的创新。从理论上说，这种发展集中表现为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竞争理论的与时俱进。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的实际观察中，恩格斯以科学的态度，省思了他与马克思在1848年前后所作的“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判断：“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恩格斯认为，垄断、铁路、远洋及由此带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张不断给资本主义社会注入发展动力。因此，“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竞争形式从单个企业家的竞争，过渡到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之间，英国、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恩格斯预见到，资本主义所表现的资本集中和国家竞争将加剧各国矛盾和发展的不平衡。对此，列宁以恩格斯“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而对其给予高度评价。显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创造性运用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原理，成为列宁革命阶段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先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承性与开放性。

2．思想意义：接续和发展马克思晚年思想

恩格斯作为深谙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并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产生新的飞跃。恩格斯在再现马克思未完成的思考过程中，沿着“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线索，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观点。资本的集中趋势是晚年马克思试图深入挖掘的问题。为此，他在1880年给友人的信中专门谈道：“要是你能给我找到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详细的（有内容的）材料，我将非常高兴，钱当然是由我付。我很重视加利福尼亚，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虽然马克思生前未能完整阐释垄断的实质和意义，但股份公司、信用制度、重化企业等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一直是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内容。他不仅详细阐明了垄断产生的必然性，更以“生产力的国家所有”，“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等论述，为“国家垄断”“金融资本”“跨国企业”的出场提供了思想启迪。长期以来，反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些专注考据马克思著述的“马克思学家”）习惯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对立，甚至提出“马恩异质论”，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恰恰说明，他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继往开来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特有地位。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也是澄清科学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本质区别的试金石，有着告诫“第二国际”暗涌弥散的错误观点的意义。回到恩格斯的文本，诚然恩格斯看到，诸如垄断市场、信用资本、科学技术、阶级关系的变化强劲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不过，他同时强调：“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廓清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全貌，他对资本主义扩展能力的承认，对资本主义社会变得“讲道德”的看法，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崩溃观点的反思，并不是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社会的无矛盾性和文明的永久存续，也不意味着他认同历史不再需要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事实上，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变化的理解非但没有落入资本主义适应论的语境，相反在资本主义无法消除社会矛盾的认识中，他一再重申它的灭亡是不可抗拒的人类历史规律。这种理解非但不是一种思想上的修正，与之相反，它揭示了此后科学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

3．实践意义：指导和鼓舞共产主义长期运动

恩格斯对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是囿于真理性的主观臆想和理性思辨，而是置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时代叙事和革命运动之中。一方面，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和运动趋势的认识指明了19世纪末的社会方位。垄断组织、股票买卖、电气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发生深刻变化。不过，“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生产工具、统治阶层的变化，没有改变资本加快流通和不断增殖的本质，也无从阻止“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其生活状况越来越没有保障”。这种对经营形式、产业工具的变与所有制、统治秩序的不变，“拓展—增长”与矛盾丛生并存的揭露，清楚界定了这个新变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的阶段性变化，既指引工人阶级走出社会形态“静止论”或“颠覆论”的误区，准确了资本主义“处于什么历史阶段”的问题，也完整揭示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时代矛盾和以无产阶级夺取并改造政权为目标的时代任务。

另一方面，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植根于“资本主义世界革命化”的历史洪流中。从行动上看，他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承认，不是让无产阶级以“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形象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而是通过“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乃至成为“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的条件。从态度上看，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也要对内部腐化保持警惕。特别对于后者，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从方法上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然使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作出调整。“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随时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恩格斯果断提出，在不放弃革命这一历史权力的前提下，有必要利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武器进行斗争，但也指出这种和平过渡需要审慎选择。正如列宁所言，欧美各国工人政党“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纠正工人运动或热衷街垒巷战、或迷恋议会讲坛的偏颇做法，进而以持之以恒的原则和灵活多变的策略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蕴。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科学辨清当代资本主义

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内部相变和社会激荡的“奇点”。恩格斯通过洞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形式，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自我扬弃和自我否定的运动规律，准确把握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时至今日，“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就要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作为“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时刻追踪当代资本主义复杂诡诈的新变化，辩证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的关系。进一步说，重温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仅仅局限于历史意义的叙述框架是不够的。依据恩格斯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方法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和未来走向作出判断，是认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命运的必要条件，也是关系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问题。

1.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中诠释资本主义的变化动态

作为对世界历史大势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整体变化的全新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预示人类文明发展和转型的同时，也是从根本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和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指认。这种斑驳陆离的变化不是某个地区或方面的孤立变化，而是涵盖积累机制、治理行为、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日常生活、世界体系等所有领域，涉及劳动与资本、竞争与垄断、国家与市场等多重关系的共时变化，直接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定性。

第一，继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为“再帝国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从生产总值占工业国家总产值40%的跨国公司，规诫和指令全球分工体系、运营网络和价值链条，到证券期货、技术专利、商标品牌以概念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的无形资本成为疯狂的套利计算工具，资本增殖逻辑从债券、股票拓展到各类金融衍生品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权力支配下，实体产业垄断让位于金融产业垄断，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企业和个人专注于从事金融投机而非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热衷于一切服务和资源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证券化。

第二，以人工智能、数字信息、量子技术、生物遗传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和生活状态出现新的转向。例如，物联网、3D打印、云计算、芯片培育了以“数字信息+传统行业”为标识的新经济和新产业，形成了“数字劳工”“移动就业”“共享员工”的新劳动样态，还为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等文化观念的泛起提供了技术条件。正如有学者将之冠以“技术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之名，表现了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的价值权利化和产权资本化。新工业革命不仅升级了资本主义产业经营方式，并成为经济增长驱动力量，更以破除生产流通时空限制，拓展攫取剩余价值途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内容和形式呈现新的变化。无论是程式化、制度化民主沦落为“少数人的特权”“资本的狂欢”“金融寡头的工具”，还是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体现的“正义的我们—邪恶的他者”的对抗和畸变，或是社交媒体时代的虚拟化、加速化、去中心化造成的认同挑战，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当今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相勾连。这种社会矛盾的现实表达是多样的，并具体化为大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与全球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与全球经济社会治理缺失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广大中间阶层和普通劳工的矛盾、金融资本集团与实体资本集团的矛盾；超级大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由此观之，变化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乃至构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势移位的因素。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加速发展，以再全球化、再意识形态化、再国家化为特点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深入变革，以科学技术、产业组织的创新为向度的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都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或缺的论据。不过，它们的相互激荡绝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要素范畴。在“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根本转变的世情面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涵盖的“结构性转型”和“进程性演变”，其要旨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体系的大变局。简言之，人类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视角着眼，既立足于由中国引领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达成的成就、变革和影响，也是对以当代资本主义运动为参照的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完整概括。

2.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语境中澄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实质

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一书中曾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友好的或慈善的体制，但它是迄今为止在财富创造方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它没有至高无上的目标，因为它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而运行的。它创造了经济的增长、繁荣和作为副产品的就业。它也以自己不断变化的趋势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和破坏。”与恩格斯晚年生活的年代交感相通、智识相应，当代资本主义在积累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更新，但同样是激化社会矛盾和酝酿全面危机的失序时代。正如西方左翼学者施韦卡特所言：“驱逐这个正困扰着我们的资本主义圣灵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课题。”在这一“危机—衰退—修复—增长—更严重危机”的“小时代”背后，是资本主义不断孕育新社会因素，向更高形态过渡的“大时代”的运动。倘若想要阐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相互耦合、彼此互动，就要以现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把资本主义具体要素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察纳入“资本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把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各种内在矛盾、分化重组的各种内生力量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环节，将资本主义新变化置于非机械的、非外部的规律或权力建构的社会历史之中进行考察。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阐释存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声音，甚至习惯套用“后福特主义”“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等术语。事实上，这很大程度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失语”和“资本主义失踪”式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剖析当代资本主义诸多变化，诚然任何教条或静止主义论据都是无益的，但这决非等同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的适用性。在恩格斯那里，从物质生产过程的社会范式和技术范式分析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始终具有非替代的生命力。他不是纠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观点，而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洞察“有着一种历史、文化、整体和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及其生发“亚阶段”的可能性。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解，就要继承经典作家普遍恒久的理论遗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化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以资本主义新特征的病例分析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解读多有割裂现象和本质的倾向。这不仅可能滑向经验主义的窠臼，更会造成前瞻性不足，无力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作出时代性分析。在用“技术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涡轮资本主义”“景观资本主义”等概念发掘和归纳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之际，尽管它们说明资本主义技术、劳动和物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这些概念所映射的现实社会依然受到作为制度存在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垄断资本支配逻辑的“规训”。恩格斯从未停留于以某些要素描述资本主义直观表象，而是依据垄断与积累的关系、生产技术革命、社会阶级冲突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审视外在变化中的资本主义之内在规定。正是由于秉持内在本质决定外在特征、外在特征体现内在本质的整体性思维，他得以科学处置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不断变化的“紧张关系”。因此，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变和不变，一方面，要及时跟踪当前资本主义在阶级、劳动、生产、日常生活等领域的新情况，尤其对人工智能、数字信息、国际金融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特性作出回应；另一方面，要从一般规律和内在联系出发，横亘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野，通过地域国别、主体角色和社会要素的调查研究，澄清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和价值剥削没有变化的实质。

最后，部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研究往往脱离“批判的现实化”的本真精神，有“史从论出”的模式化、教条化和应然化之嫌，削弱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结论的理论说服力。假定和推演当然是批判世界的有效方法，然而寄希望于纯粹的、抽象的理论演绎，无视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历史批判，是难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缺陷和危机的。反而观之，这正是恩格斯批判性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熠熠生辉之处。逆全球化的涌动、数字鸿沟的隐现、身份政治的再生、假新闻的泛滥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治理和发展能力的失效，也表明资本主义从利润率的经济危机向制度性的认同危机的恶化。就此来说，探索真正的解放路径，不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生硬地置于理想主义的镜像，而是从政治经济形态、技术社会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日常生活形态出发，批判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对差异、多元、身份、微观变化的发现，而且唯有如此，才能在充分估计当代资本主义弹性变化的同时，认清诸如“垄断”“赊账”“捐赠”样式的调整能力非但不是无限的，相反这将以饮鸩止渴的方式制造更大危机。

总之，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绝非“掐指一算”，世界大变局中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也已远远超过他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察，但这从未消解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科学性。他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解释，也可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基本认识：“这种历史合理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

参考文献：

罗郁聪：《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张宇、蔡万焕：《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美〕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张建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贾淑品：《变化中的坚守：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

林德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6期。

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徐伟轩，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