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海国图志思想主张》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31 20:4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海国图志》思想主张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的深度、准确性和说服力：
1. "准确理解《海国图志》的核心思想：" "核心主张：" 《海国图志》最核心的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解这个主张的内涵至关重要，它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技术，更是一种应对外部挑战、实现国家富强的战略思想。 "作者意图：" 了解魏源撰写此书的背景（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明确其目的是为了“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制度，以抵抗侵略，改革图强。 "思想体系：" 《海国图志》的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当时中国的“经世致用”思潮、林则徐等人的开明思想有联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
2. "紧扣“思想主张”进行论述：" "避免泛泛而谈：" 不要仅仅罗列《海国图志》中介绍的外国知识（如地理、物产、制度），而要聚焦于这些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主张”，即作者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重点突出：" 重点分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含义、实施路径（

团结读书会｜《海国图志》究竟是本怎样的书？

经典品读

海国图志（节选）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御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而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 则人材之虚患祛， 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海国图志》：

“为了使国家复兴”的先声

【领读人】

陈邵桂

陈邵桂，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委。

中国在古代曾领先于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可是在近代落伍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为了使国家复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正是近代中国“为了使国家复兴”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声，并影响至今。

提出“为了使国家复兴”的时代定位

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人便向中国输入鸦片，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输入的鸦片已泛滥成灾，造成我国白银严重外流，更为致命的是极度损害国人健康。林则徐担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可见，鸦片倾销所致民族危机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这就是魏源对中国当时所处时代的定位。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集中销毁所收缴的英、美等国烟贩的鸦片。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广东沿海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国军队，中国以战败告终，被迫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了强国以条约的形式掠夺中国的先河。从此，西方和东方列强纷纷仿照英国，参与瓜分中国。一个历史悠久且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古国，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还说过：“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可以说，魏源关于“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准确定位了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

提出“为了使国家复兴”的发展路径

中国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为什么由盛而衰以至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话时指出：“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见，“闭关自守”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指明“为了使国家复兴”的发展路径。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是“师夷之长技”的最初尝试。1860年12月，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洋务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取得巨大成就，北洋海军成军就是洋务运动标志性的成就。可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又是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标志，宣告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不可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人重新思考“师夷长技”的路径，借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的经验试图改良政治，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光绪五年己卯……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瓖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灜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表述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海国图志》卷一中表述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梁启超所引为后者——笔者注）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可见，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深受《海国图志》影响的。可惜的是戊戌变法仅仅历时103天就宣告失败，近代中国改良政治的道路也没能走得通。

孙中山早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前就提出的“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显然具有传承关系。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孙中山“师夷之长技”走的是彻底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之路。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中表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辛亥革命于是爆发并取得了最初的胜利，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辛亥革命未能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遇，也就是说没有改变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的境遇，最终还是失败了。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演讲时沉痛宣告：“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

中国共产党总结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辛亥革命以后，继续走“师夷之长技”的路，正如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所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孙中山之后走“师夷长技”的路，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华民族从此彻底摆脱了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的处境。

提出“为了使国家复兴”的奋斗目标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是魏源在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路径，期望达成的“国家复兴”目标，也是近代国人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回顾历史，可以说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梦。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自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国家复兴奋斗目标以来，中华民族进行了跨越三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跨越两个世纪一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庄严而豪迈地宣告：“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综上所述，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为了使国家复兴”的时代定位、发展路径和奋斗目标，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促进作用，至今仍然有着深刻影响。

主委致辞

民革湖南工程学院支部主委 黄 韧

魏源是“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杰出人物，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他在专著《海国图志》中提出“经世致用”的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海国图志》中表现出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魏源的民族主义精神——追求民族之独立自主，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民革湖南工程学院支部以本次“团结读书会”活动为契机，组织支部党员开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职工作中努力实现以德立身、清正廉洁、勤政务实、自律慎独、知行合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续写中华文化新辉煌。

支部共读

支部开展团结读书会活动

民革湖南工程学院支部成立于1998年9月，现有党员30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14人，湘潭市政协委员1人。支部党员大部分是高校教师，每位党员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为学校和地方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支部成立至今，始终把创建学习型支部作为发展方向，紧紧把握参政议政、服务社会两大职能，在民革湖南省委会、民革湘潭市委会和湖南工程学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17年至2021年，支部连续5年荣获“党务工作先进支部”。支部近5年累计提交50余篇参政议政及社情民意稿件、7篇调研报告，被民革湖南省委会、民革湘潭市委会和湘潭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用；在宣传报道上，支部坚持20多年通过民革湘潭市委会网站等及时发布支部活动及党员先进事迹。2021年2月15日，支部创作的《温暖心灵的点灯人》短视频参加民革中央“记录身边美好生活——民革短视频大赛”并荣获三等奖。在制度建设上，制定支部党员分工协作、学习、会议、民主生活、党内监督、积分跟踪记录等9项支部制度，完成《支部制度汇编》。

学习感悟

支部党员邓新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道路和御敌方法。其中，魏源就是杰出的探索者。

说到魏源，首先想到的就是《海国图志》，而说到《海国图志》，首先想到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海国图志》写成于1843年1月，魏源是在好友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写作的。《海国图志》全书内容除了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技，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更希望国人通过了解世界而警醒。

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回望历史，我们应该从《海国图志》中领悟到富国强兵的艰辛探索，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支部党员何丽嘉：

爱国是亘古不变的时代主题。近代中国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内忧外患，一批又一批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积极寻找救国道路和御敌方法。《海国图志》是湖湘思想家魏源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撰写的重要“救世”著作。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经世致用”思想，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投入，人才带来的新思想、新方法能够不断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振兴；学习其他地区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本地优势，积极推动本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等，魏源的思想仍有其时代内涵。

支部党员陈建芳：

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对于晚清危局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海国图志》集中体现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阅读《筹海篇》时，尤其能够体会到魏源的忧国忧民。鉴于晚清中国水师装备落后于西方，魏源提出了“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海战观念，认为中国水师落后于西方，无法与西方在外海一争高下，只能引入内河“两岸兵炮水路夹攻”才能有效聚歼敌人。看到此处，感触颇多。两支军队作战，抛开意志、决心、谋略等主观因素，武器装备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近代中国的境况，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

欣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三艘航母福建号下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万众一心，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支部党员贺维：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著作。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由于时代的限制，《海国图志》并不完美。全书除了《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序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而不准确。

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在海内外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尤其是魏源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

团结报7月2日5版

本期编辑 _ 张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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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人海权观念的演变

作者：胡俊修（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古代中国海洋意识比较淡漠，这主要缘于海洋与多数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对疏离。古代中国发展路径基本上以内陆农耕文明为主，与游牧文明时有碰撞交流，偶有走向海洋之举，皆大抵源于君主个人种种目的或某个阶段特殊需求，缺乏走向海洋的根本动力。秦皇汉武之际的海洋探索不过是为君王“求仙访药”的独奏；郑和下西洋也因“远航的御用政治性注定了其不可延续”（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叩开国门，国人从对海洋的相对漠视之中苏醒过来，加强了对浩瀚大海的探索与思考，海权观念随之萌生并逐步发展。

从被动到主动：海防范围的延展

据学者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许华：《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外患时常自海上来，催生了中国社会精英的海防观念。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根据敌我军力和武备优劣之势，提出以守海口为主的近岸防御思想。他主张“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固守藩篱，使之坐困”的海防战略。“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失也”。“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62、884页）。林则徐建议清廷从长计议，着手海军建设：“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时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杨国祯：《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甚至招致批评。

林则徐与略晚的魏源，皆认识到西方列强之优势在于船坚炮利，因此，船炮力量与先进装备成为中国海防之必需。魏源还将林则徐“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构想，升华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同时觊觎中国之东南沿海与西北边疆，“海防”与“塞防”便一并尖锐地摆在清廷面前。海防与塞防到底孰缓孰急？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章认为海防是当务之急。若西北边塞失守，“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2页）；如果海防塞防同时着手，朝廷必“财用极绌”，陷入窘境。

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则极力主张以西北塞防为重。“时机之急，莫此为焉”，“目前之际，尚宜全力西征”（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十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23~4024页）。

左宗棠其时身负西北塞防重任，却能超出目力所及，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他主张“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皆绝不能停兵节饷，“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海防和塞防事务同时并举，议论多时的近代海军建设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传统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变。然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清廷加强海防的努力彻底失败。

进入民国时期，一批有识之士为改变自晚清以来海防战略保守、被动的局面，加强国家自卫能力，提出“不得不另开蹊径，以讲求适应时宜之海防”。1935年，胡宗谦提出“攻势防御”的海防思想，意在既需具备自卫之能力，又可于外海具备有效之攻击力量。为此，他主张建设三道防线，即“潜水艇防卫”“海港军港建设”“江河要塞及内陆要塞建设”（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前途》1935年第3卷第8期）。1940年，吕超也提出“三道防线说”。他认为“一国的国防，军事学家向来把它划成三道防线，以敌人的领土领海为第一道防线，以本国国境为第二道防线，以本国内陆为第三道防线”（吕超：《怎样发展我们的海军》，《海风月刊》1940年创刊号）。吕超强调加强力量于第一道防线，以掌握制海权。其具体谋划虽与胡宗谦之主张大不相同，但核心意旨却是殊途同归，即将第一道防线置于远海。1941年，“新海军运动”的发起人郭寿生提出中国海防可分为“外海防线”与“内海防线”。

受“唯有攻势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思想之影响，无论是“三道防线说”抑或“内外二道防线说”，皆主张将近海的“守势防御”转为远海的“攻势防御”，如此“就可以在敌人侵入我领海之先，与敌人以相当的打击”（刘纯巽：《中国海军在抗战时期中之主要任务》，《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破坏敌人强行登陆或侵入内地的企图，进而形成有效自卫，捍卫民族主权。

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也刺激了近代国人积极思考太平洋形势。他们开始将中国视作“太平洋国家”，并作宣誓式表态，“我们须以太平洋主人的地位，树立中国之太平洋的国策”。这种以主人翁自居的信心，并非如同帝国主义列强般，是为谋求侵略和掠夺，而是主张一切国防外交政策，皆应以太平洋为出发点，中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定与和平的责任。历史学家、政论家胡秋原提出，“我们生于太平洋时代，又为太平洋国家，自不能不注视太平洋，不能不以太平洋的安危为己任。我们一切国防外交政策，不能不以太平洋为出发点”（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论我国策之基点》，《海军杂志》1942年第14卷第12期）。

从军事到经济：海权意识的国际化

马汉是美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海权理论具有世界性影响。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又译为《海权论》）一书，标志着其海权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马汉视军事控制、海运开拓、海外贸易为海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影响各国制海权的主要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欧阳瑾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1900年，日本乙未会主办并在上海发行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这是海权理论第一次传入中国本土。1909年，深受海权理论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以“讨论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在东京创办了《海军》季刊，针对海权问题进行集中讨论。1927年创刊的《海军期刊》，从第一卷第6期开始连载唐宝镐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首次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核心内容介绍给国人。

马汉海权理论的传入，促进了国人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开始将国家发展与海权联系在一起。时人提出“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海军》1910年第2期）。“我国苟不欲提高国际地位，保疆土之安全，并谋民族之发展则已；否则必须全国上下，对于海上权力之重要，有明确的认识，效法欧美日本，对于此种国防上必要之建设，协赞进行，尤须广育人才，以为群策群力之助。政府方面，更须兼筹并顾，而予以有可为之机能。巩固疆圉，维系和平，发扬国光，繁荣民族，合此无他道也”（陈绍宽：《对于国防上之感想》，《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海权理论传入之后，国人海权观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突破了过去单一的军事维度，视野延伸到海洋经济与贸易，甚至提出了以海兴国的设想。时人提出，海运为国家进化所必需，是“一国命脉之所在，凡发达的国家必定强盛，落后的国家必定衰弱”（魏文翰：《海运的基本认识》，《海建》1948年第1卷第2期）；而海洋贸易则成为民族繁荣之命脉，“在现代国际经济剧烈竞争，利害时相冲突之下，欲使民族繁荣，必须发展海外贸易，实属毫无疑义者”（吕德元：《海军与民族消长之关系》，《海军杂志》1935年第8卷第4期）。

孙中山提出了以海兴国的构想。1919年，他完成了关于振兴中国实业以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专著——《实业计划》，大力倡导军港、商港、渔港建设，与陆岸铁路形成联运，以沟通内外，促进国民经济兴盛发达。

时任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海权认识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将海权、海军、贸易视为一体，互为支撑。“领海完全与否，全看海军……如果海权能够扩张，那末工业商业才可制胜。因为有了海军，则商舶不致受人欺凌，尽可将我们的工商品运到他国，来交换贸易，吸收他国的金钱”（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自卫与和平：不变的价值诉求

自晚清至民国，国人皆将海军视作我们这样一个滨海国家的“障身之具”“防卫之道”。时人倡议整顿军备之目的，“纯为自卫而非征服，纯为防御而非发展”，“不胁威，不侵略”（郭甄泰：《东北海防》，《东方公论》1930年第21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之中，“发展海军，也就是救亡的重要途径了”（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先导》1933年第1卷第8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从而达到“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效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这是一种面对危机的策略性应对和加强自我防卫的努力，并没有对外扩张的诉求。

对外侵略扩张，是近代西方列强所看重的海军主要功能。西方近代海军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海军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所依赖的威慑力量，是其维护自身利益和进行海外侵略掠夺的一个主要兵种，其发展壮大历程充满血腥与罪恶。而在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中，和平始终是主旋律。无论是晚清时人在船坚炮利刺激下产生的“借以为我所用”的意识，还是民国时人在海权理论影响之下萌发的以海兴国的体悟，都是一种“和平自守”的态度和主张。

近代国人海权观念历经演变，但自卫、和平的价值诉求一直未变，这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传统一脉相承，是一种迥异于富有扩张性之西方文化的和平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空间概念中，“平天下”是人生目标的最高层次，依靠的是“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仁政，展现的是一种“文德徕远的世界主义”。“这种非强权的，建立在和平主义、伦理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是中国人宏阔的空间概念和崇高的理想境界”（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第250、251页）。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