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自我评价250高中》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31 21:12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自我评价写作注意事项的250字高中作文：
"自我评价写作注意事项"
进行自我评价是认识自我、展现个性的重要途径。对于高中生而言，一份优秀的自我评价不仅能帮助老师了解你，也可能影响评优、升学等机会。因此，写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实事求是。评价应基于客观事实，避免过度夸大或贬低自己。用具体事例支撑观点，展现真实的你。
其次，内容要具体。空泛的形容词如“很努力”、“很优秀”缺乏说服力。应结合具体的学习经历、活动参与或克服困难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再次，突出亮点与优势。不必面面俱到，选择自己最擅长或最引以为傲的方面进行重点阐述，展现自己的独特性和潜力。
最后，态度要诚恳。语言表达要真诚、自信，同时也要保持谦虚，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表达持续进步的意愿。
遵循这些原则，你的自我评价才能更加清晰、有力，从而更好地展现你的风采。

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从认知偏差到自我洞察

有这样一个网络故事，有人询问邻居：“如果你有一百亩地，你可以捐给他人吗？”邻居：“可以。”又问：“如果你有一百万，你可以捐给他人吗？”邻居继续：“可以。”再问：“如果你有一头牛，你可以捐给他人吗？”邻居这次却说：“这可不行。”问及原因，邻居说：“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啊！”

这个故事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事情和我们无关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道德水平。任何在学校或职场与他人打过交道的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不少人对自己的认知偏离了客观事实。

心理学家大卫·邓宁对这种现象展开了深入研究，并与贾斯汀·克鲁格共同提出了“邓宁-克鲁格效应”（即“达克效应”）。该效应揭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自我认知现象，比如：在一项任务中，表现差劲的人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加优秀，而表现优秀的人会倾向于低估自己的表现。同样，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置于道德优越的高地，认为自己的品性远比其他人的品性更优越，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从认知偏差到自我洞察》一书中，邓宁全面总结了关于自我认知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为何我们在个人能力和品性两个方面会倾向于形成认知偏差，并揭示了避免这些认知偏差的途径。

以下内容选自《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从认知偏差到自我洞察》，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从认知偏差到自我洞察》，大卫·邓宁 著，刘嘉欢 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7月版。

为何道德优越感普遍存在？

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置于道德优越的高地，认为自己的品性远比其他人的品性更优越。例如，在对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进行道德方面的调查时，整整80%的学生表示自己拒绝抄袭其他人的考试答案，而他们认为仅有56%的其他学生同样会拒绝抄袭；74%的学生表示会向商店店员退还找多的钱，而他们认为仅有46%的其他学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人们还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慷慨和具有奉献精神。在所有调查对象中，51%的人表示自己会向饥饿的同学分享比萨，认为仅有36%的其他学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几乎所有学生（90%）都表示自己会帮助其他人换漏了气的车胎，而认为仅有34%的其他学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事实上，在人们倾向于产生优越感的所有方面，道德方面的优越感似乎是最强烈且最普遍的。例如，相比断言自己智力超群，人们会更倾向于断言自己道德优越。艾利森、梅西克和戈瑟尔斯让大学生们写下他们有过的“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以及明智行为与愚蠢行为。他们还被要求写下曾在其他人身上目睹的类似行为。不出所料，相比在描述其他人时，参与者在描述自己时写下了更多的良好行为和更少的不良行为。参与者在智力方面则没有产生在道德方面的这种优越感。相比在描述其他人时，参与者在描述自己时写下了同样多的明智行为与愚蠢行为。

电影《南极大冒险》（2006）剧照。

范兰格在一项实验中也得出了这一基本发现。在该实验中，他让参与者描述他们影响其他人的一段经历，以及其他人影响他们的一段经历。随后，参与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比其他人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行为更加“正当”，但他们并没有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行为更为明智。

为何道德优越感比智力优越感更加普遍存在？有三个不同原因。

首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品德比智力更加让人向往和重要——而人们又确实想要拥有理想的人格特质。1968年，安德森让参与者评价555种人格特质的理想程度。与道德相关的特质最受参与者的喜爱，无疑比与智力能力相关的特质更受喜爱。在被评为最积极的特质中，前10名的特质里有5种特质是明确用于描述道德行为的（真诚排名第一，另外4种是正直、忠诚、诚实、可信赖和可靠）。

在智力相关的特质中，只有聪明挤入了前10名。在排名的末尾，倒数10名的特质中整整有9种特质是用于描述与道德相关的问题的（包括撒谎、虚伪、刻薄、残酷、不正直、不诚实、恶毒、无耻和狡诈；惹人讨厌是唯一的例外）。接着又是54种与道德相关的特质，这才出现第一个明确的与智力相关的特质：无能。有证据表明，人们之所以声称自己更加有道德（或更准确地说，更加正直）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有道德比聪明更加令人向往。

另有研究证实，道德评价对社会判断有着重要和显著的影响。在了解他人时，相比能力方面的信息，人们往往对道德方面的信息更感兴趣，道德方面的信息决定了某人对另一个人的整体印象以及该印象的好坏。当收到有关他人的负面信息时，人们通常会较快做出道德评价，而较慢做出能力评价。在评价政治人物时，人们往往认为道德问题比能力问题更加重要。

其次，道德相比智力更像是一种选择和自制的结果，而人们往往会产生能控制自我行为的错觉。不撒谎与能力无关，而与选择克制撒谎的欲望有关。相反，解答联立方程组并非与选择和自制相关（好吧，其实也有关，人们可以选择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而不是解题），而与人们固有的数学能力更加相关。正因为做出道德行为的关键在于选择和自制，所以人们很有可能过于肯定了自己的自控力。

电影《浅草小子》（2021）剧照。

道德行为标准的不明确性再者，道德行为的标准相比出色智力表现的标准更加不明确。由于道德行为的标准不明确，人们便会更加随心所欲地根据个人行为来定义道德行为。例如，在三角学测试中，得90分明显比得0分反映了更强的数学能力（由于存在纵向不明确性，该断论并非在任何条件下均适用）。

但是，赠予大街上的无家可归者20美元与不对其提供任何帮助，哪种行为更有道德？有人可能认为，正如人们在许多街角和美国两院所采取的做法，更明智的选择是不提供任何帮助，从而迫使无家可归者或当局对该困境采取行动。同样地，医生应该告知患者患有严重的绝症吗？哪种选择更合乎道德？选择告知固然符合诚实的信条，但这样做是否违背了同情的原则？无论医生做何选择，他们都可以声称自己道德高尚。

预测自己会比周围人做出更加高尚和善良的行为

然而，对想要弄清楚为何人们存在道德优越感的学者来说，前面的内容中还包含着一个令人头疼的谜团。戈瑟尔斯研究的数据直接表明，一般人往往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坚持正义和高尚的道路，而这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这种矛盾可能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错误导致的，从而体现了两种迥然相异的心理特征。

第一种可能的错误是，人们对自己的道德素质有着准确的认识，但低估了其他人的品性。他们错在过于悲观地看待他人的品性，因此常常会低估他人采取善良、慷慨和合乎道德的举动的频率。这就表明道德优越感这种倾向并非自我洞察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洞察方面的问题。人们因某种原因对其他人会采取的行为产生了错误的直觉，因此研究型心理学家需要找出这些直觉的错误之处及成因。

第二种可能的错误是，人们其实对其他人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却对自己做出了错误的评价，高估了自己的道德倾向和善良程度。这就表明过度的道德优越感是自我洞察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型心理学家须查明自我评价时的潜在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电影《浅草小子》（2021）剧照。

错在何处？

2000年，尼克·埃普利和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试图了解与道德优越感的自我认知相关的理论上和经验上的错觉。我们从过去的研究中得知，人们预测自己比周围人会更经常做出无私和有道德的行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预测与对周围人的预测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呢？鉴于此，在若干研究中，我们向参与者描述了许多考验道德或无私精神的假设情境，并问参与者他们及其周围人在那些情境下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当然，我们预料到人们会预测自己会比周围人做出更加高尚和善良的行为。这是不足为奇的，但使我们出乎意料的是第二个步骤的结果。其中，我们随后让参与者面对真实的情境，以观察他们的实际行为。某人的自我预测能较准确地预测出其实际行为，但对他人的预测会显得过于怀疑他人的品性吗？还是人们对周围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因而表明导致道德优越感的原因是人们高估了自己的品性？当然，我们认为道德优越感也有可能是由两种错误按不同权重共同导致的。

上述研究完成后，我们发现最终结果非常明确和简单。导致过度的道德优越感的错误只有一个。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们想象每年在纽约州伊萨卡寒冷的冬季落下帷幕和稍暖的春季随之而来时，校园中举办了一场年度慈善活动。兄弟会的成员走到校园的各个角落，以一美元一支的价格兜售水仙花，所得的收益将捐往美国癌症协会。在一年一度的“水仙花日”到来的5周前，我们在一节有250名学生的课堂上调查学生们将购买多少支水仙花。我们还让他们预测该课堂上的一般学生会购买多少支水仙花。

不出所料，相比对一般学生的预测，调查对象对自己的预测显示出更高的道德期望，83%的学生表示自己至少会购买一支水仙花，同时认为教室里的学生中仅有56%的人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平均来看，调查对象表示自己会购买两支水仙花，而表示其他学生仅会购买1.5支水仙花。可学生们的自我预测与社会预测哪个才是正确的呢？我们等了5周（确保自己也购买了水仙花），然后再次调查这节课上的学生。仅有43%的学生真的购买了水仙花，所有学生平均每人购买了1.2支水仙花。相比调查对象自我预测的结果，该数据与调查对象对其同班同学的预测的结果更加相近。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将学生们带到实验室，付给他们5美元报酬让其花费20分钟填写问卷。对大约一半的参与者，我们让他们预测自己和其他学生在面对如下假设情况时会采取的做法：假设有机会捐赠他们的部分或全部报酬给救世军、美国红十字会或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三个慈善机构中的任一机构。我们向参与者提供了每个慈善机构的宣传册，以防他们不熟悉这些机构。我们要求参与者预测：如果他们会捐款，他们将捐多少钱及捐往哪个机构，还要求他们预测有多大比例的其他学生会捐款，以及其他学生平均会捐多少钱（不捐款的学生纳入计算）。学生们的预测同样体现出了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每个学生都预测自己至少会捐出部分酬金，平均而言，他们预测自己会捐出2.44美元，他们预测仅有51%的其他学生会捐款，且其他学生仅会捐出1.83美元。

同样地，哪个预测是正确的呢？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真的让另一半的参与者捐款。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相同的手册及一个信封，他们可以私下将捐款放入信封并注明要捐往的机构。与水仙花日那项研究一样，相比参与者自我预测的结果，参与者的实际捐款情况与他们对其他学生的预测结果更加接近。大约有61%的参与者捐了款，参与者的平均捐款金额为1.53美元——与参与者对其他学生捐款金额的预测结果相近，但远低于参与者对自己捐款金额的预测结果。

对道德原则还是个人利益更敏感？

另一项后续研究更复杂，它旨在考察人们对塑造他们与周围人的行为的情境影响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推断，如果人们将自己摆在道德高地上，那他们应该会认为相比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情境变化，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受与道德原则相关的情境变化影响。相反，他们会认为，相比与道德属性相关的情境变化，其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情境变化影响。我们将一组参与者带到实验室，向其描述了4种假设情境。

电影《轻狂岁月》（1996）剧照。

4种情境均有着同样的基本设定：参与者有一个在其他实验室的实验搭档。参与者看到了他们的实验搭档的照片，对某些参与者来说，搭档是长相普通的年轻男性，身着运动衫，头戴棒球帽，气质阴郁沉闷。当实验进行到一半时，要求参与者在两项任务中选择一项在接下来的时间完成，而他们的实验搭档则需完成被选剩的任务。两项任务是相似的，但其中一项任务比另一项任务需要多花费5分钟的时间。最关键的是，让参与者预测自己将做出无私的选择（选择自己完成耗时稍长的实验），还是自私的选择（选择耗时较短的实验），以及他们认为其他学生一般会做何选择。

在这种基本设定下，我们通过改变其他设定来影响该情境引起道德关切或个人利益关切的程度。为了影响情境引起个人利益关切的程度，我们在第二种假设情境中将耗时较长的实验描述成很难操作且耗时更长。实际上，我们将该实验描述成比耗时较短的任务需要多花费25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要求参与者再次预测他们及其他学生会做何选择。

后面两种不同情境的设定旨在引起人们的道德关切。在其中一种情境下，参与者需要在两项所需时长仅相差5分钟的实验任务中做出选择，他们的实验搭档同样需要完成被选剩的任务。然而，他们的实验搭档换了。他们的搭档不再是年轻的普通男性，而是拥有天使般脸庞和天真无邪笑容的10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第4种情境下，实验搭档同样是小女孩，但参与者需要在耗时较短的任务与更费力且耗时多25分钟的任务之间做出选择。

通过参与者在这4种情境下的预测，我们可以知道参与者认为其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情境变化的影响（耗时较长的实验要求5分钟的小牺牲或25分钟的大牺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与道德相关的情境变化的影响（实验搭档是沉闷的男性或10岁的小女孩）。我们还可以知道参与者认为其他参与者在同样的情境变化下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道德关切与个人利益关切对自我行为和同伴行为的预期影响与实际影响的比较（来源于Epley&Dunning，2000，第4项研究）

如上图所示，参与者认为自己比其他参与者更加善解人意和有道德。当被问到特定情境变化对其行为会有何影响时，参与者表示自己不会受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情境变化的影响。无私行为的代价是牺牲5分钟还是25分钟并不重要。另一方面，他们表示自己仅会受到与道德相关的情境变化的影响，如数据所显示，相比实验搭档是年轻男性时，他们在实验搭档是小女孩时选择耗时较长实验的可能性会提高35%左右。

然而，他们认为其他同学则没有这么高尚：相比实验搭档是年轻男性，当实验搭档是小女孩时，其他人选择无私行为的可能性仅会提高15%。参与者认为，其他学生会受到个人利益相关的情境变化的影响：相比需要牺牲5分钟时，当需要牺牲25分钟时，其他人选择无私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15%。

参与者的自我预测与同伴预测哪个最贴近事实？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让另一组参与者面对真实选择，每个参与者都面临前文描述的4种情境中的一种。如前图所示，当面临真实选择时，唯一影响参与者行为的因素就是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情境变化。相比仅需牺牲5分钟的时间时，当需要牺牲25分钟时，参与者选择耗时较长的实验的可能性降低了近40%，实验搭档是大学生或小女孩对他们的决定并无影响。

原文作者/大卫·邓宁

摘编/安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李铭

中国急速变化之下，庞大而沉默的“二本生”

（招聘会上的高校毕业生。不管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大学生们最终都要接受社会的考验。图/视觉中国）

“二本”人生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龙洞地区，群山环绕，植被茂密，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由于年轻人众多，催生出诸多生意，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超市、学生公寓，充满活力，却也显得简陋。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站在楼宇之间，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

9月13日，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只是由于疫情原因，校园大都封闭管理。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二本学生》的非虚构著作，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在书中，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

“二本”是一个模糊的定义，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总体而言，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也就是说，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一本学生只是少数，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只不过，在舆论场上，与“211”“985”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

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曾因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进入公众视野。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今年，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此前，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

14年来，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野心，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单位，从事普通的工作。”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

有趣的是，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中国急速变化之下，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

“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她说。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此前，她教过80后的学生，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无所谓表情的脸。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黄灯发现，相比80后学生，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每当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聊到最后，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此外，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彼时的广州房价，历经数轮暴涨，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她所任教的2015级，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完全不同。

与此相伴的是“屌丝文化”与“丧文化”的先后流行。2011年，“屌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屌丝文化”出现五年之后，以“葛优瘫”表情包、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丧文化”开始流行网络。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已无多少奋斗、反抗成功的可能，要想生活过得去，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

也有人选择创业。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他毕业的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潮，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比如“炮否”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饿了么”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ofo单车”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

相比这些自带名校光环的创业者，姚大顺显得默默无闻。他毕业之后，先是参与创办了一家做自行车骑行业务的公司，最终由于与资方的矛盾，选择退出。后又与学弟一起做了一个校园版的跑腿App，最终由于盈利困难而离开。这两次创业，未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

如今，姚大顺已经回到家乡，在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有时，他会和F学院的学弟学妹们交流，发现近几年，这所二本学校的毕业生创业者少了很多。这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宣告结束有关，也与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

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5~2019届本科生，每年创业的比例约为1％，其中约55％的人三年后会放弃创业。创业的大学生中，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817元。而毕业五年后，创业人群的平均薪资进一步扩大，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6487元。

另一种突围方式是考研。与F学院的80后一代鲜有考研的情况不同，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4至2018年，硕士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27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76万人，增近3倍。

颜芳坤是F学院2014级的本科生，如今在辽宁大学读研。毕业前，她曾尝试找工作，但发现以自己的学历背景，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周围同学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满意。后来，她两度考研，被辽大录取。

如今，颜芳坤与大学同学聚会聊天，大家都挺感慨，觉得大学虽然跟风考了各种各样的证，但没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我决定以后做教师，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心里踏实很多，但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比较迷茫，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颜芳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二本学生来说，考研进入名校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各大名校每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北京大学2019年的推免率为53.4％。留给非名校生的机会并不多。另外，在调剂环节，一些名校接受调剂的专业，会提出对考生本科院校的层次要求，这又是横亘在二本学生与名校间的另一个门槛，比如：2018年，山西大学共有109个专业接收调剂，其中对考生本科院校有层次要求的有34个，占比达31.19％。

读研对毕业后的收入提升确有帮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通过对2014届本科生读研与未读研的学生对比分析发现，本科毕业五年之后，读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725元。而对于那些读了“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学生，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1144元。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报告，近五年，无论是“双一流”还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就业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此外，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半年后的月均收入为4211元，“双一流”高校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为5201元。毕业三年之后，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为7562元，双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为9477元。

从精英到大众

黄灯出生于1974年，“我们没有饿饭的经历，整个社会平稳发展，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完整，文凭性价比高，非常值钱，工作又赶上经济腾飞。”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无论是自我期许还是社会评判，黄灯当年的大学生与如今的大学生，都有着巨大差异。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黄灯走进岳阳大学读书。岳阳大学多年前被别的学校合并，顺理成章升格为一所二本院校，黄灯读书时，这所大学还是专科。即便是专科院校，那时黄灯走在岳阳的大街上依然很骄傲，“别人问你是干吗的？我说我是岳大读书的，普通老百姓就会把你看得很重，因为大学生太稀少了。”

彼时大学还是精英化教育的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2年，全国高考考生仅有303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5万人，录取率为25％。201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为975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91万人，录取率达81％。也就是说，那时每年考入大学、中专的人数，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

黄灯考取的是岳阳大学文秘专业。她本来想要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上向往的武汉大学。高中的教导主任来家里劝，说曾经有个女孩复读没考上大学，疯了，劝黄灯不要复读，直接上大学。黄灯听从了建议。那时，一纸大学文凭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考上却选择复读，承担的风险和压力都远大于现在。

日后黄灯成为大学教师，她时常会觉得如今的学生太过辛苦，一上大学就要为就业做打算，考各种她“听都没听说过”的证件。而她的大学生活，“不用担心找工作，毕业包分配。不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几十元生活补贴。不用费尽心思去争排名和奖学金，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

当然，即便当年，黄灯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与名校间的差距。黄灯的一位闺蜜在北大读书，她经常对黄灯说起北大的生活，“她说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商务印书馆有一套理论书籍，高中的时候就读完了。老实说，那套书籍我读完博士都没读完。”相比岳阳大学，北大有更多的学术活动，闺蜜能轻易见到像金庸等“那时想都不敢想”的名人。

黄灯毕业之后，去了湖南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第一个月工资208元。工厂有免费的职工医院。工人的子女上厂办幼儿园，每个月只要几块钱。如果职工结婚，单位会分房。

2005年，黄灯的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有36人参加。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其中80％的同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不少同学已是单位骨干，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在当地均属上等水平。离开铁饭碗的那20％的人，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发展，其中一位同学自学计算机，如今在中山一家电梯公司担任高管。

1995年，也正是黄灯毕业那一年，《“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出台，“211工程”正式启动，获得“211”身份的高校将获得财政和人才支持。四年后，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985工程”也开始实施。从此，高校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那时，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会因为是否是“985”“211”大学，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

与此同时，随着《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的出台，大学连续三年大扩招。1999年，由原定130万人扩招30万人。2000年，招生220.6万人。2001年招生250万人以上。连续3年的扩招后，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宽了高考的报名条件，取消了原来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对现状满意的一半，不满意的一半”

1999年，黄灯考入曾经梦想的武汉大学读文学硕士，后又去往中山大学读文学博士。2005年，她博士毕业，留在广东任教。

此前，黄灯对广东的印象，停留在“开放”“发达”，想象中F学院的学生家境应该大都很不错。直到她批改一篇名为《风》的作文，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女学生，对黄灯倾诉了家境的贫苦，以及自己打工赚学费的经历。黄灯深受震撼，通过校内邮箱发起募捐，也为女同学找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黄灯（前中）和她的学生。图/受访者提供）

这篇批改作文的经历，成为黄灯教师生涯的转折点，她开始有意识与学生多交流。2006年，黄灯在F学院财经传媒系一个班担任班主任，她开始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些同学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仅为6人，其他大多来自于韶关、化州、新兴等非珠三角地区。

黄灯的班级每年会选举一任班长。王国伟是其中一任，如今在老家四会的一家监狱担任狱警。

无论是在大学期间，还是工作后，王国伟对二本学生与“985”“211”学生的差异，均有切身体会。大学期间，他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他记得，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广州当地招募火炬传递活动的志愿者，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有机会，但F学院的同学则不在招募范围之内。

毕业后，经过艰难的择业，他还是回到老家，去了四会的一家信用社工作。F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银行是主流去向。但王国伟说，F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去的单位以信用社为主，如果想去四大行，则很难竞争过211、985的学生。即便去了四大行，从事的也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工作。

企业招聘中，“非211、985”不招的现象并不鲜见。2012年，“深圳大学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撤回学校存款”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事情的结果是涉事银行修改了招聘要求。此外，官方也曾出台政策应对这一现象。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称，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王国伟在四会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原因之一是，相比很多招聘，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唯一没有学历歧视的地方，对非985、211的学生更为公平。

今年王国伟已经毕业整整10年，本来打算约上同学回学校逛逛，但由于疫情期间校园封校，尚未能成行。回望这10年同班同学的命运，“如果我去做一个统计，同学是不是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意，我估计是‘一半一半’，满意的占一半，不满意的占一半。”王国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黄灯也离开了这所工作了14年的学校，去往深圳的一所职业学院，在那里，她期待通过与职业院校孩子的交往，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

（实习生朱恩民、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姚大顺、王国伟、颜芳坤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