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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10-19 16:5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作文我眼中的自己”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希望能帮助你更好地完成这篇作文：
"作文“我眼中的自己”——写作注意事项"
“我眼中的自己”，这个题目看似简单，因为对象就是自己，但实际上，要写好这篇作文，需要深入的自我观察、真诚的反思和清晰的表达。它不仅仅是简单罗列自己的特点，更是展现你对自我认知的程度。以下是写作这篇作文时应该注意的一些关键事项：
"一、 深入自我剖析，挖掘独特之处 (Content is King)"
1. "超越表面，挖掘内在：" 不要仅仅停留在“我个子高”、“我性格开朗”这些外在或普遍的描述上。尝试深入挖掘自己的性格特质、思维方式、价值观、优点、缺点、兴趣爱好、梦想、恐惧等。问自己：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我？ 2. "具体事例支撑：" 空泛的形容词很难打动人。用具体的事例来支撑你的观点。比如，要写“我乐于助人”，可以回忆一件你帮助别人的具体事情，以及当时的想法和感受。事例越具体、越生动，文章就越有说服力。 3. "展现复杂性：" 人是立体的，不要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超人”。展现自己的优点，也要适度提及自己的缺点或困惑，甚至可以写写自己性格中矛盾的地方（比如“我既内向

这些背影对比起来，还是紧身牛仔裤看着舒服？你觉得呢？

最近看到不少女生发对比她们穿着针织裤的照片和牛仔裤的照片。

其中一部分是觉得自己穿着牛仔裤的那一张好看，另一部分是觉得自己穿着针织裤的那一张好看。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两种裤子的感受都很强烈。

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其实我最喜欢的裤子并不是牛仔裤，而是一些其他的裤子。

于是我问大家:“你们最喜欢穿什么裤子呢?

你们觉得牛仔裤和针织裤分别代表的捕捉到了这两个材质裤子的大致特征，分别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请大家从自己的观察和经历中，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

针织裤。

首先，我先来谈一谈我自己穿上针织裤的时候的体验。

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穿着运动服去上课和去健身房的，由于常常穿着运动服，上身比较厚重，所以我总会选择轻便一些的下装，也就是说多穿一些空气层透气性比较好的裤子。

有的时候我也会穿针织长裤，首先来说说它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非常的舒适。

就好像天气晴好的一个慵懒的下午，我穿着它在家中悠闲自得，喝饮料吃水果，完全放松地躺在沙发上，享受着这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就算睡着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虽然这一点很不错，但是我觉得针织裤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时尚性欠缺太多了。

就好像上面说的那种情景，你遇见一个人，他正慵懒地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吃东西，这样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魅力让人想亲近。

但是换成另一个情景，你遇见一个人，他正在寒风凛凛的冬天里对门口发呆，身上的衣服是慵懒的宽松舒适型，你会觉得这个人应当赶快回家。

所以说像针织裤这样太多大朵落体的人很难让别人与他们建立联系。

牛仔裤。

再来说说牛仔裤。

牛仔裤最大的优势也许就体现在它极其完美的版型上。

在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其他款式的裤子能够与之媲美。

得益于这种完美的版型，有很多与牛仔裤搭配起来时尚感极强的上衣，它们被一起穿上身之后，也有了比较与针织裤共存的可能。

那么牛仔裤对我而言又有些什么含义呢?

其实现在回想之前，我经常穿着牛仔裤坐在教室里或者健身房中，听老师讲课或者上课，心中都会觉得自己是多么优秀，是多么值得别人羡慕!

完全不会因为现在正在干什么而让自己停下脚步，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最优秀的一群人。

因为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频繁地选择穿搭风格。

就像被很多西方人认为是春天色一样，针织裤体现的是个人的一种状态，从而与别人建立关系。

而牛仔裤则代表着私信，能够让穿戴者更加自信满满。

并且牛仔裤更为时尚，不管搭配什么样的上身，它都能够让整体造型变得具有一定时尚感。

三、鲨鱼裤。

最后说一说那几位发对比照的女士中的其中一位，她意识到她身上的这条“鲨鱼裤”在她第n次到家之后，更加明白了为什么大家会叫它“鲨鱼裤”。

这是因为这一类连体裤通过非常贴合身形的剪裁把每个人身体上的肌肉线条展现得淋漓尽致，让穿戴者自身走动之间，身体上的曲线十分明显。

所以大家才觉得将这些曲线与傍晚惬意微凉的海浪以及伶俐优雅的大白鲨联系在一起简直再恰当不过了。

我个人对于这类裤子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因为我在发现大家都把它与美丽身材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穿这一类连体鲨鱼裤，而不是其他样式的紧身裤。

于是在此之前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柔美性感优雅又有一点点犯规粗狂的小腿肌肉会让大家如此激动，而现在我已经隐约明白大家是如何做到想要例举出这样的例子的。

因为在这些例子中，自信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只要身材足够好，穿衣服自然会也变得无比自信满满，这是从每一个人的神态中流露出来的一点就能够感受到。

甘肃母亲痴傻30年，突然想起自己在上海有别墅，子女赶去后愣住了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发出“咔哒”一声脆响。

那声音，像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

门开的瞬间，我和姐姐都愣在了原地，看着门里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十年来，母亲的世界是一片混沌的浓雾。她认不出我们，也记不起自己是谁。我们从黄土高原上的顽童，长成了鬓角染霜的中年人，习惯了她的沉默，也习惯了命运的刻薄。我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守着她，守着一个没有过去的母亲。直到那天下午，她浑浊的眼睛里，突然亮起了一丝光。

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月前，那个阳光滚烫的午后说起。

第1章 浓雾里的一句话

我叫陈建军，在甘肃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里开了家五金店。日子就像店里那些螺丝螺母，一个扣着一个，平淡，结实，没什么波澜。

最大的波澜，就是我的母亲，赵秀芳。

三十年了，从我记事起，她就“病”了。不是身上疼，是脑子。医生说，是受了太大刺激，神智伤着了，时好时坏。可在我三十多年的记忆里，她就没“好”过。

她大多数时候是安静的，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一坐就是一下午。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一个地方，谁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有时候，她会对着空气说话，嘴角带着一丝孩子气的笑。有时候，又会突然掉眼泪，哭得无声无息，像一尊淋了雨的泥塑。

我和姐姐陈建红，就是在这片沉默和偶尔的眼泪中长大的。父亲陈大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对我们红过脸，也没对母亲说过一句重话。他只是默默地把最好的一口饭菜拨到母亲碗里，晚上给母亲洗脚，再把她哄上床。

父亲在十年前走了，临走前，他拉着我和姐姐的手，只说了一句话：“照顾好。”

我们答应了，也做到了。姐姐嫁在本村，每天都过来。我娶了媳셔李梅，她是个好女人，嘴上偶尔抱怨几句，但给妈擦身喂饭，比谁都利索。

我们就这样，守着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母亲，守着一个没有女主人声音的家。我们对母亲的过去知之甚少，只听村里老人说，她是父亲当年从上海带回来的，漂亮得像画里的人，还会说我们听不懂的“南边话”。可怎么就疯了，没人说得清。父亲在世时，我们问过，他总是叹口气，摆摆手，眼圈就红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直到那个午后。

那天天气燥热，知了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母亲像往常一样坐在树荫下发呆，手里无意识地捻着衣角。我和妻子李梅正在屋里盘点货架上的零件，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

突然，院子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很轻，但异常清晰。

“建军……我想回家。”

我和李梅都愣住了。三十年了，母亲很少主动叫我的名字，更别提说出这么完整的一句话。我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愕。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活，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屋子。

“妈，你说啥？”我蹲在她面前，小心翼翼地问。

母亲的眼神不再是往日的空洞，那片浓雾里，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透出了一点点光。她看着我，又重复了一遍，字字清晰。

“我想回上海的家……家里的院子里，有棵玉兰树。现在……该开花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上海。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感觉那么遥远，又那么不真实。

李梅也跟了出来，站在我身后，脸上满是诧异。她轻轻推了我一下，示意我继续问。

“妈，上海哪个家啊？地址你还记得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母亲的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费力地回忆着什么。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但很快，那点光又亮了起来。

“法租界……思南路……有一栋小洋楼，红色的瓦，白色的墙。”她顿了顿，像是在品味那些词语，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响。

“那是我的房子……我的别墅。”

别墅。

这个词从一个在黄土高坡上生活了半辈子，连县城都没出过的农村妇女嘴里说出来，显得那么荒诞，那么不着边际。

李梅在后面“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又很快捂住了嘴。她大概觉得，这是母亲的病又换了个新花样。

我却笑不出来。我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曾经空洞的眼睛里，此刻写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笃定和……一丝委屈的渴望。那不像是在胡言乱语，更像是一个迷路很久的孩子，终于想起了家的方向。

“妈，你是不是……又想起啥了？”我握住她干枯的手，那手上布满了劳作的茧子和岁月的褶皱。

她反手抓住我，力气出奇地大，眼神里带着一丝急切：“钥匙……钥匙在你爸那个木头盒子里。红色的，雕花的那个。快去找……”

说完这几句，她眼里的光彩就像是耗尽了电的灯泡，迅速地黯淡下去，又恢复了往日的混沌。她松开我的手，重新低下头，捻起了自己的衣角，仿佛刚才那场清晰的对话，只是一场幻觉。

可我的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父亲的木头盒子。那个上了锁，父亲临终前交代过，除非家里遇到天大的事，否则谁也不许打开的盒子。

第2章 木盒里的秘密

那个红漆雕花的木盒子，是父亲的宝贝。自我有记忆起，它就一直放在父亲房间最里面的那个大立柜顶上，落满了灰尘，也锁住了我们全家的好奇心。

父亲说，这里面放着我们家的“根”。

现在，母亲的话像一把无形的钥匙，在我心里“咔哒”一声，打开了一扇我从未想过要去触碰的门。

李梅看我怔怔地站在院子里，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袖子，压低声音说：“建军，你别当真啊。妈这病……说不定是天太热，说胡话呢。上海的别墅？亏她想得出来。”

我没说话，脑子里全是母亲刚才那笃定的眼神。是啊，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个甘肃农村的老太太，在上海有别墅？说给谁听谁都得笑掉大牙。我们家连去一趟省城的路费都得盘算半天。

可是，万一呢？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滋生。

晚上，姐姐陈建红过来给妈送她自己蒸的枣花馍。我把下午的事跟她一说，她手里的馍“啪”地掉在了桌上。

“你说啥？妈说她在上海有房子？”建红的眼睛瞪得溜圆，声音都变了调。

李梅在一旁撇撇嘴：“姐，你可别跟着建军一起犯糊涂。妈的话能信吗？三十年了，她哪天说的话是着调的？”

“可她今天不一样！”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她叫了我的名字，还说出了‘法租界’、‘思南路’这些地方！这些词，她这辈子都没听过，怎么可能编得出来？”

建红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对！建军说得对！弟，咱爸那个盒子，会不会真有啥东西？”

“什么盒子？”李梅疑惑地问。

我把父亲的遗言和那个木盒子的事告诉了她。李梅听完，沉默了。她是个务实的女人，平日里柴米油盐算得清清楚楚，但她也知道，我父亲不是个会故弄玄玄虚的人。

三个人，三种心思，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最终，是姐姐打破了沉默。她走到我面前，眼神异常坚定：“建军，把盒子拿下来，打开看看。不管里面是啥，总得弄个明白。这事，憋在心里，能把人憋死。再说了，万一……万一妈说的是真的呢？那她这三十年的苦，不就……”

姐姐说不下去了，眼圈红了。

是啊，这三十年，我们只当她是病人，却忘了她也曾是个健康的人，也曾有过自己的生活和过去。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她的人生里，到底藏着怎样巨大的秘密和伤痛？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我站起身，对李梅说：“梅，帮我搬个梯子。”

李梅看了我一会儿，没再反对，默默地转身去院里扛梯子了。

父亲的房间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样子，一张旧木床，一个大立柜。我踩着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在积了厚厚一层灰的柜子顶上，摸到了那个冰凉的木盒子。

盒子不大，但很沉，是那种很老实的实木。上面的红漆已经斑驳，但雕刻的喜鹊登梅图案依然清晰可见。锁是一把小小的黄铜锁，没有钥匙。

“砸开？”姐姐仰头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想起父亲抚摸这个盒子时珍惜的样子。我从梯子上下来，把盒子抱在怀里，走到院子里，借着灯光仔细端详那把小铜锁。

“等等，”李梅突然开口，“我记得咱结婚时，爸给过我一串钥匙，说是什么老家的，让我收好。里面好像有个很小的，跟这个差不多。”

说着，她匆匆回屋，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不一会儿，她拿着一串用红绳穿着的钥匙走出来，上面大大小小挂了七八个，都生了锈。她把其中最小的一把递给我。

我接过钥匙，手都有些发抖。对着锁孔，我试探着插了进去。

尺寸，正好。

我深吸一口气，轻轻一拧。

“咔”。

锁，开了。

我和姐姐、李梅三个人，脑袋凑在一起，屏住呼吸，慢慢地打开了盒盖。

盒子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样东西，静静地躺在红色的绒布上。

一本发黄的日记本。

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地契，纸张的边缘已经磨损，但上面的钢笔字迹依然遒劲有力。我颤抖着手展开，几个大字赫在目——“上海市土地房产所有证”。地址一栏，赫然写着：思南路XX号。所有权人：赵秀芳。

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眉眼弯弯，笑得温婉动人。她身旁，站着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英挺，拘谨，眼神里却满是藏不住的爱意。

那个女子，是我的母亲。那个男人，是我的父亲。

照片的背景，是一栋漂亮的西式小洋楼，红瓦白墙，门口的台阶旁，一棵玉兰树开得正盛。

和母亲下午说的一模一样。

最后，在绒布的底层，我们找到了一把造型古朴的黄铜钥匙，上面系着一块小小的木牌，用秀气的字迹刻着“静安”。

“天哪……”姐姐捂住了嘴，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

李梅也惊得说不出话，只是呆呆地看着那张地契。

我拿起那本日记，翻开了第一页。那是母亲的字迹，娟秀，有力，和我印象中那个只会捻衣角的痴傻女人判若两人。

日记的第一句话是：“今日，大山随我回沪。吾心甚安，亦甚忐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者，推开了一扇尘封三十年的大门。门后，是我母亲被遗忘的、完整的人生。

“建军，”姐姐哽咽着说，“我们……我们去上海。”

我看着地契上“赵秀芳”三个字，又抬头看了看里屋躺在床上的母亲，重重地点了点头。

“去。明天就去。”

第3章 从黄土到外滩

去上海。

这两个字，在过去四十年的人生里，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月亮，知道它在那，却从未想过去触碰。而现在，它成了一个必须立刻抵达的目的地。

决定下得快，准备起来却是一团乱麻。李梅连夜把家里的积蓄都取了出来，一遍遍地数，眉头紧锁。那是我们准备给儿子上大学攒的钱，每一张都带着汗水的咸味。

“建军，这来回一趟，吃住车票，可不是小数目。万一……万一那房子已经没了，或者被人占了，咱们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夜里，李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忍不住担忧。

我理解她的顾虑，我自己心里也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但我一闭上眼，就是母亲年轻时在照片上的笑脸，和她白天那充满渴望的眼神。

“梅，钱没了可以再挣。”我握住她的手，“可我妈的过去，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能找回来了。三十年了，我想让她活得明白一点，哪怕只有一天。”

李梅沉默了，许久，她叹了口气，反手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姐姐建红更是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她把家里最好的衣服翻了出来，又找出一些她认为“城里人”会喜欢的土特产，什么红枣、核桃，装了满满一大包。她说，万一见到上海的亲戚，不能失了礼数。

我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又酸又涩。我们对母亲的娘家一无所知，那所谓的“亲戚”，存在与否都是个未知数。

第二天，我们把母亲托付给邻居张婶照看，又跟儿子交代了店里的事，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和姐姐，两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第一次出远门，就是为了去寻一个听起来像神话故事的“别墅”。

火车是绿皮的，晃晃悠悠，载着我们的忐忑和期望，一路向东南。窗外的景象，从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慢慢变成了平坦的绿色田野，再到后来，是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高的楼房。

我和姐姐几乎没怎么合眼。姐姐一路都在摩挲着那张地契的复印件，嘴里念叨着：“思南路……思南路……听着就是个好地方。”

我则反复翻看母亲的日记。日记断断续续，记录了她和父亲从相识到相爱，再到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跟着父亲这个穷小子回到甘肃的过程。日记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特有的炙热和理想主义。

“大山说，黄土地也能开出最美的花。我相信他。”

“今日与家中决裂，父亲说我若踏出此门，便再不是赵家的人。我走了，我知道他会伤心，但我不能没有大山。”

“上海的家，就当是我留给过去的一个念想吧。钥匙和地契，都交予大山保管。他说，将来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若是有出息，就让他们回去看看。”

日记的最后一页，停在了我们出生后不久。字迹开始变得潦草，甚至有些混乱。

“今天，建军和建红在院子里摔了一跤，哭了半天。我心里好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窗外的玉兰树，叶子都掉光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

三十多个小时后，火车终于抵达了上海。

走出车站的那一刻，我和姐姐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高耸入云的大楼，密不透风的人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而陌生的味道。我们俩穿着不合时宜的旧外套，背着大包小包，站在人群中，像两滴掉进大海里的油，格格不入。

“弟……这就是上海啊？”姐姐拉着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一丝胆怯。

我点点头，强作镇定，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地址给司机看。

司机是个热情的上海本地人，他看了一眼地址，又从后视镜里打量了我们几眼，笑道：“哟，去思南路啊？那可是好地方，老洋房，有腔调的。”

听到他这么说，我和姐姐的心稍微定了定。

车子在繁华的街道上穿行，窗外的景象让我们应接不暇。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们的家乡截然不同。这里的繁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很快，车子拐进了一条安静的马路。路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形成斑驳的光影。一栋栋风格各异的老洋房，静静地矗立在路边，红色的砖墙，精致的雕花，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到了，前面就是。”司机指着不远处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付了钱，下了车，按照门牌号，一个一个地找过去。姐姐的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胳膊，手心里全是汗。

终于，我们站在了一栋小洋楼的门前。

门牌号，对得上。

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白色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斑驳，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红色的屋瓦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暗淡，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院子里的铁门紧锁着，上面爬满了铁锈。透过铁门的缝隙，我们能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但是，在院子的中央，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虽然已经过了花期，但那挺拔的树干和茂密的枝叶，依然显示着它的生命力。

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是……是这里……”姐姐的声音在颤抖。

我拿出那把古朴的黄铜钥匙，手也抖得厉害。我走上前，把钥匙插进锈迹斑斑的锁孔里。

太久没有开过的锁，异常滞涩。我费了很大的劲，来回转动了好几次，都没能拧开。

就在我满头大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旁边一栋房子里走出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她拎着一个水壶，看样子是要给门口的花浇水。她看了我们半天，忍不住开口问道：“你们……找谁啊？”

她的口音带着浓重的上海味道，但我能听懂。

我赶紧回头，挤出一个笑脸：“阿婆，我们……我们是这房子的主人，想回来看看。”

老奶奶一愣，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主人？这房子的主人不是早就……”

她的话没说完，但那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姐姐急了，连忙拿出地契的复印件递过去：“阿婆，您看，这是我们家的房契，上面的名字是我妈，赵秀芳。”

老奶奶扶了扶老花镜，凑近了仔细看。当她看到“赵秀芳”三个字时，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们：“你们是……秀芳的……孩子？”

第4章 被岁月掩盖的真相

老奶奶姓王，是隔壁的老邻居，从年轻时就住在这里。她把我们请进了她家，给我们倒了热茶，一双眼睛却始终在我们脸上逡巡，仿佛要从我们的眉眼里，找出属于赵秀芳的痕迹。

“像，真像……”王阿婆看着姐姐，喃喃自语，“尤其是这眼睛，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姐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外人嘴里，听到关于母亲年轻时的描述。

“王阿婆，您……您认识我妈？”我急切地问。

王阿婆点了点头，陷入了长长的回忆。她的语速很慢，像是在一堆蒙尘的旧物件里，小心翼翼地翻找着什么。

“我跟秀芳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帕交。她家是做丝绸生意的，家境好，人又读过书，是我们这条弄堂里最出挑的姑娘。那时候，追她的公子哥，能从街头排到街尾。”

王阿婆的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母亲形象。一个出身富裕、知书达理的上海名媛。这和那个在黄土坡上沉默了三十年的农村妇女，简直是两个人。

“后来呢？我爸是怎么认识我妈的？”姐姐追问。

“后来啊……”王阿婆叹了口气，“后来秀芳去外地支援建设，当了技术员，就在那里认识了你爸爸。你爸爸当时是个部队上的小干部，人老实，对秀芳好得没话说。秀芳回来后，就铁了心要嫁给他，谁劝都不听。”

“她家里人不同意，是吗？”我想起了日记里的那句话。

“何止是不同意。”王阿婆摇了摇头，“她父亲，也就是你们的外公，气得差点跟她断绝关系。他说，赵家的女儿，不能嫁到那么穷那么远的地方去受苦。可秀芳那孩子，性子倔得很，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最后，你们外公还是心软了。他把这栋小洋楼，作为嫁妆给了秀芳。他说，这是给她留的一条后路。万一将来在外面过得不好了，随时可以回来，上海总归有个家。”

听到这里，我和姐姐都沉默了。我们从不知道，父亲和母亲的结合，背后有这样一段决绝的故事。更不知道，这栋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别墅，竟是外公给母亲最后的疼爱和退路。

“那……我妈后来怎么会……”我问出了那个盘桓在我心头三十多年的问题，“她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王阿婆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悲伤和惋惜。

“你们结婚后，头两年还是在上海过的。你爸爸转业到了本地的工厂，秀芳也生了你们的哥哥，日子过得很幸福。秀芳常常抱着孩子，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下唱歌，那笑声，整条弄堂都听得见。”

哥哥？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哥哥。

“那……那个孩子呢？”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王阿婆的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擦：“那孩子……福薄啊。两岁那年，发高烧，转成了肺炎。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好，送去医院抢救了好几天，还是……还是没救回来。”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

“孩子的夭折，对秀芳的打击太大了。她整个人都垮了，不吃不喝，整天抱着孩子的旧衣服发呆，嘴里念叨着胡话。有时候半夜会突然跑出去，说要去找孩子。你爸爸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她，整个人都瘦脱了形。”

“我们这些老邻居看着都心疼，劝你爸爸带她去看看医生。医生说，是伤心过度，伤了神智，要静养，不能再受刺激。”

“你爸爸大概是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处处都是伤心事。这栋房子，这个院子，都会勾起秀芳的回忆，对她的病不好。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卖掉了厂里的工作名额，带着秀芳，还有你们刚出生不久的姐弟俩，悄悄地离开了上海，回了他甘肃的老家。走的时候，谁也没告诉。只给我留了一封信，说他要带秀芳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让她忘了过去，重新开始。他还说，这房子的钥匙和地契他都带走了，等将来孩子们长大了，再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回来。”

王阿婆从一个旧抽屉里，拿出了一封已经泛黄的信。信纸上，是父亲那熟悉的、朴拙的字迹。

“王姐，我带秀芳走了。她病了，我得救她。上海的风，对她来说太冷了。我想带她去晒晒我们北方的太阳，也许，那里的黄土能养好她的伤。房子，拜托您偶尔照看一下。此生大恩，来世再报。陈大山 绝笔。”

信的落款，没有日期，只有一个“绝笔”。

我和姐姐捧着那封信，泣不成声。

原来，这不是遗弃，是守护。

父亲用他最笨拙、最沉默的方式，为母亲筑起了一道屏障，隔绝了所有可能刺伤她的回忆。他一个人，背负着妻子的疯癫，长子的夭亡，岳家的误解，在贫瘠的黄土上，撑起了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他从不解释，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守了母亲三十年，守了这个秘密三十年。

“那……这房子后来呢？”我擦干眼泪，问道。

“你们走后，你外公派人来找过好几次，都没找到。他大概也以为，是秀芳自己想断了联系，伤透了心，就再也没来过。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王阿婆说，“前些年，市政规划要拆迁，我拿着你爸留下的信去找了街道，把情况说明了。街道办的领导了解情况后，觉得你们家情况特殊，就把这栋楼作为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这些年，都是街道在帮忙维护，所以才没被彻底荒废掉。”

“这些年，我一直等着。我想，总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没想到，一等就是三十多年。”王阿婆看着我们，感慨万千。

真相大白。

没有离奇的故事，只有一个男人深沉如山的爱，和一个女人痛彻心扉的伤。

第5章 迟到三十年的开门声

从王阿婆家出来，我和姐姐站在那栋属于母亲的小洋楼前，心情久久无法平复。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照在我们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原来，我们脚下这片繁华的土地，才是我母亲真正的故乡。而我们习以为常的黄土高坡，对她而言，却是一个隔绝了过往的“疗养院”。

“姐，你说……爸他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声音有些沙哑。

姐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爸，看着妈那个样子，可能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他只是想让她活着，哪怕是忘了过去，糊涂地活着。”

是啊，对于一个朴实的西北汉子来说，爱不是甜言蜜语，而是“我要你活着”。

王阿婆看我们打不开门，便帮我们联系了街道办事处。没过多久，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和一个锁匠就赶到了。在确认了我们的身份和地契后，锁匠开始处理那把生锈的铁锁。

“咔嚓”一声，铁链被剪断。我和姐姐推开沉重的铁门，一股夹杂着尘土和腐草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

院子里杂草长得比人都高，几乎淹没了当年的石板小路。只有那棵玉兰树，依然顽强地向着天空伸展着枝丫。我走到树下，抬头仰望，仿佛能看到母亲年轻时，抱着孩子在树下歌唱的模样。

小楼的正门是一扇厚重的木门，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我拿出那把在木盒子里找到的黄铜钥匙，深吸一口气，插进了锁孔。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发出“咔哒”一声脆响。

那声音，像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

我轻轻一推，门开了。

门开的瞬间，我和姐姐都愣在了原地。

屋子里的一切，都被白布覆盖着，像一个个沉睡的巨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灰尘味，但依稀可以辨认出家具的轮廓。一张欧式的沙发，一个精致的壁炉，一架蒙着白布的钢琴……

一切都保持着三十多年前，父亲带着母亲离开时的样子。

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了。

姐姐走进去，颤抖着手，掀开了钢琴上的白布。黑白相间的琴键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她轻轻按下一个琴键，发出的声音沉闷而走调，像是老人一声疲惫的叹息。

“妈……以前会弹钢琴吗？”姐姐回头看我，眼里满是泪水。

我摇了摇头。我无法想象，那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母亲，曾有过这样优雅的技能。

我继续往里走，穿过客厅，看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楼梯的扶手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墙上，挂着一个空荡荡的相框，照片已经被人取走了。我想，那大概是哥哥的照片，父亲怕母亲看到伤心，便一并带走了。

我走上二楼，推开一间卧室的门。

那应该就是父母当年的房间。一张雕花木床，一个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放着一个首饰盒。我打开它，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根干枯的玉兰花瓣。

在床头柜上，我看到了一本书，翻开一看，是一本泰戈尔的诗集。书的扉页上，有两行字。一行是母亲娟秀的字迹：“赠吾爱，大山。”另一行，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回赠：“给秀芳，俺不识字，但俺知道，这里面写的都是好话。”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原来，他们的爱情，曾是这般模样。一个浪漫，一个质朴，却同样真挚。

我和姐姐把整个屋子都走了一遍。每一个角落，每一件物品，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我母亲的前半生。那个我们从未了解过的，鲜活、热情、才华横溢的赵秀芳。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母亲遗失的青春。

临走时，我从院子里那棵玉兰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

回去的路上，我和姐姐一路无话。来时的激动和忐忑，已经被一种沉重而复杂的感情所取代。我们找到的，不只是一栋别墅，更是一个家庭的伤痕和一个男人深沉的守护。

“建军，”姐姐突然开口，“等回去，咱们把妈接来吧。”

我愣了一下。

“把她接回这里。”姐姐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象，眼神坚定，“这里才是她的家。也许……也许回到这里，她能想起来什么。就算想不起来，也该让她在自己的家里，安度晚年。”

我看着姐姐，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啊，该带她回家了。

第6章 玉兰树下的重逢

回到甘肃，已是三天后。

当我们风尘仆仆地推开家门时，李梅正搀着母亲在院子里散步。看到我们，李梅急忙迎了上来，脸上写满了焦急：“怎么样？找到了吗？”

我点了点头。

姐姐快步走到母亲面前，蹲下身，拉着她的手，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妈，我们找到家了。找到你上海的家了。”

母亲像往常一样，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对姐姐的话毫无反应。

我和李梅、姐姐，三个人在屋里，把上海的所见所闻，把王阿婆讲述的往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李梅听得目瞪口呆，她捂着嘴，眼圈也红了。

“我总抱怨爸偏心，对妈太好，什么都顺着她……”李梅哽咽道，“原来……原来爸心里藏了这么多苦。他一个人，把天大的事都扛下来了。”

那一刻，我们对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更深的敬意。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家搬去上海。

这个决定遭到了所有亲戚的反对。他们说我们疯了，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他们说，那栋老房子说不定早就有主了，我们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我们心意已决。这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去大城市享福。我们只是想，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让她回到真正属于她的地方。我们想替父亲，完成他未竟的守护。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处理了县城的五金店，收拾了行囊。临走前，我去了趟父亲的坟前，把那片从上海带回来的玉兰树叶，埋在了他的墓碑旁。

“爸，我们带妈回家了。您放心吧。”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我们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这一次，我们不是来寻根的，是来归家的。

在王阿婆和街道办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办好了房产的交接手续。接下来，是漫长而辛苦的打扫和修缮。我和李梅负责体力活，把院子里的杂草除尽，把屋子里的灰尘擦了一遍又一遍。姐姐则细心地把那些蒙着白布的家具，一件件清洗干净，恢复它们本来的样貌。

我们把那架走调的钢琴请人来修好，把墙上空着的相框里，放上了我们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一个月后，这栋沉睡了三十年的小洋楼，终于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后，才把母亲从甘肃接了过来。

车子停在思南路口，我搀扶着母亲，一步一步地走向那栋熟悉的房子。姐姐和李梅跟在后面，紧张得手心冒汗。

当母亲走到那扇熟悉的铁门前，看到院子里那棵高大的玉兰树时，她的脚步，突然停住了。

她抬起头，呆呆地看着那棵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她的嘴唇微微颤抖，像是在呢喃着什么。

我扶着她，走进院子，来到玉兰树下。

“妈，您看，这是玉兰树。您以前……最喜欢它了。”姐姐在一旁轻声说。

母亲伸出干枯的手，轻轻地抚摸着粗糙的树干。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陪着她，在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扶她走进了屋子。

当她看到客厅里那架黑色的钢琴时，她的身体猛地一震。她挣脱我的手，踉踉跄跄地走了过去。

她伸出手，在琴键上，轻轻地、试探性地按了一下。

一个单调的音符，在空旷的房间里响起。

然后，她慢慢地坐了下来，把双手放在了琴键上。

我和姐姐、李梅，都屏住了呼吸。

一段断断续续、不成曲调的旋律，从她的指尖流出。那旋律很陌生，却又带着一种莫名的熟悉和悲伤。她弹得很慢，很吃力，仿佛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打捞一段沉入海底的记忆。

弹着弹着，两行清泪，从她苍老的脸颊上，无声地滑落。

三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她因为“清醒”而流泪。

那一刻，我们知道，她回家了。

第7章 没有结局的故事

母亲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一下子恢复神智，变回那个照片上巧笑嫣然的女子。

她的世界，依然时常被浓雾笼罩。她还是会对着空气说话，还是会长时间地发呆。三十年的光阴，在她的大脑里刻下的痕迹，或许已经无法抹去。

但是，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她不再抗拒出门，每天午后，她会自己拄着拐杖，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下坐一会儿。她会抬头看着那些枝叶，一看就是半天。

她开始对钢琴产生了依赖。每天，她都会在钢琴前坐上一段时间，用那双不再灵活的手指，弹奏那段不成曲调的旋律。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一首她自己编的摇篮曲，是当年唱给那个夭折的哥哥听的。

她开始偶尔能认出我们。有时候，我给她端水过去，她会抬起头，看着我，清晰地叫一声：“建军。”

每当这时，我和姐姐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我们等了三十年。

李梅的变化也很大。她不再是那个只关心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她开始学习上海本帮菜，学着煲汤，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调理身体。她还从王阿婆那里，学了几句简单的上海话，虽然说得不标准，但总会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她说，她想让这个家，多一点“上海味道”。

姐姐建红则迷上了整理母亲的旧物。她把母亲的日记本、诗集，还有那些压在箱底的旗袍，都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整理归类。她像一个考古学家，试图从这些遗物中，拼凑出母亲完整的人生。

“弟，你看，这是妈当年设计的旗袍花样，真好看。”

“弟，妈的字写得真好，比我们都有文化。”

她常常拉着我，分享她的新发现，脸上洋溢着一种作为女儿的骄傲。

而我，则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我们带来的积蓄很快就见了底。我找了一份在装修公司做监理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还算稳定。每天下班，穿过繁华的街道，回到思南路这栋安静的小楼，看到院子里母亲安详的身影，和厨房里妻子忙碌的背影，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们没有卖掉这栋别墅。对我们来说，它早已不是金钱的符号，而是我们家庭的根。它承载着外公的疼爱，母亲的青春，父亲的守护，以及我们一家人失而复得的亲情。

我们偶尔也会谈起未来。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他说他想考上海的大学，将来留在我们身边。姐姐也打算在附近找个工作，她说她不想再离开这个家了。

生活就像一棵树，在经历了漫长的严冬之后，终于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了根，抽出了新芽。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我陪着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她靠在藤椅上，昏昏欲睡。

突然，她睁开眼，侧过头看着我，眼神异常清澈。

“建军，”她轻声说，“你爸爸……他，还好吗？”

我的心猛地一颤，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我强忍着泪水，握住她的手，尽量用平稳的声音她：“爸……他很好。他去了个很远的地方，他说，让您在这里，好好生活。”

母亲听了，脸上露出一丝安详的微笑。她点了点头，轻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告诉他，我……我不怪他了。”

说完，她又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着了。

阳光透过玉兰树的叶子，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知道，在她清醒的那个瞬间，她什么都想起来了。她想起了夭折的儿子，想起了丈夫的苦心，想起了这三十年漫长而混沌的岁月。

她没有选择沉浸在痛苦里，而是选择了原谅和释怀。

我想，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人生没有完美的故事，只有愿意为之守护和弥补的家人。父亲用三十年的背井离乡，守护了母亲的生命。而我们，将用余下的岁月，陪伴她，温暖她，让她知道，无论记忆是否清晰，爱，始终都在。

我抬头看向那棵玉兰树，仿佛看到父亲憨厚的笑脸，在树叶间若隐若现。

爸，我们都很好。这个家，我们守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