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袁氏作文》教你5招搞定！（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24 02:11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袁氏作文写作注意事项的文章：
"袁氏作文作文写作注意事项"
“袁氏作文”，作为一个具体的作文写作指导或流派（如果“袁氏”有特定含义的话，如某个老师、机构或写作风格），其核心要义可能因具体语境而异。但无论“袁氏作文”具体指代什么，一篇优秀的作文都遵循着一些普遍的、基础性的写作原则和注意事项。以下将从宏观到微观，探讨袁氏作文写作（或任何高质量作文写作）应关注的关键点：
"一、 立意深刻，主题鲜明 (The Core Idea and Theme)"
"明确中心思想：" 无论题目如何，首先要清晰界定文章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情感或叙事主线。这是文章的灵魂，决定了文章的价值和方向。 "立意新颖或深刻：" 在清晰的基础上，力求立意有新意，能提供独特的视角，或者能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避免人云亦云。这往往能体现作者的思考深度。 "紧扣主题：" 文章的每一部分都应服务于中心思想，确保内容围绕主题展开，避免旁逸斜枝，保持内容的凝聚力和焦点。
"二、 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Structure and Logic)"
"谋篇布局：" 事先构思好文章的整体结构，包括开头、主体段落和结尾。常见的结构有总分总、并列式

散文｜雁安然：白衣古镇的古与今

文/雁安然

印象白衣

白衣是个古镇，坐落在大巴山脉腹地，巴河岸边，距平昌县25公里，距达州市70公里。

去过白衣的人都说，白衣好，白衣的风景好；白衣好，白衣文物保护得好；白衣好，白衣好玩的多……这些好，于我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样坐落在大巴山，美景实在太多了；至于保护，如今政府都十万分重视文物的保护；至于好玩，我更倾向那些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城市。但它总归在我心底留了影，常常在无意间被想起，总觉得人生中，要去一趟白衣才算完整，

于是白衣之行，时时被提起，次次都搁浅，从不曾成行。

临行前，约好坐石子舟的车，同行的有美女诗人伊蔓儿。只有我一人是首次去白衣，他们说起的白衣的神情，让我有些忐忑，仿佛我这些年错失了天大的好机会。

石子舟说，白衣的名字来得有些意思，白衣自秦汉就有建制，因两岸绿柳成荫，便叫柳州；到明朝更名永康镇，归于达州管辖，明崇祯甲申年初建大佛殿，供奉白衣观音慈像，始称为白衣庵。白衣庵自建成以来，就十分灵验，有求必应，终年香火鼎盛，梵音不绝，于是当地人便把永康改为白衣。却在两个甲子后的光绪甲申年，惨遭火焚，毁于一炬，整个白衣庵墙倒石塌、经佛残缺、哀声不绝、血色遍布，俨然人间地狱，而唯有白衣观音庙如故如新。

我曾研究过中国神话，对于外来的观音也认识一些。白衣观音以圣洁而立名，梵名离垢（离苦）金刚。其意为清净菩提心，消除一切苦恼，转不吉为吉祥。白衣人在观音的无数法身中选择这一尊，是否表示这里的人，对于内心的纯洁是有底线和追求的。

我不由地对即将见面的白衣，有了几分好感，生了向往之情。

珍贵的白衣古镇

一进白衣古镇，仿佛回到清朝。徽派、江浙、川北等等风格各异的建筑，瞬间闯进眼睛里来。它们矗立在各处，既统一又独立，谁也不张扬，谁也不低调，默默地和谐地构成一副画卷，一副关于白衣的水墨画，点点精妙，笔笔传神，留白之处引人深思。

这是吴家人的白衣。不知谁在人群中发出一声喟叹，带着惋惜和自傲。

是的，白衣有个了不起的吴家。据刘家藜老先生2011年不完全统计，自清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中科举的有35人，2位翰林，4位进士；由科举入仕者100多人；民国前后出任重要职务的有33人；硕士以上学位10人；留学国外的14人；考入重点大学的有48人……这些简单的数字，却彰显着这个家族在白衣的家族传承不但未曾断绝，而且越来越好。它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谶语，印证了诗书继世长的真理。

这是白衣吴家数代人的心血，他们出仕，他们经商，他们从故乡到异乡，在那里施展抱负，守护国与家的安宁；他们位极人臣，在紫禁城内昂昂自若；他们富甲一方，在商海谈笑自若。但他们总是念着想着白衣；总是在偶尔往来的书信上写着白衣；在挥墨泼毫见画着白衣……于是他们带着异乡的风土人情，异乡的人文风水，回到白衣。又用白衣的一砖一瓦，依着白衣的山行地势，建造出属于他们心中完美而又独特的白衣，建造出眼前这座多元而优美的白衣古镇。这是中国千百年流传的乡绅文化。

白衣应该被记住，应该被保护。它是对曾经辉煌历史的怀念和致敬，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珍贵的文化象征。

伟大的母亲

清乾隆年间，在江西宜黄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失去丈夫的吴张氏做了一个决定，她要离开宜黄。

宜黄地属江西，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力精图治的江西，已无尺寸之荒芜。百姓的生活却日益艰难，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游民”、“闲民”。无数百姓决定迫背井离乡，四处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吴张氏只是这些百姓中的一员，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她还是个母亲，一个失去丈夫的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爬山涉水何其艰难。也许有人劝她，那就走近点吧，或者改嫁吧。吴张氏看着面前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一双双怯生生的眼睛，她摇了摇头，她决定走远点，她听说四川多荒地，只要勤劳些，日子就会好过。

一个妇人，带着几个孩子，要千里迢迢去四川，简直天方夜谭。足足一千六百多公里，山高水远，更何况当年的四川，十室九空野兽横行，想想都让人害怕。

其实从明朝到清朝末年，中国一直有同样原因进行的人口迁徙——走西口，那首脍炙人口的《走西口》至今还被人唱起：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提起哥哥你走西口/哎小妹妹泪常流/送出来就大门口/小妹妹我不丢手……你看这远走他乡讨生活的都是男人。女人在外实在是不容易，难处太多，遇到天灾，遇到土匪，遇到瘟疫，生个病等等，总之也许还没到四川，人就没了。还是留下吧，还是改嫁吧，再不济走近点。

吴张氏没有犹豫，没有申辩，她默默地挑着扁担，一头是卖汤圆的家伙，一头是幼小的孩子，身后跟着稍微大点的孩子。他们迎着朝霞，送走晚霞，一步步，一程程，靠着卖小吃、浆洗衣物的零碎收入，从宜黄走到汉中，又从汉中循汉水，过嘉陵江入巴江，在白衣上了岸。

不知是白衣庵的白衣观音安抚了她，还是白衣刚中带柔的山水吸引了她，总之她决定不走了。开了荒，修宅兴家，让吴家在白衣落了根，除农耕以外，兼做着小生意。

有了安家之地吴张氏立刻将儿子们都送进私塾。面对周围人不解的目光，她为吴家定下一个家规：“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她知道只有读书做官，才能光耀门楣，才能过上好日子。果然此后，吴家子孙繁衍，出仕者甚多，渐渐成了蜀中名门望族，盛极一时。

这源自于一位母亲的坚守和睿智，她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坚韧和魄力。同样在100多年以后，吴家再度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女性——吴德㴋的继室冉氏。

衢州教案爆发时，冉氏的冷静让人侧目，她换上布衣，以灰涂面，将二幼子藏好后，自称厨妇护着婆婆，得以保全。次日，吴德㴋的上司前来欲搜潇与朝中各大员来往之信礼、文字。面对几个声色厉苒地官员，冉氏毫不胆怯，直言利弊，说得一干人等面红耳赤，羞愧不已，灰溜溜地离开了。

吴德㴋死后，她身着缟素为丈夫的冤屈，四处奔走，轮番上告，最终沉冤得雪。当时无人不称赞，她是个奇女子，巾帼英雄；面对强权面不改色；遇到危险沉着应对……

而她却悄悄地带着两位同样失去丈夫的儿媳，和年幼的孙子孙女一同回到白衣，安静地操持家务，养育孙儿，似乎与平日并无两样。眼尖的白衣人发现，吴家的家训“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改成了“家无读书子，文章从何处来”。

这些母亲们拒绝消沉，直面命运，痛定思痛，不愿重蹈覆辙。此后数十年间，她的孙子孙女皆出国留学，获得极高的学位，在治学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一个官宦世家向书香门第的完美转换。

这就是白衣的母亲们，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母亲们的缩影。纵观华夏历史，在子女的教育中，母亲总是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她们还是女儿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使命，相夫教子。

寥寥几个字，却是一个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丈夫的前程思虑、为儿女的成长操劳、家长里短的交际人情……点点滴滴，丝毫不亚于战场，不亚于职场，却永无立功受奖的可能。

就算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女性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思虑颇多，也许是中国千年文化浸染，也许是为母则刚的天性。总之，母亲是个神圣的职业，永不下岗。

我是白衣人

走完白衣古镇才发现一件事，白衣古镇的规模很宏大，格局很讲究，隐隐有些说不出的熟悉。

旁边的导游说，清光绪甲申年的那场火惊动了皇帝，皇帝下诏重建，准予取样皇宫，动用了州、巴两河十三年河道税银，并在各省募捐银两十万，在全国调集能工巧匠，大兴土木，耗时十年，建成了气象非凡的六庙三宫和庞大的吴氏宫邸。

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大臣可以得到的赏赐，我忍不住去翻了翻《清史稿》，发现了一个人——布政使臣吴德溥。这人年少便进入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却主动请缨前往贵州，安抚苗族，因抚边有功，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召见，赏赐黄马褂（吴府旧居有存），并赐博夺巴图鲁勇号，与之闲谈，吴德溥说起了白衣，他一定说得太精彩了，太生动了，说得太动情了，他忍不住吟起诗来：小阁楼台照白衣，凤凰展翅扑蒙溪，鲤鱼坂子回头望，步步登高上云梯。

这些话一定在他们心里留下了白衣的影子，所以当大火吞噬白衣庵之后，才会下了这么一道圣旨。

接到圣旨的吴家并没有真的如此铺张，他们深知如今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但是上面的圣旨又不能违抗怎么办？好在吴家除了当官的，还有经商的，米行、钱庄、商埠……还修建了上下两座渡口，总之，凡是能挣钱的吴家都有涉猎，而且也赚了钱，那就拿出来吧，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总之先拿出来用吧。

但房子还是没有修完，钱的缺口太大了，便今天修一点，明天修一点，总也修不完，于是白衣百姓笑着说，翰林家修房子是修壳壳，于当今的挤牙膏大约是一个意思。

从外地来的工匠们到了白衣都瞠目结舌。白衣的人爱笑，好像没有忧愁；白衣人和善，似乎没有矛盾；白衣人不仇富，跟富人打成一片；白衣人不嫌贫，谁家出事都帮忙。

这一切都因为这座白衣镇，因为白衣镇上有吴家。在白衣渡不远的龙翔山，有良田数亩，上有义仓，常年储谷数千石，以备百姓无粮之苦。

若是遇到灾年，颗粒无收，那就去吴家借粮，大斗借小斗还，若是实在无力偿还，找到吴家的老夫人，说明情况，连借条都消了。

若是无儿无女也不需要担心，场西石子岭有义庄，绝不会变成孤魂野鬼。若是不幸流落到此成了乞丐，可以去严家咀，那里有田有地，有屋有井，可以耕种，可以营生，也可以休养，好好地想想后面的路该如何走。

因为吴家的善举，前来白衣的人越来越多，原本的岗位满了；渡口上的船只也越来越多，于是吴家决定开辟通往重庆的航线，一来节约时间，二来增加人手，不至于让更多人失业。

吴家人永远记得，太母张氏坐着一条小船，在白衣上岸，是白衣人热情地接纳了她们，为她们修房造屋，为她们张罗活计，带她们去拜白衣大士……白衣人的热情豁达，让张太母决定将这异乡当成故乡，她对子孙说，你们是白衣人。

这话融在吴家人血脉里，在他们灵魂深处铭刻。所以当东乡惨案发生了，无数官员沉默了，身为翰林的吴镇站出来。他接待了前来伸冤的袁氏父子，将真相直接上报慈禧，慈禧派身为四川总督文恪前去查案。结果不言而喻，文恪上奏，乃刁民闹事，并无一官员枉法。

吴镇不干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漏洞所在，请求彻查。最后，慈禧将文恪与山东提督丁宝桢对调，让他去查，丁宝桢晃悠一圈，维持原判。

吴镇依然坚持，他的坚持让官员都不敢在丁宝桢上奏的文件上画押，最后朝廷只好派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东乡私查暗访，最终东乡惨案得以昭雪。

这一来一去，折腾了好几年，吴镇却丝毫不后悔，他对子女说，如今我才有脸面葬在白衣而不觉羞愧。

吴家人在白衣长达几百年间，门楣光耀了，子孙发达了，同时也将白衣从一个小小渡口，变成一个川东北重镇，履行着“富则达济天下”的使命。

我有使命

白衣吴家有个铁桩坟，是一块破了的风水宝地。

据传，此坟是吴张氏初到白衣，心善救济了一位梅姓堪舆师，让其从江西将祖坟迁来，可保吴门发迹。可堪舆师却因为泄露天机，而身残养在吴家，开初几年待若上宾，其后便渐渐疏散，日子过得十分凄惨。堪舆师的徒子徒孙，又来破了此地，吴氏立刻就败了。

败，败在戊戌变法期间；败在吴德㴋父子支持梁启超等人变法；败在吴德㴋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对自身文化的认识；败在红巾之役。

红巾之役又称衢州教案，吴德㴋一门便是陨落于此。为此我特意翻看了《两浙史事丛稿》，才发现其实有误会，我们都误以为，吴德㴋父子是因为支持梁启超，才被清廷厌弃，被杀害，其实不然，但这锅清廷背上也不冤。

当年，清廷想出用义和团来抑制洋人的招数，慈禧甚至发布密旨，命令各省“诛灭教会中西首领”。导致义和团的壮大，但壮大的义和团良莠不齐，很多社会闲散人员和地痞流氓也混迹其中。可清廷一边认同义和团，一边对洋大人卑躬屈膝毫无抵抗，任由两者矛盾越来越大，矛盾一触即发。

于是，1899年刚刚到任的吴德㴋，就是面对的这样情况。他历来提倡新政，和儿子吴铁樵一起资助梁启超等人开办《时务报》，和衢州的外籍传教士关系也还不错。

可衢州某些地方官和士绅提出杀教士时，他加以阻止，却不是徇私情，他理性地看到了事发之后的悲剧，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歼，而且杀几个洋人也解决不了问题。

江山刘嘉福造反消息传来，他觉得“就算有几个毛贼在各处打劫，也是迫于荒年米贵原故”，未及时采取防御之策。就这两个较为开明、理智，其中又有所轻敌的观点，在一些和他有成见的官员和士绅眼里，便成了他“通匪”和“通洋”的罪名。

于是吴德㴋通匪的谣言在城里迅速传开，尽管耆老未以为信，但廪生罗楠、附生周德崇的大肆宣扬也让无数百姓引以为真，义愤填膺。

所以才有吴德㴋欲城庙议事之际，团民一拥而入，拽其倒地，送至府署问罪。据史料记载，知府洪思亮撒手不管，道台鲍祖龄亦拒不接纳，反而传谕“自作自受，当从众意治之”。

于是，吴德㴋被乱民游街之后，拔光胡子，用杀猪刀穿心而死。吴家的家属和幕丁亦全部被杀，加上吴德㴋是45人，那一日衢州的天地都为之变色。

被杀之时，吴德㴋依然慷慨陈诉利弊，依然大骂此举误国，为祸甚远，到死他都没有认错，没有屈服。

这与风水何关，这与文人的良心有关。

在家族的兴旺，与国家大义之间，吴德㴋选择了最正确也最危险的路。

我想在他临死前也未曾后悔，他只是想的就是更多百姓能过上如今这样的生活。

他们父子思前想后，利害得失早就明于心间。那道密旨他也读过，但他没有改变主意，他知道国家将面临重大的改革，面临腥风血雨，也许自己就是倒下的那一个。这是他们早就知晓的命运，却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命运。

白衣渡这个因吴家兴盛的码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迎回主人家40多口棺材。那一天，巴河的水是白衣人的泪。

可以想到，站在码头等待的人是何等肝肠寸断，是何等肝胆具摧，那是毁天灭地的悲哀。

但白衣女人是坚韧的，她们哭着将他们埋葬，为他们料理身后事，他们走的太匆忙，太狼狈，在人世间最后一程，不能让他们太委屈，太凄凉。让他们安享白衣的山水和日月。白衣的人自发自动地放下手中的事，走上街头来送他们。这长长的满是悲哀的队伍，走了许久许久。

那年那月，整个白衣被雪埋了头。

小小撬动了一下

吴德㴋死后，妻子冉氏为他翻案的同时，外国人因为传教士被杀，亦同时给清廷压力。最终，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丧权辱国的赔款5万两白银，割地11亩以重建教堂、在府山辟墓园安葬遇难洋人，停止当地文武考试5年。涉案人员或斩首，或流放，无一幸免。

写到这里，不妨荡开一笔，说说一个外人——周之德，刘嘉福攻打衢城，全凭周之德身先士卒，发动市民与兵卒共同守城，才保住无数人的生命。他无疑是属于保守派，情愿大门紧闭也不愿接受西方的思想，他认识到洋人的丑陋嘴脸，却没有认识到洋人科技的先进，大清与之的悬殊。

据史料所载，周之德被押往杭州斩首之日，民众自发往杭州送行，大呼周爷爷，可见衢州市民对周之德的敬重。又《红巾琐忆》中写：“临刑之日，周慷慨就死，无惧色，曰：‘我为国守衢池。为百姓保生命，虽死亦何憾乎？’”

这两人并无私仇，而且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官，只不过政见不同罢了，却死在了同一件事上。

吴德㴋一家的惨案，如一只振动的蝴蝶翅膀，随后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从此大清王朝走向覆灭，民国军阀混战，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脱颖而出，一个新时代从此开启。

如今吴家的子孙遍布全球，从政，从商，治学的不计其数。我想他们也许会与周家的后人相遇，他们一定会一笑泯恩仇。毕竟那是时代的悲剧，错不在于他们祖先某一人，而且正是这个悲剧，最终成为撼动愚昧封建羸弱大清王朝的契机之一，才有了如今这个开放，自由富强而新中国。

尾声

吴家有东西两院，东院在云梯山，西院离渡口不远，东西两院隔江相望，一山一水，隐藏着古人的智慧，靠山靠水是生存的保障，也是文明的摇篮。

他们在发达之后，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没有忘记身后的百姓。那是白衣坚韧又柔和的山水，给予了他们骨肉和灵魂，把最纯洁本真的心放在他们身上。白衣是他们生长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支持着这个家族风雨兼程。

归程在即，我忍不住再一次站在寂静孤独的上码头，看着霞光里大美的山河。

岸边有人在锻炼，有人在散步，有人在跳舞，有人相对而坐在下棋……俨然一个小广场，不时传来欢声笑语，活生生的一个盛世缩影。

我不由想起慷慨赴死的吴德㴋、以及死去的那些吴家人，他们为了给中国一个盛世，而做的种种努力，种种牺牲，如今都得到了回报。白衣人用行动将他们的精神和灵魂，镌刻在白衣的山与水中，传承发扬，永不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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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己之薄力为伯驹先生留一部信史

作者靳飞

张伯驹立像

张伯驹之自题“丛碧山房”

三友图卷

旧时北京盐业银行

◎靳飞

我对于张伯驹之兴趣，始之于更早的八十年代中期，最初知道张伯驹其人是因为我的京剧的老师叶盛长先生。叶盛长先生年轻时，曾经是张伯驹的忠实追随者，当然，也跟着张伯驹先生而受到“牵误”。其后，我的文学方面的老师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负暄琐话》里也写到张伯驹。我遂动手搜集这些写张伯驹的文章，复印装订成册，还请了张中行先生题签。这一阶段，我对于张伯驹的认识，仍是在于“传奇”。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异乡的东京读到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序里所云，“（中国书画珍宝）自鼎革以还，内府失散，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之所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我心中突然充满着无限的感动。我发愿不向政府申报一分钱经费，以一己之薄力，为伯驹先生留一部信史，是为我之张伯驹研究的真正开端。

2004年初，拙著《茶禅一味》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印出，引起不错的反响，销售也很成功。编辑曾永辰问我，你还能写什么？我说，写张伯驹如何？曾永辰当即就说“好”，要我马上动笔。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是说了大话。写，心里含糊，是写不了的；哪怕是用些技巧，把含糊的地方遮盖过去，仍是心虚。我为百花社写张伯驹，写到中途就因为无法克制心虚而停了下来，决意还是先作年谱的好。

这部《张伯驹年谱》里，事实上套写了一部《张镇芳年谱》

无论怎样写张伯驹，伯驹的家世总是躲不过去的。伯驹的家世之中，嗣父张镇芳又是其中关键。张镇芳是清末民初北洋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北洋军阀的事迹在前台，较为显见；财阀的作用在后台，较为隐秘，因此要弄清楚张镇芳在彼时的作为与影响，包括张镇芳与袁世凯之间的真实关系，这都是要费一番工夫的。

《年谱》里关于张镇芳的资料来源有三。

其一是通常的档案文献，如《清代职官年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民国人物碑传集》，以及袁世凯《道员张镇芳请饬交军机处存记片》等。记得互联网还未普及时，我要查张镇芳考中进士的情况，特地跑到北京孔庙去找光绪壬辰科进士题名碑。其碑就在孔庙大门左侧不远处，保存完好。我趴在碑上，一个一个人头数出来，张考中的是第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那一科颇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蔡元培、汤寿潜、张元济、沈宝琛、周学铭、赵启霖、胡嗣瑷、朱家宝，等等。我越数越觉遗憾，想到这些人的事迹，都是值得做出记录的。

资料来源之二，是张伯驹的回忆。伯驹留下文字不多，叙其家世部分，主要集中在《盐业银行与我家》《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及在共和国初其在法院上的自述。伯驹回忆的价值自然是无话可说的，不过，伯驹回忆多有不确切处，兼之要为尊者讳，许多重要事件都轻描淡写过去。这部分资料，需要小心翼翼使用，不可轻易照单全收。譬如，伯驹说父亲参与张勋复辟是出于“忠于故主”，这就不可信。清末易代之际，张镇芳以署理直隶总督衔领衔通电，逼迫清廷退位，仅此一事，足以证明伯驹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资料三，是碰运气。日常读书，无意之中，多有意外发现。譬如张镇芳生日的具体日期，其原配夫人智氏去世时间，就都是这样确认的。现在知识界抄袭、“洗稿”之风太盛，我暂不公开具体出处，等看到他们抄袭时，我再去质问他们，且看他们怎样我。

经过这样的努力，这部《张伯驹年谱》里，事实上是套写了一部《张镇芳年谱》的，这可算是额外的收获。

被张伯驹与梅兰芳“逼上梁山”，误打误撞进入到金融这一全新领域

有了《张镇芳年谱》，张伯驹就有了清晰的来路，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伯驹的财富源出何处。但是，既是张伯驹年谱，则伯驹早期经历，亦不可阙失。张伯驹在1911年秋曾陪伴袁世凯诸子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其间又于课外受教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严修。伯驹非常重视这一资历，晚年诗有“犹忆春风戒酒楼”之句，表明对于严修的深切怀念。那么，严修对于张伯驹，是否留有记录呢？

早在2001年初，我即得到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严修日记》的消息，却因为尚未动手作年谱，所以没有及时购入。年谱开工之后，觉得躲不过去了，于是四处搜求《严修日记》。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我请一位友人到中国书店去打听，中国书店的于姓负责人回应说：“没想到还真有人要找这样的书。”随即从库房将书找出，而且爽快地把价值2000元的整套书送给了我。

待到拿到书，我是既喜又惊，湟湟四大巨册影印本，米粒大的小字，密密麻麻，能读下来就是个浩大的工程。然而，为了伯驹年谱，也为了中国书店的豪爽，我强迫自己举着放大镜通读一遍。尽管从中摘出的资料，用于年谱的不过百十余字，但就是这百十字，清清楚楚地记述了张伯驹与袁氏诸子在天津就读的起止时间，而且可以体会到，严修对于少年伯驹，亦是青眼有加的。

类似《严修日记》这样大部头的资料，阅读固然困难，却还不算最难的。编著年谱遇到的最难问题是，张伯驹一生供职银行，其在银行的活动和记录，是无法回避的。我在查找相关银行资料时，面对银行账本与各种专业术语，立即意识到踏入了自己的知识盲区，根本读不下来这些资料。如果装装糊涂，引一些张伯驹的自述，也可以蒙混过关。可是，其中涉及伯驹与银行界人物的关系，以及对于相关人物的评价，譬如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王绍贤，张伯驹的经历与收藏，与他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我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在中国银行档案里，发现两条重要线索，一是梅兰芳成为中国银行股东的记录，一是齐如山向中国银行借款的记录。梅兰芳及其身边的“梅党”，也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偏偏“梅党”成员里，也有一大部分是任职于银行。我由此意识到，研究张伯驹与研究梅兰芳，银行都是躲不过去的一关。这样，暂时把两项研究工作搁置起来，用了三四年时间，开始从头学习金融知识，学习看银行账本，购置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金融）》等大型工具书，着手从中梳理近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脉络。

有趣的是，我居然被这个新课题迷住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通过阅读银行账本，我发现这是一座未经开垦的宝库，是观察近现代历史的崭新视角，呆板的账本里，竟然隐藏着无数真实的历史细节，隐藏着无数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动关系。现在许多经济界的朋友听我侃侃而谈地介绍各个银行的历史，讨论金融方面的问题，都以为我是所谓“跨界”的高手，岂知我是被张伯驹与梅兰芳“逼上梁山”，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一全新领域的，现在这也成为了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特色。

会见张伯驹家属与朋友

我最早开始关注张伯驹的时候，社会上还鲜有人知道张伯驹的大名。到了百花出版社向我约稿，事实上知识界已经涌动起了一股“张伯驹热”，直至今日仍然没有衰退。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吉林任凤霞女士写作的《一代名士张伯驹》，我读后感觉许多资料是来自于凤霞女士与伯驹夫人潘素的访谈，很有些价值，便作了篇书评，发表于《北京晚报》。任凤霞女士来到北京时，还特地约我会面，我们深入交流了对于张伯驹的看法。我与任凤霞等张伯驹的研究家所不同的是，我选择回避开家属，尽量用文献资料说话。我在梅兰芳的研究过程中，同样也是这样做的。即便我与梅家第二代、第三代过从甚密，乃至亲如一家，但我不会在学术文章里出现诸如梅葆玖对我说、梅葆玥对我说之类的记述。理由很简单，家属的回忆，如果没有其他资料佐证，就成为孤证，用起来是危险的。

在对张伯驹的研究过程中，我曾经登门拜访过一次伯驹的女儿女婿张传彩、楼宇栋夫妇，目的不是要找寻资料，而是出于客气。那次拜访，集中谈到张伯驹开始收藏后，何以改号“丛碧”的原因，我讲了我的研究心得。楼宇栋先生大为认可了我的观点，执意我到鼓楼大街的马凯餐厅吃饭，我们一起从前海西沿漫步到后海之北，谈了许多话。楼告诉我，伯驹在家，基本上不对家人谈论自己的事情；伯驹回忆，有时用虚岁，有时用实岁，没有什么规律。伯驹的这些习惯，使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们那一代生活在北京的老辈，或许都是这样的作风。通过与张传彩、楼宇栋夫妇的会面，我心里有了一个生活中的张伯驹的大概轮廓。

张伯驹的朋友之中，周汝昌先生、启功先生、王世襄先生、朱家溍先生，我都是熟悉的，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回忆文章。我与周汝昌先生谈过一次张伯驹，周听到张伯驹的名字，顿时就像他要讨论《红楼梦》的话题时一样，眼睛里立刻闪烁出光芒，提高嗓音喊着：“张伯驹老先生，非常了不起。”

我后来还通过天津市政协，联系到了伯驹晚年交往甚多的张牧石先生，也登门拜访过一次。我以为牧石先生是雅士，所以备的礼物亦要风雅些才好，选择的是从日本带回的沉香。会面之际，我刚要将沉香奉上，猛地想到，会不会因为沉香的名贵，而给牧石先生留下一个炫富的印象？我赶紧改换台词，急中生智地引用了王沂孙的词，说，“谩惜余熏”。已近八十高龄的牧石先生，连一秒钟都没用，就张口说出下句，“空篝素被”。其实，我所引并不确切，王沂孙讲的是龙涎香，我送的是沉水香。难得的是，牧石先生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可见其幼学之扎实。遗憾的是，我在年谱里，对于张伯驹与张牧石的忘年之交，没有能够做出充分记述。天津年轻的学者魏暑临君正在做这项工作，掌握了不少材料，我很期待他的成功。

张伯驹的传奇留在北京的城市记忆中

近年来，张伯驹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山西寓真、河南张恩岭、北京荣宏君等较为重要的几位专家，我与这几位都未曾谋面，但却从他们的著述中曾经受益。荣宏君先生，与张伯驹晚年友人周笃文先生关系密切；张恩岭先生搜集张氏在河南故乡的记录，而且为伯驹之子张柳溪留下访谈；寓真先生则发掘出伯驹档案，特别是张伯驹本人在法院的陈述，更是编辑年谱所必须参考的文献。

话就要说回来，天津百花社曾永辰先生来向我约稿时，我轻率地应承下来，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难度。曾永辰年年催促我，哪知我却又陷入到关于金融史的研究中，无力完成书稿。曾永辰也是执着的人，他在百花社退了休，居然还来继续催促我，不肯罢休。为了完成这一承诺，我在2013年8月，终于赶写出《张伯驹年谱》的初稿，一面急着通报曾永辰，一面烦请老友孙郁兄作序，不成想寓真先生披露大量史料的《张伯驹身世钩沉》恰在此时问世，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无可奈何，我忙通知出版社按下暂停键，对照寓真著作，重新检视年谱初稿。原想着未必会花费许多时间，结果连做带拖，几近十年又过去了。这真是万分对不住曾永辰与孙郁两先生，即便明知他们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仍然满是愧疚。

仅仅是寓真著作，何以会一拖十年呢？其间还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宝蘅日记》。许宝蘅与张伯驹两人，在共和国初期交往甚密，有了这份日记，伯驹在这一阶段的记录遂得以饱满而丰富。

此外，互联网也在这一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互联网时代，对于学术研究，可谓既是便利，又是不便。便利的一面，查阅资料，检索起来，无穷无尽；不便的一面，网上所得资料，鱼龙混杂，难辨真伪，均须逐一查证。为此，我特别痛恨“洗稿”的人，较之抄袭更可恨。抄袭者，多也是有所研究，至多就是不注明出处，将他人的观点文字据为己有。“洗稿”就不同了，往往是东拼西凑，似是而非，貌似头头是道，其实驴唇不对马嘴。流布网上的资料，充斥着大量的“洗稿”产品，而且层出不穷。起初我没有认清这一点，专门请人帮我搜集网上文章，打印装订，仔细阅读，唯恐遗漏重要史实。等我弄明白“洗稿”的伎俩，我只能自己立下一条规则，就是网上资料，不能直接引用到学术文章里。顺便说一句，在百度词条里，我这个人已经作古，有照片，有生年，有卒年，照片是对的，两个时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我亦不晓得是什么人代替阎王爷把我勾掉了。

所幸的是，我毕竟还活跃在线下。2019年夏，北京出版集团安东、高立志两先生约请我见面，要我为该社的“述往”丛书添砖加瓦。2020年初遭逢新冠疫情，闭门居家，我用了从1月中到4月初的时间，写作了《张伯驹笔记》，完成了《张伯驹年谱》的最后校订，向北京出版集团交了稿。我在2017年9月7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长希一往生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的文章，谈了我对于张伯驹的认知。文章最后，我说：“张伯驹不是北京人，但他把他的文化财富留存在北京；北京文化也永久地记录下张伯驹的名字，使之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说到北京城市文化的特点——并不是北京人创造的文化才是北京文化，北京文化不能简单视作地域文化，而是如张伯驹这样的中国数百年间无数文化精英共同为之付出不懈努力而积聚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精粹所在。北京的所有居住者，都是北京文化的创造者。而心中怀有大天地，不以功利之心从事文化事业，这又是如张伯驹一样的北京文化创造者所留给后世的遗训。张伯驹的传奇留在北京的城市记忆中，伯驹的这一遗训，也留存在了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从这一意义上讲，《张伯驹笔记》与《张伯驹年谱》历经二十载，最终由北京出版集团用了最为认真的态度编印出来，这却是最为适当的结果了。

作为编著者，有此初步成果，不禁如释重负。最后还要说的是，限于个人的局限，这两部书仍然不是完美的，诚恳地期待着诸研究家与读者诸公能有以教我。

供图/靳飞

2021年8月26日北京通州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