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私家车英语作文》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30 04:41

写作核心提示：

Okay, here is an English essay about the considerations when writing an essay about private cars, followed by a list of key points to remember.
"Essay: Navigating the Road: Key Considerations When Writing About Private Cars"
Private cars have become ubiquitous in modern society, deeply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daily life for many. From commuting to weekend getaways, they offer unparalleled convenience and freedom. However, writing about private cars is not merely about describing a vehicle; it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o create a compelling and well-rounded essay. Whether analyzing their impact, debating their merits and drawbacks, or exploring future trends, several key considerations are essential for success.
Firstly, "defining the scope and purpose" is paramount. Are you writing to inform readers about the history of private cars? To argue for or against their continued dominance? To explor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Or perhaps to discuss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haping their future? A clear thesis statement that outlines your main argument or point of view will guide the entire essay and keep your writing focused. Understanding why you are writing and what you want to conve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clarity.
Secondly, "address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is crucial. Private cars evoke strong opinions, and it's unlikely that your essay will present a one-sided view. Acknowledging the benefits – such as personal mo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the freedom to travel – while also acknowledging the significant drawbacks – including traffic congestion, air pollution, high

塔可夫斯基：以“苦难”为名，他预先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境遇

对创作者而言，日记就像私人地下仓库，各类物什囊括其中，不做高低之分，也不刻意归类；而悉心造就的作品，比如一部小说或电影，则如精致瓷器，适宜摆在公共场所，供人观摩。如果意欲进入一个创作者“相对”完整的世界，日记或许是更好的路径，尽管它繁杂无序。人生本来无序。

塔可夫斯基因数量不多的几部电影被推崇，已是电影领域的典范，其日记《殉道学》记录了他1970年至1986年的日常生活，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对电影艺术和人生的哲学思索，以及更重要的——切身实践。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 1932—1986），苏联导演、作家、电影理论家，也曾执导戏剧和歌剧，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人之一。第一部作品《伊万的童年》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安德烈·卢布廖夫》《飞向太空》《镜子》《潜行者》均被奉为影史经典。1986年，他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笼统看，塔可夫斯基的日常经验并无太多不同，概括来说，即“生死炽然，苦恼无量”。没钱是普遍性的苦，塔氏也不例外，甚至有时“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其他忧烦也逃不过。人际关系的紧张，尤其家庭关系，塔氏同样需要纠结。他也感到强烈的孤独，惧怕死亡。而作为生于苏联的导演，电影的拍摄、发行等事宜必须经过和权力部门的长期周旋，个中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但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救赎”的真切愿望。他不相信人类只依赖物质就能正常存续，而必须追求“精神和道德文化”，并通往真理——“艺术家是追寻真理的人”。

在一则日记中他说，“人没有希望就无法生存。……相信什么？希望什么？相信尽管历尽生活之苦，一个人仍然能够满怀善意和自尊。”“善”是道德文化的根本。从形而上层面看，“善”接近塔式后来有所领悟的“爱”，大爱，“只有爱才能抵御这种世界性的毁灭，当然还有美……”而善与美，与他通过电影所寻求的“真”，即“存在的本质”，本是圆融一体的。这是塔可夫斯基希冀的“救赎”。在寻求的历程中，他经受着“精神与现实的摩擦”，他也清楚“自己远非完美，甚至深陷罪恶或残缺的泥淖”，

但他直至去世前仍耗尽心力，试图传达他希望传达给这世界的讯息。（导语：张进）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4日专题《日记中的塔可夫斯基》B04-05版。

B01「主题」日记中的塔可夫斯基

B02-B03「主题」塔可夫斯基：剥离幻觉，让观众直面“存在”本身

B04-B05「主题」恐惧、不满与不可或缺的苦难：塔可夫斯基梦中的“殉道学”

B06「主题」“我不理解为何有才华的人要去做编剧”：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文学剧本

B07「历史」《安史之乱》古典学的新运用

B08「中文学术文摘」司法实践和流行文化文摘两则

撰文 | 张猛

《殉道学：塔可夫斯基日记 1970-1986》

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译者：李芝芳 刘馨浓

版本：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殉道学”是塔可夫斯基为自己的日记起的名字。尽管很快他便不再喜欢这个名字，但却在后来几本日记中延续了这一称谓。在他1974年12月18日开始写的第二册日记的封面上，标记了一行小字：“这个标题浮夸虚伪，就让它保留下来，以此纪念我那无法磨灭又卑微渺小的灵魂。”后来的每本日记封面，都留下了他一笔一笔认真勾画的“Мартиролог”（殉道学）字样。并且，在第一册的封面画上，他还用心绘制了由果实、树叶、蜗牛、锁链、蜡烛等构成的拼贴画。就像塔可夫斯基的儿子在前言中写的那样，“父亲称他的日记为《殉道学》，这是一份苦难清单。”

以“苦难”为名，塔可夫斯基仿佛预先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境遇。这些日记从1970年4月30日直到1986年12月15日（两周后他因肺癌离世），基本上跨越了他人生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时间的跨度和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为这本相当厚重（中文译本达850多页）的日记增加了不少趣味性。读者能从塔可夫斯基呈现的各式各样的变化里，感受到时间对这位导演的电影事业与个人生活全方位的雕刻：小儿子安德烈的出生与成长，与妻子拉丽莎之间的感情变化，塔可夫斯基本人从精力充沛到面临死亡，一部又一部电影从构思到成片乃至获奖背后的风波，导演与苏联电影界的关系，他对故乡和祖国的感情以及他的“叛逃”计划……在这些纷繁而斑驳的记叙中，有一个与导演本人的创作关系密切的元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日记中多次描述的梦境。

“做梦”是经常出现在塔可夫斯基日记中的内容，也是他电影作品的典型特征。在日记中，他将梦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做梦的人可以掌控梦里的事，是“造物主”一般的存在；而第二种，做梦的人无法控制事态，“被迫遭受折磨而又无力自我保护，梦里的一切都让人恐惧和痛苦（就像卡夫卡的作品里写的那样）。”塔可夫斯基生性敏感、思虑重，他的梦更多的属于第二种。那些离奇的、恐怖的、浪漫的场景，也流露出他精神状况的蛛丝马迹。他曾饱受精神问题的困扰，并一度沉迷于超自然疗愈方法，在梦中，他更是彻底抛开了他多次在日记和访谈中鄙夷的“物质需求”，专注于自己的精神想象。而这些梦境又像镜子或影像一样，倒映出导演本人受困其中的诸种内在情绪：恐惧、不满，以及那绵绵不绝的苦难意识。

恐惧：

“孤独就是死亡”

1980年7月20日，塔可夫斯基从噩梦中惊醒。他梦到妻子拉丽莎不在莫斯科。他去列宁格勒寻找妻子，只因为听到谣言，有人正坚持不懈地追求妻子，而她答应了。梦中他来到列宁格勒，发现谣言是真的。而在1982年的5月31日他又记下了另一个梦，梦见自己的妻子、儿子和继女，但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我在梦中感到被冷落，心里充满内疚和失落”。

塔可夫斯基在日记里多次表达这种害怕被亲人“遗弃”的恐惧。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远离家人的孤独中。三岁的时候，父亲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就离开了他和母亲，这给他的童年留下了创伤。成年后的塔可夫斯基将父亲引为文学和艺术上的知己，并在《镜子》《潜行者》和《乡愁》等影片中，表达了自己对父母深沉的爱意。但在《殉道学》中，塔可夫斯基表现得更像一个“回避型依恋人格”的人。他坦言，越长时间不见父亲，再去见他就越感到担心和害怕，自己“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我们的关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和痛苦”。他深爱父母却不知如何表达，就连母亲中风以后，他也因为自己的纠结很少去探望，这自然又给他增加了更多的孤独感。

塔可夫斯基。

1983年拍摄完《乡愁》后，塔可夫斯基不满苏联电影机构对自己创作的压制，选择了“叛逃”欧洲，但苏联政府不允许他的儿子离境，让他在对儿子的思念中苦熬了三年，直到生命尽头才得以与妻儿团聚。阅读塔可夫斯基的文字，读者会忍不住为生活在这位伟大导演内心世界里的那个孤立无援的“小男孩”心生怜悯：他渴望拥抱自己的亲人，却终其一生没有机会与他们坦诚相见。旅居意大利时，他因为思念亲人，又害怕家人的“遗弃”，导致抑郁和焦虑的症状加重：

老天！致命的沮丧……让人作呕，让人窒息。我如此孤独……拉丽莎不在身边，她不了解我，没人需要我。我只有佳帕（指安德留沙），可他也不需要我。我只有自己一个，孤身一人。我被这致命的孤独吞噬。当你开始明白孤独就是死亡时，这种感觉就更可怕。所有人都背叛了我，或者早晚要背叛我。

我孤身一人，毫无防备，灵魂的每一个毛孔都敞开，死亡开始渗入其中。我很害怕，孤独让我毛骨悚然。我只有佳普斯（安德留沙）。我不想活了。活着让人难以忍受。（1979年10月22日）

一方面，陷入绝望心境的塔可夫斯基祈求解脱，而另一方面，对于“死亡”的恐惧，同样是他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在1970年的一篇日记中，他曾用文学家一般生动传神的笔触，回忆了外祖母的葬礼、父亲第二任妻子的葬礼，以及祖母的死讯。他从心底里害怕死亡，对与死亡有关的联想讳莫如深；但“死亡”又总是潜入他的意识深处，进入他的梦中。塔可夫斯基不仅会在梦中邂逅已经去世的合作伙伴，还梦到胸部做了大手术，梦到有人意外身亡，甚至还梦到自己作为死者感受周围的一切——在那个恐怖的梦里，他不仅目睹自己成为尸体，还“体验到一种久已遗忘的感觉——这一切不是梦，是现实”（1974年6月12日）。

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中，死亡以“缺席的在场”贯穿始终：诗人的自杀，女主人公的孤独以及戈尔恰科夫对故乡的执念，都指向了存在的本质。现实生活里的塔可夫斯基也是如此，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死亡。1980年6月10日，他梦见自己躺在地上，睡在了妈妈身边，而周围是似曾相识的乡村景象。他去河边洗了脸，妈妈和他对话……这原本十分诗意的场面，由于邂逅的是过去的生活场景（此时母亲已经去世），也在醒来后被他解读为自己即将死亡的预兆。

稍显悖谬的是，相比想象中死亡的可怕，塔可夫斯基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无法康复的时候，却在日记中表现出极度的节制：“感觉很糟：胸部左侧疼得厉害。算了，也许没有必要再写这些疼痛的事了。”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仍在写剧本、为装修房子操劳、口述书稿的最后一章、阅读小说并构思新电影，仿佛死亡并不存在。12月6日，在最后一篇日记中，他罗列了17项待办的任务，后面还有省略号。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他依然会做梦，但叙述的语气平和了很多。他梦见母亲复活，从墓地回来，靠在门框上艰难地喘息。这一次他没有流露出悲伤和恐惧，“我上去抱住了她”。

塔可夫斯基。

不满：

“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不容异己”

塔可夫斯基远非一位平易近人的导演。不少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过塔可夫斯基刻薄与强势的性格。他眼高于顶，对同行的艺术水准经常嗤之以鼻，将合作的演员视为花钱雇来的劳动者，在导演工作中也表现出专横、霸道的一面。而这些日记可以说是如上言论的佐证。它赤裸裸地揭示出了塔可夫斯基“怼天怼地”的一面。在日记中，塔可夫斯基坦陈，“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不容异己”（1981年11月13日）。他批评权力机构和普通观众，瞧不上自己的国内外同行，对家人和朋友颇多微词，甚至也无法和自己和睦相处。细究这种“不容异己”性格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塔可夫斯基摘抄的蒙田《随笔集》中的句子里得到：“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先知不仅在自己家里不被理解，甚至在自己的祖国也从未被接受！”

在《殉道学》早期的记述中，这位“先知”的戾气尤其明显。他将同行们称作“白痴”，毫不客气地表明“塔可夫斯基只有一个，而格拉西莫夫之流数不胜数”。苏联的导演和编剧们基本上被他全部否定，即使对那些蜚声影坛的同时代电影导演如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安哲罗普洛斯、科波拉等拍摄的影片，他也不以为然，直呼这些片子“实在不怎么样”，“拙劣得难以形容”，“站不住脚，像一部栩栩如生的动画”。即便是在梦里，他也不忘批评苏联戏剧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新首演——“某个改编自散文的经典作品。沉闷枯燥、按部就班又愤世嫉俗，有太多含义累加在其中。”

相比“怼同行”，和苏联电影管理机构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日记始终。塔可夫斯基愤懑于自己在国外受到极高赞誉却不被自己的祖国欢迎：“这是个什么国家，竟然不想用我来挣钱？！”在他的梦里，有一个场景，似乎是一个核心的隐喻；人们在为他制作棺材的底座。之后他复活了，却没人为之惊讶。“所有人都去了澡堂，却不让我进，因为我没有票。我撒谎说我是澡堂工人，但拿不出工作证来。”塔可夫斯基遭遇了卡夫卡在《城堡》中描写的境遇，他每次拍片的努力都会被阻挠，他始终无法走进苏联电影人的俱乐部。

塔可夫斯基在《卢布廖夫》拍摄现场。

尽管有时候塔可夫斯基过于恃才傲物的言论会让读者眉头紧蹙，读到他关于艺术圈、拍摄风格和方法的沉痛论断，又忍不住赞叹其中的真诚：他的见解十分深刻、发人深省，他的责难多半出于对艺术的要求，而非私人恩怨。塔可夫斯基认为，“精神和道德文化不是那些偶然拥有才华的人创建的，而是由那些脱离了自我欲求，能够从自身挖掘出创造力与精神生活的人们所创造的……拥有才华是一种不幸，一方面，它不给予人尊荣；另一方面，它让人肩负重任。”换言之，他是站在“艺术应当怎样”的立场上发表批评，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艺术观念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别人对他影片的赞美也并不总能让他满意，他渴望的是观众对艺术真正的理解，是基于真诚对待艺术的态度给他恰如其分的位置：

“为什么赞美和咒骂一样让我恼火？那些赞美让我不安，因为赞美我的人不懂得我，就和那些骂我的人一样。换句话说，我的虚荣和我的自尊无关。尽管我知道自己的价值，但我并不想夸大自己的重要性。”（1981年6月15日）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塔可夫斯基对人对事的苛责逐渐少了，他的性情变得内敛平和，从向外的情绪发泄，转为向内的精神探索。在1981年的一篇日记里，他梦见了伯格曼，梦见和他聊演员表达的独特性。在现实中，他同苏联政府当局打交道时面临的处境依然糟糕，尤其是最后几年苏联政府对塔可夫斯基幼子的“扣押”；不过塔可夫斯基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情绪，也会感同身受地考虑别人的感受。在罗马之行受阻的时候，他得知两个年轻导演萨沙·索库洛夫和尤拉·里维洛夫因为与他的交往，受到领导层的刁难，他深感窒息。1983年2月4日，他梦见了侨居柏林的剧作家弗里德里希·戈连施泰因，“梦里他老了，白发苍苍，满目悲苦。”

甚至，对于夹在他和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之间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总干事尼古拉·西佐夫，他也开始怀有兄弟般的情谊。1982年的5月20日，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西佐夫用一种超乎寻常的温柔和自己交谈。两人躺在露台的扶手椅上交谈，他甚至记得西佐夫亲吻他时没刮胡子的脸颊。醒来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西佐夫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身体健康如何。要知道，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日记里，处处可以看到他对西佐夫工作态度和审美品位的指责。在塔可夫斯基早期的日记里，绝少提到对朋友的依恋。即使梦见故去的友人，醒来后他也会觉得懊恼、晦气，而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的心变得柔软、善良。他在瑞典拍片期间结识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得知斯文经历了丧子之痛，塔可夫斯基对他充满了关切：“他身边没有朋友。我很想有他这样的朋友。”

苦难：

快乐不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在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中留下的，也并非都是有关苦恼、不满或者恐惧的梦境。他曾梦见自己在微风习习、阳光灿烂的夏日里散步，到处鲜花盛开，灌木葱郁，他站在悬崖前，欣赏下面宽阔的河流，远眺古老的圆形砖墙，“内心因为充盈着幸福而感到满足”；也曾梦到自己在北极，和白色北极熊依偎在雪地里取暖。不过，这样的场景很少出现在塔可夫斯基的梦中，也很少出现在现实生活里。自称“悲观主义者”的塔可夫斯基，从来没有把“岁月静好”视为人生目标。1982年1月9日，他在写到多次身陷囹圄的好友、格鲁吉亚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时，突然发出了这样一段感慨：“在我们的尘世生活中不该有幸福（只能有对幸福的追求），该有的是苦难，在善与恶的冲突中锻造灵魂的苦难。”

在1983年接受戛纳电影节记者的专访时，塔可夫斯基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他对那些热衷快乐的人感到厌烦，认为只有纯洁的灵魂——像孩子或者老人——才有资格快乐。对他而言，快乐就意味着对自身的境遇一无所知。提到情感与精神的差别，他又引用黑塞的见解，认为情感是人与物质世界的相遇，它和灵魂的本质毫无关系。这番言论，不由得令人想起《乡愁》里的一个细节：主角戈尔恰科夫尝试双手托着烛火，从泳池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烛火”象征着脆弱却不灭的精神信仰，当这个行为一遍遍被重复，主人公个人的思乡之情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共同的乡愁”这一精神思考——情感成了精神仪式的陪衬。

《乡愁》剧照。

将“苦难”作为人生的主色调，在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中并不鲜见。但塔可夫斯基终生遭遇的痛苦和不幸，以及他在日记里持续不断的思索，让这份“苦难”在读者那里获得了某种可视的、可被量化的印象。塔可夫斯基坚信，没有信仰就无法从事科学研究，更不用提艺术创作。从这个层面来说，他无疑是艺术领域那个怀着赤子之心的殉道者。多年来与苏联官方和全苏电影管理机构的周旋，将一份悲怆和艰辛也投射进了他的梦中。他曾在不同场合梦到过勃列日涅夫等人，这里既有对政权的抗拒，也存在对自身处境深深的忧虑。在1976年的一个梦里，他因为一个小过错被关进了监狱，后来不知为什么又重获了“自由”。但他非常害怕，一路寻找，想要回到监狱，直到后来终于看到挂着苏联国徽的监狱大门。他高兴极了，虽然也担心在监狱里会受到可怕的对待，但又认为，这种恐惧和留在监狱外的恐惧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个梦像是未来的一个征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塔可夫斯基人在国外，却并没有获得自由，反而为了家人在苏联的各种权力部门之间奔走，心力交瘁。

在1982年的一个梦里，他梦到了斯大林，“看上去很年轻，头发乌黑”，他和对方说起忠于传统的重要性，举手投足洋溢着既谄媚又恐惧的复杂情绪。对于艺术、祖国以及人民强烈的爱，和对审查制度、审美标准等的不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他怀疑过自己存在的意义、坚持拍电影的必要性，但又深信唯有遭受非人的苦难，才能提升作品的艺术高度。他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并不断从中抄录受到触动的部分，与自己的日记形成对照。在1981年8月，他引用侨居法国的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言论：“我深爱俄罗斯，尽管爱得离经叛道。我相信俄罗斯人民有着伟大的普世使命。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是俄罗斯的赤子。”而这时候，他正因观点和艺术委员会领导的观点相左，拍摄工作陷入僵局。

他始终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传承精神火种的“殉道者”负有使命。他从来不想被人崇拜，成为偶像让他觉得羞愧，他“一直渴望能被人需要”。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的普遍灵魂、对大众艺术领悟力、对电影艺术的独特性持续关心的艺术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还在思索着牺牲的本质，思索着新电影《各各他》的拍摄手法，并为自己列下有待完成的任务清单。他无法设想没有自己的世界将怎样运转。1986年9月29/30日，他在“殉道学”的第7本日记上，最后一次记录自己做的梦：

“我梦见了一座修道院，庭院里有一处质朴美丽的角落，那儿有一棵巨大、古老的橡树。突然，我看到树根蹿出火苗，我意识到是地下通道里燃烧的无数蜡烛起了火。两位惊慌失措的修女跑了过去。接着火焰蔓延到地面，我知道为时已晚，所有的树根都变成了炽热的灰烬。我无比难过，想象着庭院里少了这棵橡树的样子：从此无人问津，变得微不足道。”

塔可夫斯基。

作者/张猛

编辑/张进 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

没了皇帝的紫禁城，才有老百姓的故宫 | 故宫博物院100周年

宫门开启，人潮涌动，巍峨的宫殿俯瞰着广场上的游人，彰显着它金碧辉煌的威严气势，也彰显着它拥抱万方的宽宏气量。五个世纪的皇朝岁月为它涂上了皇权浓厚的华彩，无数的能工巧匠为之罄尽心力，只为满足天下一人的雄心与欲望，但如今，它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博物馆之一。历代帝王聚敛的财富，成为了人人皆可欣赏的文化瑰宝。无论是帝后踏足的御道，还是臣仆奔劳的永巷，金瓦朱墙编织成的皇家迷宫，如今行走其中的，皆是如你我一般的普罗大众。这一切，端赖一百年前故宫博物院的诞生，就像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时，一位参观者所说的那样：“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

如果说六百年前紫禁城的缔造，是一部恢弘壮阔的史诗；那么一个世纪前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更是一部起伏跌宕的巨制，政海狂涛中的明争与暗斗，战争革命中的辗转与坚守，解散、拍卖、拆除、改造……困厄丛生，劫难几经，每一座宫殿，都诠释了何谓侥幸，每一株古树，都见证了何谓重生。

从金碧辉煌，到岁月蒙尘，再到清点维护、迁移回归、科学保护，从皇家宫殿到故宫博物院，漫长的一百年，聚散有时，会合有时，悲伤有时，欢笑有时。

请你迈过紫禁城黄昏的门槛，走进故宫博物院的黎明。

娘娘，时代变了！

李夏恩摄。

往事的幽灵总会伺机故地重游，在它的发生地徘徊游荡，带起古老的微尘在空气中勾勒成若隐若现的传说。故宫，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491年的漫长岁月，足以滋生出足够多的往事在时光的暗尘中游荡，在今天，更会为它古老的遗骸披上新的时装：像是雷电交加的雨夜，夜班的保安看到成队提着灯笼的宫女沿着朱红色的宫墙悄无声息地行走，消失在远处的宫门里；抑或是每当故宫珍宝馆关门时，那些昔日的妃嫔就会现身，用她们长长的指甲在珠宝首饰的展柜前刮来刮去发出刺耳声音，低声呢喃着：“我的，我的……”——这些诡奇的现代都市传说自是荒诞不经，但这类故宫的诡奇传说却其来有自。1936年出版的一本志异笔记《洞灵小志》中就记载了当时北京流传的两则故宫传说：庚子国变后，被慈禧太后下令推入井中的珍妃居然现身于养心殿内，只闻其声，却不见其人，她告诉值守太监，自己是“玉帝命驻此，当俟数年后与两宫同赴玉京结案”——八年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果然同时毙命，而在另一则传说中，慈禧太后病亡前夕她的侄女，也是光绪帝的皇后前往问安，在路上遇到了一只宫中豢养的小猫，当皇后询问身旁的太监是否喂过猫时，那猫居然抢着答道：

“奴才吃过饭了！”

最后这则传说或许会激起今天游客的兴趣，去逗一逗故宫著名的宫猫看看它们会说些什么。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引来一声哈气的“喵——”这些围绕着故宫的传说，在今日，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如果细细品咂，就会发现纵然它们形式各异，光怪陆离，却都指向同一个时代：无论是被宫规值守束缚的宫女，还是被嗜欲和不甘的执念纠缠的前朝妃嫔，抑或是那只口称“奴才”的宫猫，他们无不被捆绑在早已逝去的皇朝时代。

纵使这些传说在今天依然流传，它们也都只能让人想起过去。这就像是故宫里随处可见穿着古装拍照的游客，明代的翼善冠、燕居冠、圆领袍、霞帔和黄大衫与清代的笠帽式的朝冠、朝珠、箭袖、马褂同时现身在太和殿广场的阶陛殿堂之下，行走于御花园的池沼亭台之间，恍若明清两朝时空突然在现代交汇一样，或者按照戏谑的说法，就像“明清两朝在争紫禁城的产权”。

但无论是身着明清哪一朝的帝后公侯的服饰，穿着在身的游客都清楚地知晓自己不过是在扮演古代的角色，身份都是确定无疑的现代国民，心底或许也会意识到，如果真的像穿越小说那样回到古代，以自己的平民百姓的身份，身穿帝王后妃的服饰，早就会因为僭越大罪身陷囹圄。甚至，在那个时代，像自己这样的平民百姓都不可能走进这座皇宫禁地。

历数明清两代，平民百姓能够走进这座宫殿的机会可以说少之又少。除了明朝末造一度占领北京的农民军和清代嘉庆年间攻入紫禁城的天理教徒外，只有极个别的平民百姓因为特殊的因缘才得以进入宫禁。咸丰年间，一个名叫王库儿的小贩，因为捡到了一块銮仪卫校尉的腰牌，浑水摸鱼地从神武门进了宫，并且在宫里卖起了馒头。这位将生意做到宫里的小贩最后的下场是杖责一百，逐出宫去。

在他之后，再进入宫禁就要等到七十年后的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了。占领了紫禁城的征服者们，第一次将紫禁城对外游览开放，规定“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营带之信函，准于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分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这里的“文武官员和各国士商”也包括华人，只是华人出入宫禁增加了一道“应由把门美兵日兵认真搜检”的手续。在一个由当时日本随军摄影师拍摄的相册中，有一张照片是一个中国人抱着太和殿中那根象征着帝王威权的盘龙金柱。

1900年，抱着太和殿金柱的中国人，小川一真摄。

但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昙花一现而已，比起今天故宫参观者的兴奋与好奇，那一刻更多的是麻木与漠然——那依然是象征威赫权势的宫殿，只是暂时换了主子而已。而今天，走进故宫的游客，不会再心生这样的念头——宫殿中早已没有了接受万方朝拜的帝王，也不再需要向传说中的那只宫猫一样自称“奴才”。无论身穿是清代还是明代帝王将相的服饰，也不必担心身罹僭越大罪。前朝的传说已成谈资，往事的幽魂带起的微尘也只能引起哂笑。站在金殿玉阶之上，凭栏远望，喧嚷，漫过了朱红色的宫墙，涌进了厚重的宫门，在巍峨宫殿的俯瞰下或纵情奔流，或缓缓流淌，时而泛起波光是拍照镜头的闪亮，游客五颜六色的衣着卷起绚丽的现代浪潮，这里不再是紫禁城，而是故宫博物院：

“娘娘，时代变了！”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10日专题《进宫》B02-03版。

B01「主题」进宫

B02-B03「主题」变宫：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

B04-B05「主题」出宫：故宫文物迁移记

B06「主题」进宫：“故宫学者要讲好故宫故事”

B07「主题」进宫：“我在故宫画小画儿”

B08「文学」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他用长句编织陷阱

撰文 ｜李夏恩

宫墙内外

时代变革的浪潮，未必会席卷每一个角落，总有些顽固的城墙，会阻隔时代的浪潮，维护着墙内的时间依然故我地以不变应万变。紫禁城的宫墙就是这样一道时间的堤坝，在墙外，辛亥革命已经将这个古老的国度推上了新的时代舞台，守旧与革新的对抗，欲望与理想的缠斗，革命、复辟、政争、内战，既释放着强大的动力与能量，也吞噬着无数的嗜欲与激情，乃至生命。

而在墙内，时间却像进入了栓塞的血管一样凝滞不动了——这颗帝制时代的权力心脏被革命强力扼住了搏动后，它就像猝然假死了一样，在《清室优待条件》的庇荫下，维持着僵而不腐的吊诡状态。

在这颗时间栓塞的旧心脏中，以退位的前清末帝溥仪为中心的小朝廷，依然努力扮演着革命前的角色，假装一切从未变化——头戴镶嵌红宝石和珊瑚帽顶的王公官员往来其间，身着暗纹团龙马褂的侍卫凛然守卫，总是静默的太监依照品级恭立一旁，穿着长袍的苏拉小心地伺候着那些假装依然权势熏天的显贵们，这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群都簇拥着那个身材瘦削、举止高傲的少年爱新觉罗·溥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位的最后一名占据者，天子，‘万岁爷’”，他们就像血管中顽固的血栓，竭尽全力地抵挡着外界时代的浪潮。

站在紫禁城屋顶上的末代皇帝溥仪。

但讽刺的是，所有阻遏时代潮流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皆是徒劳，外界的声响总能找到办法翻墙而过，进入这深深的宫禁中，甚至从革命开始前便如此了。“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在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歌唱声。”

这种被太监称为“响城”的奇异现象，曾经引起了少年时代的溥仪不少的奇怪想象，在这“响城”声中，他曾听到袁氏当国时代的军乐演奏，他身旁的总管太监告诉他，这是袁世凯吃饭了。他当然也会听到这座昔日帝都在如今共和时代发出的种种声响，尽管朱红色的宫墙隔绝了外界的目光，但是宫中送达的报章杂志，依然会将外界的消息随着这隆隆的“响城”声，一齐传到这深深的宫禁之中。

1922年5月17日，胡适曾被一通莫名打来的电话进这阻碍时代潮流的宫墙中，十三天后，他终于在一名太监的引领下走进这朱红色的宫墙之中——尽管在神武门前被宫禁护军拦下了好一会儿才放行。他眼前的溥仪是一位“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虽十七岁，但眼睛近视得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的“少年”。他称溥仪为“皇上”，而溥仪则称他为“先生”，他告诉胡适自己赞成白话，谈及出洋留学的打算，还对他说：

“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在这位前清末帝的书房中，胡适看到“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大部分是不好的报”这一句保留在胡适本人的日记中，但他公开发表的《宣统与胡适》里，把这一句删除了）。

溥仪的背影，可以看到当时的紫禁城中已经安装了电灯。

1924年11月5日，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年爆发的直奉战争尽管战火并未波及北京，但散发着前线火药刺鼻气味的报章却能源源不断地送抵这座各方势力觊觎的首都。他能够从报章上看到直系的冯玉祥在10月23日忽然发出为国除暴、停战言和的布告，包围了总统府，随即囚禁总统曹锟，解散内阁，扶植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

北京内部的政争火热，城外的直奉战事依然犹炽，打开这一天的《晨报》，溥仪会在国内新闻的显要位置看到奉军长驱入关，先锋队已乘列车行抵天津的消息。对北京虎视眈眈的段祺瑞正在天津等待张作霖同来商定时局办法，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目的地尚不明朗。南方的革命党人孙文也已决定北上——尽管这些新闻对当时关注局势的国人来说相当紧要，并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似乎时事千头万绪的触角尚未深入宫墙之中这个抗拒时间的角落，至少在他拿到报纸的这一刻尚且如此。

他或许也未注意到版面右上方角落里的那则新任京师警察总监张璧的来宾接待启事。而他也不会想到，再过几个小时，这个人将会不请自来，彻底冲溃那道阻遏时代潮流的宫墙。

1925年11月5日《晨报》二版国内新闻。可以看到当日的国内政情局势。

最先给溥仪带来消息的，是内务府大臣绍英、宝熙和荣源，他们神色仓皇地踉跄走进储秀宫，气喘吁吁地向他宣布了一个突发事件：

“冯玉祥现派鹿钟麟、张璧来通知废止‘优待条件’，并限令皇上本日下午须立即离开皇宫！”

听到这个消息的溥仪“一下子跳了起来”，咬了一口的苹果也从手中滚落在桌子上。

小偷、大火，“那个小孩子的事”

驱逐出宫的决策，对溥仪来说晴天霹雳，而对这场出宫行动的两名主要执行者张璧与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而言，同样突如其来。那是在前一天晚上八点钟，冯玉祥忽然电话召见张璧与鹿钟麟两人前往总司令部。张璧回忆说，当时鹿钟麟正患感冒，所以只有自己独自前往。他刚到那里，冯玉祥就对他说：

“常谈之事现在时机已至，可以办了。”

张璧闻言愕然，不解所谓，冯看到他的样子，于是补充说：

“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事。”

张璧于是猝然醒悟，原来冯的意思是驱逐紫禁城中的“那个小孩子”溥仪出宫。

从冯玉祥的语气和张璧的醒悟可以看出，驱逐溥仪出宫很可能筹谋已久，只是一直等待时机。这一筹谋究竟从何开始，难以知晓。但驱逐溥仪出宫，却是当时许多人心中所想。

33岁的吴瀛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出身常州望族的青年，父亲是清末维新大佬张之洞幕府中得力才干，舅父庄蕴宽更是近代负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在父辈通过权力关系编织的社会网络中，他也顺利被推上名位，在北洋政府内务部担任警政司第三科科长，兼任北京市政坐办，他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前清废帝溥仪与围绕着他的小朝廷进行监管。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吴瀛对溥仪小朝廷的愤愤，并非个人私愤，而是当时社会上诸多怨愤不平的暗流之一。1917年的张勋复辟中，匆忙悬挂的纸糊龙旗和脑后的价贵一时的假辫子，俨然成为了民国初年最荒唐可鄙的闹剧之一。讨逆军与张勋辫子军在北京城内的炮击，给无数北京平民百姓带来了塌天之祸，当张勋乘坐一辆外籍轿车逃跑时，身后是遭受辫子军劫掠狼藉的京城。但这样一位破坏性极大的闹剧总导演，死后却得到了逊清小朝廷恩赐的“忠武”谥号，这不啻是打在共和国体上的一记嘲讽的耳光。

1917年张勋复辟时被推上乾清宫龙椅的溥仪。

不过，这记耳光虽然嘲讽，但却并非最响亮的耳光，北洋时代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悲喜闹剧，足以让世人罹患时代健忘症，每一场闹剧下线，就总有新的闹剧上演，而溥仪的小朝廷也忙不迭地为这个混乱的舞台增加新的戏码。逊清以来，太监的偷盗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12年，《顺天时报》就报道隆裕太后病故之后，“群阉纷纷盗物，以首领小德张尤甚”，《申报》也报道“有多数阉宦思窃宫内珍藏品物”，致使小朝廷不得不请北洋政府“派员入宫看护”。

比起宫内太监的小偷小窃，以溥仪为首的内府官员才是宫廷珍宝流散的主要推手。由于民国政府一直拖欠小朝廷的优待经费，加之宫中肆无忌惮地挥霍，导致小朝廷的财务危机愈演愈烈。于是宫中文物就以“代售”“抵押”“拍卖”等各式各样的名目运出宫外。从1914年到1924年间，小朝廷至少四次向外界出售宫中金银器物与古玩。每一次都引起公共舆论一片指责。1924年5月，小朝廷将宫中金器古玩抵押给大陆银行的消息被曝光后，引发公众一片哗然，1924年5月2日《晨报》以《清室又可拍卖古物》为题进行了报道，讥评道：“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仍旧过着虽无实权却称孤道寡的日子。为了维持奢华糜烂的生活，总是想尽办法盗运典卖内廷的珍宝文物，好不令人痛惜。”一直订阅《晨报》的溥仪想必会看到这篇报道。尽管小朝廷最终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偷偷赎回这批金器古玩，但盗卖宫中古物的恶名，已经牢牢扣在了溥仪和他的小朝廷头上。

《赏溥杰书画目》中的一页，从1922年起，溥仪以“赏溥杰”等为名，将清宫旧藏的历代书画作品1200余件偷运出宫，占清宫散佚书画的四分之一强。

小朝廷抵押、拍卖宫中古物之所以引起舆论哗然的真正原因，乃是经历了共和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清室内府收藏的历代古物并非皇帝的“私产”，那些珍贵的古玩书画，乃是帝制时代帝王以天下为私聚敛而来，革命既然推翻了帝制，这些帝王私欲的享有之物，就理应“天下为公”，回到公众的手中。宫中古物属于全国公有的讨论一直如火如荼，每一次得出的结论都如同宣言一样大同小异，一如1922年3月，清室拟将四库全书出售日本的消息曝光后，北京大学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联名发布公开信，宣称：

“查照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至于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因此“亟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

1923年，清室古物售卖的消息再度引发公共批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针对此事在报上发表公函，表示愤慨之情：“据理而言，故宫所有之古物，多系历代相传之宝器，国体变更以来，早应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决非私家什物得以任意售卖者可比。”

小朝廷售卖古物的行径一再挑动起公众的愤怒批评，而每一次批评则更加重了公众对蜷聚在紫禁城中的小朝廷恶感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故宫文物属于公共国有的认知。在这些被公开曝光的清室丑闻中，最能激起公众强烈情绪的，便是1923年6月26日的建福宫大火。

建福宫是乾隆帝最钟爱的花园之一，这位被后世看作盛世君主的帝王，在即位的第七年便在紫禁城内大兴土木，兴建了这座宫苑，作为自己“临朝视政之暇”的“游观旷览之地”，他不仅怡乐于此，更将自己钟爱的古物珍玩收藏于此，名声煊赫的《女史箴图》就曾收藏于建福宫的静怡轩，直到1900年庚子国变之际被掠走，成为大英博物馆的最重要的展品之一——但更多的珍秘文物依然贮藏在这里。

当23年后，溥仪命令太监打开建福宫的一座库房时，他看到“库门封条极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这让这位清代帝王最后的子孙不由得想到“我究竟有多少珍宝？”——但他再也不会知道了，因为这些珍秘文物都将在数日后难逃灾劫。

火起时，正是午夜时分，最先发现火情的，是在建福宫南墙外中正殿的喇嘛首领太监马来禄，当他换更值夜时，忽然看到悬挂着“德日新”匾额的敬胜斋殿内发出火光，根据这位第一目击者事后的说法，“殿火光冲天，烈焰飞腾，顷记得之间失慎，延及本殿，奈因火势甚大，无法挽救”——火势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无法及时扑救，才酿成巨灾。

但还原当时的情景就会发现这位太监的说辞并不确凿成立——火情确实起势很猛，但依然有扑救的机会。北京内城消防队的消防员和驾驶消防车的意大利使馆守卫队员在发现火情后都及时赶赴神武门前，但这些消防人员全部被紫禁城的护军阻拦在外——护军们依然恪守着前朝的宫规，除了官员外不许任何人等夤夜进宫。英国使馆赶赴前来救火的一位女士艾芙琳（Irene Staheyeff）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曾三次要求进门，三次均被押返。因为除了官员，不只是外国人，连中国人也不许进宫。”

待到内务府大臣绍英终于找到溥仪，得到口谕允许外面的消防队从紫禁城东面一个侧门进宫时，已经是凌晨1点20分了，大火已经燃烧超过一个小时。待到2点50分，城外的消防车才得以陆续赶到现场，但已然为时已晚。

更糟糕的是，紫禁城内没有安装自来水管网，因此消防水管只能从壕沟和井里取水，甚至还要由人链一桶一桶地将水传递到现场。消防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整座建福宫夷为平地，又延烧了南墙外的中正殿。而讽刺的是，就在意大利消防员拼力控制火势时，内务府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于是对消防员们颐指气使地吆五喝六。

消防员扑救建福宫大火时的情景，此时建福宫已经化为一片焦土。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珍贵文物在这场火灾中永远毁灭，《晨报》在一个月后陆续刊登了一份据称出自“宫内委员极密日记”的“清宫火场烬余物品”清单。在这份逐日记载的清单中，仅七月二日一天，就在焦土废墟中捡出“熔化铜器等项，共一百斤；熔化金银器等项，共七十斤；熔化金铜佛及器皿，并残缺石狮一个等项，共九十斤；熔化金铜佛及器皿等项共一百三十斤”，这仅是金银铜器而言，其他如宝石、瓷器等更是难以计数，更遑论那些易燃的书画和丝织品。

建福宫大火彻底暴露出蜷缩在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仅向外界盗卖文物，甚至无法保证宫中文物的安全。在世人眼中，紫禁城中的小朝廷俨然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蠹虫，这条前朝蠹虫不仅靡费共和民国的民脂民膏，损毁本应属于公众国民的文化瑰宝，它长期以来的种种劣迹更将民众对它的耐心消耗殆尽。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命令，可以说是对这一公众诉求在行动上最直接的回应，而在武夫当国的北洋时代，比起历年来舆论场上早已达成共识却无力践行的咄咄论争，武力才是唯一可靠的行动力。

“逼宫”的罗生门

“便宜行事。”

当张璧询问该如何办理溥仪出宫时，冯玉祥言简意赅地。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必忌惮。为了让这道猝然发布的军事命令具有法律效果，还需要行政部门橡皮图章的合法性认可。张璧特意前往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宅邸，让他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议修改清室优待条例，并“令卫戍总司令及警察总监执行”。

1924年11月5日上午八时，张璧与鹿钟麟遵奉这张头天晚上才新鲜出炉、经过内阁合法性加持的军事命令，开始执行。为了让自己的行动更具有正当性，他们还特意了在京的革命元宿、同盟会老人李煜瀛全程作证。待到他们入宫时，已经是九点钟了。张璧调集了保安队二队及军士多名布列在神武门外，将原本紫禁城和景山的禁卫军全部缴械改编。随即率领四十余名警察和二十余名士兵从西筒子小路向隆宗门进发。他们尚未到隆宗门，便看到绍英、耆龄、荣源、宝熙四人从内而出，他们是向溥仪报告禁卫军被撤走的消息的——这显然已经铺垫了紧张的气氛，但当他们看到夹枪而来的张璧和鹿钟麟等人时，或许已然料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鹿钟麟的回忆中，绍英“神色仓皇，虽他力持镇静，但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他突然质问李煜瀛：“你不是李鸿藻故相的公子吗？何忍如此？”李只是付之一笑。绍英又接着质问鹿钟麟道：“你不也是鹿传霖故相的本家吗？何必相逼如此？”鹿钟麟则道：

“我们今天是奉命而来，要请溥仪迁出故宫，这不是我们的私意，而是全国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们说得好，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年了，在北京故宫里，还有个退位皇帝，称孤道寡，封官赠谥，岂非贻笑天下？我们既是国民军，就该替国民办事，我们不来，老百姓就会来的。不过，我们还可以保护溥仪安全出宫，若老百姓来了，恐怕溥仪就不会这样从容了，所以我们这次来，不仅是给国民办事，而且也是为清室作打算！”

接下来则是一番争辩，绍英称颂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民心未失，清室优待条件尚在，不应骤然对待。鹿钟麟则列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海冤仇，张勋复辟违背优待条款的前史，厉声批驳，恫吓绍英“现在宫外已布满军警，两小时你们不做具体答复，军队就要向故宫开炮。”

正是这番武力靠山的厉色疾言，让绍英“惊惧踉跄”入告溥仪，最终答允出宫，但却乞求缓行，并且指称“宫内各物，均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行管理、处理之权。”而这再度遭到鹿钟麟厉声驳斥，他警告绍英如果他们不出宫，自然也有既定对策，“至于宫中各物，你们仍想据为爱新觉罗氏私产，这是全国老百姓坚决不答应的。试问，宫中各物哪一件不是从国民手里搜刮掠抢而来的？今天国民要收归国有，这是天公地道。”

鹿钟麟回忆中自己的一番义正词严，有理有节，犹如一出紧张刺激的大戏——事实上，不仅史学和文学作品以此作为创作原料，后世改编的影视戏剧，也大都以他的回忆为原型踵事增华，以便更具有戏剧的表现力。但鹿钟麟的回忆写于1964年，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40年之久，居然还能对细节和如此长的对话都描述得这般清晰精准，如果不是回忆者超群的记忆力抵挡了岁月的侵蚀，那么就不能不让人窦疑丛生——尤其是他前一天还感冒了，以至于无法前往冯玉祥处亲自聆听命令，却居然还能在次日如此条理清晰地批驳对方的质问，这着实有违常理。

1961年10月13日，溥仪与鹿钟麟再度见面握手。溥仪后来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关于逼宫的内容参考了鹿钟麟1964年撰写的《驱逐溥仪出宫始末》。

好在，记述此事的亲历者也并非他一人。记下鹿钟麟感冒的人便是与他同行的张璧。他在事发五年后的回忆，就远没有鹿钟麟在40年后的回忆中所描写的那样紧张刺激。张璧的回忆中，绍英见到他们只是说：“诸君之来，必有缘故，即请入我们他坦（即隆宗门外北面盖西头之屋）坐谈何如？”

待到坐定，张璧等人拿出内阁命令出示给绍英等人，而绍英不仅没有质问李石曾与鹿钟麟这两位前清故相之后何以如此，反而顺服地说：

“实在说起来，旧优待条件大而无当，甚难实行，缩小范围实行较易，想上头无有不赞成之理，容我们进内一商。”

半个钟头后，绍英与其他三人回来，答复是“赞成”。

绍英的“赞成”，并非敷衍，早在最初的优待条件中，便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的条款，只是“暂居”之“暂”太过含糊笼统。而小朝廷也确实几度考虑过迁居颐和园的事宜。1913年4月，《时报》就刊登“清室以移宫之事载在优待条件，已允诺民国政府，拟于1913年4月迁至颐和园，以践其约”，但却因隆裕太后病故，因此延宕。

及至1924年夏天，溥仪又在郑孝胥的劝告下，考虑践行迁宫条款，并且派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负责整修颐和园，准备移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溥仪自己的意愿，这位禁宫中的最高贵的囚徒一直希冀挣脱深宫繁文缛节的牢笼，前往外面的世界，而颐和园，就像庄士敦所说的那样，能大大降低日常开销，甚至可以积攒一些资财，摆脱皇室日益穷蹙的财务窘境。

就像庄士敦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名前朝退位废帝，溥仪对皇家珍宝的所有权令人质疑，“如果过于强调、长期坚持对紫禁城和价值连城的珍宝的所有权，那么这种所有权很可能被强行剥夺，这非常明显，也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但如果愿意表示妥协，主动提议一个联合质询委员会，考虑将这些珍宝中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国宝的东西分配给国家，这样，皇室对剩下的珍宝的所有权将是不容辩驳的”。打断这一移宫计划的，正是猝然而起的直奉战争，“干戈未戢，颐和园远在郊外，恐有不虞，而卜居他所，财力不易遽副”，才宣告暂时中止。

因此，移宫的提议，对小朝廷来说，理论上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甚至紫禁城这一庞大产业的所有权也并非不容讨论。与鹿钟麟回忆中将溥仪是否出宫作为争论焦点不同，在张璧的回忆中，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出宫与否，而是出宫的日期。

站在养心殿前花丛中的溥仪，溥仪一直想离开紫禁城，但却从未想过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绍英声称“迁往颐和园须加修理，非仓促所能办理，须容期三个月。”张璧的也并不疾言厉色，只是表示“三个月太长了，实在说罢，此事主动既非我们，亦非内阁，实因你们的皇上处现今的时势而享有特权，颇为新潮流所不能容，教育界及军士皆不以你们为然，要求出此。我们实是一番好意，请你们出宫，以免意外之事。否则，人情汹汹如此，难负保卫之责。”李煜瀛也从旁说项劝勉，绍英四人再度入内商议，出来后回复说三月期限可改为一月，但依然遭到拒绝。

当荣源以“小户人家搬家尚须几天，何况此特别之局”恳求宽限日期时，张璧回忆中的鹿钟麟发怒了，但他并未夸夸其谈国民公义的大道理，而是以外界局势相要挟：“方才已说过，外面情形甚为不妥，如今天不搬，我即将军队撤开，荣先生敢担负不发生意外变故么？我则绝对不负责。”在鹿钟麟宣称要撤出保护军队的威胁下，溥仪最终答应即刻出宫。

鹿钟麟回忆中所谓“爱新觉罗氏私产”的批驳，在张璧的回忆中，则是由李煜瀛提醒说：“物品不必收拾，有关历史文化纸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你们今天出去后，只将无职守的太监开去，各宫殿仍归原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条，以专责成。”而张璧与鹿钟麟也是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只注意令其即时出宫，尚未思及物品，经李先生此语提醒，大赞成之”。

而后，溥仪的父亲载沣从醇王府而来，这位前清末代摄政王，因进门时看到军警包围故宫，“即甚惊惶”，在张璧看来，正是他的惊惶。“颇促进出宫之举”。庄士敦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一点，当他赶到禁宫之中，发现“只有醇亲王一人，毫无目的焦虑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好几次他突然加快脚步，走到我跟前说几句，但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平时说话就有点口吃，这时好像比平时更厉害了。他每次说话都是一个意思：‘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完全是画蛇添足，因为他看起来显然比皇上惊慌得多”。

一个小时后，张璧、鹿钟麟和李煜瀛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绍英从里面出来，告诉他们：

“立即出宫，往北府（醇亲王府）。”

看守寿皇殿的八十一岁老太监。照片出自陈万里拍摄的摄影集《民十三之故宫》。

皇帝出宫，平民进宫

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正是紫禁城的黄昏时分，张璧等人看着溥仪和他的夫人、如夫人一起从顺贞门内走出，登上汽车。这是张璧和鹿钟麟第一次见到溥仪，那位他们奉命要赶出宫的“那个小孩子”，那是一个少年，“穿普通微带灰色之长衣，不加马褂，着黄色皮鞋，貌不甚丰而神采则颇焕发，望之俨然一学生”。11月7日的《社会日报》则提供了另一个戏剧性的细节，或许更适合作为这场武力驱逐出宫大戏一个讽刺性的结尾，当溥仪出宫抵达醇亲王府后，鹿钟麟忽然问他：

“过此以后，尔仍称皇帝欤？抑以平民自居欤？如仍自称皇帝，则民国不容皇帝之存在，余将枪毙汝矣。”

面对枪杆子威胁下的质问，唯一能保住性命的正确当然只有：

“吾既允修改优待条件，当然已不能再称皇帝，唯当以中华民国国民之一分子自居耳。”

鹿钟麟的也相当得体：

“然则君非吾之仇敌矣，乃一普通之人民矣。既系普通之人民，则吾军人实有保护之责任。”

在他身后已经被北京的千路万巷和灰瓦青砖遮蔽的那道困住了他整整十八年的朱红宫墙里，悬挂着“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的牌示被纷纷摘下。时代的潮流终于冲决了那挺立了五个世纪之久的古老的无形宫墙，只留下它红墙金瓦的实体，昔日的禁宫再不会成为皇权囚禁天下与自己的迷宫。

故宫将会是一座开放的宫殿，而它的主人，是全体中国国民。

一个月后，12月23日，下午2点，溥仪出宫后已经被四道封条封闭的乾清宫被重新开启，新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人员在军警的看护下走进这座深宫，对清宫物品进行点查。吴瀛作为委员会的顾问，第一次踏足这座宫殿，这是清代帝王高坐受朝的大殿，是内廷的第一宫，他左右环顾着两旁排列的金铜灵兽，它们百年如斯，却再不见了昔日在这里跪拜如仪的文武群臣。

走上光滑的石阶，迈进殿门的门槛。粗大的庭柱盘绕着金龙，正中的高台上安放着华丽的宝座——那是昔日帝王向天下臣民发号施令的所在，按照前朝宫规，宫中臣仆即使是面对空荡无人的宝座，也要卑身疾步而过，以示恭敬。但迈进宫殿的委员会点查人员，第一眼却没有看向这象征皇权的宝座上，而是落在了地上近前摆放的一张木凳上，于是，故宫的“天字第一号”文物便如此写道：

“二层木踏凳”。

一年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

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故宫大门向国民敞开，1925年10月10日。

在开院典礼上，面对纷涌而至的人潮，一年前为张、鹿驱逐溥仪出宫作证的李煜瀛登台演说：“自溥仪出宫后，本会即从事将故宫物品点查，并编有报告逐期刊布。现点查将次告竣，履行本会条例并遵照摄政内阁命令，组织故宫博物院，内分古物、图书两馆。此事赖警备司令部、警察厅及各机关方面同人之致力，乃有今日之结果。”而当年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赋予驱逐溥仪出宫军事命令以合法性的前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则在致辞中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与共和国的国民认同联系在一起：

“故宫之化私为公，实赖当日军警当局之力。此后成为博物院，完全公有，服务其中者，为人民之公仆。且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时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那天，纷至沓来的民众几乎将故宫变成了一片热烈的海洋，当吴瀛赶到故宫时，竟“与眷属及三友人被折断于坤宁宫东夹道，至两小时之久始得前进”。一位亲历者回忆说，“次日清理参观路线捡拾的妇孺手帕、鞋帽、凡四抬筐。”

故宫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可能，一座不需要帝王以专制权力输送能源的宫殿，同样也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力。走进故宫博物院的民众，头一次见到数百年来宫中神秘的蕴藏，昔日为帝王权力所聚敛、为帝王个人所私有的宝藏，公诸世人面前。那些被森严宫规锁系的宫人，那些被宫墙牢笼束缚的嫔妃，那些对财富与权力的无尽嗜欲以及所求不得的不甘和幽怨，终于都化作时光暗尘中徘徊的过往幽魂，走进普罗大众口耳相传的传说里，走进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里——帝王的宫殿已经变成了民众的博物馆。

他们也会看到那昔日皇权枯萎的痕迹。透过储秀宫的窗户，那张布满灰尘的炕几上，仍然放着末代皇帝咬过一口的苹果。

早已干瘪。

储秀宫炕几上放着的半个溥仪咬过的苹果，照片出自陈万里拍摄的摄影集《民十三之故宫》。

作者/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罗东 李阳

校对/薛京宁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