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八股作文》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31 22:2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好八股文需要注意的事项的文章：
"锤炼八股文：一篇关于写作注意事项的探讨"
八股文，作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核心文体，以其严谨的结构、固定的格式和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而著称。虽然其形式主义色彩在后世受到诸多批评，但在当时，掌握其写作要领是科举成功的关键。若我们抛开其历史局限性，仅从文学和写作技巧的角度来审视，学习八股文的写作，依然能让我们领略到一种独特的逻辑之美和语言之韵。写好八股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一、 精通格律，熟悉程式"
八股文并非随性挥洒，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式。这包括：
1. "结构固定：" 八股文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字数要求。破题要简洁点明主旨，承题要进一步阐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则通过排比对偶，层层递进，论证主旨。熟悉并严格遵守这种结构是基础。 2. "对偶工整：" “股”即对偶，是八股文的核心特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中的两联（或称“股”）都必须是严格的对

写一篇“八股文”难度有多大？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经影响深远，它从隋唐时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从出现到鼎盛以至衰落差不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种由朝廷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士子可以自由投考的选拨官吏的制度，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选拨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越来越变得僵化、腐朽，最终被更加现代的学校替代。不过，说到“科举”，经常会有个词一并被人们提及，那便是“八股取士”，其实中国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取士”是明朝才开始的。

早在元朝时，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唐代的科举考试，连诗赋一起考，会让士子们弃本逐末，而宋朝人又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这又造成文体“卑弱”，士子风气愈发萎靡，同时也认为科举取士过于“浮华过实”，所以，元朝的政府，对于科举并不是特别认可，屡兴屡废。明朝建立后，初期因为急用人才，荐举一度很兴盛，但是随着政治稳定后，朱元璋开始极为重视科举考试，荐举“恐开私悻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便衰落，科举正式成为帝国的重要制度。

明朝的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士子应答也只能“代圣人立言”，即用圣人口气行文。因而从出题范围、答题标准到试卷文体都成为定式。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时代，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掌握了这些儒家经典和文史知识，及第从政后，便可以此为基础，彻底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毫不动摇”的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而统治阶层则不会担心知识分子反对孔孟之道，同时也压制了异端学说，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维护了皇权。

将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之中，同时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标准，除了强化思想上的统一，防范“政无所统”、“人言各殊”，还有考试制度方面的考虑。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时间精力有限，面对漫无边际的典籍，几乎无法备考。从汉代开始，儒学经典便开始作为学校里的主要教材，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令胡广等编著《四书大全》、《五经大义》颁布天下，作为各级官学及科举的法定教科书，排斥各家之学，只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士子们应试，按照《明会要·选举》记载，“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凡不合者，无缘中式”。当时人即指出：“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也有人尖锐的将这种做法比作“秦始皇焚书”之举，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这些评论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明代的“八股取士”学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将文化专制政策发挥到了新的阶段。

虽然“八股取士”制度“统一了思想”，“愚天下之心”，但“八股取士”在防范作弊上却是“有所见树”。因为自古考试，没有不作弊的，宋代时有人以试卷内容或者开头结尾中用虚词作暗号，串通考官作弊。明朝时，根据前朝防止作弊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采取糊名、誊抄等措施外，要杜绝作弊，还要必须从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

八股文结构题材有特别的限制，它由“破题”，即破释题意，为文章起始，有明破、暗破、顺破、逆破、正破、反破、分破、对破的分别，并且多为对偶句；“承题”，就是承破题的意思，进一步阐明题意，有正承、反承、顺承、逆承之分，但必须要与破题相反，一般用四五句。要求是必须要明快关联；“起讲”，也是议论的开始，这里必须要用圣贤的口气，一般用三四句或者十来句，或用对偶或用散行，要求必须总结全题，简明扼要；“入题”，又称之“入手”，用三五句将上文带入本题；接着便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中间都要具体规定，不得擅自为之，最后“落下”收尾。

在如此细致规范下，士子们必须严格按照格式作文，想要作弊非常难。到了清朝乾隆四十七年，朝廷命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也就是每一位考生必须用相同的虚字，如果违反，试卷作废。这样一来更加防范了作弊的可能。

八股文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知识分子宁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接受死板的考试，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考试。八股文虽然在防范作弊上有所进步，但是也将考试的僵化刻板发挥到了极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

随着“八股取士”产生的恶劣后果远远大于其实际效用时，那么这种考试制度越来越不受士人们喜欢，也越来越阻挡着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

南宋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曾经说：“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科举考试产生以来，如何将评卷标准化、客观化，一直是考试制度最难以实现的要求。范冲淹指责当时的考生“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宋朝《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但是士子们往往不守规矩。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也说：“今经义、论、策一道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和有精妙？宜俾各遵体格，以返浑淳。”所以，明朝时，八股文的字数上有严格的限制。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道，限字五百；“四书”义一道限字三百。

清朝康熙年间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为准，否则试卷就作废。如此一来，使得八股文，在评卷过程变得比从前更加客观和标准，也更加有效率。当然，这种“标准”和“客观”，在其弊端面前也失去了正面的意义了。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先进思想传入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良制度，以改变虚弱残破任人宰割的现状，“八股取士”首当其冲。“戊戌变法”时，八股文变先于科举制废除，虽然其后，又被恢复，但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八股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无关及第当官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八股文正式彻底被废除，从此退出了存在千年的历史舞台。

新语｜手不堪笔者，莫谈八股文

自《新京报》等媒体的教科文记者大量报道“杭州高级中学选编的语文教材（校本）中出人意外地选进了两篇八股文”的消息后，有些平时宁可把应试题海之余可怜的写“下水文”的时间用在品茶、喝酒抑或拉帮结派、逢迎拍马上的语文教师，顿时“底气”十足起来了——

还说模式化作文不好，连央视新闻直播间说是“作文探索与研究的最高境界”你都不齿，现在杭州高级中学成果出来了，你该信了吧？九步法有九步法的道理，六步法有六步法的理由……特别是被盛誉为“作文黄金”的“三步法”，悉心体会：小学生“能够顺利打开作文大门”，初中生“能够顺利走上作文坦途”，高中生“能够顺利让作文得以突破”；学会的同学“能够顺利写出满分作文”……那九六三不就是现代八股文吗！

这样的所谓质疑近来越来越多了，几乎每次参加有关语文教学的会议都会面对。

的确，八股文系模式化文，但模式化文不一定有八股文的功力或曰底蕴。近30余年来，中国极端应试催生的模式化文有类文字垃圾，没有一篇能与八股文相提并论，硬要“拉郎配”，实在是对八股文的无知亦或玷污。

应试亦可谓以应制。

所谓应制，旧指由皇帝下诏命而作文赋诗的一种活动，目的在于“娱帝王、颂升平、美风俗”。是为狭义；广义之，则“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比如科举之遵命作文。以诗为例，应制诗包括两类：前者之宫廷游宴之应制诗和后者之科举考试之省试诗。

事实上，自古以来，文章便有应制文（含应制诗）与才子文（含才子诗）之分。

唐代考试用诗，宋代改以经义，从或“四书”或“五经”内出题，考生作文形式与散文近似，至明代定型。作为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固定文体八股文，别称制艺、制义、时文、八比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要求依次序作文，不能越雷池一步。除了用一句话“代圣人立言”简述本文中心思想以“破题”，简单解析题目以“承题”，申明文章开始以“起讲”，启动文章正语以“入手”，正文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股每段落中，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要求严格对仗。

唯如斯，八股文尽管有模式化之弊，其禁锢了学子的思想，妨碍了文章形式的百花齐放，今日看来是一种不足取的作文方式；但未经声律启蒙、四书与五经熏陶之非“腹有诗书”者，真还断然写不来八股文。

历史地看，第一个写出八股文的是天才，被模式化后，纵然弊大于利，毕竟“有利可图”。蔡宏伟先生《八股文与语文教材》一文指出：“据梁实秋回忆：‘在美国人办的清华学校读中学、大学时，国文课的老师大多为前清的进士或举人，他们选入教材的文章中自然有八股文；课上讲的即便是梁启超的文章，老师也是依八股文的规范来讲解的。更有甚者，最令人怀念的徐姓老师，居然是以八股文的用语要求来批改自己的作文的。自己的写作终生受益于这些规范和格式。’”

梁启超曾发动在京应试的举人一百多人，联合《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上书都察院，以为中外通商之后，八股文已成害人之学的愚民政策，当今民族危亡岌岌之际，强烈要求皇上“特下明诏”而“以雷霆万钧之力，转移天下之权，”而“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帖试”，改试兵农工商内政外交等策论，“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然而，身为反八股文的斗士，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位娴熟于八股文的高人。

“八股文”岂是庸俗之才能为之者？

归有光虽说八股文是“如人涕唾”，却是八股文大家；李贽虽号称狂怪，却赞美八股文是“古今至文”；张岱虽是才子，却说“诸体之难，无过于制艺”；黄宗羲虽竭力批判八股文，却因为自己的孙子八股文不错而沾沾自喜。

问题是——

归有光何许人？震川先生乃散文家、古文家，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嘉靖三大家。其在散文创作方面有极深造诣，在当时被誉为“今之欧阳修”，后人赞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

李贽何许人？温陵居士乃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将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其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张岱何许人？蝶庵居士乃文学家、史学家、散文家，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四书遇》等。

黄宗羲何许人？梨洲山人乃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甚深，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并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周至李顒、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这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之应试八股文的高手，又都是非应试才子文的行家。夜深人静之时，每念及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之类，总会“夜阑卧‘忆精妙语’，‘湖光山色’入梦来”。

朱光潜有关“八股文的训练方式最宜于中小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之论断的另一面是，“要想摆脱八股文句式构造和思维方式的约束，实现文学的现代转换，往往要经历‘炼狱’般的过程。”对此，不具备自由状态下自由写作经验的非写作成功人是绝对无法体味的。换言之，只能“挂羊头，卖狗肉”般蒙人、骗人。 晚清中国士人如梁启超者的汉语文学实践，“一方面吸收着西方的表达形式，一方面解构着中国固有的言说范型八股文”，因此，他的感受尤其深刻而振臂疾呼焉。

笔者十分支持八股文选入教材之余，觉得当“慎言”之，有些远离“笃行”的语文老师甚至亟应免谈之。

哪些语文老师？

窃以为，那些手不堪笔把时下应试模式化文看作“稻粱谋”而与八股文混为一谈的文章低能儿，凭着一本语文教参之段落分析将文章形式“大体则有”之“大体”误为“定体”之辈，大抵是语文教学的“叫花子”，在没有思想支撑而徒有其表的一堆没有灵魂的模式化文字瓦砾间“乞讨”之际，千万勿奢谈什么八股文，尔等不配！

（作者 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