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我的早餐英语作文》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19 13:51

写作核心提示：

Okay, let's break down how to write an English essay about your breakfast, including key things to keep in mind.
"How to Write an Essay About Your Breakfast"
"1. Understand the Prompt (理解题目要求):" The prompt is simple: write about your breakfast. You need to describe what you eat, when you eat it, where you eat it, why you eat what you do, and how you feel about it. Be specific to you.
"2. Brainstorm Ideas (头脑风暴):" "What do you usually eat?" (e.g., Toast, eggs, coffee, juice, cereal, fruits, dumplings, congee?) "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e.g., Right after waking up, between 7-8 AM?) "Where do you eat it?" (e.g., At the kitchen table, in bed, at your desk, on the go?) "Why do you choose those foods?" (e.g., Taste, habit, health, convenience, it's the only time you can sit down?)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e.g., Energized, satisfied, rushed, lazy, excited for the day?) "I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about your breakfast?" (e.g., A family tradition, a special recipe, something you only have on

大家谈人生 | 莫砺锋：我怎样走上文学研究之路

原标题：我怎样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大家谈人生）

我虽然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长达41年，但事实上我与文学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学时代，我对文学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数学、物理来得浓厚，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这辈子会到中文学科来讨生活。那么，我是怎么走上文学研究之路的呢？

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爱文学。那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硬是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购置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二书，视为枕中秘宝。我当然也跟着读，于是从小就把两部书读得滚瓜烂熟。但是我在学校里的表现却是长于理而短于文。1962年，正在一个江边小镇的中学里读初二的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太仓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前者名落孙山，后者却以满分获得第一名。1963年，我考进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即名震遐迩的“苏高中”。我在课程选择上更加偏向数理化，因为生平第一次亲手触摸到那些实验仪器，引起了对物理、化学的浓厚兴趣。当时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高中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老师也鼓励大家读课外书。校图书馆里有数万册藏书，我课外阅读的范围迅速扩展，主要是读文学作品。我从高一就立志要报考理工科的大学，但仍然广泛地阅读各类课外书，那些书与即将来到的高考毫无关系。到高三时，我已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的，另一套是游国恩等人编的。但那时我只是把文学当作课外的阅读对象，没有想到后来研究文学竟然会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1966年初夏，我读到高三下学期，面临高考。当年苏高中的同学在选择高考志愿时有严重的重理轻文倾向，我的物理和数学成绩不错，填志愿草表时前面三个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自动控制系和工程力学数学系。没想到刚填好草表，高考就被明令中止了。到了1968年，“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我也回到太仓县璜泾公社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知青生涯。

下乡的头一两年，我对学习理科还未死心，带了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到村里，想在农闲时自学。但是两年以后，我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因为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怎么也过不去了。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从此只读文科书了。

我的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当时，我既不能进大学，也不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连本乡的赤脚医生、代课教师也当不上。我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但我还是喜欢读书，总想弄点书来读。那时村里连张报纸都没有，更不要说图书了。城里的图书馆也早就关闭，所以我不可能制定什么读书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到手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但是那样读书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读过苏联科学院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别的书，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好多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我在农村的读书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因为那些书都是偶然落到手里，根本无法选择。

那样读书当然没有任何“学科”的意识。但从总体来看，我所读的书还是以文学为主，尤其是古代文学。倒不是它们的数量特别多，而是它们特别耐读，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都是百读不厌的名篇，一本书够读一两年的。我至今难忘当时借到胡云翼《宋词选》的兴奋心情，就像饿得半死的人突然借到了几斗米。

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生活确实艰辛，我待的那个村庄不通电，煤油又是定量供应的，晚上经常要摸黑吃饭，更没有灯光读书。那段经历在我的性格中增添了几分坚韧、淡定的因素，后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沮丧。茅檐下的读书是那段艰苦岁月中的亮点。当时我之所以喜欢读古典作品，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生活非常单调，心情也很苦闷。而古代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牢骚的。所以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也可以受到启发。古人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也令我深受感动，虽然我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那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打动我。

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觉得古人并不遥远，我并不孤独，因为古人也有与我类似的遭遇，有同样的感受。有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论文时往往只惦记着史实考证和理论抽绎，却忘记了涵泳体味作者渗透在文字中的情思。我觉得年轻时读书所获得的那份感动，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在安大外语系读了一年后，因为想把每月18元的助学金变成35元，就跟着几个同学提前报考研究生，于是又糊里糊涂地报考了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导师是程千帆教授，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我从未读过中文系，但是几门专业课都考得不错。那年南大的古代汉语试题，不是让你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的答案其实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程千帆先生亲自命题的专业试卷，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词，因我在农闲的时候曾自学了一些诗词格律，就没有交白卷。

到南大以后，我才知道程千帆先生当年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改上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

后来，又很幸运地，我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生。程先生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由于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所以让我以专书研读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学习。程先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细察这份书目就可发现，它们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说，它们与我将要撰写的关于唐宋文学研究的学位论文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可能是针对我没有读过中文系的本科，学业基础比较薄弱，程先生必须让我“恶补”一番。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经过一年多的经典阅读以后，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当然，在读博期间受到的最大训练还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程先生鼓励我选题时要敢于知难而上，要选择学术意义较为重大的题目来从事研究。我选择了江西诗派作为论文题目。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但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种种误解。经过细致的史实考索和文本分析，我对江西诗派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1984年10月22日，我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参加了论文答辩。这是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文系把答辩会办得非常隆重，组织了堪称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除了导师程先生以外，还有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等先生。此外还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金启华、顾易生等先生评阅论文。经过3个小时的答辩，钱仲联先生当场宣布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我的答辩。答辩一结束，系里就通知我留校任教，并让我准备下个学期的课程。我从此成为南大中文系的教师。

回首平生，我觉得是在农村时养成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从一心想当工程师的人成为以古代文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我在江南农村的茅檐底下结识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朝夕相伴，在冥冥之中引导我成为专门钻故纸堆的中文系教师。我年近八旬，成就无多，但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至今不悔。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普及。

经常有人把我的名字与“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句古话联系起来，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我的名字是父亲为我起的。父亲自幼喜爱读书，因家境贫寒而少年辍学。他非常希望我有出息，但决不想让我出人头地。父亲给我取名“莫砺锋”，意思是不要砥砺锋芒，也不要出类拔萃。我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抚养我们兄妹四人很不容易，他们成天都在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我初中毕业后，父母送我去上苏高中，其实我是应该读中专、技校的，那样能早点干活挣钱。但父亲认为我成绩优秀，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上高中，再上大学。性喜文学的父亲中年辞世，他没有看到我考进大学，更没有看到我当上中文系教授，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只想做一个普通教师，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并做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我已经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了40年，近年来又把主要精力用在普及古典文学上，我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完余生。

(来源:人民日报)

我在国外做考古——走近中外联合考古现场

【一线讲述】

编者按

考古，是探究文明脉络的重要手段。多国合作开展联合考古，能打破单一视角局限，是推动全球文明史研究、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据统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展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不同文明的考古工作者，分享不同的考古方式，追求一个共同的愿望——保护人类文明遗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本期我们走近多处世界文明遗址，看中国考古工作者如何在国外做考古，与他们一起感受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发掘的契纳尔特佩遗址。光明图片

每天都有新的惊喜

讲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学中心负责人、中埃联合萨卡拉考古项目组中方领队 薛 江

萨卡拉位于开罗近郊，散落着15座金字塔，古埃及王陵、贵族墓地和动物木乃伊埋葬极为密集。2023年至今，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埃及哈瓦斯考古与遗产基金会等埃及相关机构，联合打造了一支涵盖不同研究领域的科技考古与研究团队。作为中埃联合萨卡拉考古队中方队长，我工作的地方就在萨卡拉遗址区。

2024年5月29日，我们考古队抵达开罗。夏天的开罗，热气从四面八方扑来，但我们团队还是精神抖擞。每天五点起床，简单吃完早饭，六点准时到工地开始工作。九点到十二点，天气变得酷热无比，沙漠地面温度达到六七十摄氏度。晒伤、中暑都可能发生，但我们每次都坚持做完。因为机会难得、时间紧急，我们必须按期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巴斯泰特神庙22具最新出土的彩绘木棺的样本扫描和数据采集工作、4座贵族墓室壁画的扫描工作，并向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及秘书长递交了项目报告和所有资料。我们的工作得到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的高度赞扬，这也为后续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5年3月底，我们又一次来到埃及。不管多辛苦，大家到了工地都像打鸡血一样激动，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发现，都有新的惊喜。譬如在萨卡拉Gessrmoder金字塔遗址中的瓦塞尔·伊夫·拉王子陵墓中，发现了三组雕像。这三组雕像上都有铭文，但是损坏得非常严重，肉眼基本看不清，上面的身份、姓名、年代等细节信息都无法辨认。团队进行了精心的清理、扫描、拍摄等，成功地准确识别了这些铭文。通过我导师颜海英教授的释读、转译，顺利地将铭文解读了出来，判定其中一组群雕为古王国时期第三王朝法老乔塞尔家族雕像，另外两尊为古王国时期第五王朝的王子雕像。此外，通过科技考古技术，我们帮助联合考古队测绘出一座最新发现的金字塔，这是近二十年来埃及考古的重要成果。

这次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团队完成了两大遗址区的全景式测绘与扫描与四座王家墓葬的扫描，还对若干出土文物进行了高精度三维扫描、摄影测量和摄影捕捉、局部微痕扫描、多光谱成像等，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获得了埃及和其他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科技考古领域的优势和实力。

中埃联合考古，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学术理念与中国学术方法“走出去”的探索。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两国在古代探研上的深入合作，是以学术共同体建设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尝试。我们期待，这些探索能为未来同其他国家联合开展更多基础性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023年中蒙联合考古发现的新类型匈奴墓葬。光明图片

从推土机下抢救遗址

讲述人：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 王建新

2019年4月，在中乌联合考古队发掘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东岸的谢尔哈拉卡特遗址时，我们从当地居民口中获悉，附近一家砖厂在用推土机取土时推出了文物。

听闻此事后，我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研究所的穆塔利弗研究员带着几名学生飞速赶到现场，果然看到推土机正在破坏一处重要的遗址。

怎么办？我和穆塔利弗商量，无论如何，都得先让推土机停下来。于是我们俩携手站在了推土机的铲子前面，不停地向推土机挥手，示意其停下来。在我们的努力下，推土机终于停了下来。

由于相关法规不完善、管理措施不足，中亚各国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取土破坏遗址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次就发生在我们眼前。面对这一情况，我和穆塔利弗说，在中国，我们都是报告政府来处理。

于是，穆塔利弗开始给苏尔汉河州主管文物的官员打电话，我指导的乌籍博士研究生苏河则开始给乌兹别克斯坦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第二天上午，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先让推土机停止推土，不久又下令让砖厂停工撤出。

随即，我们对这处被称为契纳尔特佩的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发现这是一处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城堡、有墓地。2023年至2025年，中乌联合考古队连续对契纳尔特佩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研究贵霜文化的重要考古资料。

中乌两国学者携手从推土机的铲子下抢救出重要遗址，在乌兹别克斯坦传为佳话，并引发了乌国国民和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契纳尔的发音是Chinar，与中国的英文发音China很接近。穆塔利弗开玩笑说，这个遗址跟中国人太有缘了。

关于中国特色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我们不仅要不断取得学术上的突破，还要以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坚持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迹的保护，并根据需要在考古工作现场构建保护展示大棚，在发掘结束后对发掘现场实施回填保护，得到了各国合作伙伴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现场讨论遗址保护方案。光明图片

发掘之外有更多收获

讲述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周立刚

2023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队员们时隔3年之后，再次踏上蒙古国后杭爱省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与蒙古国立大学乌兰巴托分校的老朋友们一起开启新一年度的中蒙联合考古项目。2017年到2019年，双方在此发掘了两座甲字形匈奴贵族墓葬，入选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出版发表了多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可谓收获颇丰。本次开启新的合作，必须解决一些新问题、取得一些新发现，才能不枉此行。

这个墓地上分布着500多座规模不等的积石墓葬。除了100多座甲字形贵族墓及其陪葬墓之外，还有100多座圆形积石墓葬年代不详，看不出与贵族墓葬的关系，我们在调查时暂时命名为“独立圆形积石墓”。这些墓葬究竟是不是匈奴墓葬，与贵族墓葬又有什么关系，是本年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将工作地点选在墓地东南边缘，这是独立圆形积石墓葬集中分布的区域，选择了编号M225、M227和M228的3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这些墓葬规模都比较小，相比前几年发掘大型墓葬来说，我们的压力也小了很多，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随着发掘的进行，这些墓葬暴露出了许多新的特征：地表的积石并不是成堆，而是用非常扁平的石块铺成内外几道同心圆的形状。尤其是扁平石块与以往所见不规则石块有明显差别，最长的一块石板将近1.5米。在M225的东北部，圆形石圈还伸出一个明显的墓道结构，这在以往匈奴墓葬中完全没有发现过。我们认为，这种扁平石块砌成的圆形墓葬可能是这个墓地上最早的遗存，并且带墓道的圆形墓葬可能是从圆形到甲字形的过渡形态。

后来的测年结果证实了最初的判断：本年度发掘的这批墓葬年代不晚于公元前97年，比高勒毛都2号墓地上以往发掘的所有墓葬都要早。学者们认为匈奴的甲字形墓葬可能是受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影响而出现，这种过渡形态的发现，则找到了汉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早期交会点。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1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觐汉朝皇帝之前，汉文化已经在草原地区产生了影响。

虽然没有惊艳的文物，本年度的发现在匈奴考古的学术历史上仍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可谓是小墓葬的新发现。而且，我们还有了发掘工作以外的收获。

本年度在此开展工作的，还有丹麦、美国等国的学者。于是，我们在考古现场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参加的有中国、蒙古国、丹麦、美国等4个国家6个研究机构的学者，加上实习的蒙古国学生，算起来有20多人，也算是个小规模国际会议了。

那天，大家都换下了平时干活穿的脏兮兮的衣服，装扮整齐，围坐在临时搭起来的塑料棚下。大家的研究方向都不同，机构的性质也有差别，除了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对这个墓地的新认识之外，也对各自项目的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气氛很热烈，大家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有人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史上最节俭的国际学术会议，成本不过一箱饮料。

埃及萨卡拉Teti金字塔考古遗址。光明图片

在研究中结下深厚情谊

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默然

能走入丛林深处的玛雅名城科潘，真是偶然。201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潘项目招聘工作人员，我当时尚未博士毕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了简历，没想到幸运地被选上了，并于当年9月远赴万里之外的科潘遗址参加发掘。

科潘遗址是玛雅文明东南部的著名城邦，位于今天的洪都拉斯。100多年来，多国考古机构在这里开展工作，而这里也成为各国考古学者展示自身能力的舞台。我们的发掘始于雨季，高温和湿热中滋生的各种各样的蚊虫以及每天雷打不动的暴雨，总是为发掘增添一些无奈的“插曲”。我从一开始“全副武装”并积极喷洒防蚊药物，到后来索性像当地人一样短袖上阵，习惯成自然，也算融入了本土生活。

中国考古学更擅长处理深埋地下的土木建筑遗址，面对土石混合的建筑遗迹，我们更多是虚心学习。发掘中，最烦琐的工作是准确记录无数倒塌的石块。洪都拉斯考古人员习惯传统的手工绘图，一个小探方内的一层石块，要两天才能画完。我们向他们介绍中国常用的通过拍照进行三维建模的方法，最初他们心存疑虑，但看到高效准确的结果后，他们欣喜地接受了绘图新法。

发掘工作总是苦闷夹杂惊喜。第一年的发掘持续几个月，仍然没有发现精美石雕、铭文等。但就在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一天，突然有人大呼小叫，我们跑到现场一看，一条布满红黄色圆环的长蛇正在石堆中昂首挺立做攻击状。这是中美洲最毒的蛇之一——珊瑚蛇，在玛雅图像中是死亡的象征。工人们处理掉毒蛇，就在它出没的石堆下方，一件酷似中国龙的羽蛇头像雕赫然出土。这为当年的发掘工作，画上了令人惊喜的完美句号。

转眼十年过去，一座破败的贵族建筑遗址，被全面发掘和研究，经过修复后对世界游客开放。中洪双方学者朝夕相处，在合作研究中感受着文明互鉴的启迪，也结下了深厚情谊。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周晓菲、颜维琦、张哲浩、李洁、王胜昔）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2日 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