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我发现了作文300字》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27 09:16

写作核心提示：

题目：关于作文300字应该注意的事项
最近，我发现写一篇好的300字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首先，作文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在写作之前，我们要确定文章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这样才能使文章内容紧凑，不偏离主题。
其次，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在有限的字数内，我们要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词汇和句式，以免影响文章的可读性。
再次，要注意文章的结构。一篇好的作文应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三个部分。开头要简洁明了地引出主题，中间要围绕主题展开论述，结尾要总结全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还要注意文章的逻辑性。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使文章内容连贯，条理清晰。
最后，要多阅读优秀的作文，学习别人的写作技巧，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总之，写一篇好的300字作文需要注意主题、语言表达、文章结构、逻辑性等方面的要求。通过不断练习和学习，我们一定能够写出优秀的作文。

75年去公社开会，回村时天黑了，女书记让我扶着她走夜路

很多年后，当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指尖敲击着冰冷的键盘时，总会毫无征兆地想起那个属于1975年的夜晚。那个夜晚，有冰凉的山风，有碎石子硌脚的土路，还有我手心里，从林岚书记手臂上传来的、带着一丝颤抖的温热。

那晚之后，我和她之间那条三十多里的回村路，仿佛再也没有走完过。它被定格在了那个漆黑的秋夜，延伸进了我后来漫长的人生里，成了一段无法与人言说的秘密和遗憾。我们都默契地选择了后退，退回到了同志和上下级的安全距离，用沉默和疏远，埋葬了那个夜晚在心里投下的石子。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发生过，就再也回不去了。就像那晚，我扶着她的手，走过的每一步，都深深地印在了记忆里，再也无法抹去。

故事，要从那个秋天，去公社大院开的那场冗长的会议说起。

第1章 尘土飞扬的会场

1975年的秋天，天空高远得像一块洗褪了色的蓝布。我们红旗大队的拖拉机“突突”地吼着，载着我和大队长李长山，一路颠簸着往公社赶。我叫陈明，那年二十三岁，是队里的会计，也是团支部书记，算是村里年轻人里有点“出息”的。李长山坐在驾驶座上，满是褶子的脸被风吹得像干裂的土地，他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被风扯得七零八落。

“小陈，待会儿开会，机灵点。”李长山含混不清地嘱咐我，“公社王主任那张嘴，厉害得很。林书记一个女同志，顶在前面不容易。”

我“嗯”了一声，把怀里揣着的账本又往里掖了掖。我明白李大队长的意思。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林岚，是三年前从县里下派来的干部。她来的时候，我们村正因为前任书记乱搞男女关系、贪污救济粮的事闹得乌烟瘴气。林书记来了之后，雷厉风行，先是把村里的烂账一笔笔理清，又带着我们修水渠、平整土地，愣是让红旗大队这个全公社垫底的穷村，在去年评上了生产先进。

但林书记的日子并不好过。她是个女人，还是个漂亮的城里女人，这在思想保守的农村本身就是个靶子。更何况，她做事太较真，得罪了不少人。公社里有些领导觉得她不听话，村里也有些老油条看她不顺眼，明里暗里给她使绊子。这次去公社开会，就是为了我们大队申请修建小水库的事。这事是林书记力排众议要干的，她说靠天吃饭不行，得有自己的“聚宝盆”。可公社那边一直压着不批，说我们这是“重生产、轻思想”，是“唯生产力论”的苗头。

拖拉机开到公社大院时，林书记已经到了。她正站在大院的梧桐树下，跟几个其他大队的书记说话。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齐耳的短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但整个人像一棵挺拔的小白杨，干净利落。看到我们，她点了点头，眼神里没有多余的情绪，只是淡淡地说：“来了？快进去吧，会议马上开始了。”

她的声音总是这样，清清冷冷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距离感。我跟在她身后，走进那间烟雾缭绕的大会议室，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我知道，今天对她来说，是一场硬仗。

会议果然像李长山预料的那样。公社王副主任主持会议，开场先是念了半个小时的报纸，讲了一堆“批林批孔”的大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大队“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有些同志，眼睛里只盯着那点粮食产量，忘了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王副主任的眼睛扫过林书记，声音不大，但分量很重，“搞个人主义，搞本位主义，把集体的资源拿去修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危险的！”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瞟向我们红旗大队这边。我能感觉到林书记的后背挺得更直了。我坐在她斜后方，只能看到她紧绷的侧脸和微微抿起的嘴唇。我的手心开始出汗，为她捏了一把汗。

轮到各大队汇报工作时，林书记站了起来。她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那是她带着我熬了好几个晚上画出来的水库规划图。

“王主任，各位同志，”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们红旗大队的情况，大家也清楚。全村三百多口人，守着一千多亩望天田。十年九旱，去年要不是拼死保住了几百亩水浇地，全村人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这个小水库，不是我林岚异想天开，是三百多口人活命的指望。”

她顿了顿，目光直视着王副主任：“至于‘思想问题’，我认为，带领社员群众摆脱贫困，让大家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最大的讲政治，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任务。”

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不卑不亢。王副主任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哼了一声，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林书记，你这是在给我扣帽子啊？觉悟很高嘛！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在公社没有统一规划之前，任何大队都不能擅自上马大型工程！”

“这不是大型工程，只是一个蓄水塘。所有的土方、石料，我们都自己想办法，不要公社一分钱、一粒粮。”林书记还在据理力争。

“你……”王副主任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最终，水库的事情还是被搁置了。会议结束时，天色已经擦黑。大家三三两两地往外走，没人跟我们打招呼，好像我们是瘟疫一样。李长山气得脸都青了，蹲在墙角一个劲地抽烟。

我看着林书记的背影，她一个人站在梧桐树下，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显得有些孤单。秋风吹起她衣角，让她瘦削的身体看起来更加单薄。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既有对她的敬佩，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心疼。这个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的女人，肩膀上扛着的东西，太重了。

第2章 漆黑的三十里路

“林书记，李大队，咱们……回去吧？”我走过去，低声说。

李长山把烟头狠狠地在鞋底上捻灭，骂骂咧咧地站起来：“回！这鸟会，开得憋屈！”

林书记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好像刚才在会议室里那个言辞犀利的人不是她一样。她对李长山说：“长山叔，你先开拖拉机带几位老同志走吧，车斗里风大，别把大家吹感冒了。我和小陈等下一趟。”

公社的拖拉机不止我们一辆，但天黑了，大家都急着赶路。李长山知道林书记是想让他先走，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那……行。林书记，你和小陈路上注意安全。”

拖拉机“突突”地开走了，大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林书记两个人。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会议室窗户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风一吹，梧桐树叶“沙沙”作响，平添了几分萧瑟。

“小陈，你也跟他们先走就好了。”林书记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ઉ的疲惫。

“没事，林书记，我年轻，不着急。”我连忙说。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一时无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说“王主任太过分了”？显得我太幼稚。说“水库的事别急”？又显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沉默让我感到有些尴尬，我只能低着头，用脚尖无意识地踢着地上的石子。

“走吧。”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说了一句。

“走？林书记，咱们不等下一趟车了？”我有些意外。

“不等了，”她摇了摇头，“走回去。”

我愣住了。从公社到我们红旗大队，足足有三十多里路，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中间还要翻过一道山梁。这要是走回去，起码得三个多小时，而且是走夜路。

“书记，这……太远了，而且天都黑了。”我劝道。

“没事，就当散散心。”她语气很淡，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她率先迈开步子，向公社大院门口走去。我没再说什么，赶紧从挎包里拿出唯一的一把手电筒，快步跟了上去。

出了公社大院，外面更是伸手不见五指。秋天的夜晚，凉意很重。手电筒的光柱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微弱，只能照亮脚下三五米远的一小片地方。路面高低不平，碎石子和土块混杂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崴到脚。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说话。只有脚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我走在前面，尽力用手电筒为她照亮前方的路。她的高跟布鞋显然不适合走这样的路，好几次，我都听到身后传来她趔趄的声音。

“林书记，您慢点。”我忍不住回头说。

“没事。”她的还是这两个字，声音却有些发飘。

又走了一段，上了一段陡坡，路更加难走。我听到她“哎呀”一声，紧接着是身体失衡的声音。我赶紧回过身，用手电一照，发现她正扶着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树，脚踝处似乎扭了一下。

“书记，您没事吧？”我急忙跑过去。

“脚崴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的隐忍，“不碍事，歇歇就好。”

我用手电照着她的脚，看到她的左脚脚踝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歪着。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一个未婚的年轻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女书记，在这样荒郊野外的黑夜里，我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

“书记，要不……我背您？”我鼓足了勇气，结结巴巴地问。

她立刻摇头，语气很坚决：“不用！那像什么样子！”

她的反应很激烈，我能理解。在村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传得面目全非。要是我背着她回村，明天流言蜚语就能把我们俩都淹死。

她试着站起来，但刚一用力，就疼得“嘶”了一声，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不行，走不了了。”她靠着树，有些无奈地说。

看着她苍白的脸，我心里又急又乱。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总不能让她在这里坐一夜。

“书记，”我看着她，又看了看自己伸出的手，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要不……我扶着您走吧。我走慢点，您把力气都使我身上。”

她抬起头，手电筒的余光照亮了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她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里面有犹豫，有挣扎，但最终，还是化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那就，麻烦你了，小陈。”

第3章 手心的温度

得到她的允许，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伸出我的右臂。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她的左手搭在了我的胳膊上，然后用另一只手扶住我的肩膀，借着我的力气，慢慢地站了起来。

当她的手搭上我胳膊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僵硬了。隔着两层薄薄的衣料，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手掌的柔软和纤细。一股若有若无的、像是雪花膏的淡淡香味，混杂着她身上特有的皂角气息，飘进我的鼻子里。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脸上火辣辣的，幸好是在黑夜里，她看不见。

“走吧。”她的声音很轻，近得仿佛就在我耳边。

我“嗯”了一声，喉咙有些发干。我调整了一下姿势，让她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能靠在我身上。我的左手打着手电，右手被她挽着，我们俩几乎是依偎在一起，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

路还是那么难走，但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已经不在路上了。我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能感觉到她每一次呼吸的起伏，能感觉到她因为疼痛而偶尔收紧的手指，能感觉到她头发擦过我脸颊时那微痒的触感。

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如此亲近过。在那个男女界限分明的年代，这样的身体接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既紧张，又有一种莫名的、从未有过的悸动。我拼命地告诉自己，陈明，这是你的领导，她是脚崴了，你是在帮助同志，不要胡思乱想！

可越是这样想，心里就越是慌乱。

“小陈，今天在会上，谢谢你。”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她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啊？我……我没做什么啊。”我有些茫然。

“你整理的那些数据，很有用。”她说，“要不是有那些关于历年降雨量和粮食产量的精确对比，王主任更不会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这才想起来，为了这次会议，我确实帮她整理了好几页的数据材料，熬了好几个晚上。当时只觉得是分内的工作，没想到她一直记在心里。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书记。”我老老实实地。

她轻轻地笑了一下，那笑声在寂静的夜里，像一股清泉。她说：“你跟村里其他年轻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踏实，肯动脑子，不只是喊口号。”她顿了顿，又说，“你读过高中，有文化，不应该一辈子窝在这个山沟里。”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暖，也有些酸涩。自从我父亲去世后，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就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回村当了会计，扛起了养家的担子。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只会说，陈明有文化，当会计屈才了。只有她，说的是“不应该一辈子窝在这里”。

“书记，您才是。您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到我们这穷地方，委屈您了。”我由衷地说。

我听见她又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没什么委屈的。我丈夫……就是我们县水利局的工程师，三年前，在勘测下游水库的时候，山体滑坡，人就没了。我申请调到基层来，也是想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他总说，能为老百姓修一座水库，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浑身一震。关于林书记的身世，村里一直有各种传言，但谁都不知道真相。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她亲口说起她的过去。原来她那看似冰冷坚硬的外壳下，包裹着这样沉重的伤痛。原来她坚持要修那个小水库，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红旗大队，也是为了……完成她丈夫的遗愿。

那一刻，我之前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旖旎的念头，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混杂着同情与敬佩的情感。我挽着她的手臂，不自觉地又收紧了一些，想给她多一点支撑的力量。

“书记，您放心，”我郑重地对她说，“这个水库，我们一定能建成。”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哭了，我也不敢问。我只能做的，就是挺直我的腰杆，让她靠得更稳一些，然后用手电筒，坚定地照亮我们脚下那段漆黑而漫长的路。

第4章 回忆的锚点

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像一叶漂泊在黑海上的孤舟。我们走得很慢，翻过那道山梁时，两个人都已经气喘吁吁。我的额头上全是汗，后背的衣服也湿透了，一半是累的，一半是紧张的。林书记的呼吸也有些急促，她把大部分重量都压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她的疲惫和痛楚。

就在这艰难的跋涉中，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一年多以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认识林书记的时候。

那是在1974年的春天，村里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的复查。不知道是谁翻旧账，把我父亲解放前曾经给地主家当过两年账房先生的事给捅了出来。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不小的“历史问题”。我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这盆脏水还是泼到了我们家头上。我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吓得整天以泪洗面。我正在读高三，准备考大学，因为这个“政审”问题，学校也通知我暂时回家等消息。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家里的大门上被人用石灰刷了“地主狗崽子”的标语，走在路上，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些平时关系不错的邻居，也开始躲着我们家走。那时候，林书记刚来我们村半年多，工作还没完全站稳脚跟。村里的治保主任，就是之前被她顶了位置的老书记的亲戚，叫刘根生，他抓住这个机会，非要给我们家定性为“阶级敌人”，还要把我母亲拉到全村大会上批斗。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去找大队长李长山，李长山也愁得直嘬牙花子，说这事是刘根生在公社王副主任那里挂了号的，他也不好插手。我当时年轻气盛，差点就跟刘根生动了手。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林书记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的办公室就是她住的那间小屋，一铺土炕，一张破旧的木桌，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她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把一份材料推到我面前。那是我父亲的档案。

“陈明，你父亲的事情，我调查清楚了。”她看着我，目光平静而锐利，“他当年去地主家当账房，是因为你爷爷病重，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而且，他只干了两年，没做过任何欺压百姓的坏事。土改的时候，工作队已经对他做过审查，结论是‘历史清白’。这份结论，就压在村里的档案柜最底下，不知道为什么，刘主任他们就‘没看见’。”

我看着那份泛黄的纸张上，“历史清白”四个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至于你，”她继续说，“你学习成绩很好，是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一个地方要想有希望，就必须要有读书人。不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就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那天下午，她亲自带着那份档案材料，去了公社。我不知道她跟王副主任他们是怎么谈的，我只知道，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村里的大喇叭就广播了，说经过组织复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纯属误会，我们家不是阶级敌人。我母亲的批斗会取消了，学校也通知我可以回去上课了。

从那天起，林岚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就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书记”称谓。我知道，是她，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没能去上大学，但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所以，后来我高中毕业回村，她推荐我当会计，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她带着我们修水渠，别人抱怨太苦太累，我总是第一个拿起铁锹。她要搞扫盲班，教村里的妇女识字，别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我主动去当了义务教员。我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我只是觉得，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她是一个真正想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干部，她不应该被孤立，不应该被那些闲言碎语和明枪暗箭击垮。

“在想什么？”林书记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我回过神，摇了摇头：“没什么，书记。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

“是……你父亲的事吗？”她轻声问。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没想到她还记得那么清楚。我点了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件事，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小陈，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如果不是因为村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耽误了你，你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学生了。”

“书记，您千万别这么说。”我急忙道，“能回村里为您做点事，我觉得挺好。真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能跟在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身边，看着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感觉，比考上大学更让我觉得踏实。

黑暗中，我感觉到她挽着我的手，似乎又紧了一些。这一次，不再是因为疼痛，而像是一种无声的交流和信赖。我的心，也前所未有地平静下来。之前那些紧张、慌乱的情绪，都被一种更深厚的情感所取代。我不再把她仅仅看作一个需要帮助的女人，或者一个令人敬畏的领导。在这一刻，我觉得我们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是在这漆黑的夜路上，唯一能相互扶持取暖的两个人。

第5章 吹进村里的风

我们终于在午夜时分走回了村里。村子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犬吠划破夜空。我先是扶着林书记回了她在大队部后面的小屋。她家门口的台阶很高，我几乎是半抱着她，才把她送了进去。

“书记，您坐着，我去给您找点红花油。”我说着，就想去翻她的药箱。

“不用了，小陈，太晚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她靠在炕沿上，脸色在昏暗的油灯下显得很苍白，“今天……太谢谢你了。”

“您别客气。”我看着她肿起来的脚踝，心里还是不放心，“您这脚，明天肯定更疼，得赶紧揉揉。要不，我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王大夫过来？”

“别！”她立刻制止了我，“这么晚了，把王大夫叫起来，明天全村都知道了。我这儿有药，我自己能行。你快走吧，让人看见了不好。”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一个年轻男人，半夜三更从女书记的屋里出去，这要是被人看见，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不敢再多待，叮嘱了她几句，就赶紧退了出来，并为她掩上了门。

回到自己家，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今晚发生的一幕幕：会议室里她挺直的背影，夜路上她柔软的手臂，她靠在我肩膀上时微微的颤抖，还有她谈起丈夫时那落寞的声音……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既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又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第二天，我特意起得很晚，想避开村里人。可刚一出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几个在村口大槐树下晒太阳的婆姨，一看到我，就立刻停止了说笑，用一种古怪的眼神上下打量我，然后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

我心里“咯噔”一下，硬着头皮走过去，跟她们打了声招呼。其中一个平时最爱嚼舌根的刘婶，皮笑肉不笑地开了口：“哟，陈会计回来啦？昨晚跟林书记在公社开会，开到半夜才回来，可真是辛苦啊。”

她特意把“开到半夜”四个字说得很重，旁边几个婆姨都捂着嘴偷笑起来。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又气又急：“刘婶，你别胡说！我们是开完会没赶上车，走回来的！”

“走回来的？哎哟，那可了不得！”刘婶夸张地叫道，“三十多里夜路，陈会计扶着我们林书记，一步一步走回来的？啧啧，这可真是……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啊！”

我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她们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昨晚我们回来的时候被人看见了？我的脑子嗡嗡作响，只觉得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没再理她们，快步向大队部走去。一路上，我能感觉到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那种眼神，混杂着好奇、揣测和一丝不屑，让我如芒在背。

到了大队部，我看到林书记正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跟几个社员安排农活。她的脚踝用布条包着，显然肿得更厉害了。她看到我，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眼神里看不出任何异样，仿佛昨晚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可我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风言风语，就像长了翅膀的苍蝇，一夜之间就飞遍了整个村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民兵连长赵铁军把我拉到了一边。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伙计，为人耿直。

“明子，你跟我说实话，你跟林书记……到底咋回事？”他一脸严肃地问我。

我把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一遍，包括林书记崴了脚，我不得不扶着她回来。

赵铁军听完，一拳砸在土墙上，骂道：“他娘的！我就知道是刘婶那张破嘴！今天一早，她就到处说，说昨晚看见你半夜三更从林书记屋里出来，俩人肯定有啥见不得人的事！”

“放屁！”我气得眼睛都红了，“我就是送她回去，看她脚崴了，前后待了不到两分钟！”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可村里人不知道啊！”赵铁军急得直跺脚，“明子，这事儿可大可小。林书记一个单身女人，你一个未婚小伙子，这种事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副主任他们正愁抓不到林书记的小辫子呢！”

赵铁军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凉。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名誉的问题了，这很可能会成为政敌攻击林书记的把柄。如果因为我，害得她被撤职，害得我们村修水库的计划彻底泡汤，那我就是红旗大队的罪人！

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和自责。我后悔昨晚为什么要去扶她，后悔为什么要把她送回家。可转念一想，难道眼睁睁看着她一个人在黑夜里忍着剧痛挣扎，我就心安理得吗？

“铁军，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六神无主地问他。

赵铁军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还能怎么办？这几天，你离林书记远点，别往她跟前凑。见了面也别说话，就当不认识。等这阵风头过去了，兴许就好了。嘴长在别人身上，咱管不了，只能自己先避嫌。”

我痛苦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这是目前唯一能做的办法了。只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得难受。我们之间那点刚刚萌生出来的、超越了上下级关系的温情和信任，难道就要被这些肮脏的流言蜚语，彻底扼杀吗？

第6章 一碗滚烫的红糖水

接下来的几天，我真的就像赵铁军说的那样，开始刻意地躲着林书记。

在队部碰见了，我低着头，假装在看账本，匆匆从她身边走过。开会的时候，我挑最远的角落坐下，全程不敢看她一眼。她安排工作，我也只是闷着头答应，然后转身就走，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好几次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疑惑和探究。但我不敢回应。我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把自己缩在壳里，以为这样就能保护她，也能保护自己。

可这样的疏远，让我心里备受煎熬。我总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她靠在我肩膀上的重量，想起她在我耳边轻声的叹息。那份短暂的亲近，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一碰就疼。

流言蜚语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疏远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刘婶她们编排出各种不堪入耳的版本，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有人说，我这个会计的位置，就是靠“不正当关系”得来的。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割得我体无完肤。我气得好几次想冲过去跟她们理论，但都被赵铁军死死拉住。他说，你越是解释，别人就越觉得你是心虚。

就在我快要被这些流言压垮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

我母亲打开门，惊讶地发现来人竟然是林书记。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一瘸一拐地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和笑意。

“婶子，我来看看您。听说您最近身子不得劲，我给您熬了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了，驱驱寒。”

我母亲又惊又喜，连忙把她请进屋。我愣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林书记把碗递给我母亲，然后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身上。她的眼神很平静，也很清澈，仿佛能看穿我所有的伪装和懦弱。

“小陈，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她说完，就转身走到了院子里。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跟着她走了出去。月光下，她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她的脚伤还没好利索，走路依然有些不便。

“书记，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没有看我，而是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淡淡地开口：“小陈，这几天，你是在躲着我吗？”

我心里一紧，喉咙发干，半天说不出话来。

“是因为村里的那些闲话？”她转过头，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狼狈地低下头，默认了。

“你觉得，我们俩都当缩头乌龟，那些话就会自己消失吗？”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失望，“陈明，我认识的你，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你父亲那件事吗？那时候，如果我也因为害怕刘根生他们的势力而退缩，你们家会怎么样？”

我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

她继续说道：“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做的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党和人民，这就够了。别人的嘴，我们堵不住，但我们自己的路，不能因为别人的闲言碎语就不走了。水库的事，我不会放弃。我的工作，也不会因为这些流言就停下来。你呢？”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这个会计，这个团支书，还想不想干了？是想继续低着头当个懦夫，还是想抬起头来，跟我一起，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月光洒在她的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晕。她的目光像两把利剑，刺穿了我所有的胆怯和彷徨。是啊，我到底在怕什么？我怕的不是流言本身，我怕的是承担责任，怕的是面对非议的勇气。而她，一个女人，一个背负着沉重过往的女人，却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从未退缩。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羞愧。我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逃避而脸红。

“书记，我……”我张了张嘴，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最终只化为三个字，“我错了。”

她看着我，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那笑容，像乌云散去后的一缕阳光，瞬间照亮了我灰暗的心。

“没关系，”她说，“知道错了，改过来就好。明天，把修水库的预算方案再细化一下，我们拿到县里去。公社不批，我们就往上报。我就不信，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这么难。”

说完，她转身准备离开。看着她一瘸一拐的背影，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冲口而出：“书记！您的脚……还疼吗？”

她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碗红糖水，您……也喝一碗吧，晚上……暖和。”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好。”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不是因为烦恼，而是因为激动。林书记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枷锁。我明白了，真正的强大，不是躲避黑暗，而是在黑暗中，点亮自己的灯，坦坦荡荡地走下去。

第7章 平静的疏远

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不再躲着林书记，也不再理会村里的流言蜚语。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里。我帮林书记重新整理了修建水库的申请材料，把每一笔预算都算得清清楚楚，把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标注得明明白白。

我们一起去了县里好几次。县水利局的领导看了我们的方案，又派人来实地考察，最终被林书记的执着和我们详尽的准备工作打动了，特批了这个项目。

消息传回村里，整个红旗大队都沸腾了。之前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也都闭上了嘴。当第一车水泥和钢筋运到村里的时候，李长山大队长激动得眼眶都红了，他拉着我的手说：“小陈，林书记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

我看着不远处正在指挥卸车的林书记，她穿着一身沾满泥点的旧衣服，脸上却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那一刻，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

水库的修建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了。林书记几乎是吃住都在工地上，她一个女人，跟男人们一起抬石头、挑土方，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也从不叫苦。我除了要做好会计的本职工作，也一有空就跑到工地上帮忙。

我们之间的交流，又恢复了正常。但奇怪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那个走夜路的晚上。它像一个被我们双方共同守护的秘密，沉在了心底。我们谈工作，谈计划，谈工程进度，谈村里的未来，我们像最默契的战友，最亲密的同志，但仅此而已。

我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但却坚韧的屏障，在我们之间悄然建立起来。我们会在众人面前坦然地讨论工作，但再也没有过私下里的独处。开会晚了，她会坚持让李长山或者别的老同志送她。走在路上碰见了，我们也是点头示意，然后各自走开。

那种疏远，不是出于害怕或者尴尬，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都明白，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走得太近，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我们选择了用这种“平静的疏远”，来保护那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和相互扶持的情谊。

有时候，在工地上，我的目光会和她不期而遇。我们会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鼓励，也有一丝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淡淡的遗憾。

我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都化作了工作的动力。我跟着工程队的技术员，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测绘。林书记看在眼里，也很支持我，她从县里给我找来了很多水利方面的书籍，让我自学。

一年后，水库顺利竣工。蓄水的那天，全村人都跑到水库大坝上，看着清澈的河水缓缓地注入我们亲手挖出来的“聚宝盆”，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林书记站在人群中，脸上带着疲惫而满足的笑容。

那天晚上，村里开了庆功会。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也喝得有些高了。我看到林书记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热闹的大队部，独自向水库的方向走去。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就站在大坝上，静静地看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水面。

“书记。”我走过去，在她身后站定。

她回过头，看到是我，并没有意外。“你也来了。”

“嗯。”我点了点头，“书记，我们……成功了。”

“是啊，成功了。”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怅然，“要是他能看到，该多好。”

我知道她说的“他”是谁。我没有说话，只是陪她静静地站着。晚风吹过，带着水库特有的湿润气息。

“陈明，”她忽然叫我的名字，而不是“小陈”，“谢谢你。”

“书记，是我该谢谢您。”我由衷地说，“是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县里水利局的领导很看好你，他们有个招工指标，我想推荐你去。”她说。

我愣住了。去县里水利局工作，那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你还年轻，有文化，肯钻研，不应该一辈子待在村里。去县里，有更大的平台，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她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安排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工作。

我看着她，心里百感交集。我知道，她是在为我铺路，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

“我……”

“别拒绝。”她打断了我，“这是你应得的。也是……我对你的期望。”

那一晚，我们在大坝上站了很久。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未来，关于理想，但始终没有触及那个深埋心底的夜晚。我们都明白，那条三十里的夜路，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从今往后，我们就要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轨道了。

第8章 永远的三十里路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红旗大队，去了县水利局报到。走的那天，村里很多人来送我。我在人群中寻找林书记的身影，但没有找到。李长山大队长告诉我，她一早就去公社开会了。

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明白，这或许是最好的告别方式。

在县里的工作很忙，我从最基础的技术员干起，跟着老师傅跑遍了全县所有的水利工程。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很快就成了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几年后，我结了婚，妻子是县纺织厂的一名女工，温柔贤惠。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我和林书记，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从回村的乡亲口中，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听说，她后来又带领村民们搞起了砖窑厂，让红旗大队成了全县有名的富裕村。再后来，她被调回了县里，在妇联工作。听说，她一直没有再婚，始终是一个人。

每次听到她的消息，我的心都会泛起一阵涟漪。那个走夜路的晚上，那份手心的温热，那句“不应该一辈子窝在这个山沟里”的嘱托，就像一个深深的烙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知道，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她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心中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洁白无瑕的梦。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也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变成了鬓角染霜的中年人。有一年，我因为工作原因，重返红旗大队。

村子已经大变样，泥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低矮的土坯房被一栋栋漂亮的二层小楼取代。唯一没怎么变的，是村口那座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思源渠”的小水库。水库的水依旧清澈，大坝上长满了青草。

我独自一人走上大坝，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夜晚，一个年轻的女书记和一个愣头青小子，在漆黑的夜路上，相互扶持，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

“是陈工啊？”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是已经头发花白的李长山大爷。

“李大爷，是我。”我笑着迎上去。

我们聊了很多村里的变化。临走时，李长山大爷忽然叹了口气，对我说：“陈明啊，有件事，我憋在心里好多年了，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您说。”

“当年……你和林书记的事，村里传得很难听。其实，我们这些老家伙心里都清楚，你们是清白的。林书记是个好人，她是为了我们村，才受了那么多委屈。”

李长山大爷顿了顿，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走后第二年，那个王副主任因为贪污问题被抓了。他交代说，当年就是他授意刘根生他们，故意给你和林书记造谣，目的就是想把林书记搞倒。林书记她……其实早就知道了，但她为了不影响你，也为了保住水库项目，硬是一个人把所有的脏水都扛了下来，一个字都没解释过。”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击中，瞬间一片空白。原来，她什么都知道。原来，在我为那些流言蜚语而痛苦彷徨的时候，她承受的压力，比我多千倍万倍。原来，她那看似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如此巨大的隐忍和牺牲。

我站在大坝上，看着眼前这片她用心血浇灌的水库，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后来，我辗转打听到了林书记的住址。她退休后，住在一个很普通的小区里。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去打扰她。

我想，有些人和事，放在心里，就是最好的结局。

如今，我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回首这一生，平淡安稳，也算事业有成。但我心里最珍藏的，永远是1975年的那个秋夜。那条漆黑的、漫长的、走了三个多小时的三十里路，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它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真正的感情。那是一种超越了男女之情，融合了敬佩、感激、同情和默契的复杂情感。它干净、纯粹，像那个年代的天空一样，虽然有过阴霾，但底色永远是清澈的蓝。

我知道，我和林书记之间，永远隔着那三十里路。但我也知道，在彼此的心里，我们从未真正走远。

88年我偷偷去见落榜的女同桌，她倚着门框害羞说：你敢不敢带我走

那年夏天，知了叫得像要把自个儿的命都给喊出来。

空气又黏又热，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软塌塌的，能粘住人的鞋底。

我捏着那张烫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手心里的汗把纸边都给浸得有点软了。

心里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火焰是考上大学的狂喜，海水，是她。

我的同桌，林晓。

她落榜了。

消息是隔壁王婶传过来的，她说得绘声绘色，说林晓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她妈急得在门口直掉眼泪。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张录取通知书瞬间就没了分量。

我俩坐了三年同桌。

她的头发总是扎成一个马尾，写字的时候，几缕碎发会垂下来，随着她思考的动作，轻轻扫过她的脸颊。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不是城里姑娘用的那种香皂，就是最普通的那种，闻着干净。

她爱画画，课本的边边角角，草稿纸的背面，全都是她画的小人儿，有的在笑，有的在飞。

老师讲函数，她就在下面画抛物线上的小王子。

我偷偷看过，画得真好。

高考前，她把所有画过的草稿纸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

她说，等考完，她就去买最好的画笔和颜料。

可现在，那个盒子，大概被她塞到床底下，再也不想看见了吧。

我决定去看看她。

揣着那份能决定我一生的通知书，我骑着我爸那辆二八大杠，穿过几条扬着尘土的小巷。

蝉鸣声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罩在里面，闷得我喘不过气。

她家住在老城区的一栋筒子楼里。

楼道里黑漆漆的，堆满了杂物，空气中混着饭菜、霉味和公共厕所的味道。

我把车停在楼下，靠着一棵掉皮的梧桐树，站了很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她？说“明年再考”？

这种话，轻飘飘的，像根羽毛，落在她心里，可能比石头还重。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楼道里的灯亮了，昏黄的光，像一颗快要流干眼泪的眼珠子。

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了上去。

她家住三楼。

门虚掩着，能听见里面她妈压低了声音的啜泣，还有她爸烦躁的叹气声。

我站在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来来回回好几次。

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最后，我还是轻轻敲了敲门。

屋里的声音一下子停了。

过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是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头发乱糟糟的，眼睛又红又肿，像两颗熟透了的山楂。

她瘦了好多，下巴尖尖的，整个人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地想关门。

“林晓。”我赶紧喊了一声，用手抵住门。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神空洞洞的。

楼道里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潮气。

我闻到了她身上传来的，那种几天没洗澡的，混着汗味的酸涩气息。

这味道让我心疼得厉害。

“我……我来看看你。”我的声音干巴巴的。

她还是不说话，只是倚着门框，低下了头。

我看到她光着的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脚趾头蜷缩着，很不安的样子。

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们中间。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也能听见她压抑的、细微的呼吸声。

“你……”我刚想再说点什么，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那两颗红山楂里，好像突然燃起了一点点微弱的火苗。

她咬着嘴唇，声音很轻，轻得像耳语，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她说：“你敢不敢带我走？”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带她走？

去哪？

怎么走？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谁扔了颗炸雷。

她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豁出去的决绝，还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小女孩一样的害羞和期盼。

那眼神，像一根滚烫的针，一下子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看着她身后的那扇门，门里是压抑的哭声和叹息，是落榜后沉闷得让人窒息的未来。

再看看她，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翅我膀受伤的小鸟。

我几乎没有思考。

也或者说，在那一刻，我所有的思考都被一种滚烫的情绪给冲垮了。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抖，但很坚定。

“敢。”

她笑了。

那是我见过最苍白，也最灿烂的笑。

像是在一片废墟里，开出了一朵小小的，顽强的花。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俩的命运，从这个闷热的夏天开始，要拐一个大大的弯了。

我们决定走的那个晚上，下了一场暴雨。

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像是要把玻璃给砸碎。

闪电把天空撕开一道道口子，雷声在头顶上滚来滚去。

我俩约在午夜十二点，在镇子东头的那个废弃的火车站碰头。

那里早就没有火车经过了，铁轨上长满了野草，站台也破破烂烂的。

我从家里偷了我爸藏在床底下的五百块钱。

那年头，五百块，是一笔巨款。

我把钱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塞在内衣口袋里，贴着胸口，烫得我心慌。

我还带了一件我爸的旧外套，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上它，可能觉得，这是我唯一的护身符。

我穿着雨衣，推着自行车，悄悄溜出家门。

雨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树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的醉汉。

我骑得飞快，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片片水花。

心里又怕又兴奋。

怕被我爸妈发现，怕未来的未知。

也兴奋，为这种不管不顾的，带着毁灭气息的浪漫。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

她没打伞，也没穿雨衣，就那么站在破旧的站台下面。

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雨水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滴。

她背着一个小小的帆布包，瘪瘪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看到我，她朝我笑了笑。

在闪电的光亮里，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但眼睛亮得惊人。

“你来了。”她说。

“嗯。”我把车停好，跑到她身边。

“冷不冷？”我脱下身上的雨衣，想给她披上。

她摇摇头，躲开了。

“不用，这样挺好的，像洗澡一样。”她仰起脸，任凭雨水冲刷着她的脸。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好像不是那个坐在我旁边，安安静静画画的林晓了。

她像个女侠，要去闯荡江湖。

“我们去哪？”她问我。

“南方。”我说。

那年头，所有人都说南方好，遍地是黄金，有无限的可能。

去南方，成了我们这种小镇青年最不切实际，也最热血的梦。

“好。”她点点头，没有丝毫犹豫。

我们沿着废弃的铁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真正的火车站走。

雨下得更大了。

我们的鞋里灌满了水，走一步，就“咕叽”一声。

风雨声太大了，我们没法说话，只能紧紧地牵着手。

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但很有力。

那一刻，我感觉我们像是世界上仅存的两个人，正走在一条通往世界尽头的路上。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了火车站。

车站里人不多，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等车的旅客。

灯光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方便面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

我们在售票窗口，买了两张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票。

去广州。

站票。

要坐两天一夜。

拿到票的那一刻，我俩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亡命天涯的悲壮。

火车进站的时候，汽笛声又长又响，划破了雨夜的宁静。

我们挤在人群里，被推搡着上了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人挨着人，行李架上塞满了大包小包。

空气又闷又浊，充满了汗味、脚臭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

我们好不容易在车厢连接处找到了一个可以站脚的地方。

火车开动了。

“哐当，哐当……”

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像是为我们的逃离奏响的序曲。

我看着窗外。

小镇的灯光在雨幕中，一点点变得模糊，最后消失不见。

我知道，我把我的过去，我的安稳，我那张烫金的录取通知书所代表的一切，都留在了身后。

我转过头，看着身边的林晓。

她也正看着窗外，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后悔吗？”我问她。

她回过头，看着我，摇了摇头。

“不后悔。”她顿了顿，又说，“我只是在想，我那个装画的铁皮盒子，忘记带出来了。”

我的心，猛地一揪。

火车一直往南开。

车厢里的人，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挤得密不透A风。

我们站着，累了就靠着车厢壁，轮流坐一会儿地上。

地上又脏又湿，但我俩谁也没嫌弃。

到了饭点，我挤到餐车，买了两份盒饭。

十块钱一份，只有一点点菜，米饭硬得硌牙。

我俩分着吃，她吃菜，我吃饭。

她看我光吃饭，就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片肉，夹到我碗里。

“你吃，你力气大。”她说。

我没跟她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晚上，车厢里的灯关了，只剩下几盏昏暗的小夜灯。

人们东倒西歪地睡着了，鼾声此起彼伏。

我们靠在一起，坐在冰凉的地上。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均匀，好像睡着了。

她的头发还是湿的，带着雨水的凉气。

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淡淡的肥皂味，混着火车上特有的铁锈味。

我一动也不敢动，怕把她吵醒。

我的肩膀被她压得又酸又麻，但心里却很满。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夜色，心里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有她在的地方，就是家。

第二天，天亮了。

阳光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照进来，在空气中形成一道道光束。

能看到无数尘埃在光束里飞舞。

车窗外的景色，已经完全变了。

不再是北方那种平坦的，光秃秃的田野。

取而代之的，是连绵起伏的青山，是大片大片的水田，是郁郁葱葱的芭蕉树。

空气都变得湿润起来。

“你看。”林晓指着窗外，眼睛亮晶晶的。

她好像恢复了一点生气。

一路上，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她跟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讲她怎么喜欢上画画的，讲她画的那些小人儿，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

她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每天画画，画到老。

我听着，心里酸酸的。

我跟她讲我的梦想。

我说我想当个作家，写很多很多的故事。

她听了，眼睛更亮了。

“那我们说好了，”她说，“以后你写故事，我给你画插画。”

“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绿皮火车上嘈杂的一切都消失了。

我眼里只有她，和我们共同编织的那个，遥远又美好的未来。

火车终于在第三天的清晨，抵达了广州。

当我们走出火车站，被南方特有的，湿热的空气包围时，我俩都有些发懵。

眼前的广州，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

他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粤语，脸上带着一种我们小镇人没有的，精明又疲惫的神情。

我们就像两只闯进了钢铁森林的小动物，茫然，又无措。

我们身上只剩下三百多块钱了。

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住，然后找工作。

我们背着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太阳很毒，晒得人头晕眼花。

我们走了很久，终于在一条很深很深的巷子里，找到了一个招租的牌子。

房东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穿着睡衣，烫着卷发，说话像吵架一样。

她带我们看的房子，是在顶楼加盖的一个铁皮屋。

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

就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月要一百块钱。

我们别无选择，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身上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

安顿下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俩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谁也睡不着。

铁皮屋顶被月光照得发白。

外面是城市的喧嚣，车声，人声，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怕吗？”我问她。

她在我怀里，摇了摇头。

“不怕。”她说，“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把她搂得更紧了。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找工作。

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

我们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本地户口，连话都听不太懂。

我去找工地的活，人家嫌我瘦，没力气。

她去找餐厅服务员，人家嫌她不会说粤语。

我们跑了一天又一天，脚底磨出了水泡，嘴皮说干了，也没找到一份工作。

钱，很快就花完了。

我们开始饿肚子。

一天只吃一顿，买最便宜的馒头，就着自来水往下咽。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烧腊店，闻到那股香味，两个人站在门口，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林晓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

“对不起，”她说，“都怪我，连累了你。”

我心里难受得像被刀割一样。

我拉着她的手，说：“说什么傻话呢？是我要带你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卖血了。

在一家小诊所，抽了400cc的血，换来了八十块钱。

拿到钱，我第一时间跑去那家烧腊店，买了一整只烧鹅。

我提着热气腾腾的烧鹅回到我们那个小铁皮屋。

林晓看到烧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她没问我钱是哪来的。

她只是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吃得很香。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烧鹅。

后来，我终于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了一份搬砖的活。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直干到天黑。

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手上磨的全是血泡，肩膀被砖头压得又红又肿。

但每天能有二十块钱的收入。

林晓也没闲着。

她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回来用水焯一下，拌点盐，就是一道菜。

她把我们的铁皮屋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每天收工回来，她都会给我打好一盆热水，让我泡脚。

她会一边给我按摩肩膀，一边给我讲她白天遇到的趣事。

虽然很苦，但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开心。

我们像两棵在石缝里挣扎生长的小草，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汲取着对方身上微不足道的温暖。

有一天，我收工回来，发现林晓不在。

桌上放着一张纸条。

她说她出去一下，让我别担心。

我等到很晚，她才回来。

她看起来很累，但眼睛里闪着光。

她从身后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沓画纸，还有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

“你哪来的钱？”我问她。

她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伸到我面前。

她的手心，红红的，还有几个小小的，像是被针扎过的眼。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她也去卖血了。

我抓着她的手，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你傻不傻啊！”我冲她吼。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发火。

她也哭了。

“我想画画。”她哽咽着说，“我一天不画画，就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从那天起，她又开始画画了。

在那个闷热狭小的铁皮屋里，她支起一张小小的画板。

我搬砖，她画画。

她画工地上挥汗如T雨的工人，画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小贩，画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

她画这个城市里，最底层，最鲜活的生命。

她的画，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成了她唯一的读者。

我跟她说，她画得比我见过的所有画家都好。

她听了，就开心地笑，像个得了糖吃的孩子。

我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虽然清苦，但有盼头。

可我们都忘了，我们是“逃”出来的。

麻烦，终究还是找上门了。

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工头突然跑过来，说有人找我。

我走到工地门口，看到了两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是我爸，和林晓的爸。

他们俩，风尘仆仆，满脸怒容。

看到我，我爸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这个畜生！”他吼道，“你还要不要脸了！书不读了，跟着个女的跑出来，你对得起谁！”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

林晓的爸爸也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把我女儿拐到哪里去了！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我没有还嘴，也没有辩解。

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罪人。

他们跟着我，找到了我们那个铁皮屋。

林晓正在画画。

看到她爸爸，她吓得手里的画笔都掉了。

她爸爸冲上去，一把抢过她的画，撕得粉碎。

“画画画！画能当饭吃吗！”他咆哮着，“你知不知道你妈因为你，都快哭瞎了眼！跟我们回去！”

林晓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纸屑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那是她所有的梦。

碎了。

我爸也把我往外拖。

“回家去！你的大学通知书还在家放着呢！再胡闹，我打断你的腿！”

我挣扎着，回头看林晓。

她也正看着我。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向我求救。

但我却被我爸死死地拽住，动弹不得。

我们被强行带走了。

带上了回家的火车。

回去的路上，我们俩被分开关着。

我和我爸一个车厢，她和她爸一个车厢。

我爸一路上都在骂我，说我丢尽了他们老张家的脸。

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

我满脑子都是林晓那双绝望的眼睛。

火车又开了两天一夜。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镇。

一切好像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下了火车，在站台上，我爸和她爸，像交换犯人一样，把我们分开了。

我被我爸推搡着往前走。

我忍不住回头看她。

她也被她爸拉着，往另一个方向走。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没有眼泪，也没有话语。

只有一种巨大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我知道，我们完了。

我们那场轰轰烈烈的私奔，就像一场绚烂的烟火。

在最美的时候，熄灭了。

回到家，我被我爸关了起来。

他没收了我所有的东西，把我锁在房间里。

他说，等大学开学了，他会亲自把我押到学校去。

我没有反抗。

我像个木偶一样，任由他摆布。

我每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我和林晓在广州的那段日子。

那个闷热的铁皮屋，那只香喷喷的烧鹅，她画画时认真的侧脸，她靠在我肩膀上沉睡的呼吸。

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遥远。

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我不知道林晓怎么样了。

我爸妈不许我出门，更不许我打听她的任何消息。

我们两家，因为这件事，也成了仇人。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人也迅速地消瘦下去。

我妈看着心疼，偷偷给我塞好吃的。

我爸看到了，就把碗给摔了。

“吃什么吃！让他饿死算了！没出息的东西！”

我看着地上的碎瓷片，心里一片死寂。

终于，快要开学了。

我爸给我买了新衣服，新箱子，准备送我去上大学。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第一次，心平气和地跟我谈了谈。

他坐在我的床边，给我点了根烟。

他自己也点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我看到他的头发，好像白了许多。

“儿子，”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爸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是，你得明白，爸是为你好。”

“这个社会，没有文凭，寸步难行。你看看我，在厂里干了一辈子，还是个小组长。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文化。”

“你考上大学，是咱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你不能为了一个女的，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

“那个林晓，她家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她爸是个酒鬼，她妈有病。你跟她在一起，就是跳进火坑里。你会被她家拖累一辈子的。”

“听爸的话，好好上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娶个城里媳D妇。忘了她吧。”

我爸说了很多。

我一句话也没反驳。

因为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他不懂。

他不懂林晓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不是一个“女的”，她是我贫瘠的，灰暗的青春里，唯一的一束光。

是我愿意用一切去交换的，那个彩色的梦。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又要“逃”了。

但这一次，不是为了私奔。

是为了告别。

我趁着我爸妈都睡熟了，悄悄地从窗户爬了出去。

我没有带任何东西，除了那张被我压在枕头底下的，去广州的火车票。

我一路跑到林晓家楼下。

深夜的小镇，万籁俱寂。

只有几声狗叫，从远处传来。

我站在那棵熟悉的梧桐树下，抬头看着她家的窗户。

窗户黑着，没有灯光。

我不知道她睡了没有。

我也不敢上去敲门。

我怕再见到她爸爸那张愤怒的脸。

我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很久。

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想起了她倚着门框，问我“敢不敢带我走”的样子。

想起了我们在暴雨中牵着手，走在废弃铁轨上的样子。

想起了我们在铁皮屋里，分吃一只烧鹅的样子。

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火车票。

我走到她家楼下的那个破旧的信箱前，把火车票，塞了进去。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到。

我只是想告诉她，那段日子，我没有忘。

我永远也不会忘。

做完这一切，我转身离开了。

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没有回家。

我去了火车站。

用我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买了一张最早去省城的车票。

我要去上大学了。

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去奔赴一个被安排好的，光明的前程。

大学生活，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和浪漫，只有上不完的课，和考不完的试。

我读的是中文系。

身边的同学，大多是些多愁善感的文艺青年。

他们谈论着海子、顾城，谈论着萨特和加缪。

我却一句话也插不上。

我的心，好像被留在了那个闷热的夏天。

我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

我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东西。

我想用文字，来填补内心的空洞。

我写了很多关于南方，关于火车，关于一个爱画画的女孩的故事。

我把它们投给校刊，投给外面的杂志社。

稿子大多石沉大海。

偶尔有几篇被发表了，稿费也少得可怜。

但我还是不停地写。

因为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林晓还活在我的世界里。

我没有再联系过她。

我不敢。

我怕打扰她平静的生活。

也怕知道她过得不好。

有时候，我会做一个梦。

梦见我们还在广州那个铁皮屋里。

她画画，我看着她。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可每次醒来，都只有冰冷的枕头，和空荡荡的寝室。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家了。

小镇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我妈看到我，心疼得直掉眼泪，说我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爸看着我，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家里的气氛，还是有些尴尬。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偷偷跑到林晓家楼下。

那棵梧桐树，又长高了不少。

我抬头看她家的窗户。

窗户上，挂着一串风干的红辣椒。

看起来，很有生活气息。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去，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楼道里走了出来。

是林晓的妈妈。

她提着一个菜篮子，看起来比以前苍老了许多。

她也看到了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朝我走了过来。

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

我以为她会骂我。

但她没有。

她只是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是小张啊。”她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阿姨好。”我低着头，不敢看她。

“放假了？”

“嗯。”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阿姨，林晓……她还好吗？”我终于还是问出了口。

她叹了口气。

“挺好的。”她说，“她不在家，去深圳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深圳。

又是一个南方的城市。

“她……她去做什么？”

“打工。”林晓的妈妈说，“她爸去年喝酒，跟人打架，把腿给打断了。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她不忍心看我一个人撑着，就跟着她表姐，去深圳的电子厂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电子厂。

流水线。

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工作。

这跟她那个，拥有一间画室的梦想，差得太远了。

“她……还画画吗？”我颤抖着问。

林晓的妈妈摇了摇头。

“哪有时间画啊。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回来累得倒头就睡。手都磨出茧子了，哪还拿得动笔。”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疼得我快要窒息。

“那丫头，倔得很。”林晓的妈妈看着我，眼圈红了，“当初从广州回来，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就想通了，把所有画都给烧了。她说，画画不能当饭吃，她得学着长大了。”

“她把所有画都烧了……”

“是啊。”林...晓的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这是她烧之前，让我给你留着的。”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小小的，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报纸。

里面，是一块橡皮。

一块很普通的，学生用的白色橡皮。

上面用小刀，刻着两个字。

“敢敢”。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敢敢”，是她给我起的外号。

因为我当初她，“敢”。

她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可我，却是那个，把她丢下的人。

我紧紧地攥着那块橡皮，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阿姨，”我抬起头，看着她，“能把她在深圳的地址给我吗？”

林晓的妈妈看着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她还是把地址写给了我。

“孩子，”她说，“我知道你们俩当初是真心的。但是，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别再去打扰她了。”

我拿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失魂落魄地走了。

我没有听她的话。

我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

这一次，不是为了私奔。

是为了赎罪。

我又一次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还是绿皮车，还是那么拥挤，那么嘈杂。

只是这一次，我身边，没有了她。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

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见到她，该说什么。

说对不起？

太轻了。

说我来带你走？

太可笑了。

我现在，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我只是想，再见她一面。

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如果她过得不好，我就留下来，陪着她。

哪怕是去电子厂打螺丝，我也愿意。

火车到了深圳。

这座城市，比广州还要繁华，还要冷漠。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她所在的那个工业区。

到处都是高大的厂房，和穿着蓝色工服，行色匆匆的工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和塑料的味道。

我找到了她所在的那个电子厂。

正是下班时间。

工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厂门口涌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麻木的疲惫。

我站在门口，伸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找了很久，很久。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看到了她。

她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蓝色工服，头发剪短了，随意地扎在脑后。

她瘦了，也黑了。

脸上没有了当初的灵气，多了一丝沧桑。

她和几个女工一起，一边走，一边说笑着。

我看到她笑了。

那种笑，很平淡，很真实。

不是我记忆中，那种灿烂得像花一样的笑。

但，也不是不快乐。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一步也迈不动。

我突然明白了她妈妈说的话。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而我，还是那个活在过去，活在象牙塔里的，不切实际的文艺青年。

我去找她，能给她什么呢？

除了勾起她痛苦的回忆，除了打乱她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生活，我什么也给不了她。

我看着她，和她的工友们，走进了一家路边的大排档。

她们点了几样小菜，几瓶啤酒。

她拿起酒瓶，很豪爽地跟人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那个样子，陌生得让我心疼。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她。

看了很久，很久。

直到她们吃完饭，勾肩搭背地，消失在夜色里。

我才转身离开。

我没有去找她。

我把那张写着她地址的纸条，撕得粉碎，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也把那块刻着“敢敢”的橡py，一起扔了进去。

我该长大了。

我也该，放过她了。

从深圳回来后，我像是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写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我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生活。

我写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民工，写流水线上日夜颠倒的厂妹，写城市里每一个，为了生活而挣扎的，渺小的个体。

我的文字，变得粗粝，但充满了力量。

大四那年，我写了一篇名为《南下》的中篇小说。

写的就是我和林晓的故事。

我把它投给了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

没想到，居然发表了。

而且，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很多人都被那个，在铁皮屋里坚持画画的女孩感动了。

小说给我带来了一些名气，也带来了一笔不菲的稿费。

毕业后，我没有去找工作。

我用那笔稿费，租了一个小房子，成了一个职业作家。

我写了很多小说。

有长篇，有短篇。

大多是关于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小人物。

我得了一些奖，出了一些书，渐渐地，在文坛有了一席之地。

我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的妻子，是我大学的师妹。

一个很温柔，很贤惠的女人。

她很崇拜我，把我的每一本书，都读了很多遍。

她常常问我，《南下》里的那个女孩，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每次都笑着说，是虚构的。

我把林晓，藏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

我以为，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直到十年前。

那一年，我受邀回母校，参加一个文学讲座。

讲座结束後，一个年轻的女孩，拿着我的书，找我签名。

她说她是我忠实的读者。

我笑着给她签了名。

她拿到签名，很激动。

“张老师，”她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可以啊。”

“《南下》里的那个女主角，林晓，她的原型，是不是叫林晓？”

我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女孩笑了。

“因为，她是我妈妈。”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像被雷击中了一样。

我看着眼前的女孩。

她的眉眼，跟林晓，有七八分的相似。

“你妈妈……她……”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妈妈现在是一名插画师。”女孩说，脸上带着骄傲的神情，“她很厉害的，给很多有名的儿童读物画过插画。”

插画师。

她终究，还是实现了她的梦想。

“她……她现在在哪里？”

“就在本市。”女孩说，“她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

女孩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拿着那张纸条，手抖得厉害。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跟妻子说，我遇到了一个故人，想去见一见。

妻子很通情达理，没有多问。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工作室。

那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种满了梧桐树的街区。

工作室不大，但很明亮。

落地窗前，摆满了各种绿植。

我推开门，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一个穿着棉麻长裙，留着齐肩短发的女人，从画架后抬起头。

是她。

林晓。

岁月好像格外优待她。

她的脸上，虽然也有了细微的纹路，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清澈。

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她看到我，也愣住了。

我们俩，就那么隔着一室的阳光，静静地对望着。

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夏天。

“你来了。”她先开了口，声音很轻，但很稳。

“嗯。”我点点头，感觉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给我倒了杯茶。

茶香袅袅，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我们聊了很多。

聊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当年她从深圳回来后，并没有放弃画画。

她在电子厂攒了些钱，就辞了职，报了一个美术培训班。

她一边打零工，一边学画画。

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后来，她遇到了她的丈夫，一个很支持她梦想的男人。

他们一起，开了这家工作室。

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我看了你的书。”她说，“写得很好。”

“谢谢。”

“那个故事，你美化我了。”她笑了笑，“我当初，可没有那么勇敢。”

“不，”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

她没再说话，只是低头喝茶。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她美得像一幅画。

我看到，在她的画架上，放着一幅还没完成的画。

画的是一列绿皮火车，正穿过南方的田野。

车窗里，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正依偎在一起，看着窗外。

他们的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

“这幅画……”

“我想把它，送给你。”她说，“谢谢你，当年带我看了外面的世界。”

“也谢谢你，”我说，“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我。”

我们相视一笑。

所有的遗憾，所有的伤痛，在这一刻，都释然了。

离开的时候，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当年，我塞在你家信箱里的那张火车票，你看到了吗？”

她点点头。

“看到了。”

“那……那块橡皮呢？”

她笑了。

从脖子上，拉出一个红绳。

红绳的末端，系着的，正是我当年扔掉的那块，刻着“敢敢”的橡皮。

它已经被摩挲得很光滑了。

“我后来，又把它从垃圾桶里，捡回来了。”她说，“我想，人总得给自己留个念想。”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转过身，快步地离开了。

我没有让她看到我的眼泪。

我们都没有错。

我们只是，在那个回不去的夏天，用尽了毕生的勇气，去爱了一场。

这就够了。

如今，我也老了。

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生活。

妻子在前几年，因病去世了。

我一个人，住在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里，每天写写字，养养花。

我和林晓，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们没有再谈及过往的感情，只是像老朋友一样，偶尔喝喝茶，聊聊天。

她的丈夫，是个很温和的男人，对我也很客气。

她的女儿，很喜欢我，常常来找我，让我给她讲故事。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我们没有被父母抓回去，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会在某个南方的城市，为了生计而奔波，为了柴米油盐而争吵。

我们当初那份不顾一切的爱情，可能会在现实的磋磨中，变得面目全非。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结局。

它让那段记忆，永远地停留在了最美好的时刻。

像一颗琥珀，晶莹剔透，包裹着我们最勇敢，最纯粹的青春。

前几天，我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那本让我一举成名的小说，《南下》。

书页已经泛黄了。

我翻开扉页，上面是我当年写下的一句话：

“献给我生命里，唯一的光。”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阳光正好。

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枝繁叶茂。

有几只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

像极了，1988年的那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