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诚的人作文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1-27 17: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一个真诚的人”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真挚、生动、有说服力：
"1. 明确核心与立意 (Define the Core and Theme):"
"什么是“真诚”？" 在动笔前，你需要清晰地思考你所写的“真诚”具体指什么。是待人接物的不虚伪、不欺骗？是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是对感情的专一投入？还是内心的坦荡、不自欺？明确这一点是文章的灵魂。 "中心思想是什么？" 你想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什么？是赞美真诚的可贵，探讨真诚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还是表达对拥有真诚品质的人的敬佩？确立一个清晰、积极向上的中心思想。
"2. 选择合适的叙述对象和角度 (Choose the Subject and Perspective):"
"人物选择：" 可以选择一个你真正认识并了解的、你认为非常真诚的人（家人、朋友、老师、陌生人等），也可以虚构一个人物。选择一个你感受最深、有足够素材可写的人物。 "叙述角度：" 可以采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更具真情实感；也可以采用第三人称，更客观地描绘人物。选择哪种角度取决于你想达到的效果。
"3. 挖掘并展现“真诚”的具体表现 (Show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Sincerity):"
"避免空泛的赞美：" 不要只说“

真正的高手，是在成人世界里，依旧保持真诚的人

我细细地看，揣摩着看，看到最后一页，再重新回过去看，好像总也看不完，每看一遍，总有新的收获，令我受益匪浅。

这种风趣快活、带着浓浓北京味儿的语言很治愈。每当我不快乐，心里堵得慌的时候，我就翻翻这本书，内心变得轻松、舒畅起来。

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快乐的人，智商情商高于常人的人，一个“真”和“诚”的人。

在作家陈建功《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的新书分享会上，一位不知名的读者分享了这段真诚的阅读体悟。

曾当过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18岁下井挖煤，28岁考进北大，曲曲折折一大把故事，在心中藏了大半辈子，这回，终于在这本新书中娓娓道来。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陈建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吴良柱所说：陈建功的18岁到28岁，这十年的个人奋斗和生活锤炼，锻造出一位成熟的有追求的作家的筋骨与灵魂。相信这本书既能够引领同龄读者回溯来路，重审我们的青春，也能够为年轻读者打开一扇窗，窥见他们父辈曾经走过的风景。

在《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分享会上，作家陈建功与评论家郭运德、评论家潘凯雄、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展开了对谈，带着我们一起回味悄然逝去的青春。今天我们整理出当天的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01

"我说老兄，你这是一个难题"

丛治辰：

我是比陈老师正好小二十五岁的北大学弟，在陈老师入学二十五年之后我入学。当然那个时候陈老师已经是传奇，已经写进文学史，是我们要学习的一课。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陈老师担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忙于行政工作，创作量变少，这是让读者感到非常遗憾的，所以陈老师退休之后捧出这部大作是我们等待很久的一部著作。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感受。

一个是惊讶陈老师这本书写得如此真诚。我觉得“真诚”这两个字是分量很重的字，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么简单。我们经常认为真诚是一种品质，但我觉得真诚还是一种能力。有些人想真诚也没有办法真诚，不是他天生想虚伪，而是他的能力不足以在种种复杂的情境下保持真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以他的笔真诚地表达这个世界，这意味着他的笔是有力和准确的。所以这个真诚既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文学品质。

我还有一点困惑：这本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文体？陈建功老师把它叫作“非虚构小说”。小说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虚构的、想象的，非虚构跟小说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非虚构要跟小说结合在一起？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

陈建功：

我在90年代就想写这本书，写我挖煤的十年，当时想的题目叫“十八岁面对侏罗纪”。因为侏罗纪是我挖的侏罗纪煤层，我十八岁去挖煤，干了十年，这个题目很明显就是青春面对苍凉。

但是现在又过了三十年了，我还有那样的激情吗？还有那样青春的热血吗？我现在已经有点“躺平”的意思了（笑），我想用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来回忆它，这是一个思想的变化。

当然要诚实，当然要有趣，但不再是青春面对苍凉，我们应该有举重若轻、过眼云烟这样一种态度。这是第一。

第二，现在写四五十年前的青年生活，还有人看吗？我得想点办法。用什么办法？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学开始学一些时髦手法，时空转换什么的。我既然现在写，就要把现在的时间和过往的时间联系起来，也来个转换。但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学习外国作家的时空转换，转换得并不理想，有些是胶柱鼓瑟、生吞活剥。有一位老翻译家曾经跟我说，中国作家得想想，怎么把中国语言的时态，用中文的魅力来表达。所以我就想，我的书要用现在时来写，四十年后的回侃呗，回扯呗！比如我写到一个老工人魏石头去世了，他的老伴从河南赶到矿上，棺材盖上钉的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喊：“爸爸躲钉！躲钉！”写到这儿我想起，在那十几年后，我在日本见到前辈作家水上勉先生。水上勉先生说他看过我的小说《盖棺》，因为它翻译成日文了。他说他爸爸也是木匠，做棺材的，他说你这个“躲钉”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在讲了魏石头的故事以后接着把水上勉先生这个故事讲出来。这样的时空转换，能够让叙述有起伏，也更有趣。

作家陈建功

说老实话，写这本书我下了功夫进行思索，想努力写出我对生活的感叹，也分享生活的滋味，同时希望在文体上有一点点突破。

过去我也觉得小说必须虚构。但是后来发现已经有很多非虚构的小说，它们的大的情节是真实的，但是在描写上做了渲染。所以我写到通风段的工人大老曾出口就骂人，我们也爱跟他开玩笑。他是管通风的，有一次通风筒漏了，他趴在那儿找破口把它缝上。我们跟他开玩笑说：大老曾你干吗呢你？跟抱个老娘儿们似的！当时他抱着那个大通风筒。我写的这个事不是在一起发生的，这天发生过，那天也发生过。但总体大老曾的形象、大老曾的粗话、大老曾的故事是实在的，当然我没用他的真名。在尊重事实、尊重真实的情况下，进行文学的渲染，就可以称其为非虚构小说。这在美国早有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就是非虚构小说。

郭运德：

建功说他退下来之后要写书的时候，我很兴奋，说行啊老兄，你当官以后我们丢了一个作家，很可惜，现在回来吧。问他写什么，他说写窑哥们儿，挖煤的。我说老兄，现在再写窑哥们儿还有人看吗？读图时代了，你的那帮矿工在地下二百米以下，一天到晚灰头土脸，你想写给现在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看？当年的那帮矿工，你的那些工友，既没有光彩照人的职业风光，也没有石破天惊的传奇故事，没有活色生香的爱情生活，你写他们，给谁看呢？所以我捏了一把汗，我说老兄，你这是一个难题。但是整个小说看完之后我放心了，建功真的实现了自我的突破，这部小说是成功的。

02

"我看到这里，完全被镇住了"

丛治辰：

郭老师，您对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情节，能分享一下吗？

郭运德：

当年在矿井里，那个煤车错过两寸，今天就没有建功了。煤车脱轨，把他的腰椎撞断了。

半个月之前，我跟《北京晚报》的一个朋友，拉着建功，我们说“瞻仰一下革命圣地”，回到了当年他在的木城涧煤矿。去了之后我更体会到建功的不容易，十八岁，单薄的身体，他从北京，到地下去挖煤。木城涧煤矿是在半山腰上，下了火车之后要走三百六十级台阶，那个台阶现在已经荒了，没有人迹。为站在那里，我就想象到那时候的艰难。当年他受伤之后，是那帮工友抬着他，翻过山头，下了三百六十级台阶把他送到医院。我老婆是医生，她说这个过程中他随时可能完蛋，因为那时他的腰椎是错开的，如果这四个人抬得不平衡，有一个人稍微走慢了，走歪了，他的腰椎可能就断了，即使保住了命也是瘫痪的。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插图

我问建功当年的感受，他说什么感受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巨疼，又昏过去了。我们下了三百六十级台阶，走了两公里，到了当年的矿区医院。我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行给了我们了解煤矿工人生活、了解建功生活经历的直观感受，所以书里这一段我印象最深。

评论家郭运德

丛治辰：

这个情节我也记得很清楚。建功老师您当时已经昏迷了，虽然您人在现场，但可以认为是不在现场的。所以您写这个情节的时候主要是感谢，感谢命运，感谢旁边的人，如果没有老宋师傅拿一个床板给您垫着，您的腰就完了。

但是郭老师从您的经验里面发掘出您没能提到、没能写出来的东西，郭老师说如果四个人抬的话，用力不均也完蛋了。我想，四个人能用力平均的话，意味着至少两件事情，一是这些小伙子体力好，第二是这些小伙子小心翼翼，协同性好，这一笔就把工友们的感情包括能耐写出来了，写得真好。

陈建功：

你们说的当然很全面，但是我被撞了以后得心理是什么呢？我醒来之后想，好歹还没死，养好了之后我就不用下井干活了（笑）。人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是很现实的。我妈妈来看我，我跟她说好歹我活着出来了。她说对，她庆幸我活着。

丛治辰：

潘凯雄老师在书正式出版之前已经看过稿子了。以您的眼光来看，和陈老师早期的作品相比，和他早年那些成名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有啥不一样？

潘凯雄：

建功兄虽然比我长了将近十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又算一茬人，都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拨进大学的，我们一般把77、78、79说成是新三届。因为在1980年以后基本都是应届生了。77级绝大多数是从社会上考进来的，“社招”，应届生少乎其少。78级应届生有了一点，到79级一半一半，80级的时候基本都是应届生了。所以这三届学生算是一茬学生，都是有故事的人。

建功兄是北大的，运德兄是山东大学，我是复旦，我们进学校的时候老师都是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归不培养，但是这茬人经历了从50年代到60年代，境遇比较特殊，所以那一茬里面作家还是比较多的。北大的建功老师当然是代表人物，还有黄蓓佳、梁左，刘震云是78级的；复旦的有卢新华、张胜友、胡平等等一批作家。

评论家潘凯雄

建功兄在77级作家里面又有他的特点。像卢新华就是《伤痕》，“伤痕文学”一炮打响。建功不太一样，他是立足于他当时的生活，北京味儿，也写到矿工。建功在做领导之前，他的创作特点、风格都已经很鲜明，是被大家寄予厚望的，结果“不幸”在1995年进入中国作协，承担更多的是文学服务工作，写作中断了几十年。2008年他从作协退下来，到现在又十几年了，十几年写作的空白期。我心想，当领导真把人当“废”了。结果他一出手就是这部作品。人文社出书前我看过全部稿子，觉得里面写的这十年是建功成长阶段中非常重要的十年，刻骨铭心的十年。但是建功采取这样一种文体，这样一种叙事的方式，超乎我的意外。出乎意外，感叹不已，我刚开始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丛治辰：

这本书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建功老师第一次下矿井的情形。

我们都知道煤矿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煤矿工人很辛苦，但是我们对“煤矿”这两个字、对煤矿工人的了解，还是很模糊、很笼统的。在这本书里，建功老师刚到煤矿那一段，他花了一页半的篇幅写矿井底下是多么复杂的世界。我想象煤矿就是挖洞，一直往里挖。往里挖。但其实不是，那里面是纵横交错的立体世界，这一层挖完底下还有一层。后来写到工友出事那一次，就是他在爆破时没有按操作规程躲避，结果被冲进立眼里面。立眼等于是打通各个煤层一个竖井，他一被冲进立眼，就往下掉了一百多米，掉下去就完蛋了，即便没有摔得脑浆迸裂也完蛋了，因为立眼仅容一人，他根本爬不出来。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被镇住了，场景本身就把我镇住了。为什么镇住？我觉得文学在最表层的意思上向我打开了世界，我所不知道的一个世界。

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创作陷入了同质化，陷入了“小我”，大家一直在讨论写作尤其青年写作的“小我”状态。我看到这个场景时就想，建功老师读大学那个年代，中文系强调不培养作家，但是却出了好多大作家；今天中文系有了一个二级学科叫“创意写作”，可是写出来的东西又不那么让人满意。为什么？因为陈老师他们在写作之前先“脏”过，有那十年的经历，那十年的经历已经让他们看到了世界，他们有东西可写。

今天有一个词语叫“素人写作”，其实在建功老师那个年代，素人作家、素人批评家是常态，大家都“素”过或者都“脏”过，都见识过今天的学生见识不到的广阔世界。这令没有见过这样广阔世界的我们感到羡慕不已。这是建功老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这部书特别不一样、特别重要的部分。

陈建功：

你说到的很多话题，包括“素人”“小我”，都是我和很多做文艺批评的人讨论过的问题。

比如在80年代有过一次批评，批评文学界搞“杯水风波”。我说文学不就是“杯水风波”吗？通过“杯水”反映这个大时代，“杯水风波”没错啊！他们还批评“小我”。“小我”也没错啊，文学就是把生活敛到我们这儿来，把我们认识的几个“小我”搁一块儿，让他们热闹热闹，小说就是这样的啊。当然不是简单的热闹，你要把你的人物、故事润色之后，为你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所以“小我”“杯水”，我觉得都是好的话题，而且是尊重文学规律的话题；我自己就是写“杯水风波”，就是写“小我”，我认为这才是文学。

当然，文学还是很宽泛的，比如大众文学，写出来就是为老百姓开心，只要你不搞黄赌毒，干一天活挺闷的，回家看看宫斗戏，挺开心，这就很好。还有时代文学，比如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了，“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鼓舞我们民族自强不甘屈辱，这也很好。我觉得文学就是从“小我”“杯水”出发，写大时代。

我上大学的时候，洪子诚老师说，你们上了北大中文系，你们要知道，好多名词你们是熟悉的，但是不能满足于这些名词。比如“文学来源于生活”，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文学是你们在生活中感受，然后又用你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生活。当年洪子诚老师、谢冕老师的很多观点，都冲破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固有观念。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目录

03

"我是用一生

去治愈我的童年"

陈建功：

说到我的成长，我也剖析过自己。

我们家两世单传，我爸爸是独生子，我也是独生子。我小时候是被娇惯、被骄纵的，一到社会上，发现不对，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就像现在有的“小镇”的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都是“学霸”，一考到大学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自尊心很受伤，卑微和自尊搅合在了一起。借用心理学者的话说，我是用一生治愈我的童年。

人与人之间需要平等，需要互相尊重，我对这一点是比较敏感的。刚才跟运德兄停车的时候，旁边是一辆豪车，我还叮嘱运德兄开门当心点，别碰到人家。我们很小心地打开车门，旁边车里坐一个女士，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干吗哪！我说我们非常小心，没碰到你的车啊。这种开豪车的优越、住豪宅的优越，我觉得是不可原谅的，没有修养的，没有教养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情感敏感带，我比较敏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在书里面也说了，我希望小心翼翼的对待我们的孩子，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把我痛打过一顿，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个人。

我的性格，可能在这种小心翼翼里又包含了从矿工兄弟们的性格中吸收的豪爽。我们矿工说自己是“三块石头夹块肉”，当然我下井时生产已经很安全了，但是也有好几个兄弟死在那儿了。解放前的矿工每天就是从矿坑里爬出来的，所以矿工不留隔夜钱，今天挣的钱今天就花掉，因为明天可能就花不着了。这种豪爽，以及大家对待生活困境的幽默感、调侃的精神，我是不知不觉被熏染到的。

丛治辰：

所有认识建功老师的人都跟我讲，说建功老师是一个好人。我在这本书里也不断地领略到，所谓“好人”是什么意思。

大家读这本书时会发现，建功老师在不断地进行反省，这个反省是不容易的。他是在别人不反省的时候反省，而那个“别人”在某件事当中是错误的一方；甚至是在整个时代、更庞大的人群都不反省，认为我们不需要反省，错误自有人承担的时候，建功老师在反省。这种反省的精神好像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我有时候想：这事还要反省吗？好些似乎不需要琢磨的小事，我们可能一笑而过的小事，建功老师会停下来琢磨一下，会想我刚才伤害了谁。建功老师的反省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比如书里写到他受伤后照顾他的一位老师傅，伤刚好的那几年建功老师还回去看他，后来上了大学，尤其工作之后，当官之后，就没去了，确实也忙。有一天经过那儿的时候他想，有那么多人帮助过我，可是我没有再去看望他们，心里记着是不够的。他去看望老师傅的这个情节，那种真诚的反省，对自己的苛刻，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想每个人看到这里都会感到惭愧。建功老师这种真诚还表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所有人的宽容，甚至对当年不公正地对待他的人都很宽容。

郭运德：

我在文学这个行业里待了四十年，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凡是好作家，都是精神上坚强的人，感情细腻的人。

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娇生惯养，独子，一下子十八岁单薄的小身板扔到二百米地下的矿井里，落差是很大的。但也恰恰是这段生活成就了建功，产业工人那种豪爽，那种豪迈，工友之间的友情成就了他，让他重新认识了世界。

当年建功出手不凡，《丹凤眼》《盖棺》，全国的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都拿到了。煤炭部把他塑造成煤矿工人的典型，作协领导对他高看一眼，他又从最基层走到社会上层。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之后，他还能够在这本书中把煤矿工人带给他的温暖表现出来，这是参悟人生之后的通透。

其实建功用不着去反省自己，但是他反省了。当年人人自危的时候，人都把对方当成仇敌的时候，各种检举揭发；但是事情变化了，那些人又在痛不欲生地控诉他人。建功一直在基层，经受过不公平的对待，还因为他对文学的爱好被审查，但是他反思这段生活的时候没有举出批判的武器，他没有痛不欲生，他没有说命运对他不公。他感受到的是煤矿工人的温暖，他们在他挨整的时候帮他说好话、保护他，他在每个细节上都表现出强烈的自省意识。

经历过苦难而又真正反省自己的，也就是当年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散记》，而好多那时很知名的人物都觉得他们是受害者。建功在那个时候也曾经为了“进步”，为了取得领导的“芳心”，有各种各样拼命的表现，被领导表扬的时候也沾沾自喜。在书中他一直在检讨自己，甚至对当年整过他的人给予同情，这是很了不起的。自省意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果我们不自省，如果我们不对历史进行反思，我们还会重复历史的旧梦，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一定要反思历史，不是去指责别人曾经对我做了什么，而是想想在那样一个过程中，我曾经做过什么。西方有一句话说，当雪山崩塌的时候，每个雪片都不是无辜的。建功就是在检讨自己的不无辜，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表现，也显示出一个人的胸怀。

丛治辰：

您说的这些也是我看建功老师这本书特别感动的地方。就这个层面来讲，这本书是一本高尚的书。这本书归根结底是在写陈建功，是陈建功面对自我的一部反思之书、思考之书，一部真诚袒露自己的书，一部描写大时代里面的“小我”的书。

建功老师特别真诚地写了一个作家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转变，他如实交代了他当年帮别人代笔写过诗，写过新时期之前的那种小说，以及新时期他的如何发生转变，怎么找到道路。他其实不是一个北京市井胡同的子弟，怎么开始对北京市井胡同文化感兴趣，认识到存在着两个北京甚至更多的北京，认识到写北京应该是文学的一种责任。其实建功老师用他的个人经历生动地透露出了一个作家在前一个世代和后一个世代的交替中内心精神的变化。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插图

04

"或许我们可以跳开一点，

来看这本书"

潘凯雄：

这本书看上去只是写陈建功个人当矿工的十年，其实我们可以往前找，这之前他的身份至少是不那么敞亮的；也可以往后找，大学的生活他也写到一些。往前辐射到五十年代，往后辐射到七八十年代，实际上就是五、六、七、八这么几十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几十年发展变化的洪流也好，细节也好，在这本书里面都能找到痕迹。这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尽管是个人成长的一个样本，但是大家不要把它局限于陈建功个人，你从中能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里面可总结、可反思、可思考、可汲取的东西太多了。

这本书的书名“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是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名著《群魔》中的人物列比亚德金的一句话：“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需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

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个话做书名？这是这本书的眼。什么是“我脏的时候”？我们“脏”吗？这本书承载的内涵、意义，非常丰富，用小说来表现的话，力量是不够的，确实只有非虚构才有力量。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陈建功的个人经历，就把这本书看小了，我想建功也不会只为记录他个人的十年来写这本书。那十年的环境氛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很淳朴的一面，也有很复杂的一面，这些在这本书里都有体现，从他的个人经历跳开一点来看这本书，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他的背后，我们这代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透过故事，我们自己要慢慢想开去，读出自己的体会。

丛治辰：

这本书不是陈建功老师个人的，而是有更宏大意义的。恰恰因为陈建功老师特别真诚地写出小我，才能通向那个大世界。

这本书里面写到建功老师刚到北京的时候，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甚至可能不熟练都谈不上，就是人人都听不懂的那样一种方言，在班里无人理睬，非常自卑。这是外地人来北京或者到大城市经常会经历的细节，但是建功老师往前走了一步，他写到班上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孤独的人，他是他的陪伴。建功老师说，我很厉害，我很快学会了普通话，我的普通话变好了，我的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我被同学们接纳了，不再孤独，但我迅速忘掉了另外那个孤独的人。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细节。而且时隔五六十年，建功老师回想起来，居然会忏悔，会坦白说他都把那个人忘了，当时就忘了，不是六十年后才忘。这是建功老师深入到“小我”，深入到自我，写出了大时代的一角。他的反思是从这个遥远的时空开始的，希望大家读的时候能够注意到这个点。相信大家能够被它打动，我的意思是说，它会让我们想想自己。我在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想，我也弄丢了好多人，并且从未反省过。

我觉得，其实建功老师早在几十年前就把这些经历用小说写出来了，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已经进入文学史了。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在我们面前还摆着另外一本书，叫作《前科找乐及其他》，这本书里都是陈建功老师中短篇小说当中的名篇，而且都跟《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本书有关。他在“脏的时候”认识的那些“脏”而开心、“脏”而高尚的人集合在了这里，两本书相互映照，很有意思。

潘凯雄：

大家看这本书（《前科找乐及其他》）的时候要倒着看。因为后写的排在前面，先写的排在最后，倒着看更能看得清眉目。

陈建功：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出版，我非常感谢。《北京文学》节选发表前半部时的题目叫《我们脏的时候》，《花城》发表后半部时，题目改成了《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是好几个朋友的建议，我当时是有点拒绝的。“我们脏的时候”，多爽脆。但是创作需要冷静，别人的意见，你要想想有没有道理。我一想，有道理，“我们脏的时候”这个名字确实显得单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句更深了一层，有感情色彩，也更符合我的本意。

丛治辰：

以前有句老话，意思是看上去你以为是脏的，实际上是最干净的。希望各位在这本书里，在“脏”时候，看到干净和崇高，看到更多的人、更大的时代，从而爱书里的人，爱我们自己。

05

作者以自己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煤矿工人生活为主线，用朴实如话、幽默轻松的语调，讲述那十年的心路历程。多多的故事，满满的细节，深深的情感。

本书书名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一个小人物之口。作者说，“它使我在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我书写的首要原则是：诚实。与之同样重要的原则是：有趣。”

这正是一本诚实而有趣的书。

限时免费！

本书收入作者以北京底层市民和煤矿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八篇。

这些小说，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语言生动如话，人物活灵活现，细节丰富真切。作者有十年矿工和市井生活的深厚积累，对笔下人物有深切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写出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人性中善良宽厚的品质，往往在故事情节充分发展之后轻巧一转，亮出看似平庸的芸芸众生心灵的闪光之点，令人感动。

书前代序表达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不粉饰生活以趋时尚，不歪曲现实以博喝彩，不居高临下，不强加于人，与读者平等地交流，家长里短，从容道来——“不装孙子”。这些小说正是他的创作理念的践行。

公号封面图来源：电影《走走停停》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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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张 瑶

稿件复审：张 一

稿件终审：王秋玲

END

这就是和田人丨他十年坚守 用真情真心获群众称赞

　　地区融媒记者 惠丰蕾 通讯员 陈逸

　　今年10月16日，自治区第九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和田边境管理支队康克尔边境派出所四级警长张仕征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从河北到新疆：一颗初心的萌芽

　　2015年9月，跨越5000多公里，张仕征开启了军旅生涯。他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我准备好了吗？”他未曾想到，这个问题他竟用了十年时光来。

　　服役期间，张仕征被“沙海老兵”的故事深深打动。“我也要和他们一样，把根和心扎在和田，建设和田。”2018年，面对退役与留队的抉择，他毅然选择留下，从“橄榄绿”转为“移民管理蓝”，成为康克尔柯尔克孜民族乡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

　　“小萝卜”是群众心中的“自己人”

　　康克尔柯尔克孜民族乡位于皮山县，初来乍到的张仕征曾一度迷茫。但他没有退缩，而是用脚步丈量辖区，用真情贴近群众。因个子不高、为人敦厚，群众亲切地称他“小萝卜警官”。

　　这个看似普通的昵称，背后是他与群众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在孤寡老人眼中，他是贴心的“好巴郎”。辖区居民古丽妮萨·如孜老人生活困难，张仕征常与同事送去米面油，帮忙收拾房屋，还与老人唠家常。2024年11月，老人步行4公里，执意将自家种的核桃和一只鸡送到派出所表达谢意。

张仕征在教辖区孩子画画。

　　在留守儿童心里，他是暖心的“警察哥哥”。两岁男孩小艾（化名）患疝气无钱医治，张仕征攥着医院单据忙前跑后，联系手术、垫付医药费；女孩苏比努尔·阿卜杜克热木因成绩下滑哭泣，他主动担任辅导老师，直到她取得亮眼成绩；儿童节活动中，他以“家长”身份陪伴失去双亲的小阿。孩子作文中那句“我的警察哥哥”，让他真正理解了这身警服的意义。

　　把群众的事办到心坎上

　　张仕征的案头和口袋里，总揣着一本民生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群众的急难愁盼：图尔荪·吐尔洪大叔腿脚不便、托合提麦提·阿布杜热依木与努尔尼萨·雅库布两家的纠纷……一桩一件，他不仅记在本上，更放在心上。

　　从警以来，他累计走访群众2700余次，为群众办实事320余件，化解矛盾纠纷70余起。辖区群众托合提麦提·阿布杜热依木和努尔尼萨·雅库布为了一棵老核桃树争执五年，张仕征多次上门调解，以真诚打动双方。最终，两家人合酿的核桃蜜端到他面前——比蜜更甜的，是重建的邻里和睦。

张仕征在辖区走访。

　　站在新疆人民会堂的领奖台上，张仕征内心平静而坚定。他说：“守一方土、尽一方责。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只有把群众的事办好、办实、办满意，才对得起胸前的党员徽章。”

张仕征参加自治区第九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

　　张仕征用十年青春书写了一段关于坚守、奉献与团结的动人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实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笑容和称赞。这，正是对他工作最好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