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遵作文》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9 20:2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作文时应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写作文，贵在精耕细作——作文写作注意事项"
作文，作为语文学习乃至各学科学习中的核心能力体现，不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思想、情感与逻辑的熔炉。一篇优秀的作文，往往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然而，许多同学在写作文时常常感到困惑，或文思枯竭，或结构混乱，或语言平淡。其实，只要掌握一些关键的注意事项，就能有效提升写作水平，让文字焕发生机。以下是在写作文时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 审清题意，明确方向"
“磨刀不误砍柴工”，写作文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仔细审题。务必看清题目要求，明确写作范围、中心思想、体裁限制（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字数要求等。圈点关键词句，理解其内涵和外延，确保自己明白“要写什么”。例如，题目是“我的成长”，就要思考“成长”的具体体现是什么？是知识、能力、心智还是情感？避免跑题、偏题，确保文章始终围绕中心展开。
"二、 精心构思，搭建框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动笔之前，进行合理的构思，绘制一个简单的提纲，是非常必要的。提纲就像

顾诵芬：志在蓝天尽飞翔

◎ 科技日报记者 矫阳

尽管已年逾九旬，只要身体状况允许，顾诵芬仍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持续敏锐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思考未来发展。

办公室位于北苑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航空工业科技委”），步行约500米。此前是来去匆匆，慢慢地，需要十几分钟。如今，需要近四十分钟。

1951年，21岁的顾诵芬投身新中国航空事业。70年，在“一张白纸”背景下，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谈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至高荣誉时，早已收获诸多荣誉的顾诵芬，一如往日地保持着冷静和自持。

受疫情影响，顾院士在接受视频连线采访时，不忘寄语年轻人“奋发图强，为我国国防和航空工业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炮弹炸出的飞机梦

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顾氏家族。因排行为“诵”，著名国学大师、父亲顾廷龙先生取西晋陆机《文赋》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为其取名“诵芬”。

生长于这样一个溢满书香的世家，顾诵芬是如何与航空结缘的？

“轰隆隆——轰炸机从我家上空飞过，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时隔80年，顾诵芬对目睹日军轰炸的那一幕仍记忆深刻。

那一年，顾诵芬7岁，是燕京大学附小一名小学生。

那一天，“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个念头，深深扎根在顾诵芬心中。

随父母来到上海后，顾诵芬便开始自己看着书做航模。从科学杂志中，他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法，慢慢对“搞飞机有了兴趣”。考大学时，他同时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录取，后遵母愿，1947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中学时期的顾诵芬是航模爱好者

1951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接到命令，航空系全体应届毕业生三天内赶到北京报道。告别依依不舍的母亲，顾诵芬和同学一起奔赴北京，投身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作为首批核心成员，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这批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青涩设计师团队，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临界马赫数0.8，定名“歼教1”，为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顾诵芬负责其中的气动布局设计。

顾诵芬（右2）与徐舜寿（左3）、叶正大（左2）、陆孝彭（左1）、程不时（右3）等在歼教1飞机前合影

顾诵芬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他要从头学起。他跑去北京找资料，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骑车到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查找、抄录有用的资料，买硫酸纸把图描下来，收集废针头组装仪器进行测量……在没有路灯的土路上，足足跑了一个星期。

在所得资料基础上，顾诵芬思考出一套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方法，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

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首飞成功。

随后，顾诵芬又接受了研究超音速飞机气动力布局的任务。

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顾诵芬首次建立起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顾诵芬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说。

三次乘歼教6在高空观察歼8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已拥有两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抗衡的装备。因国际形势突变，引进途径被堵死。

形势逼人，唯有独立研发。1965年，歼8战斗机项目研制启动，这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

项目启动初期，总设计师黄志千执行公务，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航空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刘鸿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为尽快完成飞机设计，技术人员在简陋的车间地下室工作，在临时搭成的双层通板铺居住。饿了啃口凉馒头，困了趴在图板上打个盹儿，醒来继续干。就这样，全机11400多个零件、1200多项标准件、几万张A4图纸……一笔笔画出。

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成功。但对于飞机研制的试飞试验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歼8飞机出现强烈抖振，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歼8能否实现超声速。

顾诵芬知道，这是气流分离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没有高清摄像设备，他想出一个土办法，把毛线剪成十几段，贴到飞机后机身和尾翼上，当颠簸发生时，让飞行员观察是哪些毛线在动，但照片总是不清楚。

顾诵芬急了。1978年，已接任总设计师的他决定，亲自乘坐歼教6上天，与歼8进行等距离、等速度的观察。“他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让所有在场同志十分震憾和感动。”当时驾驶歼教6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说。

顾诵芬（后排）三次乘坐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

3次“上天”后，顾诵芬终于发现抖振的症结所在，并带领团队“干掉”了问题。此后，又接连攻克了跨音速机体振动，发动机频繁停车，机体温度过高等技术难题，为歼8最终设计定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顾诵芬（右）与歼8机试飞员鹿鸣东

1979年底，歼8正式定型。庆功宴上，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酩酊大醉。

很快，顾诵芬又被任命为歼8Ⅱ总设计师，也是航空工业首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组织和领导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歼8Ⅱ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1985年11月，歼8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捍卫中国领空长达半个世纪，成为中国航空自主研制的一代传奇。

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共选用新成品185项，占整架飞机成品的40%，新材料41项，新工艺20项，诞生大量创新成果。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

众人眼中的“活图书馆”

顾诵芬是众人眼中的“活图书馆”。

“他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简直不亚于计算机，一些期刊甚至都印记在他脑海里。”谈到顾诵芬的博学强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钦佩不已。

在航空工业系统，几乎所有请教过顾诵芬的科技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当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不用去资料室查阅，只需请教顾诵芬，就能准确得知NASA或AGARD报告号。

“大家之所以称他为‘活图书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全记住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曾说。

早在几十年前，顾诵芬惊人的记忆力就在航空系统传开。

1965年，孙卿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简称“601所”）工作。尽管已过去几十年，孙卿至今仍对第一次听顾诵芬讲课所震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令所有听课的年轻人都震惊不已。”像顾诵芬这样的授课，孙卿此前仅遇见一次，是钱学森先生在大学里的讲课，此后再未听过第三人这样讲课。

书香门第的熏陶，养成了顾诵芬爱读书的好习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顾诵芬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连睡前洗脚都成了阅读时间。

曾与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冯家斌回忆，顾诵芬回来后打上一瓶热水，先冲一杯奶粉，剩余的热水便倒入脚盆，再兑上凉水，“双脚放进盆里，然后翻开桌上早已准备好要看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英文版的技术书。上边翻看着书，下边双脚相互搓洗，不时用汤勺搅拌一下杯里的奶粉。当书翻得差不多的时候，双脚也泡好了，此时奶粉冷热可口，便一饮而尽”。

“可以说，除了读书，顾总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单，甚至吃饭也仅是对工作学习的一种保障。”一次亲眼所见，令601所王恩泉终身难忘。

1986年8月，王恩泉利用顾诵芬午休时间，赶至其家中汇报工作。“当时，写字台上是一本已翻开的英文专著，旁边放着一块已啃了几口的面包，没有菜，连杯水都没有，桌子右手端杂七杂八堆放着许多书，有些还打开着，一看就是经常翻阅的。”航空界公认的“大家”，学习还如此废寝忘食。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恩泉的内心。

除自身的气动力专业，担任歼8系列总设计师后，顾诵芬又很快掌握了总体、重量、外形、结构、强度、飞控、航电、环控、武器、电源电气、仪表等各个专业的技术。“顾总对这些技术并非简单了解，而是深入研究。”孙聪深有体会。

在航空科技人的眼里，“顾总的英语水平，无论口语、笔译，在全行业都是首屈一指。”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专务、型号总设计师赵霞说。

除了英语，为缩小航空技术与他国间的距离，顾诵芬注重直接参考国外相关资料，先后自学了俄语、日语和德语，亲自翻译和校对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顾诵芬院士

如今，年届九十的顾诵芬，仍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简朴的办公室，如同一座“书的森林”，各种外文期刊随处可见，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紧盯世界航空科技前沿

“到航空工业科技委员会工作后，顾总高瞻远瞩，紧盯世界航空科技前沿。”孙聪说，他注重理论研究，为重大项目决策、实施建言献策，推动了航空装备和技术发展。

他对我国发展大型运输机、加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03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得到国家采纳。2007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在C919、运20等多个型号研制中，顾诵芬陆续担任技术顾问、专家组负责人及成员，为解决设计与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顾诵芬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和1994年，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诵芬十分重视人才培养。

当孙聪还是北航四年级学生时，听过顾诵芬一次演讲，毕业后便义无反顾投身航空。“顾总有一种航空报国情怀，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一心扑在飞机设计事业上，是年轻人学习的楷模。”孙聪说。

顾诵芬在北航上课

自2017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航空”活动，每年一期。在第二届活动中，时年已87岁高龄、刚动过手术的顾诵芬，亲临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研读徐舜寿先生、管德院士以及美国凯利·约翰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顾诵芬的学识与品德，影响着一代代航空后来人。伴随着一架架新型战机飞上蓝天，在航空报国的跑道上，一代代航空人不断传递着手中的接力棒。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群星璀璨，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北京朝阳区北苑2号院，大门两侧林林总总挂着多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航空工业科技委、中国航空研究院、航空工业档案馆……自1986年奉调北京后，顾诵芬就一直住在其中一套极普通的单元房里。从家到科技委办公楼，两点一线，这段走过35年的路，顾诵芬仍未止步。

“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顾诵芬的飞翔人生还在延续。

顾诵芬人物简介：

顾诵芬，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开拓者，是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望的飞机设计大师。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1986年至今，先后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主席团成员。

编辑：张琦琪

审核：岳靓

谜在硝烟战火中——写在“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八十年之际

作者：李树喜

自1929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已经92年；

从贾兰坡1936年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已是95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当时“北京人”头盖骨正紧急转移，在从北平去天津的列车上。准备赴秦皇岛登船。由于日本军队俘获整个列车，“北京人”随即在天津和秦港一带神秘失踪，至今已经整整80年。

有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为人淡忘；有些事，不仅没有随时间淡化湮灭，反而愈加清晰，受人关注。“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失，非但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被人淡忘，而是更加为世人瞩目了。

这是一个久远而沉重的话题，是世界性的文化文物历史谜案。

北京人，你在哪里？

多年来，本文作者迈开双脚，跑到天涯海角，大洋彼岸；又走向历史深处，查访历史档案……走进茫茫迷雾，又才谜团之中走出——

战阴云密布 北京人在北平不安全

“七七事变”的炮声打破了北平和华北的沉寂，但收获颇丰的周口店考古挖掘依然倔强地向前推进。

进入四十年代， 日本和美国开战在即。气氛空前紧张，在协和医学院办公的魏敦瑞（美籍德国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担心“北京人”这样珍贵的标本留在日本占领区很不安全。他向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

魏敦瑞迟迟没有得到重庆的首肯。

当他再以同样的理由向美国的驻中国大使提出请求时，美国詹森(Dr.Nelson F.Johson)大使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年曾经同中国有关方面约定“不将化石携出中国境外”为理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于是，魏敦瑞在1941年的4月离开中国时，带走的只是一套完整的“北京人”模型——在“北京人”实物丢失后，魏敦瑞几可乱真的头盖骨模型就极具价值，弥足珍贵，此是后话。

历史如烟。关于当年“北京人”转运保管和遗失问题，多少年来有许多传说和版本。其实，只要以历史唯物的严肃态度，认真梳理一下历史档案和资料，而非道听途说，就可以把握事件的主干，事情的脉络就会清楚了然。

走进古都南京，中山东路309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里馆藏着民国时期的文书档案。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档案，尤其是“北京人”化石失踪及追查经过的文字纪录即原始档案，皆在其中。

本文作者寻找到相关档案材料--二八（16）号全宗134号卷及三七五全宗846号卷。它们同作者获得的其它大批材料互相佐证，述说“北京人”遗失的基本脉络。

中国科学家呼吁转移

1940年12月26日，日军已经占领了古都北平。日本和美国之间剑拔弩张，美国已经通知在北平的侨民撤离。美日战事一触即发。

“北京人”在北平不安全。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员，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且提出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现存在协和医学的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书籍，运至西南安全地带即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也在那里办公。因陆路坎坷，还设计了运行路线，即由贾兰坡乘轮船押运至缅甸仰光，登陆之后，再取道昆明运到重庆。

方案二：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纽约的学术机关暂存。

该信要求争取时间，速决速办。可见战乱时局，紧迫心情。

紧接着，12月30日翁文灏(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地质所老所长)、尹赞勋又致函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

尊敬的胡顿博士：

因国际形势近来日益恶化，我们迫切想了解北平诸位朋友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时如何应付。魏敦瑞教授也许会依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计划行事，而葛利普博士最好去西南，在地质调查所旁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如果葛利普博士同意这个建议，手头又没有足够旅费的话，请你先给他垫上。我们一经得知准确的费用将立即负责归还。

找个安全地方存放中国猿人遗骨等珍贵实物看来非常必要。能否将这些实物送到西南或美国？我们请求你留意此事，并速与新生代研究室两位令人尊敬的博士——魏敦瑞主任和裴文中副主任作出相应的安排。

您忠诚的 翁文灏 尹赞勋

到了1941年，翁文灏、尹赞勋两位所长的求助呼吁更是紧锣密鼓，急如星火。1月10日, 翁文灏、尹赞勋一口气给魏敦瑞、胡顿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发出内容相近的三封信函。

尊敬的詹森博士：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很快会危及北平协和医学校的处境，我们非常急于找到一个安全地方来转移目前存放在校新生代研究室的实物。这批实物包括北京人遗骨、标本模型和各种化石，它们均极具科学价值，必须尽一切手段妥为保存。我写这封信的同时也给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裴文中博士去函，并通过他分别向北平协和医学校校长胡顿博士、魏敦瑞教授、葛利普博士以及德日进转交我致以上诸位的信。为躲避日方的检查，我请求大使先生用保险的外交邮件方式帮助我们将此信件包送到北平，若正好有外交官即将去北平，由他捎去也行。如蒙回复，将不胜感激。先谢谢先生。

您忠诚的 翁文灏

两信内容相同，心情急迫。不过，二位所长清楚：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因此，化石转移美国保存，是中方建议请美方变通接受，压根儿就不存在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掠夺的问题。

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1941年1月13日，即翁文灏致詹森后的第三天，这位美国大使就回复翁文灏:

尊敬的翁博士：

用我们的外交邮件渠道去寄您送来的这些封口信件包是非常不正规的，不符合我们的规定。不过，我信赖您，相信这件邮包内只有与北京人和新生代遗骸之安全有关的东西。我决定接受您1月10日信中夹寄来的待投信件包，准备以个人名义寄给史密斯先生，由他转交裴文中博士。我们也没有什么十分保险的邮寄方法，但愿这个信件包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您忠诚的 詹森

詹森以老朋友身份的回信，直截了当地指出要美国大使转寄信件给北平的方式“很不正规。”但还是愿意以变通方式从中帮忙。从中看出，重庆和北平之间通讯联络已不正常和没有安全保障，因为中国的半壁江山已操在日本人手中了。

得知重庆方面的信息，北平的美国人士明确拒绝把北京人转运美国。胡顿是:“不切实际，”“不可能，”“无法安全转移”,“ 勿庸担心这批宝物的安全保管问题”……从实而论，仔细分析，胡顿校长的意见不无道理：

第一，转移必然有风险；

第二，日本控制的地方当局和海关会干预检查以至没收；

第三，标本属于中国，美国机构不便插手，驻华大使馆也不敢承担责任；

结论是，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而且，由于这些标本的极大知名度，难以私藏，“它们没有出售价值”， 因此，“勿庸担心这批宝物的安全保管问题”。

历史常常和人们的愿望开玩笑---后来，在人们精选安排和小心转移中，头盖骨实实在在地丢失了。

双方达成转移协议

中方人员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 然而，随着局势迅速恶化，日本军阀贪暴和无信的面目暴露无遗。

鉴于日军控制下的北平风声日紧，谁也无法预料日本的战争狂人会干出什么。陪都重庆的国民党要员的注意力当然不在文化和文物方面，对于“北京人”的问题难以关注。同年11月，经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北京人”的标本出境。

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翁文灏还为此出具了书面文书。

如此往来交割，如此慎重安排，所谓没有带出或随便掩埋在领事馆地下的等等说法和猜测，自然是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了。

“北京人”离奇失踪

根据中美双方约定和协议，协和医学院方面和美国公使馆就转移事项作了周密安排。1941年11月初，魏敦瑞的助手、模型专家胡承志和解剖科技术人员，将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北京人”标本装进了两个木箱--这木箱并非临时定做，原本就是存放头盖骨等文物的包箱。

我们的胡承志老人生于1917年，退休时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员。

胡承志回忆说——

包装使用的还是那两只木箱，因为有钢琴那样大小，颇有份量，一人搬动困难，胡承志就请解剖科的吉延卿帮忙，搬到下面。

两个白茬木箱，一大一小。胡承志小心翼翼，非常细致，箱子用棉花、棉纸铺垫，继而大盒小盒相套。包裹得很是严密，外面分别标有“Ａ”、“Ｂ”字母。

由此，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作技士(相当助理研究员)的胡承志，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按照中美之间的交涉和达成的默契，“北京人”的行动计划是——

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运到秦皇岛港，在那里登上美国经由菲律宾、上海到秦皇岛的海运航班，船名“哈德逊总统号”，该船预定12月8号抵秦皇岛，主要任务就是接运撤退的美海军陆战队到菲律宾参加保卫马尼拉的战斗，然后返回美国。

为了保密，两件“北京人”的箱子托名为美国军医威廉.弗利的行李。至于弗利本人是否随车押运，有两种说法;一是弗利自己说他来到北平，安排好押运;一说他在天津等待，有朋友代他接货。总之，对于这样重要的文物，美国人安排细密、环环相扣，而决不会粗枝大叶、随随便便的。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在转移中失踪的呢？

12月5日清晨，由海军陆战队两名士兵专门护送，“北京人”跟随美海军陆战队登上专列开赴秦皇岛。列车缓缓驶出，天空雪花飘洒，道路壅雪不畅，列车中间几度停靠，踽踽而行，其中在天津滞留较长，亦有人员和物资上下。但计划中的“北京人”不应下车。8日凛冽的清晨，列车抵达秦皇岛。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全面开战。几乎同时，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袭击，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以及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接着，在天津的美军军医弗利也成为日军的俘虏。不久，经过辗转，弗利得到当初托运的私人行李。但已经七零八落。尤其是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已杳无踪影。

千里之外，原定负有运送责任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呢？刚刚到达上海海域就被日舰围追堵截，邮轮触礁搁浅，被日军俘获，根本无法抵达秦皇岛了。此后，日本将缴获的“哈德逊总统号”改为运输船使用了三年，1944年在战争中被美军击沉。

胡承志和裴文中的书面报告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得到了胡承志当年写的遗失报告，那是两位老人家的亲笔所写--一份连当事人都已忘怀的珍贵文件。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第一次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

北京人失踪经过

胡承志

1941年4月，魏敦瑞教授（Dr.Jrang Weidenreich）在美国撤退华北侨民之际返美。彼行前分配工作，曾嘱余在时局紧张时将北京人及上洞之史前人骨骼一并装箱，交胡恒德校长（Dr.Houghton，协和医学校校长，亦称胡顿）或交总务长博文（Mr.Bowen），以便交美大使馆运美。余于此颇为怀疑。据余所知者，北京人永远为中国所有，不能出国一步，当即以此为询，魏答，已商得翁先生同意。

魏敦瑞教授所分配之工作，非短期内可完成。同时，美大使詹森（Embasstor Johnson）尚未有所指示应装箱之日期，余只有继续工作而已。将所做成之模型照彼吩咐，源源寄美（时魏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院），并准备随时可停止工作，将北京人装箱运出。博文先生在魏教授走后，曾来观看数次，但未言装箱日期，余也只好继续工作。

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在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恒德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

原装北京人骨之保险铁柜，即以各式照相机及小型电影机及放映机等等，填满锁上，余即匆匆南下。此其当时梗概。

两箱内骨骼之数目：

北京人头骨五个，头骨片五片，牙齿约一百卅枚，下颚骨约十个，上颚骨一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均数十块。

上洞史前人头骨三个，未成年头盖骨一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最近，胡承志老人再次重复以下说法：12月5日凌晨5时，装有“北京人”标本的箱子，被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运载，离开了北平，沿着当时的“北满铁路”开往秦皇岛港。

“北京人”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突然暴发而不知所终……

裴文中报告遗失经过

起初，裴文中先生是不主张转移“北京人”的。当中美双方达成一致后，裴文中也认同这一方案。作为北京人的发现者和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先生当时也写有一份详细报告，--这件报告为打印稿，但字里行间有几处所长毛笔修改的痕迹。

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

北京人第一完整头骨始发现于民国十八年。当时曾引起全球学术界之注意。前所长翁文灏鉴于此事之重要，因于所中设新生代研究室，开掘平西周口店中国猿人遗迹，并采集研究中国境内之脊椎动物及古人类化石。当时以需费浩繁，所中经费支绌，复与罗氏基金董事会洽商，订立合同，商得其经济上及人力上之援助。

民国三十年春，美日关系紧张，美大使劝告侨民撤退，魏氏亦决于四月返美，赴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研究。当时希将该项全部标本携至美国，以免在沦陷区有遗失之虞。在魏氏未离平前，曾与本所裴文中技正两度赴美大使馆交涉启运事宜，但以限于合同条约"所采标本均归地质调查所所有，为中国国有财产，并永为中国所有，不得携出国外"所载，在未得中国政府允许前，美方不愿单独负此重责。于是魏、裴两氏联名电请重庆翁文灏先生，请准魏氏将该项标本运美交纽约自然博物院保管，俟战事结束后再行送回。当以日人监视严密，直至魏氏离华，迄未得翁先生复电，其时，该项全部标本仍存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铁柜中。

三十年八月，翁文灏先生代表中国向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其设法由协和医学校取出全部标本，负责运美交学术机关保存，俟战事终了再行运返。

十一月初，裴氏得翁先生来书，即赴美大使馆询问，当时使馆尚未接到大使命令，裴氏请使馆中人电詹森大使请示。

十一月中旬，使馆得詹森大使复电，令其遵办。协和医院院长胡顿（Dr.Houghton）及总务长博文（Mr.Bowen）两氏即亲手将标本装箱，并由博文氏亲送使馆（该两氏以当时日人压迫华人甚力，一切装运手续均未通知华人参加）。①

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大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平，高井并请求到该所中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

十二月中旬，日本在协和医院占领负责人田冈大尉，约裴氏小酌，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全系石膏模型，追问标本保存地点。三十一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迫裴氏参加，并追问标本下落。裴氏以迄未经手为答。长谷部等在平居留约月余，以无结果返日。同时，北平日文报纸及"朝日"、"大阪新闻"均发表新闻一则，即长谷部言人发见协和铁柜所存标本全系模型，依合同所载，该项标本不得携出国外，有美人不顾信义，全部窃去之语。

三十二年四月，日宪兵密探锭者繁晴来访裴氏，追问标本下落，未得结果。锭者遂于三日内分别质询全体有关人员，博文氏致被囚禁五日。其后锭者繁晴调查结果，迄无所知。自此而后，日方军政及学术界人士永未再来质询寻觅……

细读可见，裴文中先生的报告可视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地质研究员所的正式报告。裴文中执笔，所长做了个别文字别修改，并钤有“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印记。此件是在很不宁静的气氛中草成的。内容有亲身经历，有分析判断，还有媒体新闻介绍……

一直到弥留之际，裴文中老人都怀疑“北京人”在日本隐藏。

不容置疑的是，不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掩藏在日本，日本军国主义对“北京人”的遗失，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北京人”去向分析

60 多年来，全世界都在呼吁和寻找“北京人”。

作为转运“北京人”的美方第一当事人，弗利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心脏专家。北京人失踪让弗利梦绕萦怀。七十年代，垂暮之年的弗利曾和贾兰坡院士联系，希望有生之年来中国协助寻找。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弗利始终没有成行。

人们，应该循着事件发生、发展的主干思考和寻找。因此，任何游离于主干之外的孤立线索或某人自称祖传保藏的说法都荒诞不经，只能使寻找工作陷入迷途……

综合二十年的调查和档案分析，我们认为北京人有如下去向和可能：

1在秦皇岛至天津一带散落遗失；可能少量被美国军人私自带到美国。

2藏在日本天皇皇宫。日本天皇有收藏头盖骨的爱好，曾经保存过日军抢夺的“爪哇人”头盖骨，在战败后归还印尼。二战争结束时，盟军没有进入和搜查过日本皇宫；但是，日本方面60多年来始终否认;

3装载于1945年沉没的“阿波丸”号，沉在中国福建平潭海域70米水下，这见之于历史档案，是至今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可以查证的线索；

……

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北京人”的努力，有关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的策划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人们期待，终归有一天，“北京人”，这牵动世界目光的无价之宝能重见天日，回归故乡龙骨山。正如著名诗人刘征《题北京人塑像》诗所说：

不信归来无好音，遍搜大海不遗针。

北京人返龙山日，更铸黄金百丈身。

李树喜关于条例的谈话：

1各界要从法规角度重视北京人的历史文化价值，重视和参与北京人的寻找。

2北京人失踪的历史脉络是清楚的。日本帝国主义难辞其咎,美国亦是主要当事者，希望日美政府和有关方面继续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寻找，将功补过。

3鉴于遗失的脉络清楚，就应当理性地按照历史线索调查寻找，这是“线找”；有的道听途说，毫无历史根据，就盲目出动，这是“乱找”，只能是徒费精力，对寻找干扰、添乱。

4有文件资料记载，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在沉没的“阿波丸”上。有关人士的打捞“阿波丸”的工作始终没有间断。希望政府给予支持。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