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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12-05 19:2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唐山大地震钱钢著作(通常指他的《唐山大地震》)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核心主题与范围:" "聚焦《唐山大地震》:" 严格围绕钱钢的这部作品展开,而不是泛泛地谈论唐山大地震本身或所有关于地震的书籍。理解钱钢这本书的独特性——它不仅仅记录灾难,更深入地探讨了灾难后的人性、社会、历史和人道主义问题。 "提炼核心思想:" 思考钱钢通过这本书想传达什么?是记录历史的现场感?是对个体命运在灾难面前的无力与坚韧的描绘?是对社会反思的呼吁?还是对科学、政治、官僚体系在灾难中作用的审视?抓住1-2个最触动你的核心观点。
2. "深入理解与思考钱钢的写作风格与视角:" "纪实性与文学性:" 钱钢的写作兼具新闻的纪实性和文学的感染力。注意他在书中如何运用细节、人物访谈、数据来构建画面,如何通过叙事引发读者情感共鸣和思考。 "批判性视角:" 钱钢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思考他是否对某些现象(如救援不力、官僚主义、灾后重建中的问题等)提出了质疑或批评,以及他为何如此写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 6 本
“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对于任何事情的真相,有相当的饥渴。文革结束以后,从前被遮蔽和掩盖的很多事情,人们需要知道。所以《唐山大地震》,(作家)理由说‘这是一个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它)是新闻,但它是十年以前的新闻。因为它被封冻,冻在冰箱里面了。现在拿出来解冻,一解冻后就引起了解冻效应。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前宣传的核心不是灾民,不是老百姓,不是灾难中人的命运,而是救灾,是外面的给予。外面的给予可以上升,可以拔高。对于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其实报道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能够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死了 24 万人的唐山大地震,究竟发生了什么——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地震发生后有着百万人的唐山和周边震区人们是如何渡过灾难的?
地震过了将近 10 年的时候,《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成为 1986 年的十大畅销书。再隔多年,钱钢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谈了这本从此成为他身上一个最重要标签的书的写作初衷。
这一切,始于 33 年前《解放军文艺》杂志的编辑陶泰忠“一个大胆的决定”。 1984 年,陶泰忠当时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四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杂志则为每个人拿出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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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钱钢 31 岁,是四位被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前,他和江永红合写了《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两篇报告文学。前者写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后者记录当时的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两部作品先后获第二届(1982年)和第三届(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当时,陶泰忠建议,两年后恰好是唐山大地震十周年,钱钢可以试着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文章主题则和当时的时代气氛相吻合,写唐山的重建,突出改革。比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改革推行责任制。那这家企业就应该作为重点采访对象报道。
此时,钱钢从《解放军报》离职进修,刚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久。那时,著名作家徐怀中任系主任,擅长教学。班里共 35 人,气氛自由。除了钱钢,还有如今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的成名作《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也是在这个班学习过程中写就的。诺奖演说中,莫言还特地感谢了徐怀中。
正在思考毕业作品的钱钢自然也把唐山大地震这个题材放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 8 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后, 23 岁的军人钱钢就来到了灾区救灾,“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当时,钱钢只是上海《朝霞》杂志的一名编辑,是个完全“长在红旗下”“又红又专”的文学青年。《朝霞》则是一本认真执行文革理念、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文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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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灾区待了近三个月的他,有着太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难忘的当属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后来,钱钢也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书中的第六章孤儿们。不仅如此,钱钢还保留着救灾时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了当时人们说的一些话和当时故事的一些线索。而且,他父母的朋友、唐山民政局局长蒋忆潮那几年间还常常寄资料给他,提醒他“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
“我记不得是他(指陶泰忠)叫我写,还是我也主动说了我对唐山这个事情有兴趣”,钱钢对《好奇心日报》回忆道。总之,两人最后一拍即合,确定了写唐山大地震,主题也从“毁灭和新生”变成了只写“毁灭”。
就这样,钱钢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他利用了寒暑假、国庆、元旦和春节等假期来到唐山,核实当年发生的事实,收集新的素材。比如钱钢下决心找到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地震刚发生时的目击者。最后凭着毅力和运气,还真让他找到了 10 位。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赶急诊的医生,上夜班的火车站服务员,夜里值班的发电厂工人,担心有雨、起来收衣服的市民等等,这些人生动还原了地震刚发生时的场景。
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钱钢印象最深的便是这些对于目击者和幸存者的采访。这里的幸存者特指那些“在地底下存活了很多天”的人。钱钢在书中称他们为“渴生者”,“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8天:‘小女孩’王子兰”、“13 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和“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钱钢觉得,这些人“不仅是生命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在处理这些材料时,钱钢还采用了当时看来“不拘一格的文体”,比如“稍经整理的笔记”、“原封不动记录下来语无伦次的谈话”。“(卢桂兰)老妈妈的谈话语无伦次,但我觉得最能反映她在地底下的感觉”,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钱钢采访唐山矿工李玉林, 来自:mjlsh
这时,“新闻专业主义”正在成为新闻从业者学习的内容。文革结束后,新闻界开始大量引进国外的资料。身在《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就收到了当时人大新闻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和美国大学里的新闻教材,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如饥似渴。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五个 W ’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钱钢在《<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一文中写道。这篇回忆文章曾于 2009 年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具体到唐山大地震的写作,钱钢称,他直接受到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的作品《旧金山毁灭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写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六个普通人经历和记忆的《广岛》和捷克作家基希《基希报告文学选》的影响。其中,《广岛》这本书当时还没完整出版,钱钢是在街上买的一个节选小册子《广岛浩劫》。写作时,《基希报告文学选》则一直放在钱钢旁边。正是因为这些养料的影响,钱钢才决定把主题定为“毁灭”。因为他觉得,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只有写人性的作品才是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的作品。他要成为中国的“赫西”和“基希”。
“当时就是受别人的影响特别大,而且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这个速度特别快”,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当然,这个高速不得不“归功”于文革十年的精神贫瘠,大多数中国人都处于思想饥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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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只是对思想饥渴,还有对真相的饥渴。 1976 年 7 月,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文革尚未结束,那时几乎没有不带宣传的如实报道,更不会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和人性,人们依然处于政治的狂热中。比如当年的钱钢也写过类似的文章。他写一首名为《烙饼的大娘》的抒情诗,讲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省送来的。
而且,地震灾区实行了封锁,拒绝了国际援助,出现了像“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别看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他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等标语。人们也不能带相机,禁止拍照。所以,迄今为止,有关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大多是关于破碎的建筑物等照片,鲜少有人的出现。因为这些照片原本只是研究者为了收集地震的科学资料才拍摄的,而不是为了新闻报道。
1986 年 3 月,唐山大地震发生 10 年后,《唐山大地震》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一个月后,同名图书出版。两者共同引爆了市场。今年 64 岁的钱钢回忆,当时北京的报摊上特别火,到处都在说这本书。王府井新华书店卖《唐山大地震》书的时候,排的队伍排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6 年全国十大畅销书奖”和“1987 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奖项。最后,杂志连同书,销量达七八十万册。
当时,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都把《唐山大地震》作为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播送。这也是最开始被广播的报告文学之一。而在互联网没有兴起、物质贫乏的 80 年代,广播担当了重要传播媒介的职能。“当时好的长篇小说应该都广播过,听长篇小说的人非常多,是一种生活”,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徐怀中,来自:hudong
人们对真相的饥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唐山大地震》的畅销。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评价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著名作家、钱钢的老师徐怀中则在 1986 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叠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七·二八’劫难日‘全息摄影’图”。
而且,之前大多数报道关注的是救灾,是宣传,《唐山大地震》关注的是受灾受难的人本身,关注的是灾难中的人性。写作真正回到了对人和人性的关注,这一下打动了大多数人。比如钱钢写了大地震中的孤儿、幸存者、盲人、精神病人和医生、看守所的犯人和警察、访华的外国友人等各种人的际遇。
除了人性的崇高,钱钢也写了人性的卑劣一面。比如大地震时期有人发“灾难财”,哄抢物资。民兵抓了超过 1800 人。其中一个老妇人在不同的男尸前哭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然后摘取手表,最后多达十几块;“方舟轶事”中大家庭的组合与解体;“政治的 1976”所体现人们的反常思维和心态等等。
最后一章,钱钢对“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的“调查报道”,更是满足了大家对“临震预报”这一敏感问题的疑问。尽管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被充分地解答。
所以,“《唐山大地震》已成为史料。这本书记录了 1976,也留下了 1986 的印记。1976 年唐山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1986 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是另一种真相”,钱钢在今年再版的《唐山大地震》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而那些现在看起来可能“不节制”、“偏煽情”、“偏热血”的文字,当时却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从(文革)那种虚假的、愚忠的、被迫的情感变成一种真情实感。这种真情实感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宣泄是符合大多数人审美的”,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比如曾任国家地震局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向军队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治部主任随后批示,钱钢同志可以补充采访。所以,相比杂志上的文章,书里多了对胡克实的采访和青龙县当时情况的补充。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青龙县提早进行了防范,所以全县只死了一个人。
《唐山大地震》“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一章也引起了地震局的不满。钱钢称,当时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反映《唐山大地震》有问题。领导则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让他去地震局和持异见的同志座谈和解释。但是,地震局还是向正在播送《唐山大地震》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了公函,要求停止播送第七章。后来,中央台照办,全书播到第六章就结束了。
但总的说来,这是经过文革十年,“拨乱反正”后,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有着最大的共识——“绝不能往后走”,“绝不能退回到那个蒙昧、黑暗的时代去”。而《唐山大地震》的发表和出版就得益于当时的“宽容、宽松、宽厚”的气氛。钱钢觉得,这个时间窗口难能可贵。稍早不行,还在“清除精神污染”(1983 年);稍迟也不成,新一轮“反自由化”(1987 年)又开始了。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气氛也使新闻界开始松动,有了更多对事实真正的报道,甚至出现了批评报道。比如 1979 年,《解放军报》转载了一篇根据真实故事写作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批评了一位拆除幼儿园,使用外汇为自己兴建楼房的将军。 1980 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点名批评了时任国务院商业部长王磊企图享受特权,到餐馆吃饭只付象征式的“汤钱”,最后遭饭店厨师陈爱武举报到中纪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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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零零星星的突破性批评报道并没有改变整个新闻业的发展,一些记者开始转向报告文学。“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报告文学”, 80 年代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道。
于是, 80 年代兴起了一场“报告文学热”。它们的创作主体从作家变成了记者。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孟晓云的《胡杨泪》、黄宗英的《大雁情》、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等都在那时涌现。这些作品大多带有较强的现实批判色彩,宣扬民主自由思想,而且比当时的新闻更真实。比如当时钱钢先写了一篇名为《裂变》的报告文学。后来被领导直接拿过去,在报纸上重新当作新闻又登了一遍。
“报告文学成了一个平台,既承担新闻的功能,又承担一定学术的功能,还承担新闻里面部分政论的功能”,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麦天枢则觉得,报告文学当时成为了“社会启蒙、文化启蒙的工具”,成为了“中国学术思潮的一个晴雨表”。所以,当时还流行一种所谓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借用很多社会学里对社会问题分析来报道现实,包括学生的高考问题,人们的婚姻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人们也接受了这种新的样式,热切地阅读着一篇又一篇报告文学。
《唐山大地震》出版后,不仅在国内畅销一时,影响还到了海外,出了英、法、日、韩等译本,并被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些美国大选列为新闻写作的教学参考书。有意思的是,《唐山大地震》出版后不久,钱钢在北京还收到一封来自香港教育署的信件。信中称,香港教育署正在编撰将沿用到 1997 年后的香港中学语文课教材,想把《唐山大地震》的引言《我和我的唐山》收入其中,希望得到授权。
由此,从 1988 年开始,这篇序言就进入了香港中学的课本。后来还成为了香港中学会考三本推荐书目之一。钱钢称,除了国际学校以外, 80%香港的学校都把《唐山大地震》选为读书报告的候选书目。所以,在网上检索《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读书报告或者读后感。“钱钢是如何看待生?如何看待死?”之类的题目也成为不同届的香港学生都需要的题目。甚至还有人在网上戏仿这篇序言,写了篇《我和我的高考》。因为课文里的篇章作者大多作古,所以当 2003 年钱钢前往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任职时,“别人很惊讶,怎么他还活着呢?”,钱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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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钱钢又写作了《核火: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和他的事业》(1987年)、《改革:1987年秋在苏联》(1988年)和《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1989年)等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关注当时中国最为现实的问题——改革。无论是想从国外借鉴(比如苏联改革),还是从历史借鉴(比如北洋海军),都是如此。
“当时受改革的刺激很大,都想追问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搞不下去?”,钱钢对《好奇心日报》说道。所以,在写北洋海军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海葬》时,钱钢还把新闻加进去了。书里有两个章节的名字都叫 88 年,第一个是 1888 年,第二个是 1988 年。 1988 年那章则是当年中国很多重要的新闻事件。
1990 年,钱钢离开《解放军报》。先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和央视的《新闻调查》,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间还担任过《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从 2003 年秋天开始,他来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新闻史,致力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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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钱钢编写了一本《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约请 70 多名记者记录了自 1900 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 100 个最大的自然灾害。其中,里氏 7.8 级的唐山大地震犹如 400 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突然爆炸。 24.2 万人死亡, 16 万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 100 亿元以上,一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毁于一旦。这也是 20 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死亡人数是东京大地震(1923 年,8.2 级)的 2.4 倍,智利大地震(1960 年,8.5 级)的 35 倍,阿拉斯加大地震(1964 年,8.4 级)的 1300 多倍。“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钱钢在序言中写道。
而回看 31 年前这本写成的《唐山大地震》, 64 岁的钱钢对《好奇心日报》称最大的感受是,“这个书只有那个时候能写”。“一个是整体的氛围,还有就是整个人的心态,还有体力,还有年轻。在当时的人来说,物质条件比现在贫乏得多,可是心里面那个乐观的劲儿,那种希望,似乎比现在要多。就写作这件事情来说,自由和不自由的区别太大了。”
本文转载自好奇心研究所,标题为小编改动。
一部不可超越的当代经典
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奖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1987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1988年至今香港中学生的必读书
问世三十年依旧引人深思
当当、京东、博库、文轩网及全国新华书店、民营书店有售。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初冬的水木清华校园内,落叶满地,正在归根。11月24日下午,“青睐”会员在清华大学校史馆314室,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负责人胡劲草以“轻扣历史的回声——《留美幼童》”为题,分享了纪录片组寻找留美幼童档案资料的动人故事。活动由北京市档案学会理事、清华大学的档案馆副馆长朱俊鹏主持。来自北京市档案学会的成员和北京市档案馆接收征集处的干部等,在市档案馆副馆长、学会理事长李立军的带领下与北京青年报的热心读者一同聆听讲座。
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平均年龄12岁的赴美留学学生。当年,这批幼童远涉重洋,被送到了太平洋彼岸一个建立尚不足百年的年轻共和国,开始了他们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
留美幼童的照片、书信、日记、成绩单、衣物、剪报和故事散落在他们在美国就读过的中学、大学以及这些城市的历史学会、图书馆、档案馆,散落在世界各地留美幼童的后裔以及他们当年居住过的美国家庭后裔那里。当年,胡劲草和同事们极力寻找,她感动于那些为保存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搜集和保存档案的人们,正是这些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让他们能够在百年之后拼接连缀出10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
一间书房一个留美幼童的数据库
胡劲草在做《新闻调查》编导20多年时间里,共拍摄了三部历史题材纪录片:《留美幼童》《梁思成林徽因》《甲午》,所及都与中国近代史相关。“之所以在百年后能重讲当年的故事,就是因为有档案的存在。”她说。
纪录片《留美幼童》播出于2004年。该选题来源是《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钱钢老师上个世纪80年代在写一本关于大清海军和李鸿章的书《海葬》时发现了这段历史往事,尽管故事很传奇,但是手头素材非常有限。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拿什么去讲这个故事?”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台湾学者高宗鲁把他们带入了留美幼童的世界。高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出版了一本留美幼童书信集。2002年,机缘巧合,胡劲草在北京见到高先生,之后,去到美国康涅狄格州小城New London高先生家后。她形容:“高先生的书房就像留美幼童的数据库。”
胡劲草特别给大家推荐了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他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那套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我们的很多故事背景和史料来自于这套丛书。比如1866年最早随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访欧洲的清朝官员斌椿,他后来写下了《西洋各国乘槎笔记》;1868年随同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各国的清朝官员志刚,他写了《初使泰西记》。这些史料都在这套丛书中。”
留美幼童计划的奇想,来源于容闳——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学生。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造成了大清国历史上出现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耶鲁大学保留了容闳当年的成绩单、留言本等很多档案原件。
15年的留学期限,遥远的国度,愿意送子出洋留学的家庭寥寥,但从史料中胡劲草也了解到,当年留美幼童的挑选非常严格,清政府规定: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秉厚、禀赋厚实。身体差的人不能入选,名字不雅训者,还要改名字。
在一份詹天佑父亲当年送娃出国的签字认证中可以看到,和朝廷签订的更像一份生死契约:“……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氏人,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从胡劲草展示的一张地图上可以看到,1872年时,第一批留美幼童先坐船抵达美国旧金山,然后乘坐三年前才刚刚贯通美洲大陆的火车,经过6天6夜,抵达美国东部一个叫做春田(spring field)的小城。“春田的位置在麻省和康州交界处,留美幼童当年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州。而这两个州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正是当年美国教育的大本营。”
哈特福德是康涅狄格州首府,位于波士顿和纽约中间,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哈特福德是美国保险业、机械枪炮制造业和出版业中心,城里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而最著名的就是大文豪马克·吐温。胡劲草说:“当年马克·吐温家是留美幼童常去的地方,因为哈特福德市不大,马克·吐温的孩子与留美幼童也年龄相仿,他们是儿时的玩伴。”若干年后,当留美幼童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学生们被召回之前,马克·吐温还曾利用个人影响力拜访美国总统杜兰特将军,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作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容闳在康州有很多朋友。“在留美幼童即将出发赴美前,容闳写信给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信里他和校长讨论了很多孩子即将抵达后的细节问题,诸如孩子们要住在哪里?城市还是乡村?分散住还是集中居住?到美国以后是马上分散还是先集中半年,等等。”
在康州历史学会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收藏
胡劲草团队到康州后,从两个历史学会处找到了更多留美幼童的线索。
她介绍:“除了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美国各州、各城市的档案机构大都是私营性质。我们2002年到康州历史学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志愿者。在美国找寻档案的过程非常愉快,因为能感受到,工作人员非常高兴他们保留的东西能够被人看到和使用,这是它们存留的价值。”
康州历史学会前身是一所私立、非营利教育机构,建立于1825年,几乎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历史学会。馆藏有超过400万卷的手稿、图册、文物、图书和其他历史资料,可在馆内或其他地方借阅。
在康州历史学会,胡劲草团队发现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整理材料。她说:“这些材料来自于老馆员金女士,她在整理康州本地的历史时,发现曾经有一群中国小男孩在这里生活,她就开始搜寻能够找到的所有当地报纸,尽可能地去找他们的资料。”
《留美幼童》纪录片这样讲述这个故事——
“我们在新英格兰这块被称作美国教育大本营的土地上,寻找当年中国幼童留下的足迹。美国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显然保留下关于这个话题最丰富的收藏,这些中国幼童留下来的衣物、照片,在幼童曾经住过的美国人家中代代相传,最后被捐献到了历史学会的实物部。康州历史学会最让人震惊的收藏,是这些关于中国留学事务局的简报和一页页用手抄写的当地报纸报道的中国幼童故事。抄写的故事开始于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刚刚到达这里,不间断地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抄写这些报道的是康州历史学会一位年近90的老馆员金女士。我们2002年秋天到达历史学会时,她住进了养老院,不方便和我们见面,我们见到了和金女士一同在这里工作了60多年的同事——历史学会馆员弗朗西斯霍克斯女士。”
康州历史学会后来改名为康州历史文化博物馆,地址未变。今年7月,胡劲草一位居住在康州的朋友给她寄来一些照片,告诉她,康州历史文化博物馆今年暑假又利用自己的馆藏做了一次关于留美幼童的展览,展品异常丰富。
胡劲草说:“这次暑期的中国留美幼童展览很好地体现了该博物馆的宗旨,他们希望本州居民和来访的客人们了解,在100多年前,康州曾经被一个遥远的东方帝国选中,曾经有100多名小留学生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这些历史往事能很好地帮助本州人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了解它曾经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扮演的角色。”
在库布鲁克历史学会找到了幼童谭耀勋
库布鲁克在哈特福德西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2020年的人口数据是1361人,一个小小的城市,也有一个历史学会。
胡劲草介绍,库布鲁克历史学会1953年由一群挚爱本地区历史文化的人士共同发起创办。学会建筑前身是1816年建成的一座小旅馆,一直经营到上世纪40年代,目前历史学会是它唯一的承租人。学会收藏品的时间跨度为18世纪中叶至今。胡劲草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小小历史学会的收藏品,每一件物品或是本地人使用过,或是产自本地,或由本地居民馈赠。
在此地,胡劲草团队找到了留美幼童谭耀勋的史料。档案资料显示,谭耀勋当年寄住在卡林顿家中,并且在1883年刚刚大学毕业后不幸去世,被埋葬在卡林顿家族的墓地里。
在小镇历史学会的重要发现,是找到了卡林顿夫人的两本日记。历史学会的资深馆员鲍勃从日记本里把写到“谭”的信息一点一点找了出来。而在纪录片播出后的第二年,珠海举办了一次留美幼童后裔的聚会,鲍勃带着卡林顿夫人的日记来到珠海,完成了中国行。
鲍勃于2016年去世。在准备这次讲座时,胡劲草再次查看库布鲁克历史学会网站,看到主页上专门辟有一个“鲍勃的历史碎片”专栏,其中有鲍勃生命最后10年发布的500多篇文章,都是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故事。
胡劲草说:“20年前,我们在库布鲁克寻找谭耀勋的故事,尽管我自己就是当事人,但有些细节我也忘了,可鲍勃记录了下来。他记录下我们怎么找到他们的小档案馆、找到卡林顿的档案。”
纪录片中,谭耀勋的故事是这样的——
“2002年,在距离康州首府哈特福德40公里的库布鲁克小镇,我们意外发现了留美幼童谭耀勋住过的房子。
“谭耀勋是第一批留美幼童,来自广东香山。当年谭耀勋寄住在库布鲁克的卡林顿家……博物馆馆员鲍勃给我们拿来博物馆保存的卡林顿夫人的两本日记。在这些印着1880、1881年字样的两本日记本上,谭耀勋的名字随处可见。谭耀勋毕业后计划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工作,却在此时染上肺病。他回到库布鲁克卡林顿夫人家中养病,不幸就在这年秋天病死在他生活了12年的库布鲁克的卡林顿夫人家。
“谭耀勋静静地躺在卡林顿夫人家的墓地整整120年了,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到美国时11岁。关于他的家世背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父母是谁?亲戚后裔何在?他们1872年将他送去美国之时竟成诀别。”
胡劲草感慨地说:“他们小心地保存了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同时这些历史馆员们通过自己的记录和整理,也成为这个城市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哈特福德高中和孟松中学的故事
在美国寻找历史档案的过程,让胡劲草团队意识到,只要走下去,就会有更多发现,而当史料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时候,不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120个孩子的命运,同时也会看见这个故事背后的时代背景。
接着,胡劲草给大家分享了在两所中学寻找历史档案的故事。
第一所,哈特福德高中。胡劲草说:“哈特福德高中是当年哈特福德最重要的一所学校,有300年历史。但是城市变迁,曾经的哈特福德高中已经因为城市高速公路的建设被拆除,新址重建。今天哈高的老师说,现在的学校是当地一所普通高中,已经完全无法与当年相比。”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距离马克·吐温故居很近,在它的档案室中,保留着一本被火烧过痕迹的成绩册档案,档案中有中国留美幼童的名字——黄开甲、蔡绍基。
摄制组在春田河谷历史文化博物馆找到了一份1876年的节目单。节目单中共有16个节目,其中4个由中国留美幼童表演,表演的内容是希腊文和中文的朗诵,还有演说,题目是“中国的未来”。
胡劲草分享的第二所中学故事是孟松中学。孟松是当年带容闳来美国的布朗牧师的家乡,也是容闳在美国的家乡。孟松中学始建于1804年,当年是美国少有的几所大学预备学校。胡劲草介绍:“当年孟松中学在留美幼童走后5年毁于火灾,我们去时,它早已和附近的另一所中学合并,今天也是当地的一所普通中学。”胡劲草团队在这里发现了留美幼童的留言本,同时意外找到一个名叫史锦镛的孩子留下的珍贵史料。
纪录片中的故事这样讲述——
“当年孟松的档案几乎全部焚毁,但当今天档案室的克瑞利女士为摄制组敞开档案室大门时,100多年前的历史瞬间又变得可以触摸。
“几经大火的孟松档案资料中,意外保留下中国留美幼童史锦镛的一张英文名片,上面印着史锦镛,中国,广东。史锦镛是第一批幼童,来自广东香山,到美国时15岁。克瑞利女士为我们拿出两本有中国幼童签字的学生留言本。在其中的一页上我们又看到了史锦镛的名字,这是史锦镛在1875年10月29日给同学的留言,中间是铅笔创作的天使图案,环绕着一本圣经,一侧用毛笔书写着中国唐诗。
“在散乱未经整理的其他文件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史锦镛的东西,一封神采飞扬的英文书信,这是史锦镛在1876年10月5日写给他的一位叫珍妮的女同学的信。信中他告诉珍妮,他计划在一年之后进入耶鲁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就读。”
胡劲草说:“在孟松发现如此多的幼童材料,我们对第一批到达美国的幼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这之后在史锦镛信中提到的耶鲁大学、在美国各个幼童曾经就读过的大学,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史锦镛的信息。等我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查阅李鸿章未刊函稿时,才找到了答案:‘有史锦镛等4名幼童前已撤回,因为史锦镛到金山后剪辫改装,情殊可恶……’原来,1877年,由于被认定为西化过于严重,史锦镛和另外三名幼童被提前召回了。”
留学事务局的中断
史锦镛的被召回只是前奏,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奏章称: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 ,未免见异思迁。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 ,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第二天,皇上颁布上谕:依议钦此。
至此,便引出了留学事务局中断的故事——
“留学事务局新来了一位督学。显然,即便新督学尚未到任,但对于这些幼童出洋后发生的变化早已了然于心。这位新督学名叫吴子登,他到来后,亲眼见到这些身着西式服装孩子的言谈举止,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变得有失体统,必须立刻加以纠正,以防情形进一步恶化。他颁布了新的留学事务局的规章制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留美幼童不要学习美国地理,不要学习弹钢琴,不要学习写诗歌,不要学习医学。”
从幼童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本来留学事务局大楼应该被我们看做在美国的家,但不幸的是这里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愉快的回忆,大楼的管理人员似乎想尽办法让我们去讨厌这里,我们的行为总是被误解,我们的想法没有人去体谅。”
孩子们一举一动的变化,容闳自然十分理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幼童们离开故乡来到美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当孩子们脱去长袍厚靴,穿上运动装,当他们学会划船、溜冰、跳舞、唱歌、野营,日甚一日地爱上异国的文化习俗,他们已经身不由己踩到了危险的禁区边界。
1881年,留美幼童计划中止,全部孩子被召回国。
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回国后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回国后的这批西学所造之子历经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 ,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留美幼童的百年传奇不仅讲述了一群孩子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同时也展示出一个古老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命运跌宕!
讲座中,胡劲草不仅分享了当年在美国寻找留美幼童历史资料的过程,同时插播纪录片片段,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原始档案的保存在讲述历史故事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有感于此次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对挖掘档案史料的执著精神。朱俊鹏副馆长在讲座后与大家一起参观了清华大学校史馆,参观时他也不禁感慨:我们做档案校史研究,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是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娜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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