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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12-08 06: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边城”的作文素材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你的作文既有深度，又能有效运用“边城”这一素材：
1. "深刻理解《边城》的核心内涵：" "主题思想：" 《边城》不仅仅是描绘湘西风光和淳朴民风，其核心是探讨"人性美、自然美"，以及"现代文明对传统淳朴生活的冲击和侵蚀"。要抓住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与冲突。 "人物形象：" 重点分析"翠翠"（纯真、懵懂、充满生机与期待）、"傩送"（英俊、能干、真挚、略带忧郁）、"老船夫"（善良、正直、责任感和悲剧色彩）、"天保"（憨厚、直率、兄长情谊）等人物。理解他们的性格、情感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象征意义：" 沅水、渡船、翠翠的歌声、翠翠的等待等都具有象征意义。思考它们分别象征着什么？（如自然的洗礼、生命的延续、纯真的寄托、未卜的命运等）。 "语言风格：" 沈从文的语言优美、抒情、含蓄，富有诗意。注意体会这种语言特色，并在写作中（如果合适）借鉴其韵味。
2. "明确

2沈从文与《边城》的创作密码

上一讲我们聊了沈从文的生平，这一讲咱们聚焦核心问题：为什么只有沈从文能写出《边城》？又为什么只有他 “想写” 这部小说？今天咱们就 “穿越” 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一步步解开这个密码。

一、先定位：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坛 “两派”

想懂沈从文的《边城》，得先知道他身处的文坛环境 —— 当时有两个鲜明的作家群体：“京派” 和 “海派”。

• 京派：主要活跃在北京、天津，作品发表在北方刊物上，代表作家有周作人、废名、汪曾祺、朱光潜、萧乾等。他们的文风像 “一杯清茶”，淳朴自然，更关注底层人民和乡土中国的生活。
• 海派：以上海为中心，代表作家有穆时英、施蛰存、茅盾、张爱玲等。他们的风格像 “一杯烈酒”，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深，擅长写都市的灯红酒绿、男女情感的复杂。

你可能会问：沈从文既住过北京也待过上海，他属于哪一派？没错，他归为 “京派”，但又和其他京派作家不一样 —— 周作人写趣味小品，萧乾批判世态炎凉，可沈从文偏偏写出了《边城》这样的 “田园牧歌”。为什么他会走出这样独特的路？答案藏在他的人生经历里。

二、三大因素：《边城》的 “诞生土壤”

沈从文能写出《边城》，不是偶然，而是 “童年阴影”“少年情怀”“中年危机” 三个因素，像拼图一样凑成的结果。

1. 童年阴影：在 “热闹与残酷” 中埋下 “人性渴望”

沈从文小时候是出了名的 “淘气包”—— 逃学上山下河，看工匠绞绳子、织竹篾，看大人下棋打拳，连别人吵架都看得津津有味。他自己说：“这些经历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也为他积累了最早的 “乡土素材”。

但童年不只有 “热闹”，还有让他一辈子难忘的 “残酷”：

• 他小时候见过 “杀人”—— 革命党人造反失败，衙门口摆着 400 多个人头，此后一个多月，杀头成了 “日常”。他和小伙伴还会比 “谁数尸体更快更准”，可长大后回忆时，他写道：“看那些死者想念家中小孩、小牛的颓丧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让我一辈子厌恶滥用权力。”
• 这份 “残酷阴影”，让他长大后特别渴望 “人性中的真善美”—— 他想写一个没有暴力、没有功利，只有淳朴人情的世界，这成了《边城》最原始的 “创作冲动”。

2. 少年情怀：两个女孩，拼成 “翠翠原型”

《边城》里的翠翠，温柔又明慧，这个角色不是凭空想的，而是来自沈从文少年时遇到的两个女孩：

• 第一个是 15 岁参军时，在泸西县遇到的 “绒线铺女孩”—— 他和同伴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女孩，只有一个人敢说 “将来要娶她”。后来沈从文在散文里写：“《边城》里渡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她的品性就来自这个绒线铺女孩。”
• 第二个是 1933 年，他和妻子张兆和去青岛崂山游玩时遇到的 “白衣女孩”—— 他当时就对妻子说：“那个穿白衣的姑娘，我能给她写个小说。”

这两个女孩的影子，合在一起，就成了《边城》里让人心疼的翠翠。

3. 中年危机：故乡的 “变化”，逼出《边城》的 “桃花源”

1934 年，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从北平回湘西老家 —— 这趟旅程成了《边城》创作的 “最后推手”。

• 他一路上给妻子写了很多信，后来编成《湘行散记》；更重要的是，他发现 “故乡变了”：表面上 “进步” 了，可农村里的 “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消失了，代替的是 “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
• 看着记忆里的 “桃花源” 变成这样，沈从文心里不是滋味 —— 他想：“哪里还能找到曾经的淳朴乡土？” 答案只有一个：“在文学里造一个。”

正是这份 “现实与记忆的冲突”，让他褪去幼稚，有了对人生的 “悲悯意识”—— 他想通过《边城》，还原一个 “没被文明污染的、有醇厚人情的湘西”。

三、创作理念：造一座 “供奉人性的小庙”

当这三个因素凑在一起，《边城》的轮廓就清晰了。沈从文自己说：“我只想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违背人性的人生形式。”

简单说，他写《边城》，不是为了 “讲故事”，而是为了 “守护人性”—— 守护他童年渴望的真善美，少年怀念的纯真情，中年惋惜的乡土人情。可以说，沈从文用自己的生命体验 “搭起” 了《边城》，又在写《边城》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 “艺术成长”。

四、下一讲预告：走进《边城》的故事

今天我们解开了《边城》的创作密码 —— 知道了为什么只有沈从文能写、想写这部小说。那《边城》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翠翠、老船夫、傩送、天保之间，有哪些动人的情节？下一回，咱们就正式走进湘西的茶峒，翻开《边城》这本 “田园牧歌”。

以上内容整理来自伍兵兵讲《边城》。

歌剧《边城》：沉静与厚重的文化气韵

作者：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创歌剧《边城》由中央歌剧院出品、根据作家沈从文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女高音歌唱家雷佳饰演主人公翠翠。

小说《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沈从文于1931年着手写作此书，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想到湘西，脑海里就会有一个等候在渡口的小女孩——翠翠。

经典小说改编成戏剧，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最大的难度在于小说的美学高度很难通过文体转换得以全然实现。歌剧《边城》要在舞台上呈现文本内在的神韵和真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部歌剧的艺术总监、主演、女高音歌唱家雷佳说，她一直怀着一个坚定的梦想，就是把《边城》搬上歌剧舞台。她希望“边城”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走向舞台，成为另一座为人们所向往和沉醉的戏剧中的“边城”。

作曲家印青使该剧成功地实现了文学性向音乐性的转换。音乐就好像是从文学的字里行间生长出来的，整部作品的乐思完整统一，旋律感人至深，民族音乐元素的化用恰到好处。以宁静淡然冷观世间残酷，是沈从文小说独特的美学气质，音乐把读者阅读小说时感受到但无法言说的那种优美、惆怅和内在的悲剧性张力表达了出来，在总体优美的风格中透出内在戏剧性冲突和对抗性张力。

序曲中翠翠的主题和命运的动机，与沈从文小说开端的题记有着天然的契合；表现龙舟竞渡时热烈明快的合唱渲染了湘西淳朴的民风民情；个性迥异的天宝和傩送为爱而歌，刻画了青春心灵的淳朴、激情和矛盾；抢滩的悲壮和牺牲呈现了生存的残酷……据印青回忆，为了创作好这部歌剧，早在2014年中央歌剧院就组织主创人员赴湘西采风。他在那里听到了许多原生态的土家族、苗族的音乐和民歌，这些令人心动神摇的音乐和民歌给予他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的灵感，使他把可视的“边城”变为可听的“边城”，呈现出沈从文笔下那个自然的湘西、诗意的湘西、永恒的湘西。

小说《边城》是波澜不惊的，从表层叙事来看几乎没什么冲突，但是戏剧或多或少需要冲突，何况四幕结构的歌剧，有情节发展的戏剧性要求。还要顾及独唱、重唱、合唱的音乐结构和艺术特性。编剧冯柏铭抓住了“现实”与“命运”的戏核，在“现实的境遇”和“命运的轮回”中设计出戏剧发展的主线和副线。并在翠翠生活的情节主线之外，开拓出了一个“心理的空间”和“梦的空间”作为副线展开的基础。这是小说所没有的，却是符合戏剧美学特性的高明的创造。同时在思想的表达上，因为抓住了翠翠和母亲两代人命运的相似，使得轮回和宿命的悲剧性得到了强化。

明代潘之恒在评论演员的品格和艺能时曾有“以其闲闲而为超超”之语，我以为雷佳塑造翠翠，就达到了“以其闲闲而为超超”的艺术境界。什么是“以其闲闲而为超超”？闲闲，从容自得的样子；超超，就是不流俗、超然的样子，形容演员以从容自得进入一种无法言传的高妙。剧中翠翠的咏叹调几乎占了独唱的一半，其挑战和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外公死去后翠翠想要在湍急的河流中拉回外公的表演，雷佳在激烈的外部形体动作中依然保持声音的稳定，能做到“以其闲闲而为超超”，风姿绰约，行止得体，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要塑造一个13岁的女孩子，很多演员会往小里“装”，从外部的形体和表情按照儿童剧来刻画，但是雷佳塑造翠翠没有采用这样的表演方法。她追求的是“肢体的淳朴”和“内心的童真”，准确地把握了一个苦孩子努力使自己成长，尽可能让自己像大人一样处事的心理和状态。作为相互照应的两条情节线索，雷佳在仅有的几场戏中还扮演了翠翠的母亲，她准确地刻画出湘女“痴情而坚贞”的性格。

沈从文小说的笔法有着非常冷静的视角，淡化主观情绪的融入，他用一双冷静的眼睛静观尘世的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纯净和肮脏，显露出一种“素面相对”的生命姿态和“超然物外”的叙事视角。歌剧《边城》的导演王晓鹰以极大的克制和控制力，以极为简洁的导演的调度，将整部作品的风格控制在含蓄蕴藉之中。在貌似平静中刻画出了惊心动魄的内在冲突，把握住了沈从文文学的美感特点。

“诗化意象”是王晓鹰创作话剧、歌剧、戏曲等不同形态的戏剧的密钥。在歌剧《边城》中，王晓鹰抓住了“渡船”的核心意象，将人物的身份、命运的处境、危险性的隐喻，以及具有解脱意义的彼岸凝聚在“渡船”这一核心意象，以“命运激流中的一叶小舟”作为诗化意象统摄全剧，展现了《边城》深刻的悲剧性，即“人的无力”，人对于命运和所处的历史情境的无力感。剧中，所有人对于命运都呈现无力的状态，这就是《边城》的悲剧性所在。最终，翠翠在渡口等待傩送回来，成为凝结在文学中的一个沉重的形象，不确定性的“等待”成了人生的全部。翠翠的命运展现了永恒的时光中人类的普遍处境，它寄予着艺术家深切的悲悯和同情。

歌剧《边城》呈现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气质，画中有戏，戏中有画；戏画合一，诗画合一。我以为这部原创歌剧呈现了对两种民族精神的把握：“情的坚守”和“生的奋斗”。导演用女性的“守侯”和男性的“抢滩”构筑出两种民族精神的张力。它启示我们，中国气象可以是豪迈的，也可以是婉约的；可以是奋进的，也可以是从容的。“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都可以代表中国气象。因此歌剧《边城》这样的作品同样呈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坚韧和隐忍，同样呈现沉静和厚重的大国气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08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