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我身边的同学作文》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09 14: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你身边同学的作文，想要写得好，确实需要注意一些关键事项。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建议，希望能帮助你：
"一、 明确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 (Clear Purpose and Central Theme)"
1. "你想通过这篇作文表达什么？" 是赞美同学的某个优点？讲述一个与同学相关的有趣故事？分析同学对你的影响？还是描绘一个你印象深刻的同学形象？ 2. "确定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 你的作文应该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展开，所有内容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例如，如果你的中心思想是“我的同学小明非常乐于助人”，那么文章就应该主要通过具体事例来展现小明帮助他人的行为。
"二、 选择合适的同学和切入点 (Choose the Right Subject and Angle)"
1. "选择你真正了解且有好感的同学。" 对他/她有深入了解，才能写出真情实感，细节也更丰富。 2. "选择一个具体的切入点。" 不要试图写这个同学的方方面面，那样会显得空泛。选择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或最想表达的点作为重点，比如： "一个特点：" 比如他的勤奋、善良、幽默、坚韧等。 "一个事件：" 比如他帮助他人、克服困难、参加活动等的故事。 "一种关系：" 比如你和他的友谊、你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等。
"三

我的同桌

在每个人的青春纪念册里，总有那么一个名字，它不是镌刻在扉页的烫金大字，却像一粒沉在时光河底的珍珠，平日里静默无声，一旦被记忆的流水冲刷，便会散发出温润而持久的光芒。于我而言，这个名字，就是我的同桌——林枫。他不是成绩最顶尖的那个，也不是最耀眼的明星，但他却是我整个青春岁月里，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是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我们成为同桌，似乎是老师一次随意的安排。初二那年夏天，一次意外让我的腿裹上了厚重的石膏，行动的笨拙让我像一只折翼的鸟，心中充满了自卑与烦躁。班主任便将全班最高、最壮的林枫调到我身边，美其名曰“方便照顾”。我至今仍记得他搬着课桌坐到我旁边时的样子，一米八的个子缩在小小的课桌椅里，显得有些滑稽，他挠着头，对我憨憨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以后多多指教啦，‘瘸子’同桌。”

这个略带戏谑的称呼，像一颗石子投进我死水般的心湖，激起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莫名的松动。那时的我，敏感得像一只含羞草，任何同情的目光都让我如坐针毡。但林枫不同，他的关心从不含矫饰，是一种带着“糙”劲的温柔。每天清晨，他会把我的椅子从桌子上搬下来，动作有点大，发出“哐当”一声，却让我感到一种踏实的存在感；课间操，他替我向老师请假，然后跑遍小卖部，气喘吁吁地递给我一根快要融化的冰棍，额头的汗珠闪着光，嘴里还嘟囔着“快吃快吃，都快化了”；放学后，他总是不紧不慢地收拾好书包，然后像一座山一样立在我身边，陪我一起等待，那份沉默的陪伴，像一道无形的屏障，为我隔绝了所有孤单的侵蚀。

我们的友谊，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琐碎中，悄然生根、发芽。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渗透在无数个微小细节里的默契与关怀，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懂得。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一个下着暴雨的午后。那天我爸妈临时有事，无法按时来接我。教室里的人渐渐走光，只剩下我和林枫。窗外的雨声大得像要把整个世界吞没，雷声轰鸣，我看着自己打着石膏的腿，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恐慌感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林枫看出了我的不安，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脱下自己的校服外套，带着他身上特有的阳光和洗衣粉的味道，披在我头上，然后蹲下身，用他那宽阔的背对我说：“上来，我背你到校门口，那里有可以避雨的亭子。”

我犹豫着，他却不容分说地将我拉了上去。他的背，坚实而温暖，隔着薄薄的夏衣，我能感受到他有力的心跳和因负重而微微急促的呼吸。雨水无情地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衬衫，紧紧贴在他的皮肤上，但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异常稳健。那一刻，趴在他背上的我，所有的委屈、不安和恐慌，都找到了出口。眼泪混着雨水，无声地滑落，咸咸的，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安。那不仅仅是一段从教室到校门口的路，那是一个少年用最质朴的行动，为我撑起的一片晴天。从那天起，我明白，林枫于我，早已超越了“同桌”这个简单的称谓，他是我青春里最坚实的依靠。

我们的友谊，是学习上的“最佳拍档”，更是灵魂上的共振。我的数学是弱项，而他的逻辑思维却像精密的仪器。每当我被一道复杂的几何题困住，抓耳挠腮、濒临崩溃时，他总会凑过来，用笔尖在草稿纸上“沙沙”地画出辅助线，他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让人瞬间平静的力量，耐心地一步步讲解，直到我自己豁然开朗。而我的英语和语文，则是他的“救命稻草”。我会逼着他背诵枯燥的单词，修改他那些“惨不忍睹”的作文。我们就这样，互相“嫌弃”，又彼此成就，在成绩单上共同进步。那种感觉，就像两棵相互依偎的树，根在地下紧紧相连，共同抵御风雨，也一同分享阳光。

当然，我们的友谊里也有争吵和冷战。我们会因为一道题的解法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让步；会因为对方和其他同学走得太近而暗自吃醋，一整天都拉着脸，用沉默筑起高墙。但最奇妙的是，无论冷战多久，空气中那股尴尬而压抑的气氛，总让我们中的一个先忍不住。可能是一张写着“对不起”的皱巴巴的小纸条，从桌子底下悄悄推过来；可能是一盒我爱吃的巧克力，不知何时被放在了我的桌洞里；也可能只是一个疲惫又无奈的眼神，然后我们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切又和好如初。那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是岁月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懂得，真正的友谊，不是从不争吵，而是在争吵过后，依然选择拥抱对方。

时光飞逝，初中毕业，我们考入了不同的高中，从此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那份深植于心的情谊，却从未因距离而褪色。我们会偶尔在深夜打电话，聊聊各自的烦恼与梦想，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总能瞬间抚平我所有的焦虑。他依然是那个最懂我的人，一个叹息，一句停顿，他就能明白我所有未曾说出口的心事。那份情感，已经超越了言语，成为一种灵魂深处的连接。

如今，我们都已长大，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忙碌奔波。林枫成了一名工程师，继续用他严谨的逻辑构建着世界；而我，则与文字为伴，记录着生活的点滴。我们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见面、分享一包零食的少年，但每当我想起“同桌”这个词，浮现的永远是他那张带着憨笑的脸，和他那个在暴雨中为我撑起一片天的、坚实的背影。

林枫，我的同桌。他是我青春里的一束光，是我成长路上的一座山。这份深情厚谊，早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化作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无论未来走多远，只要回头，那份纯粹与美好，永远都在。他是我青春的同桌，更是我一生的挚友，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温暖风景。

--------------------------------

以上内容由AI生成，仅供参考和借鉴

抄近路穿过高粱地撞见女同学换衣服，她把我拉到身边：嘘，别出声

很多年后，我再也没走过那条抄近路的高粱地。

那片曾经将我们的小镇一分为二，在夏风里掀起绿色波涛的青纱帐，早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盖起了一排排整齐划一、却毫无生气的楼房。新铺的柏油马路宽阔、平坦，再也用不着为了节省十分钟的路程，去钻那条被踩出来的泥土小径。

时间改变了一切，唯独改变不了记忆。我知道，林晓月留在我心里的那句“嘘，别出声”，和那个夏日午后滚烫的空气、浓烈的植物气息以及少年猛烈的心跳一起，被永远地封存在了那片消失的高粱地里。

那一年，我十八岁，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即将到来的高考。

第1章 高粱地的秘密

那年夏天，暑气像一口巨大的、无形的锅，把我们这个叫“清河”的小镇焖得严严实实。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都有些黏脚。空气里，蝉鸣声尖锐得像一把把细小的锉刀，锉着人本就烦躁的神经。

我叫陈默，清河镇一中高三（一）班的学生。和镇上所有被寄予厚望的孩子一样，我的世界被一张巨大的高考时间表分割成了无数个精准到分钟的格子。父亲是镇上中学的物理老师，母亲在食品站做出纳，他们对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考出清河镇，去一个叫“大学”的、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去镇子另一头的“王老师辅导班”补习数学。王老师是县里退休的老教师，讲课有方，只是他家住得实在太偏。要去他家，要么绕着镇子边缘走上大半个小时，要么，就得横穿那片将新城区和老城区隔开的高粱地。

高粱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茂密得像一堵绿色的高墙。风一吹过，高粱叶子“沙沙”作响，如同涌动的潮水。镇上的大人总告诫我们，不要一个人钻高粱地，里面蛇虫多，不安全。但对于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男孩子来说，那条被无数双脚踩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土路，是一条心照不宣的捷径，带着点小小的、冒犯规则的刺激。

补习结束时，太阳正毒。我估摸着时间，决定抄近路回家。只要穿过这片高粱地，就能省下足够的时间，在母亲回来做饭前，多刷半套数学卷子。

一头扎进高粱地，外界的喧嚣和灼热瞬间被隔绝了。高大的秸秆挡住了毒辣的阳光，投下斑驳的阴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合着泥土和植物汁液的独特气味。我沿着小路快步走着，心里盘算着刚才没解出来的那道解析几何。

就在我拐过一个弯，即将走出这片青纱帐的时候，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前方不远处的一小片空地传来。那声音很轻，像是布料摩擦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心里有些好奇。这大热天的，会是谁躲在这里？

我拨开身前的一簇高粱叶，悄悄探出头去。

只一眼，我的大脑就“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又在下一秒疯狂地涌向头顶。

是林晓月。

我们班的林晓月。

她背对着我，站在那片被踩实的空地上。她已经脱掉了那件我们一中标志性的蓝白校服上衣，露出了光洁的、被汗水浸得微微发亮的脊背。那身形单薄得像一片脆弱的蝴蝶翅膀，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她的身旁，放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书包，书包旁边，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看起来像是服务员穿的廉价白衬衫和黑裤子。

我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在原地，动弹不得。眼睛想移开，却又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无法挣脱。我看到她微弓着背，正要去解校服裤子的纽扣。夏日的风吹过，拂动她额角的碎发，也带来了她身上淡淡的汗味和洗发水的清香。

尴尬、羞耻、还有一种莫名的、从未有过的悸动，像电流一样窜过我的四肢百骸。我应该立刻转身就走，或者至少弄出点声响提醒她。我的理智在大声呐喊，可我的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就在我天人交战、几乎要窒息的时候，林晓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的动作猛地一顿，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警惕地竖起了耳朵。

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猛地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看到她眼里的惊慌，从最初的愕然，迅速转变为一种混合着羞愤和恐惧的复杂情绪。她的脸“刷”地一下变得惨白，然后又迅速涨红。她下意识地用那件薄薄的校服上衣护住胸前，身体微微发抖。

“陈……陈默？”她的声音又细又颤，带着哭腔。

我的脸烫得能煎熟鸡蛋，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只是狼狈地、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捏着那片被我拨开的高粱叶。

我以为她会尖叫，会骂我流氓，会哭着跑开。镇子就这么大，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我陈默的名声就全毁了。我的前途，我父母的期望，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因为这该死的十分钟捷径而毁于一旦。

然而，预想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就在我准备转身逃跑的时候，林晓月却做出了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动作。她死死地咬着嘴唇，眼神惊恐地越过我的肩膀，望向我身后的高粱地深处。那眼神，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什么更可怕的东西。

紧接着，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猛地向我冲了过来。

我被她这一下弄懵了。她冲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冰凉，还在不停地发抖。她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而是用尽全身力气，将我拽进了她身旁那片更高、更密的秸秆丛里。

“嘘——”她把我拉到她身边，另一只手迅速地捂住了我的嘴。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急促的心跳，和她身上传来的、少女特有的温热气息。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外面，那双平日里总是清冷如水的眸子里，此刻写满了货真价实的恐惧。

“别出声，”她压低了声音，气息拂过我的耳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千万别出声。”

我的嘴被她柔软的手掌捂着，只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肥皂味。我的大脑彻底停止了运转，只能被动地跟着她的视线，望向我们藏身之处的缝隙外。整个世界，只剩下“沙沙”的风声，我们两人粗重的呼吸，和擂鼓般的心跳。

她到底在怕什么？

几秒钟后，一阵粗野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由远及近，从我们刚才走过的那条小径上传了过来。

“……妈的，这丫头片子，越来越不听话了。让她去见见张老板的儿子，推三阻四的。”一个粗哑的男声骂骂咧咧地说道。

“建军哥，你别急。小姑娘家家的，脸皮薄。再说，那张老板的儿子，长得是磕碜了点，人家不愿意也正常。”另一个声音带着点谄媚的腔调。

“正常个屁！”被称作“建军哥”的男人啐了一口，“老子养她这么大，白养的？她妈那个病秧子，天天吃药不要钱？让她嫁过去，以后我们家在镇上还不是横着走？这死丫头，敢跟老子耍心眼，看我回去不打断她的腿！”

脚步声和咒骂声越来越近，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身旁的林晓月抖得更厉害了。她捂着我嘴的手，用力到指节都发白了。透过秸秆的缝隙，我看到两个穿着跨栏背心、胳膊上带着刺青的男人走了过去。走在前面的那个，正是镇上开着几家KTV和台球厅的赵建军，林晓手的继父。

我恍然大悟。

原来，她不是怕我。

她是在躲他。

我大气也不敢出，直到那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彻底消失在远处，林晓月紧绷的身体才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皮筋，骤然松弛下来。她缓缓地松开捂着我嘴的手，整个人靠着高粱秸秆滑坐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阳光透过缝隙，在她苍白的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斑。几缕汗湿的头发粘在她的额头上，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惊恐褪去，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屈辱。

我站在一旁，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刚才那场突如其来的惊吓，让我把撞见她换衣服的尴尬忘得一干二净，心里只剩下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有点同情，又有点后怕。

“对……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开口，声音干涩沙哑。我不知道是在为刚才的窥视道歉，还是在为撞破了她的秘密而道歉。

林晓月没有看我，她只是低着头，默默地、飞快地将那件廉价的白衬衫和黑裤子套上，然后胡乱地把校服塞进书包里。她的动作很麻利，甚至有些粗鲁，仿佛那身校服是什么肮脏的东西。

“今天的事，”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已经恢复了平日里的那种清冷，但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哀求，“你能不能……当没看见？”

“我……”我张了张嘴，看着她那张写满倔强和脆弱的脸，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发誓。”

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钟，似乎在判断我话里的真伪。然后，她轻轻地点了点头，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转身就走，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另一片高粱地的尽头，那件明显不合身的白衬衫在她身上显得空空荡荡。

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那个下午，我最终还是没能赶在母亲回来前刷完那半套数学卷子。我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窗外，蝉鸣依旧聒噪，可我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林晓月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她继父赵建军粗野的咒骂，还有那句冰冷的“嘘，别出声”，像一部循环播放的电影，在我脑海里一遍遍地上演。

我隐隐感觉到，那个夏天，因为这场高粱地里的意外，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而我，一个只想安安稳稳考上大学的普通男生，似乎被卷入了一个我本不该触碰的、危险的秘密里。

第2章 沉默的盟约

高粱地里的撞见，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久久不散的涟漪。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学校里过得坐立不安。每次课间，我的目光都会不受控制地飘向教室的角落。林晓月就坐在那里，靠着窗。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安静，沉默，像一株种在窗台上的含羞草，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的世界折叠起来，不让任何人窥探。

她似乎也恢复了正常。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低头做题，偶尔会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她没有再看过我一眼，仿佛那天下午在高粱地里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被暑气蒸腾出来的幻觉。

可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我忘不了她捂住我嘴时，手掌的冰凉和颤抖；忘不了她听到继父声音时，眼中那份纯粹的恐惧；更忘不了她穿上那身廉价工作服后，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瘦削背影。

这些画面，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我心里。让我对这个平日里只存在于“漂亮”、“高冷”这些标签化印象里的女同学，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混杂着好奇与同情的复杂情感。

我开始不自觉地观察她。我发现，她的午饭总是很简单，一个馒头，一小份咸菜，偶尔会加一个水煮蛋。当别的女生结伴去小卖部买零食、叽叽喳喳地讨论明星八卦时，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安静地做着题。她的文具盒很旧，那支用了很久的钢笔，笔杆上的漆都磨掉了。

这些细节，在以前的我看来，或许只是“家境普通”的佐证。但现在，联系到那天她偷偷换上的工作服，和她继父赵建军那番话，这些细节便有了另一层令人心酸的含义。

赵建军在清河镇是个“名人”。他不是本地人，据说早年在外面混过，回来后靠着一股狠劲和不知从哪来的本钱，盘下了镇上几家娱乐场所。他为人霸道，手下养着一群游手好闲的“小弟”，镇上的人大多对他敬而远之。我听父亲提过一嘴，说林晓月的母亲，原本是镇上小学的音乐老师，一个很温婉的女人，丈夫早逝后，不知怎么就嫁给了赵建军。从此，就很少再见她出门了。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是镇上大妈们背地里对这桩婚事的评价。

现在想来，这坨“牛粪”，恐怕还带着毒。

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班主任老张抱着手臂在教室里来回踱步，宣布下周期中模拟考的安排。教室里一片哀嚎。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这几天心神不宁，复习效率极低。

就在这时，一张小纸条从前排悄悄地传了过来。我愣了一下，打开一看，上面是同桌王胖子的字迹：“发什么呆呢？魂被勾走了？”

王胖子是我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性格开朗，心思却粗得像电线杆。我没理他，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林晓月身上。

她正低着头，似乎在草稿纸上演算着什么。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片安静的阴影。那一刻，她看起来那么美好，那么不真实，与赵建军那个粗鄙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放学的铃声响起，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同学们像出笼的鸟一样涌出教室。我磨磨蹭蹭地收拾着书包，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我，应该和她说句话。说什么都好，哪怕只是确认一下，她真的还好吗？

可我不敢。我怕我的关心会像一把钥匙，再次打开那个让她恐惧的盒子。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沉重的秘密，再增加任何交流，都可能让这个秘密变得更加危险。

沉默，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一种无声的、心照不宣的盟约。

我背上书包，和王胖子一起走出校门。王胖子一边走，一边抱怨着模拟考的残酷。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却在人群中搜索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看到她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学校旁边的一条小巷。我心里一动，跟王胖子说了声“我有点事，你先走”，然后便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小巷很窄，两边是斑驳的墙壁。我隔着一段距离，看到林晓月走进了一家破旧的公用电话亭。那种老式的、橙色的电话亭，在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是小镇最后的通讯堡垒。

她插上IC卡，拿起话筒，似乎在拨号。我躲在巷口的拐角处，只敢露出半个头。我看到她说了几句话，脸上的表情很焦急。然后，她好像在和电话那头的人争辩着什么，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说了，我不去！你别再逼我了！”

“钱我会自己想办法，不用你们管！”

“妈……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说到最后，她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她挂断电话，整个人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无声地哭泣着。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又酸又疼。我明白了，电话那头，一定是她的母亲。而内容，八九不离十，和赵建军逼她去见那个“张老板的儿子”有关。

我多想冲上去，递给她一张纸巾，告诉她“别怕，有我”。可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无法掌握的高三学生。我的“有我”，在赵建军那样的地头蛇面前，轻飘飘得像一片羽毛。

最终，我还是什么都没做。我看着她擦干眼泪，整理好情绪，从电话亭里走出来，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她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小巷，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我靠在墙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原来，她的平静都是伪装。在那层薄薄的冰面之下，是汹涌的、即将喷发的火山。而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这座火山。

周末，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疯狂地做题。我想用这种方式来排解内心的烦躁，把林晓月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可越是这样，她的脸就越清晰。

周一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学校。一进教室，就感觉气氛不对。几个同学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神情诡异。王胖子一见我，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

“出事了，”他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林晓月昨天没来上晚自习。”

我的心猛地一沉，“为什么？”

“不知道啊。老张昨天晚上脸黑得跟锅底一样，打电话去她家，听说是她继父接的，说她病了，请假。”王胖子撇撇嘴，“可我昨天傍晚还看到她在街上走，好好的，哪像生病的样子？”

病了？我立刻想到了赵建军那句“看我回去不打断她的腿”。一股寒意从我背脊升起。

早自习开始，林晓月的座位依然是空的。我的目光一次次地扫过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心里像长了草一样。一整节课，我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教室的后门被轻轻推开了。

是林晓月。

她站在门口，低着头，对讲台上的化学老师小声说了句“报告”。

化学老师皱了皱眉，但还是挥挥手让她进来了。

全班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她。她穿着校服，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她走路的姿势有些不自然，一步一步，挪得很慢，仿佛每一步都牵动着伤口。

当她经过我身边，走向自己座位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药酒味。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针狠狠地扎了一下。

她坐下后，就一直趴在桌子上，没有动过。

那一刻，我们之间那份所谓“沉默的盟约”，在我看来，变得无比脆弱和可笑。沉默，并不能保护她。沉默，只是在纵容罪恶的发生。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中午放学，我没有去食堂，也没有回家。我等到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才走到林晓月的座位旁。

她还趴在那里，似乎睡着了。

我犹豫了一下，伸出手，轻轻地敲了敲她的桌子。

她身体一颤，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当她看清是我时，那份戒备才稍稍褪去，但依然充满了距离感。

“有事吗？”她问，声音沙哑。

我看着她毫无血色的脸，和那双强撑着不肯示弱的眼睛，把事先准备好的说辞都忘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棕色的药瓶，放在她桌上。

“这个……是活血化瘀的药油，”我笨拙地说，“我妈单位发的，我家多得是。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我不敢说我闻到了她身上的药酒味，更不敢提她走路的姿势。我只能用这种最蹩脚的借口。

林晓月看着桌上的药瓶，愣住了。她没有立刻去拿，也没有拒绝。她只是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我。那目光很复杂，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教室里安静极了，只剩下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

良久，她轻轻地把那个药瓶收进了抽屉里，然后对我低声说了一句：

“谢谢。”

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心上。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不再仅仅是拥有一个共同秘密的“目击者”和“当事人”。那瓶小小的药油，像是一份无声的契约。

我成了她的同谋。

第3章 月光下的交易

那瓶药油，像一把钥匙，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我们之间那扇紧闭的门。

我们没有因此变得熟络，在班级里，我们依旧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但在某些不为人知的时刻，这条平行线，会短暂地交汇。

比如，我会趁着午休，悄悄在她桌上放一个热腾腾的肉包子，或者一瓶牛奶。然后像做贼一样，在她发现之前迅速溜走。她从不说什么，但第二天，我的抽屉里，会多出一道她整理好的、解题步骤清晰无比的数学难题的笔记。

比如，有一次模拟考，她因为低血糖，在考场上差点晕倒。我正好坐在她后面，看着她趴在桌上，浑身发抖，脸色惨白。我没有犹豫，撕开自己准备考试时提神用的巧克力，掰了一半，从桌子底下递了过去。她迟疑了一下，接了过去，飞快地塞进嘴里。那场考试，她的成绩依旧名列前茅。

这些微小的、秘密的互动，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语言。我们像两个在黑暗中交换情报的地下工作者，用最隐蔽的方式，互相传递着一点点温暖和支持。

王胖子不止一次地用胳膊肘捅我，挤眉弄眼地问：“喂，陈默，你不对劲啊。你跟林晓月……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我每次都用“你想多了”来搪塞他。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在悄然发酵。那不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一种更深的、想要保护她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越来越无法忍受她所处的困境。

我必须知道，她到底在做什么。那件廉价的工作服，到底是为了什么。

机会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来了。那天，我照例去王老师家补课。回来的路上，我刻意没有走高粱地那条近路，而是绕到了镇子西边的商业街。那里是新开发的区域，开着几家饭店和服装店。

我在一家名叫“海鲜大排档”的饭店门口，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林晓月穿着那件白衬衫和黑裤子，腰上系着一条灰色的围裙，正端着一个大大的托盘，从饭店里走出来，给门口露天座位的客人上菜。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汗水浸湿了她额角的头发。她低着头，熟练地把一盘盘冒着热气的海鲜摆在桌上，然后用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说：“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那一桌的客人是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其中一个喝得满脸通红，在林晓月转身的时候，借着酒劲，伸手在她腰上摸了一把，嘴里还说着污言秽语：“小妹，长得挺水灵啊，多大了？陪哥喝一杯？”

林晓月的身体猛地一僵。我看到她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的血“嗡”地一下就冲上了头。我几乎要冲过去，把那个男人的脏手打开。

可林晓月比我反应更快。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发怒。她只是迅速地后退一步，拉开距离，然后用一种冰冷的、不带丝毫情绪的声音说：“先生，请您自重。”

说完，她转身就走，没有再看那人一眼。那份冷静和克制，看得我心头发紧。

那个男人骂骂咧咧了几句，被同伴劝住了。林晓月走进饭店，背影挺得笔直，像一棵在风雨中绝不弯折的小白杨。

我一直等到饭店快打烊，客人都走光了。我看到她和另一个服务员一起打扫卫生，拖地，擦桌子。等一切都收拾妥当，她才脱下围裙，换回自己的校服，从后门走了出来。

我叫住了她。

“林晓月。”

她听到我的声音，吓了一跳。当她看到是我时，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镇定了下来。

“你怎么在这里？”她问，语气里带着警惕。

“我……路过。”我撒了个谎，“你在这里……打工？”

她沉默了。月光下，她的脸显得格外苍白。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是因为钱吗？”我鼓起勇气，又问了一句，“为了……躲开你继父安排的……那件事？”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写满了震惊。她没想到，我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你都听到了？”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点了点头，把那天在高粱地里听到她继父和人对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她听完，久久没有说话。一直以来强撑的坚冰，似乎在这一刻出现了裂痕。她的眼圈慢慢变红，最后，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不是无声的抽泣，而是压抑了太久的、决堤般的崩溃。她蹲下身子，把脸埋在膝盖里，瘦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心里像被无数根针扎着。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轻轻地披在她身上。

“别怕。”我说，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哭了很久，她才慢慢平静下来。她没有拒绝我的外套，只是把自己裹得更紧了一些。

“我没地方可去了。”她抬起头，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第一次，向我敞开了她的世界。

她说，她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自从嫁给赵建军，家里经济条件是好了，但母亲在家里的地位，却跟保姆没什么两样。赵建军喜怒无常，喝了酒就会打人，母亲身上的伤，常年旧伤添新伤。

而她，作为这个家的“拖油瓶”，日子更不好过。赵建军从不让她喊他爸爸，总是“喂”、“喂”地叫她。他觉得在她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一种投资，必须要有回报。

“那个张老板，是他在生意上的靠山。他想让我嫁给张老板那个有钱的傻儿子，换一笔大生意。”林晓月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妈劝我，说嫁过去就是少奶奶，一辈子吃穿不愁。她不懂，那不是嫁，那是卖。”

“所以，你想自己攒钱，等高考结束就走？”我问。

她点了点头，“我想考去南方的大学，离这里越远越好。我一天都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我必须自己攒够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不然，我走不了。”

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高粱地里的换装，电话亭里的争吵，身上的伤痕，还有这份与年龄不符的坚韧和隐忍。

“还差多少？”我问。

她报了一个数字。那笔钱，对于一个靠着每天晚上几个小时工来赚钱的高中生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帮你。”我说。

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它就像是一种本能。

林晓月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怎么帮我？”

“我……”我卡住了。是啊，我怎么帮她？我自己的零花钱少得可怜，每一分都攥在母亲手里。我能做的，似乎只有每天一个包子，一瓶牛奶。

我的脸涨得通红。那一刻，我第一次痛恨自己的无能。

“我……我可以帮你补习。”我急中生智，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你不是要考南方的大学吗？分数要求很高。你在这里打工太浪费时间了。我可以帮你把我整理的笔记、错题集都给你，帮你划重点。这样……你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说不定……可以少打几天工。”

这是一个很笨拙的办法，笨拙到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但林晓月却认真地听着。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为什么？”她问，“你为什么要帮我？”

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耳根在发烫。

为什么？因为高粱地里那惊鸿一瞥的脆弱？因为电话亭旁那孤独的哭泣？还是因为饭店门口那倔强的背影？

我说不清楚。或许，都有。

“我们是同学。”我最后说，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正当的理由。

“陈默，”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这是我的事，我不想连累你。赵建军……他不是好人。”

“我不怕。”我说。

或许是月色太温柔，或许是少年意气太过汹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她沉默了。最后，她从脖子上摘下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块用红绳穿着的、小小的玉坠。玉的成色并不好，甚至有些灰暗，但看得出，被摩挲了很久，边角都已圆润。

“这是我亲生爸爸留给我的，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她说，“我不能白白让你帮忙。这个，你先拿着。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再……赎回来。”

这不像是一场交易，更像是一种托付。她把她最珍贵的东西，交到了我手上。

我握着那块还带着她体温的玉坠，感觉它沉甸甸的，像一颗心脏，在我手心里跳动。

“好。”我收下了。

我没有告诉她，我根本没想过要她的任何回报。但我知道，只有这样，她才能接受我的帮助，而不会觉得那是一种施舍。

那个晚上，我送她回到她家巷口。我们隔着很远的距离，看着她走进那栋在黑夜里显得格外阴森的小楼。

回去的路上，我把那块玉坠紧紧地攥在手心。我忽然明白了，从我接下它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轨迹，就和林晓月这个名字，被一根看不见的红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我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同情的同学。

我成了她的共犯，她的希望，也是她在这座孤城里，唯一的盟友。

第4章 两段无力的童年

自从那晚月光下的“交易”之后，我们的秘密同盟变得更加具体。我开始系统地为她整理各科的复习资料。我的父亲是老师，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教辅材料和历年真题。我把所有我认为的精华，都分门别类地抄写、整理，做成一本本笔记。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交换笔记的方式也极具“地下工作”色彩。有时候是趁着课间操，我把笔记塞进她来不及收的书包里；有时候是在图书馆，我把笔记夹在一本冷门书里，然后把书名和索书号写在纸条上传给她。

她也很少再去做那份辛苦的晚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复习中。偶尔，她还是会去做几个小时，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底线和尊严。

那段日子，紧张而又充满了一种奇异的甜。每天晚上，我在灯下奋笔疾书，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高考，还有另一个人的人生。一想到我写的每一个字，画的每一个重点，都可能成为她挣脱牢笼的翅膀上的一片羽毛，我就充满了无穷的动力。

这种动力，甚至让我暂时忘记了自己性格中的怯懦。

有一次，我看到赵建军的车停在校门口。他靠在黑色的桑塔纳轿车上，嘴里叼着烟，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校门口的。很多同学都绕着他走。当林晓月走出校门时，他立刻掐了烟，大步走过去，粗鲁地拽住她的胳膊，似乎要强行把她塞进车里。

林晓月拼命挣扎，脸上写满了抗拒和恐惧。

周围的同学都看到了，但没有人敢上前。

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步走了过去。

“张老师！”我冲着他们身后不远处，正准备骑车回家的班主任老张大喊了一声，“张老师，您等一下，我有个数学题想问您！”

我的声音很大，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赵建军的动作一顿，不悦地回头看了我一眼。老张也停下车，扶了扶眼镜，朝我们这边看来。

赵建军的脸色变了变。他再横，也不敢在学校老师面前太过放肆。他恶狠狠地瞪了林晓月一眼，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然后松开手，转身钻进车里，一脚油门开走了。

林晓月站在原地，手腕上有一圈清晰的红印。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老张走过来，皱着眉问：“陈默，什么事？刚才那是……林晓月同学的家长？”

“嗯，是她继父。”我含糊地应着，“老师，没什么事了，我……我突然想起来那道题怎么解了。”

老张狐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脸色苍白的林晓月，似乎明白了什么，但终究没有多问，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快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

我一直等到林晓月的身影消失在巷口，才松了一口气。后背，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行为有多么鲁莽。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后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回了我的童年。

那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陈建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善良、正直，但也有些清高和不善言辞。他在镇中学教物理，业务能力很强，但因为不爱巴结领导，评职称、涨工资这些事，总是轮不到他。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冬天，镇教育局的一个科长来学校检查工作。中午，校长在镇上最好的饭店设宴款待。不知道为什么，也叫上了我父亲作陪。年幼的我，因为家里没人，也被父亲带去了。

酒桌上，那个挺着啤酒肚的科长，对我父亲写的几篇教学论文大加赞赏，说得天花乱坠。我父亲被几句好话捧得有些飘飘然，平时滴酒不沾的他，那天也喝了几杯。

酒过三巡，科长话锋一转，说他儿子最近物理开窍了，想请我父亲周末去他家“指导指导”。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这是想让我父亲免费去给他儿子开小灶。

我父亲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他是个有原则的人，最反感这种利用职权占便宜的事。他端着酒杯，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刘科长，这……不合规定吧。学校有纪律，不准老师有偿或者无偿补课……”

他的话还没说完，刘科长的脸就拉了下来。刚才还满面春风的他，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冷笑道：“陈老师，你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还是觉得我儿子是块烂泥扶不上墙？”

整个饭桌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校长在一旁拼命打圆场，给我父亲使眼色。可我父亲那股知识分子的倔劲上来了，梗着脖子，就是不松口。

最后，刘科长“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那顿饭，不欢而散。

回去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沮丧和屈辱。后来，我听母亲说，父亲那年的高级职称，又没评上。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看到了善良和正直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我害怕冲突，害怕看到像父亲那样善良的人，因为坚持原则而受到伤害。久而久之，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退让和忍耐，成了一个不喜欢惹麻烦的“老好人”。

我从梦中惊醒，窗外还是漆黑一片。我摸了摸额头，一手冷汗。

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那么不顾一切地想帮助林晓月，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同情和那份朦胧的好感。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我童年时所目睹的无力感。

她的反抗，就像我父亲当年在酒桌上那句“不合规定”一样，微弱，却充满了尊严。而赵建军，就像那个刘科长，用世俗的权力和规则，轻易地就能将这份尊严碾碎。

我不想再像当年那个无能为力的小男孩一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几天后，林晓月在图书馆还给我笔记的时候，也给我讲了一个她的故事。

她说，她亲生父亲还在的时候，她家住在镇子另一头的老房子里，院子里有一架很高大的葡萄藤。每年夏天，父亲都会搬一张躺椅在葡萄藤下，抱着她，给她讲故事，数天上的星星。

她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手上总是有着淡淡的木头清香。他会用边角料给她做各种各样的小玩具：木头小马，会飞的蜻蜓，还有一只永远走不准时间的木头手表。

“我爸总说，我们家晓月，是他的小月亮，就算天黑了，也能照亮回家的路。”她讲这段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的光。

“他走的那天，也是一个夏天。他去邻村给人家打家具，回来的路上，拖拉机翻了。等我妈带我赶到的时候，他浑身是血，但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小木盒。”

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

“盒子里，就是那块玉坠。他说，是赶集的时候，特意给我买的。他说，他可能……不能陪我一起看星星了，让这块玉，代替他，陪着我。”

“后来，我妈带着我嫁给了赵建军。搬家的那天，我哭着闹着，想把院子里的那架葡萄藤也一起移走。他们都笑我傻，说葡萄藤怎么移？赵建军嫌我烦，一脚就把我爸给我做的那个木头小马踩得粉碎。”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的天，已经黑了。再也没有人，会陪我看星星了。”

她讲完，我们沉默了很久。图书馆里很安静，只听得见书页翻动的声音。

我终于理解了那块玉坠对她的意义。那不仅仅是一件信物，那是她的父亲，是她整个温暖的童年，是她对抗这个冰冷世界最后的精神寄托。

而她，却把这份寄托，交给了我。

那一刻，我感觉手心里那块不存在的玉坠，变得滚烫。

我看着她，认真地说：“林晓月，你放心。天黑了，月亮才会更亮。你不是一个人。”

她抬起头，红着眼眶，对我，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对我笑。

我突然觉得，我和她，其实是同一种人。我们都拥有过一段无力的童年，心里都藏着一道不为人知的伤疤。只是，我的伤疤，被父母的爱小心翼翼地包裹了起来，而她的伤疤，却只能任由它在风雨中暴露着，结了痂，又被撕开，再结痂。

我们都是渴望冲破黑暗的孩子，只是，她比我更勇敢。

第5章 暴风雨前夜

时间进入六月，高考的脚步声，像战鼓一样，敲击在每个高三学子的心头。空气里的燥热与日俱增，校园里的气氛也愈发凝重。走廊里不再有追逐打闹的身影，连说话声都压低了几分。

我和林晓月的“地下合作”，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几乎把我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了为她整理笔记上。我的成绩，也因此有了一些不稳定的波动。

母亲张桂兰是最先发现不对劲的。她是个心思细腻的女人，我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端着一碗切好的西瓜走进我房间。我正埋头在一堆卷子里，为林晓月圈画着最后的重点。

“小默，还在学呢？歇会儿，吃点西瓜。”她把碗放在我桌上，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摊开的本子。

那上面，是我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的、给林晓月的笔记。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比给我自己做的笔记还要用心。

“这是……给同学整理的？”母亲状似无意地问。

“嗯，一个同学，数学有点跟不上。”我含糊地，下意识地想把本子合上。

母亲按住了我的手。她拿起那个本子，翻了几页。她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

“陈默，你跟妈说实话，”她坐了下来，表情严肃，“这个同学，是不是林家的那个女孩？”

我的心“咯噔”一下。我知道，小镇没有秘密。我和林晓月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交集，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早已被放大、被解读成了各种版本。

我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妈知道那孩子可怜，”母亲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她那个继父，不是个东西，镇上的人都知道。你心善，想帮同学，这没错。但是，小默，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决定你一辈子的关键时刻！你自己的复习都紧张得不得了，哪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

“她不一样。”我说，声音有些固执。

“有什么不一样？”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你爸和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就盼着你平平安安，考个好大学，离开这个小地方。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家省吃俭用，你爸的烟都戒了。你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犯糊涂啊！”

“我没有犯糊涂！”我有些急了，“我帮她，也没耽误我自己。”

“还没耽误？”母亲指着我书架上那几本崭新的、还没来得及做的模拟题，“你看看这些题，你都多久没碰了？上次的模拟考，你的排名掉了五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陈默，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女孩了？”

“我没有！”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或许是我的反应太过激烈，母亲愣住了。房间里陷入了死寂。

过了很久，她才疲惫地说：“妈不逼你。但你要想清楚，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关系到你的未来。不要因为一些不该你管的事，毁了自己。”

说完，她起身离开了我的房间，那碗西瓜，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

我看着那碗西瓜，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母亲是为我好，她的每一句话，都出于最朴素的母爱。可她不懂，这件事对我来说，早已不是“该不该管”的问题。

那是一种责任。一种在我接过那块玉坠时，就许下的承诺。

与家里的暗流涌动相比，更大的危机，正在悄无声息地逼近林晓月。

高考前的最后一周，学校放假让我们自行复习。那天下午，我把整理好的最后一本化学笔记，约在老地方——那个废弃的电话亭——交给林晓月。

她来的时候，脸色异常难看。

“出事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赵建军……他好像发现我攒钱的事了。”她声音发颤，“昨天，他借口说我房间太乱，让一个保姆进去打扫。我回来后，发现我藏在床垫下的那个铁盒子，有被动过的痕迹。里面的钱，我没敢数，但我总觉得……不对劲。”

“他……他没说什么吗？”我紧张地问。

“没有。他一整晚都阴沉着脸，一句话都没说。”林晓月咬着嘴唇，“陈默，我害怕。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害怕。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太吓人了。”

我看着她惊恐的眼睛，心里也跟着乱成一团。赵建军那种人，如果真的发现了，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你这几天，千万别回家了。”我脱口而出，“去……去同学家住。”

“去谁家？”她苦笑了一下，“我在这个镇上，除了你，没有朋友。”

一句话，说得我心口发堵。

“那……去我那！”我说，“我家有个储藏室，很小，但能住人。我爸妈这几天单位忙，晚上很晚才回来……”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

“不行！”她决绝地摇头，“陈默，我已经连累你够多了，我不能再去毁了你。这件事，我自己解决。”

她的眼神里，又恢复了那种倔强。

“你怎么解决？你拿什么跟他斗？”我急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她说，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他要是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得逞。”

我被她那种玉石俱焚的决绝吓到了。我知道，她是真的被逼到了绝路。

那个下午，我们不欢而散。我没能说服她，她也没能让我安心。我把笔记塞给她，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一种巨大的、无能为力的恐慌，紧紧地攫住了我。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脑子里反复上演着各种可怕的猜想。我甚至想过，要不要去报警？但拿什么当证据？说赵建军可能要对她女儿不利？警察会信吗？

第二天，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整天。我给她打了电话亭的公共电话，没人接。我又跑到她打工的那个大排档，老板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了。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傍晚，我再也坐不住了。我骑上自行车，疯了一样地朝她家那条巷子骑去。我不敢靠得太近，只能在巷口徘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她家那栋小楼里，亮起了灯。二楼的窗户，就是她的房间。我看到窗帘拉着，但能透出一点点昏黄的灯光。

她应该在家。也许，只是我想多了。

我正准备松一口气，离开这里。突然，二楼的窗帘被猛地拉开了一角。

是林晓月！

她好像在和屋里的人争吵，脸上满是泪水和愤怒。紧接着，一只粗壮的胳膊伸了过来，一把将她狠狠地推开。窗帘又被“唰”地一下拉上了。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只胳膊上，有刺青。

是赵建军！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就在这时，我的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那种最老款的诺基亚，只能发短信。是我省吃俭用几个月，为了方便和林晓月联系，偷偷买的二手货。

我颤抖着手打开短信。是她发来的，只有一个字。

“救。”

第6章 黎明前的出逃

那个“救”字，像一根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所有的犹豫、恐惧和彷徨，在这一刻，都被碾得粉碎。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必须带她走。

可是，怎么走？赵建军就在楼上，他家那扇铁门，我亲眼见过，坚固得像个堡垒。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骑着车，在附近的小巷里疯狂地绕圈，大脑飞速运转。报警？不行，没有证据，只会打草惊蛇。找我爸妈？更不行，他们只会把我锁起来。找王胖子？他除了会咋咋呼呼地骂几句，根本帮不上忙。

我能靠的，只有我自己。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林晓月曾经跟我提过，她房间的窗户下面，是一个老旧的、用来堆放杂物的雨棚。那个雨棚的骨架，是铁的，虽然锈迹斑斑，但或许……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立刻回家，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心全是汗。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我爸妈一起吃了晚饭。饭桌上，他们还在讨论着高考的注意事项，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小默，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母亲担忧地问。

“没事，妈，有点紧张。”我撒谎道，“我回房复习了。”

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摊开一张白纸，开始制定我们出逃的计划。

时间：凌晨两点。那个时候，人睡得最沉。

路线：她从二楼的雨棚下来，我骑自行车在巷口接她。然后，我们不能走大路，必须穿过那片高粱地，去镇子东边的长途汽车站。

目的地：邻市。那里有火车站，量大，不容易被找到。

钱：我把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压岁钱，一共一千二百三十块，全都从我的“小金库”——一本挖空的《牛津词典》里取了出来。

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通知她？

我看着手机，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两点，窗下，雨棚。”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那边才回过来一个字：“好。”

看到这个字，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下了一半。我知道，她和我一样，都决定豁出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等待。我坐在书桌前，假装看书，耳朵却时刻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十一点，父母房间的灯熄了。我等到十二点，又等到一点。

一点五十分，我悄悄地推开房门。客厅里一片漆黑，只有冰箱在嗡嗡作响。我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像个小偷一样，连呼吸都小心翼翼。拧开门锁的那一瞬间，发出的“咔哒”声，在寂静的夜里，响亮得如同惊雷。

我僵在原地，等了几秒钟，确定没有惊动父母，才闪身出门，轻轻地把门带上。

夏夜的凉风吹在我脸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凉意，浑身都在发烫。我推着自行车，不敢骑，一路小跑着，朝林晓月家那条巷子奔去。

巷口一片死寂，只有几声不知名的虫鸣。我把车停在阴影里，抬头望向二楼那个紧闭的窗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的心，悬在嗓子眼，几乎要跳出来。

她会来吗？她能顺利出来吗？赵建军会不会突然醒来？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二楼的窗户，被无声地推开了一条缝。

一个瘦小的身影，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从窗户里，艰难地爬了出来。是林晓月。

她的动作很轻，像一只壁虎，慢慢地挪到了窗沿上。她低头看了一眼，似乎在估算高度，然后，她心一横，跳了下去。

“嘭”的一声闷响，她落在了那个老旧的雨棚上。雨棚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我的心提到了嗓一。

她没有丝毫停留，手脚并用地从雨棚上滑了下来，最后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我立刻推着车迎了上去。

“快！”我压低声音。

她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快步跑到我身边。我让她坐上后座，用尽全身的力气，蹬着自行车，冲出了那条令人窒息的巷子。

我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漆黑的小巷里穿行。自行车的链条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我能感觉到，坐在后座的她，身体在微微发抖。

“别怕，有我。”我喘着粗气说。

“嗯。”她在我身后，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应了一声。然后，我感觉到，她轻轻地抓住了我T恤的衣角。

那个小小的动作，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们很快就到了那片熟悉的高粱地。月光下，高粱地像一片黑色的海洋。白天那条清晰的小路，此刻已经模糊不清。

“走这里，没错。”我凭着记忆，推着车，一头扎了进去。

高粱叶子划过我们的脸和手臂，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刺痛。脚下的路坑坑洼洼，我好几次都差点摔倒。林晓月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把脸埋在我的后背上。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也能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和未知的逃亡之夜，这种近在咫尺的真实感，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安。

我们像是两只在黑夜里相依为命的萤火虫，用彼此微弱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穿过高粱地，就是镇东的长途汽车站。车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紧闭的售票窗口。

时刻表上写着，最早一班去邻市的车，是早上五点半。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我把自行车锁在车站旁，带着她躲进了车站后面的一个废弃候车棚。候车棚里堆满了杂物，散发着一股霉味。我们找了一个相对干净的角落坐下。

“你……还好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从书包里拿出一件薄外套披上。我这才发现，她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袖。她的书包很瘪，看起来，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书本，什么都没带。

“钱呢，他拿走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然后从鞋子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打开来，是一沓零零散散的、带着体温的钞票。

“我藏在了鞋底。他把铁盒子拿走了，但他没想到，我换了地方。”她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孩子气的得意。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心酸，又一阵佩服。

我把我口袋里那一千多块钱，连同那个挖空的《牛津词典》一起，塞到她手里。

“拿着。”我说，“路上用得着。”

她看着我，没有接。

“陈默，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这不是给你的，”我固执地说，“是借给你的。等你将来考上大学，找到工作，再还给我。连本带利。”

我把那块一直贴身放着的玉坠拿了出来，放在她手心。

“还有这个，物归原主。你说的，将来要赎回去。现在，我先还给你。等你什么时候，能笑着把它赎回去，我再收下。”

她看着手心里的玉坠，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这一次，不是恐惧，不是崩溃，而是一种复杂的、我无法言说的感动。

她没有再拒绝，把钱和玉坠都收了起来。

“陈默，”她抬起头，在昏暗的光线下，认真地看着我，“谢谢你。”

“傻瓜。”我说，“我们是盟友。”

剩下的时间，我们没有再说话。我们并排坐着，靠着冰冷的墙壁。夜很深，也很冷。我能听到她平稳下来的呼吸声，和自己如雷的心跳。

我不知道她的未来会怎样，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明天，不，是今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而我，却坐在这里，陪着一个女孩，等待一趟不知开往何方的长途汽车。

我后悔吗？

我看着身边那个瘦弱的、却无比倔强的身影，心里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不，我不后悔。

有些事，比一场考试更重要。有些成长，不在考场上，而在这样一个月光冰冷的、亡命天涯的夜晚。

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车站里传来了第一班车发动的声音。

我们站起身。

“我要走了。”她说。

“嗯。”我点头，“到了之后，给我发个短信报平安。”

“你快回去吧，还能赶上第一场考试。”她担忧地看着我，“对不起，陈默，都怪我……”

“不许说对不起。”我打断她，“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好好考试，考去你想去的南方。然后，过你想过的生活。”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圈红红的。

汽车的引擎声轰鸣着，检票口已经开了。她转过身，朝检票口走去。

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陈默，再见。”

“再见，林晓月。”

她转过身，背着那个白色的书包，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检票口，汇入了稀稀拉拉的、赶早班车的中，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直到那辆长途汽车喷着黑烟，缓缓驶出车站，消失在晨曦里。

我才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样，靠在了墙上。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我看了看手表，早上五点四十五分。距离第一场语文考试，还有三个小时十五分钟。

我骑上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飞快地骑去。

那个早晨，阳光很好。但我却觉得，我的世界里，好像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随着那辆长途汽车，一起被带走了。

第7章 一场缺席的战争

我几乎是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才在父母起床前，悄悄溜回了家。

我冲进卫生间，用冷水狠狠地泼在脸上。镜子里，是一个脸色惨白、眼圈发黑、眼神空洞的少年。那不是一个即将走上考场的考生该有的样子，更像是一个打了一场败仗的逃兵。

早饭桌上，气氛压抑。父亲陈建国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检查准考证和文具，母亲张桂兰则将一个剥好的鸡蛋，夹到我碗里，嘴里念叨着：“吃个鸡蛋，再喝碗粥，考个一百分。”

我味同嚼蜡地吃着，心里却是一片兵荒马乱。林晓月到哪里了？她安全吗？赵建军发现她不见了没有？他会不会找到学校来？

“小默，你真的没事吗？要不……我们跟老师说一声，下午再考？”母亲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终于忍不住担忧地问。

“我没事。”我放下碗，拿起书包，“我就是……有点紧张。”

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我怕他们从我眼里，看出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走出了家门。

去考场的路上，整个小镇都洋溢着一种庄严而肃穆的气氛。路口有交警在维持秩序，考场门口拉着“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的横幅，无数的家长聚集在警戒线外，翘首以盼。

这是一场属于全镇的战争，而我，却像一个已经提前缴械投降的士兵。

我走进考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周围的同学都在做着最后的复习，或者闭目养神。王胖子坐在我不远处，回头给了我一个“加油”的口型。

我对他扯了扯嘴角，算是回应。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古诗词，那些精心准备的作文素材，此刻都像被格式化的硬盘一样，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满脑子都是高粱地里晃动的秸秆，是雨棚上那声沉闷的巨响，是她在我身后抓住我衣角的触感，是长途汽车消失在晨曦里的背影。

考试的铃声响起。

发下试卷，我握着笔，手却在微微发抖。我看着那些熟悉的铅字，却觉得它们无比陌生。第一道选择题，我读了三遍，都没能理解题干的意思。

我的战争，在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一百五十分钟的。我只记得，当我交上那份几乎有一半是空白的语文试卷时，监考老师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惋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