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看望老人的作文》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09 17: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看望老人的作文，要写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一、 确定中心思想 (Determine the Central Theme)"
"明确目的：" 你去看望老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表达孝心和关爱？是节日问候？还是陪伴？作文的中心思想应该围绕这个目的展开。 "突出情感：" 你想通过这篇作文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是感激、温暖、思念、愧疚，还是从中得到的感悟？情感真挚是作文的灵魂。
"二、 选取具体事例 (Select Specific Examples)"
"避免空泛：" 不要只说“我去看望了爷爷奶奶，感觉他们很开心”，这样太笼统。 "细节描写：" 重点描述一些具体的事件或场景。例如： "见面的情景：" 老人是如何迎接你的？你见到老人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互动过程：" 和老人聊了些什么有趣的话题？老人分享了哪些往事？你为老人做了什么？（比如：陪老人聊天、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帮老人做点小事、给老人带去了什么礼物并看到老人的反应） "老人的状态：" 老人的精神面貌如何？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变化？通过哪些细节能看出？（比如：眼神、笑容、动作、言语） "你的感受变化：" 在看望老人的

7次住进精神科后，一个24岁女生花10年确诊了成人“多动症”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早在14岁时，我就第一次因抑郁住进了精神科病房，并持续接受着治疗。但诊断和治疗方案几经更迭，效果却始终如同隔靴搔痒。直到近十年后，我才在阴差阳错中逐渐意识到，或许ADHD才是抑郁的根源和关于“我是谁”更好的答案，而那些曾经以为无解的隐疾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可寻求和确认答案和改善的路程，远比我想象中艰难。

文｜兜兜

当聪慧成为诅咒

2022年前后，正因“死活学不进去”饱受折磨的我在社交媒体上试图寻找一些自控小技巧，却第一次看到了成人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的科普。多动症？就那种上蹿下跳像猴子一样坐不住的小男孩？我带着一丝不屑点了进去，可还未读完就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不就是在写我的生活吗！

那天晚上，甚至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各个平台尽我所能搜寻着一切关于ADHD的信息，从小红书到微信公众号，到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和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均为现行主要的精神类疾病诊断体系）再到学术论文和诊疗指南，甚至啃起了没有中译版的英文原版书。我就这样看着我二十余年人生的隐秘角落，一点点被揭开，记忆中的一切仿佛都有了答案。

《幸福到万家》剧照

我能清晰记得小学时课堂上永远的神游和被我画了无数火柴人和五角星的课本，也记得考试时忘做了一整道题还能考全班前五的自豪，更忘不掉自己当年引以为傲的“小聪明”：数学老师上课很爱提问，我作为“好学生”经常在别人答不出来时被喊起来救场。我并没有在听讲，但老师提问时会指出她问的是哪一道题，于是我每次被叫到就先读题，一边读一边就把题目解出来并。那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脑子在一分钟前装的还是昨晚动画片里“聪明的小羊”。

只是伴随期间的还有家人“买几盒笔专供你丢都不够”的戏语，“垃圾堆里捡来的书包和课本”和永远被誉为“猪窝”的卧室。母亲会指责我“有前手没后手，永远记不住关灯”“邋里邋遢没个人样”，老师也断言：“她这计算都不是粗心，是基本技能不过关。”聪慧对我好像是个诅咒：既然这么聪明，那你做不好就是不想做，就是故意的，就是懒，就是欠揍！

但在升入初中后，学业压力和难度都提升了不少，我发现我的“小聪明”不够用了！在下滑的成绩中自责的我，逐渐陷入了抑郁的漩涡。2015年，14岁的我第一次走进了精神科，拿着一纸抑郁焦虑的诊断住进了病房。

后来这七八年里，我又陆续6次住进了精神科，诊断也从最开始的抑郁焦虑变成了后来的双相情感障碍和进食障碍。

近十年足量足疗程，几乎未间断过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甚至再加上很多次的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在我身上的疗效似乎都很有限，反而导致了一系列显著的副作用——发胖六七十斤、一天睡二十个小时、内分泌紊乱……而因为药物效果差，长久且持续的情绪问题等情况，我甚至被个别咨询师或医生怀疑过人格障碍。直到2021年，我完成了高考，进入了某大专学习了我从小就喜欢的专业，我的抑郁才渐趋平稳。

在大学就读期间，或许是喜爱的专业激发了我的热情，又或许是宽松且偏向实践的环境让我有了更多成长的空间，再或许是自己的聪明又能重新派上了用场——毕竟在期末考前一周突击完一学期的课程内容，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事了——我总能在考前高效完成学习任务，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甚至连抑郁的情况都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可新的问题出现了：大学有充足的自由时间，需要花精力学习的也不止期末考试。不论是专升本所需要通过的英语四级，还是就业所需要备考的证书，都不可能靠DDL（deadline,关门时间)前的突击完成，而是要自己规划时间安排，并付出持续的努力。面对这些长久而艰巨的学习任务，不论是“放下手机滚去学习”，还是“坚持学习不要摸鱼”，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无比艰辛。

《陷入我们的热恋》剧照

我可能会竭尽全力花费几个小时才终于让自己启动了今天的学习任务，却在十分钟后就被一条老师的信息唤回了手机前。本打算看完消息就继续学习的我，发现老师说下周要抢选修课，想着去找学长打听下选课建议。可刚给学长发了打招呼消息，我又顺手打开了他的朋友圈，发现他居然在朋友圈中提到了我喜欢已久的博主——欸，我得上小红书看看这个博主有没有更新！点开小红书的我一边刷着图文，一边和学长聊着老师的八卦，又接着点开了微信群和朋友们聊了个酣畅淋漓……直到几小时后手机没电关机，我才如梦初醒。而此时，可能已经是凌晨两三点——连需要去睡觉这种事情都能被我忘记。

为了让自己认真学习，互联网上能搜到的“自律妙招”我几乎试了个遍，但都不能阻止我在分心的道路上一路疾驰。我用过许多知名的锁手机软件，但不是被我破解就是常常忘了开启；我试过不拿手机去图书馆学习，结果一边抓耳挠腮想着有没有收到微信消息，一边把图书馆曾经觉得无聊透顶的报纸翻了个遍……有时抬头瞥到身边人奋笔疾书的样子，再想想自己一事无成“假装努力”，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的脑子挖出来看看，这破脑子到底是烂成了什么样子，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认真学习，唯独就你不行？

升入大学后，我遇到的麻烦事也不止学习，首当其冲的就是“邋遢”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我的桌子上甚至桌子周围的地面都堆满了各类杂物，和垃圾堆看上去确实没什么差异。舍友对此颇有怨言，经常要求我收拾下自己的东西。可我收拾完后过不了半周，桌子就在不知不觉间回到了之前的样子。我并不是不想保持整洁，可我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以及究竟是如何把桌子变成了猪窝的，只得伴着舍友的怨言入眠。

作者供图

除此之外，丢三落四的毛病也让我备受困扰。小时候丢了铅笔橡皮红领巾都可以再买，把作业落在学校也可以早上去教室补完。可成年后丢的东西常常是重要且昂贵的物品。从饭卡丢到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卡，从钥匙丢到鼠标耳机手机，我一学期没过完已经丢了三个水杯。每次寻找遗失物品都要耗费极大的心力，也让我一次次地质疑自己：连这点小东西都管不住，你还想干成什么大事情？

被困在双相诊断中的答案

尽管我的生活和ADHD的描述极其相似，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疑虑和困惑。所以我是ADHD吗？又或者我只是为了合理化那些记忆而“对号入座”？那些药物真的有用吗？我要去医院看ADHD吗？一方面，我迫切地希望通过对ADHD的诊断和治疗，让我的注意力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善，来支撑我面对大学期间这些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我已经因情绪问题在精神科辗转了近十年，长期在业内权威的精神专科医院的一位儿童科医生那里复诊。不可能有医生比我随访了这么多年的医生更了解我。如果我真的是ADHD，她难道一直没有察觉？

我在学校当地的医院寻求诊断和治疗，没想到，竟被迫跑了三家医院。

在A医院，医生一听到我的病史，就开始围绕双相情感障碍进行问诊。我一开始就强调的注意力问题甚至未曾再被提起。她最终还是表示：你只是情绪问题，不是ADHD，不能拿到诊断。

《如果声音不记得》剧照

在B医院，医生细致的人文关怀和幽默的表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并未给出明确诊断。他说：你可能是因为多年的情绪障碍，影响了你现在的注意力，更何况你还做过MECT。

我不太能赞同这种说法。我觉得我的注意力问题出现的时间，至少要追溯到小学，是明显早于我抑郁焦虑的时间的。我的情绪也已经持续稳定了很久，可是我的注意力问题似乎丝毫没有得到改善。

后来，我和我的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聊到了这些诊疗经历。她表示其实她觉得我是很典型的ADHD，而她的一句话更是点出了其中原委：“哪个小大夫敢推翻（我长期复诊的）xxx医院的双相诊断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波折背后，除了ADHD和双相确实较难鉴别的客观事实，或许还有医生们对于业内头部医院的敬重。

最终，我又走进C医院。虽然经历了近三个月排队，花费了近2000元，但这次的就诊过程变得异常顺利。或许是因为我提前梳理了自己抑郁前的发育史，又或者是因为我说服了母亲接受医生访谈作为佐证的材料，再或许是因为C医院的主任作为知名医生经验丰富，总之我非常丝滑地拿到了人生第一份ADHD的诊断，并开到了盐酸托莫西汀——国内治疗ADHD最常见的两种药物之一。这个时候我22岁。距离我第一次踏入精神科，已经过去了八年。

第一次拿到的诊断时发的朋友圈(作者供图）

而面对这份诊断，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其实能意识到，我非常渴望得到诊断来合理化之前的经历，也非常渴望改善我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我又对诊断感到怀疑，担心自己是渴望诊断着了魔，以至于在医生面前故意表现出了符合诊断标准的样子，影响了医生的判断。

更何况，这次的药物治疗并未使我获益。我尝试服用了盐酸托莫西汀，但遵医嘱足量足疗程的服药和定期随访，并未给我的注意力带来明显的改善。药物困倦和影响食欲的副作用却愈发明显。我感到无比沮丧：或许我确实只为了寻求所谓的心理安慰，骗来了一个错误的诊断，要不然为什么药物会无效呢？

为我治疗ADHD的主任似乎还未失去信心，她为我更换了另一种药——专注达（盐酸哌甲酯缓释）。在签了知情同意书，刷了身份证，经历了漫长的手续后，我终于拿到了那瓶来之不易的“精神一类药品”。可是我犹豫了——想到那些关于“聪明药”“成瘾”“和吸毒无异”的宣传，想到网友们“为了提高学习效率骗诊断的假ADHD”的攻击，想到文献指南中“专注达有诱发躁狂风险”的知识，再想到自己一波三折的就诊经历和已延续了多年的双相诊断，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万一我不是ADHD呢？万一专注达吃了也没用呢？甚至万一真的“转躁”了又该怎么办？我当时并没有选择立刻服药。

《冬至》剧照

后来，我把确诊ADHD的事告诉了我之前随访多年，给我下双相诊断的那位儿童精神科医生。我很好奇她如何看待我的ADHD诊断，却得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回复：“阿姨早就觉得你是ADHD了，但是担心你纠结吃专注达就没和你说。”这似乎让我的诊断有了更有说服力的依据，但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困惑：为何不早些告知我，而是要隐瞒这么久，借“为你好”之名剥夺我的知情权呢？其实我猜测医生的动机只是担心专注达会导致双相的轻躁狂发作，我想这或许也和医生本人对成人ADHD和专注达的污名化有关，但对于她的这个选择，我仍然觉得不能接受。

和儿童患者“抢”医生

2023年7月。拿到专注达没多久，我就因为进食障碍再次住进了之前复诊的精神专科医院。可在我和我的管床医生提到ADHD诊断时，他表示“ADHD只有小孩有，成人就缓解了。”我住院期间关于ADHD和他的一切交涉讨论，在病历上变成了一句：“想很多无关紧要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录。

在我眼里，这绝不仅仅是对诊断本身的否定，影响的也远不局限于我的治疗方案。这代表着医生对我所处困境的漠视，对我漫长而痛苦的自我探索历程的蔑视，也代表着对我自我认同的否认。

《女心理师》剧照

我对那次住院产生了创伤反应。自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办法进入医院，我没有办法服用任何的药物即使是感冒药，我没有办法上某条地铁线只因为那是通往医院的地铁线，我甚至离开了医院所在的城市。自然，中道崩殂的ADHD药物治疗更是无从谈起。

其实我的遭遇并不少见。成人ADHD就诊资源稀缺。在我印象里，2023年我尝试寻找医生时，科普公众号就诊地图所记载的中国大陆能诊断成人ADHD的医院应该还不超过30家，医生不超50位。而截至写下这篇文章的2025年11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0家医院和188位医生。这已是在我眼中令人惊异的飞跃，只是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愈发凸显。仅广东省就占了26家医院和36位医生，分别约占全国资源的29%和19%，北京市的20位医生则占了约11%。而大多数省份，还停留在仅有1-2家医院，不超5位医生可就诊的情况。这其中还不乏一位医生在多个医院出诊，因而被重复计入，也能看到个别医院的标注是：“可能看不了成人”。

据患者群内的病友们反馈，若是去往普通成人精神科门诊，有些医生会表示自己看不了ADHD，建议病人去儿童精神科。遇到这样的医生已算是幸运之神眷顾，更多的情况下，病友会像我住院时那样受到否认甚至奚落。我们这群大人，只能混在儿童精神科的门诊，在一声声“你家孩子多大了”“你家孩子得的什么病”中溜进诊室。

稀缺的医院和医生，最直接导致的便是“一号难求”，堪比演唱会抢票。很多医院常常是连续多天卡点也很难抢到号，一些伙伴只能被迫花高价买黄牛号。而与此同时，个别社交平台也充斥着一些家长“骗药的成年人抢占了孩子们的就诊资源，让孩子们挂不到号开不到药”的暴论。我其实也能理解这些家长们的抱怨，这样的现状也不是我们作为成人愿意看到的。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又该被这样的攻击赶去何方？

《少年的你》剧照

解决了挂号的难题，新的拦路虎也就会出现——开药难。专注达（盐酸哌甲酯缓释）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现行的卫健委发布的2007版《处方管理办法》有明确指出，哌甲酯用于“治疗儿童多动症”时，每张处方“不得超过15日常用量”。至于成人ADHD患者，从《处方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控缓释制剂，每张处方不得超过7日常用量”来看，严格来说每次拿到的药只能吃7天。对于需要全职工作的成人来说，困难不言自明。再加上专注达作为“聪明药”在舆论中所受的严厉抨击和污名化带来的耻辱，能克服重重阻碍坚持服药的人，已是少之又少。更多的人，也包括当年的我，就这样被困在了原地。

诊断或许不只是诊断

好在后来，我在阴差阳错中遇到了一位神经多样性专长的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比较擅长处理创伤。她陪着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平复了一些创伤的影响，同时探索了ADHD诊断和药物和我的关系。这促使我更加了解和接纳自己的ADHD诊断，也推动我下定了尝试药物治疗的决心。

2025年5月2号，我终于再一次走进了精神科，重新完成了一次ADHD的诊断流程，并再次拿到了专注达——那瓶本该在两年前服下的药。而此时，距离我第一次踏进精神科，已经过去了十年；距离我自己意识到自己抑郁，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如果声音不记得》剧照

这颗迟到了许久的药，确实从治疗症状的方向让我受益良多，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获得了一张“正常人”的限时体验卡，也第一次体会到精神科的药物“有效”的感受。我在完成任务时即使分心也能很快意识到，只是还需要靠意志力选择要不要回到该干的事情上。我之前“一天丢三件东西”“除了自己啥都能丢”的情况也有所好转。甚至连我的情绪状态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当我终于明白什么叫“顺手关个灯”而不是“永远记不得关灯”的时候，当我发现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之前堆了一地杂物的出租屋居然能看到地板颜色的时候，我终于能够说服自己：我应该真的就是ADHD吧。自此，我也终于能够坦然地规律服用ADHD的药物了。而之前担心的双相轻躁狂发作从未出现，甚至连双相的诊断都被后来的医生推翻了——大概是ADHD被误诊了。

其实在我眼里，ADHD的诊断在心理层面的意义和重要性，甚至远大于这颗药物给生活带来的改善。它是一个关乎自我认同的结论，是一个关于“我是谁”“我为何成为现在这样的我”的答案，更是对抗之前那些无休止的外部批判和自我攻击最好的铠甲。

《冬至》剧照

如前所述，“聪明但不认真”的“诅咒”已伴随了我多年，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小问题，7*24h*365天随机出现无数次，很难不令人苦恼。毕竟我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从眼前消失的，是可以随便买到的文具，还是下一场期末考试的课本，又或是装满了工作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被我忘掉的，是可以补交的作业，还是领导再三强调的日报，又或是一场决定项目成败的会议。

更令人难过的是，身边的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能理解和接受我的言行。长久以来，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些行为是因为我的个人习惯太差，甚至是因为我的品行和态度有问题。这些批评也化作了内心深处一次次的自我攻击。我的隐疾就像刺入脚心的玻璃渣，看上去和常人并无二致，但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钻心的疼痛，还只能忍着疼痛奋力向前。

或许ADHD才是我情绪问题的根源。处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社会，对于专注高效的期待已成为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家都在拼命追求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价值，对落在后面的人们总是充满了不屑甚至鄙夷。哪怕只是稍不如从前甚至维持现状没有进步，似乎都会带来哪一天就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落在了原地的焦虑。可这种期待，显然和我的生理状况能达到的上限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大多数人也似乎并不容易。这自然也会更容易带来情绪问题。

现在我明白，我的品行并没有什么问题，我的困难可以通过药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还可以在自我接纳的前提下，试着去寻找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比如我买了手机挂绳防止手机丢失，并把钥匙身份证等易丢且常用的小杂物都挂在了手机上。

图源：作者供图

我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一些社会赋予的错位期待，去欣赏那些独属于我的风景——跳跃的思维给我的大脑带来了创造力，我的幽默风趣少不了那些稀奇古怪的联想助益，头脑风暴时冒出的那些语出惊人的点子和金句或许都有ADHD的推波助澜，也正是这些经历赋予了我写出这篇文章的能力。ADHD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它是我与生俱来的特质，也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底色。如果放下世俗标准中那些高效专注的期待，其实这种不一样的节奏也可以有独属于它的精彩。

暖文抢鲜看|藏在台阶里的爱

终于，随着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我登上了慕田峪长城的最高处——“英雄台”。望着远方层峦叠嶂的山峰，我心中溢满自豪，隐隐还有一份对妈妈的担心，只可惜视频电话没能打通。

走走玩玩了大半天，我才准备返回，忽然，人群中一个艰难前行的身影牵动了我的视线。那是妈妈！她一手扶着城墙，一手撑着膝盖，领口已被汗水浸得透湿，却仍坚持一步步向上挪动着。我的心猛地悬起：是妈妈？她不是爬不动了吗？我想起在“好汉坡”时，她就已经气喘吁吁，汗珠挂了满脸，可是前路更为陡峭，一级级台阶简直砌成直角，向云端插去。妈妈已经体力不支，我又不想草草放弃。她只好让我一个人继续往上爬。

记忆闪回到清晨。一大早，妈妈忙着清理东西，连饭都没吃上。她一直偏胖，并不擅长爬长城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爬到后面，妈妈的脚步明显越来越沉重，几次停下喘气，却摆手说没事……

看着妈妈即将踏着最后的几级台阶登顶，我忙向妈妈伸出手去，她也对我伸出手，一瞬间那身影与记忆重叠，恍惚中年轻的妈妈在旧楼梯房的台阶上对我笑着伸出手：

“加油，再上一级台阶，就到家了！”

此刻，我与妈妈只相隔数阶，我望向弓身前行的她，一如儿时她在家门口望着这样的我。人流还在争前恐后地推搡着，“加油！再上一级台阶，就是‘英雄台’了！”我拉住妈妈，高声叫道。

终于，我扶着妈妈上来，后来我才知道，她打不通我的电话，担心我的安全，才坚持爬了上来。回头想想，我走出的每一步，都有妈妈的牵挂和支撑：两三岁时，妈妈的爱是怕我上台阶摔倒的扶持；六七岁后，妈妈的爱是半夜背着发烧难受的我快步走下台阶的焦急；无数个考前的夜，妈妈的爱是上台阶时就着微光低着头对数学压轴题的推算……

而此时此刻在这长城之上，妈妈的爱是咬牙咽下不适，一步一步登上台阶的坚持……妈妈的爱就是那儿时楼梯间的旧水泥台阶，一步一步引领和托举了我，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万里长城绵延在山脊上——这数千级台阶，已是这份爱最好的见证。

藏在台阶里的爱，无声却深沉。从老房子的旧水泥台阶到面前这千级青石阶，都是妈妈对我的牵挂与守护。那顶着烈日，踏着陡峭的青石台阶缓步而来的身影，就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吉吉工作室

在古老的传奇故事里，英雄总是远行：王子屠龙、游侠远征、探险家穿越沙漠……但妈妈的英雄之旅，却是走进琐碎的日常。清晨的忙碌、途中的疲惫……她们正是在这样的操劳中，逐渐炼就了一颗坚韧与温柔的心。在“我”和妈妈同行登长城的过程中，关于妈妈爱的细节渐渐变得清晰，如今“我”已经可以蹦跳着爬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可在此期间，又怎么少得了妈妈爱的陪伴呢？学步时的扶持、病中的焦急……原来，爱最动人的模样，并非总是轰轰烈烈的宣言，它更常常藏身于一级级平凡的台阶之中，无声，却承载着我们全部的人生重量。

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竭力追求完美，而是明知艰难依然选择去爱。蓦然回首，“我”忽地懂得，妈妈陪“我”翻越的，又何止这几千级台阶？她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照亮“我”生命的力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