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部队改革思想转变》,（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6-02-03 01:58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部队改革思想转变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立意深刻、逻辑清晰、内容翔实且具有说服力：
1. "深刻理解“改革思想转变”的内涵：" "核心是“转变”：" 重点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官兵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如何适应改革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体现从“旧”到“新”的动态过程。 "主体是“官兵”：" 思想转变的主体是部队的每一位成员，要体现官兵在改革面前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行所止。 "背景是“改革”：" 思想转变是军队改革大背景下发生的必然现象，要紧密联系改革的实际内容（如编制调整、装备更新、任务变化等）来谈。
2. "明确文章的中心论点：" 你的文章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例如： 部队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思想转变是改革成功的思想保障。 官兵思想转变需要经历从认识到认同、再到自觉行动的过程。 如何克服改革中的思想阻力，实现积极转变是改革的关键环节。 新时代官兵应具备什么样的改革意识，以适应强军目标。 中心

我军五大机械化步兵旅之机步第190旅

机械化步兵，是以步兵战车或装甲输送车为主要装备的步兵。

机械化步兵的主要装备有车载火炮、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步枪、机枪和火箭筒等。具有较强的机动力、防护力和火力。乘车时，目标大、受地形限制大。一般在坦克兵和其他兵种、军种协同下作战，有时也独立遂行作战任务，以乘车战斗为主，也可下车作战。基本任务是攻占、扼守阵地，消灭敌步兵和装甲车辆。

1918年，装甲输送车首次出现在英国。随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有了这种装备，先后组建机械化步兵团、师和军。

1932年，苏联军队将机械化步兵正式作为陆军中的一个新兵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组建机械化步兵部队，编配履带、半履带、轮式装甲输送车。进攻中用于突破、扩张战果和追击，防御时用于固守阵地、反突击和反冲击，效果均优于徒步步兵。战后，机械化步兵越来越多，装备不断改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将缴获的装甲输送车编配在特种兵部队内。20世纪60年代我军配备步兵战车后，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1983年，我军开始组建机械化步兵师，主要配备有装甲输送车和步兵战车，具有较强的火力、机动能力和装甲防护能力。

步兵战车

装甲输送车

现代世界各国的机械化步兵以装甲输送车和步兵战车为基础，采取乘员和载员统一编组，一辆车编一个班。

列装步兵战车的班，每班编10～11人；列装装甲输送车的班，每班编13～14人。

机械化步兵师，通常辖机械化步兵团2～3个，坦克团、炮兵团、防空导弹团或高射炮兵团各1个，以及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专业兵分队。

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军还没有一支标准的机械化步兵部队。而在我国周边的国家中，除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低于我军外，其余都高于我军。

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在提出裁军百万之前，就酝酿组建集团军。1980年3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出：要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接着，在一个未来作战研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有的同志提出来，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比如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不久，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先搞一些军做试验。

1983年，军委根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变的指示，在我军陆军部队中选择一些“摩托化”军改建成机械化集团军。

功勋卓著、具有“万岁军”美誉的北京军区38军担负着中央军委北方合成集团军编制试点任务，为全军体制编制改革趟路子，并提供战备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很快，我军彻底淘汰了步兵部队的骡马，实现了步兵的摩步化和半机械化。

经过反复论证，1984年4月1日，38军由野战军改编为诸军兵种合成的集团军，比我军所有部队早了1年。同时，该军第112摩托化步兵师改装成全军第一支机械化步兵师。

1985年我国百万大裁军那时候，全军编有35个军、118个步兵师。经过合成集团军整编后，全军有24个集团军、81个步兵师及3个步兵旅。

这一时期，师级单位是主流编制。

进入九十年代初期，随着部分师级单位的撤编或转隶武警部队，步兵师数量逐渐减少。

1998年五十万大裁军时，中央军委以组建摩步旅为核心，进行了一次“师改旅”的重大改革。此次精简整编，中央军委组建了25个摩步旅，步兵师还有33个。

师改旅以后，旅的合成作战能力得到了加强，但人员只相当于师的1/3，力量显得过于单薄，在规模较大、强度较高的对抗中不占优势。如何提高步兵旅的综合作战能力，已成为军委决策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01年12月，中央军委以济南军区第20集团军摩步第58旅为基础，成立了机步第58旅。这是我军第一支机步旅，也是为我军后续组建机步旅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的部队。

2003年体制编制调整时，中央军委裁撤了7个旅，又组建了8个旅。其中就包括了4个新的机步旅：机步第139、第188、第190、第235旅。这些机步旅都是从原来的摩步师或摩步旅改编而来的。

自2003年以后，我军长期保持5个机步旅的规模：机歩第58旅、机歩第139旅、机歩第188旅、机歩第190旅、机歩第235旅。

这5个步兵旅都有着辉煌的战史、强劲的战力，原本就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改装机械化后步兵旅，成为了解放军中的王牌主力。

【第190机步旅】原为第64集团军第190师；其前身部队为华北军区野战军第4纵队第10旅。

1937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在盂县成立，周建屏担任司令员，刘道生担任政委；该军分区辖有平山、灵寿、行唐、正定、获鹿、井陉、平定、盂县、寿阳、阳曲等县。

第4军分区成立后，以第115师第685团第2营第6连和新718团一个连为基干，由刘桂云带领，随同分区机关，即由盂县移驻平山洪子店，开始建立分区部队工作。自此，第4军分区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地方武装。

第4军分区为第190师的师史源头。

第4军分区以第685团第6连和新718团的1个连为基础，逐步成立了第7支队、第8支队和第9支队等团级作战部队。为了加强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晋察冀军区在1939年初开始整编这些部队，合并和强化原先的支队兵力。

1939年3月26日，晋察冀军区野战第5团（团长陈祖林，政委肖锋）在平山县东黄泥村整编成立。第4军分区的三个支队除保留一个营外，其余的兵力全部合并到了野战第5团。全团共设有12个步兵连、4个机炮连（包括3个重机枪连和1个迫击炮连）以及5个直属连（其中包括骑兵连、侦察连、特务连、通信连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5团的轻重机枪装备，在当时的八路军中可以说是极为精良的。时任5团政委肖锋在回忆时提到，第5团装备了75挺轻机枪和12挺重机枪。如此庞大的轻重机枪装备，在当时的八路军中已是顶级配置，甚至可以说是超一流的水平。

作为第4军分区的主力团队，5团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4757人的庞大兵力，团部设在平山县南甸区闫庄村。5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军分区的机动作战，守卫边区的南大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解放战争期间，第5团改编为第63军187师559团。

第4军分区部队深入敌后，在华北平原的青纱帐里，用袭击、伏击、破坏交通等游击战形式和日寇、伪军斗智斗勇。部队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神仙山保卫战以及大大小小战斗270余次，共歼敌8300余人。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期间，军分区领导层发生变动，熊伯涛、陈正湘、邓华、郑维山等人先后担任司令员；李志民、丁莱夫等先后担任政委。

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先后成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二级军区，并以各区部队为基础，组建了野战军。

冀晋军区由晋察冀第2、第3、第4、第5共四个军分区合编而成，地理位置位于较西边的区域，主要涵盖保定、石家庄、大同、太原的部分区域，包括北岳恒山附近山脉。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平，参谋长唐子安。辖四个军分区：

第2军分区，司令员曾美，政委张连奎；

第3军分区，司令员李湘，政委黄文明；

第4军分区，司令员马龙，政委丁莱夫；

第5军分区，司令员陈坊仁，政委刘达。

并新编了第46至第49共4个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晋冀军区奉命组建两支晋冀纵队，分属晋察冀第一、二野战军。

晋察冀第1野战军晋冀（陈正湘）纵队时辖第3旅（旅长马龙，政委傅崇碧）和第4旅（旅长陈坊仁，政委黄文明）；其中第3旅是以原晋冀军区第4军分区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而来的，下辖第1团，即原4分区30团；第10团，即原4分区47团；第12团，原3分区部队。

晋察冀第2野战军冀晋（赵尔陆）纵队时辖第1旅（旅长李湘，政委曾美）和第2旅（旅长黄方刚， 政委贾国翰）。

1946年3月，冀晋（陈正湘）纵队和冀晋（赵尔陆）纵队合编为晋察冀野哉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第4纵队时辖第10旅和第11旅（旅长陈坊仁，政委黄文明）

原第3旅番号调整为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第10旅，旅长邱蔚，政委傅崇碧；下辖第28团，即原3旅第1团；第29团，即原3旅第10团；第30团，即原1旅7团，原3旅12团调出。

6月16日至9月13日，第4纵队参加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第4纵队参加张家口保卫战。

11月，第11旅调整到第3纵队作战序列，原晋察冀军区教导旅调归第4纵队改称第11旅。

1947年1月19日至28日，第4纵队参加保南战役，历经10昼夜，歼敌9600余人，解放定县等3座县城。

2月中旬，原冀晋军区独立第2旅调归第4纵队建制改称第12旅；旅长曾保堂，政委李志明。

4月9日至5月4日，第4纵队参加正太战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5月，第4纵队司令员陈正湘调任第2纵队司令员，政委胡耀邦调任第3纵队政委；曾思玉升任第4纵队司令员，王昭任政委。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番号撤销。原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第10旅改称华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旅。

6月，第4纵队奉命出击冀东地区，担负阻断华北与东北国民党军之联系的重任。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第4纵队参加平津战役，会同兄弟部队在新保安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隶属第19兵团（由华北军区第2兵团改称）；曾思玉任军长，王昭任政委，唐子安任参谋长，傅崇碧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90师（师长陈信忠，政委袁佩爵），第191师（师长谢正荣，政委陈宜贵）和192师（师长马卫华，政委王海庭）。

华北军区野战军第4纵队10旅启用新番号第64军190师；下辖：

第568团，原4纵10旅28团；老底子是组建于1938年5月晋察冀军区学兵营；1939年2月以学兵营为基础组建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主要承担培训干部任务；1943年2月改称晋察冀军区步兵第30团并成长为4分区主力团；1945年9月编入冀晋（陈正湘）纵队为3旅1团；1946年3月改称冀晋纵队10旅28团；1949年2月改称64军190师568团。

该团团史悠久，最远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我军第一个军官教导队。

第569团，原4纵10旅29团；前身是1943年4月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独立营。

第570团，原4纵10旅30团；前身是晋察冀军区抗日游击军，该部是由反正的驻保定、满城伪警防队第3纵队6区队改编而来。

第190师编成之后，旋即参加太原战役。

太原解放后，第190师随军转隶一野建制，奉命参加进军大西北的作战任务。10月，第64军进驻陕西宝鸡地区，担任战略预备队。

1951年2月，第190师随军入朝参战。

期间，第190师作为军主力师，在历次重大任务中都能承担重任，尤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最为出彩。此战，第569团3营及军侦察支队奉命直插通向汉城的交通要道、议政府附近的制高点道峰山，以达到阻敌增援的目的。

3营穿插果断，占领道峰山后，又扛住了敌三天四夜的轮番进攻，打乱敌在汉城以北的部署，为我主力部队争取有利战机。

战后，3营被志司授称“道峰山营”，全体参战官兵记三等功一次、全营立集体二等功一次。

1953年8月，第190师随军回国。

1955年4月20日，根据中苏两国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机械化师在辽宁省大连市正式组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师，标志着中国陆军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该师以步兵第190师为基础，接收了驻旅大地区苏军第7机械化师的全部重装备。

机械化第1师隶属中央军委装甲兵领导，首任师长吴忠，政委为龚纪明。

机械化第1师总员额1.3万余人，列装全苏式武器装备，下辖机械化团（第1、第2、第3团）、坦克团（坦克第31、第32团）、炮兵团（第1、第2团）及高炮团。

此为我军自南昌起义以来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快反力量。

当时机械化第1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步兵师，因为机械化第1师当时还是靠轮胎车辆机动，而机械化的定义则是靠装甲履带车辆机动：这正是摩托化和机械化的最大区别。

此外，机械化第1师还存在规模较大、指挥协调困难的问题。

由于这一缘故，第1机械化师于1961年8月复称第190师，重返第64军建制领导。

作为我军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机械化师，190师为我军的机械化、合成化及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多年，第190师一直是军、军区的重点建设对象。

1985年百万大裁军，沈阳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进行合成集团军整编，第190师凭借其赫赫战功和绵长师史得以保留，并执行北方甲种摩步师编制；下辖：师部及师直，第568团，第569团，第570团，师炮兵团，师高炮团，师坦克团。

摩步第190师作为第64集团军的主力师，其建制内兵种齐全，兼顾远、近、轻、重火力搭配，尤为强调多兵种协同作战，属于典型的“六团制”野战师。

1987年12月，第190师侦察连编为第15侦察大队第2连，赴滇参加两山轮战。抵达南疆后，15侦2连主要活跃在老山左翼，遂行搜集情报、渗透潜入、捕获俘虏等作战任务。轮战期间，15侦2连表现优异。

第15侦察大队是沈阳军区64集团军组建，总共839人，其中1连、2连、3连、4连各132人，炮兵连139人，剩余的为勤务连和司政后机关，作战时间为1987年12月至1989年1月，驻地在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的都龙镇。主要的作战方向为2段7号界碑至1段21号界碑，全长大约62公里。

自1987年12月6日到1989年1月20日，第15侦察大队（大队长李庆利，政委任家民）共出境作战452次，重大的作战行动14次，取得了毙敌43名、伤敌19名、抓俘12人，摧毁军事住所11处、缴获武器若干的不俗战果，全大队总共牺牲8人，伤3人。

1989年年初，第15侦察大队撤离战区归建。以此为标志，中越边境侦察兵对决正式结束。

1998年五十万大裁军，第64集团军被列入了裁军名单。摩步第190师作为沈阳军区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的得到了保留，改隶重装王牌军——第39集团军。

同期，第569团撤编、师坦克团执行装甲团编制。第569团番号虽撤，可建制内血脉代表“道峰山营”’569团3营却得到了保留，编为师装甲团机步营。

2003年体制编制调整，摩步第190师执行机步旅编制，该旅既是沈阳军区历史上第一支机步旅，也是我军当时五大王牌机步旅之一。

在改制的过程中，原摩步第190师570团正式脱离了野战部队序列，被改编为吉林省军区边防第1团。

2009年7月，中俄“和平使命—2009”演习在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中方参演阵容中就有机步第190旅的身影。

此次演习，机步第190旅以高超的战术素养，显示了我军优良的军政素质、高昂的战斗意志，向海内外展示了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合成化建设的最高水准，获得了一致好评。

2016年2月，沈阳军区退出了历史舞台，机步第190旅随第39集团军转隶北部战区陆军。

2017年4月，第39集团军撤编，机步第190旅改编为北部战区陆军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

2019年10月，“道峰山营”战旗作为北部战区的荣誉代表之一，参加了七十周年国庆大阅兵。

欣闻丨毛泽东题词与军队建设思想（毛主席题字209）

毛泽东题词手迹

　　“努力提高军事文化 壮大人民的军队 为战胜民族敌人而奋斗 毛泽东”

　　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所作的“努力提高军事文化，壮大人民的军队，为战胜民族敌人而奋斗”的重要题词，深刻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党我军建设的紧迫任务与战略方向。这份题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在特定历史节点的集中体现，其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军队建设思想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指导意义。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胜利的曙光已然显现。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仍在作垂死挣扎，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性逆转。在此历史关头，如何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关乎民族解放事业成败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这一题词，正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军队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而提出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在军队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曾鲜明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一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素养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党和军队领导人始终将提高官兵文化水平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中就建立了教导队，组织官兵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各革命根据地相继编制识字课本，设立士兵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到一九四四年，开展文化教育已成为党和军队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分析：“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将文化教育与战争、生产并列，充分体现了文化工作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题词将“提高军事文化”置于首位，是对我军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必然要求。

　　“人民的军队”这一表述，准确界定了我军的根本性质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这支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系统阐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题词中特别强调“人民的军队”，既是对我军性质的重申，也是对全军官兵的鞭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才使我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形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有利态势。壮大这样一支军队，不仅要在数量上发展，更要在质量上提高，使每一个指战员都真正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道理。

　　“为战胜民族敌人而奋斗”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紧迫任务。一九四五年初，虽然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日本帝国主义仍在负隅顽抗。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题词，与他在同年提出的“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的指示相互呼应，构成了完整的战略思想。这意味着，战胜民族敌人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坚决打击，还需要全面提高军队素质，其中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他多次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主张把“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题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吸收知识分子和开展文化教育，使我军由单纯的武装力量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的人民军队转变，从而更好地适应复杂斗争环境的需要。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极具远见。大批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不仅直接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也为军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题词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是抗战时期我军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军队发展方向的指引；既反映了战争年代的特殊要求，也蕴含着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军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广泛开展文化学习运动，官兵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的影响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题词，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化建设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支强大的军队必然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军队；人民军队的性质永远不能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始终坚持；军队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这些基本原則，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毛泽东同志“努力提高军事文化，壮大人民的军队，为战胜民族敌人而奋斗”的题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关键时期我军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它深刻揭示了军事文化、人民军队性质和战胜民族敌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我党我军领导人对军队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远见。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队的强大不仅依赖于武器装备的改善和战术技术的提高，更取决于官兵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这是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宝贵经验，也是推动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