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关于网络的演讲稿300》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6-02-03 02:13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网络的演讲稿（约300字），并附带了写作这篇演讲稿时应注意的事项：
"演讲稿：拥抱网络，理性前行"
大家好！
网络，这个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世界。它像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连接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可以轻松获取知识、与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享受丰富的娱乐资源。网络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然而，网络并非完美。信息的海洋中夹杂着虚假与谣言，虚拟世界的交往也可能带来情感的疏离与伤害。沉迷网络游戏、网络暴力等问题，也正影响着一部分人。
因此，如何健康、理性地使用网络，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不轻信、不传播谣言；要合理安排上网时间，避免沉迷；要尊重他人，文明上网，拒绝网络暴力；更要注重现实生活中的交流与体验。
网络是一把强大的双刃剑，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让我们拥抱网络带来的机遇，同时警惕其潜在的风险，做一名负责任的网络参与者，共同营造一个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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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篇演讲稿（300字）应注意的事项："
1. "明确主题与核心观点：" 确定要讲的核心内容是网络的利弊，以及如何理性使用网络。围绕这个核心展开。 2. "结构清晰：" 演讲

互联网治理要有“生态思维”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观察者网）

在当今世界，互联网是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它甚至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如何从更高的维度来理解互联网生态，却需要我们更多地学习和思考。

在东方卫视1月2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余亮，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

《这就是中国》318期：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余亮演讲

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文娱休闲乃至生产生活，几乎都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空间已经是我们家园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家园具有良好的生态。但是说到互联网，大家可能又爱又愁：爱的是它让我们和更广阔的世界连接，提供各种便利，也充满了创造力；愁的是网上也会有各种杂音、各种对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网络生态总体向上向好。但是，互联网世界永不眠，互联网治理任重道远。2025年11月28日下午，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2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总书记做出了重要讲话。我们知道，党中央一直高度关注互联网发展，总书记过去也多次谈到互联网治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以“网络生态”为主题，这应该是第一次。

我个人的研究重点，在于互联网思潮和互联网治理。过去我写过一些研究互联网群体的文章。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文章或者视频里探讨互联网治理的时候，都强调要有生态思维。

那什么叫生态？

说到这个话题，喜欢生物学的朋友们可就不困了。在自然科学里，生态一般称作生态系统，指一定空间和时间内，各种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不同物种有各自的生态位，它们可能互相依存，也可能发生冲突。起起伏伏，相爱相杀，但是总体上维持平衡。如果失去平衡，就可能会发生生态灾难。和单纯的空间不同，生态往往是复杂的，是运动的，不是非黑即白的。复杂性和运动性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是也带来持久性和创造性。

人类社会生态和自然界生态有类似之处。在互联网产业研究领域，有一个词叫作“热带雨林模式”。对于我们研究互联网生态很有借鉴意义。

好的产业生态就像是热带雨林，什么生物都有。高的、矮的、飞的、爬的，不断通过竞争合作产生进化。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它的产业门类特别丰富，有各种企业，上游下游全覆盖，它就越容易涌现出创新企业。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宇树机器人，它之所以出现在浙江萧山，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各种工业小企业门类特别齐全，尤其有各种电机企业——我们知道机器人的设计制作都离不开电机。

宇树人形机器人G1展示左手飞吻动作。 资料图：新华社

所以说产业创新，不是我拍着脑袋说“我要搞一个什么产业”就能搞起来，首先需要营造产业生态基础。热带雨林里，有你喜欢的生物，有你不喜欢的。如果我们要保护和引导生态，不是说要把不喜欢的生物都赶走，不是说要把所谓低端产业都关停，而是要首先维护生态的平衡，要耐心调节。

总书记提到的网络生态，主要指网络文化思想生态。这个生态和自然界生态有所不同，因为热带雨林它毕竟是“丛林法则”，而人类的思想文化生态，是需要园丁和伦理的。

张维为老师说过，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大规模的特征。而我们的中文互联网不仅具有超大空间，还具有超大规模和超级有才的网友们，具有丰富的和复杂的网络生态。互联网上有不同的内容供应单位，有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各显神通，也有各种兴趣群体，有历史爱好者、科普爱好者、军迷、二次元达人等等，一起营造出热带雨林般丰富的文化生态。那他们之间也会有争议，有对线。如果形成良性竞争与平衡，将有助于生态演化和思想发展。当然生态里，也总会有蚊虫滋生。

那么，如何进行生态治理？

总书记的讲话给出了纲领性的方法，就是五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法治护航，坚持系统观念。

我们知道，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这三者本身就构成一个生态，不可分离。只片面地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就有可能会出问题。而对于互联网生态治理，总书记的讲话又增加了守正、创新和系统观念。

我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梳理出了7个关键词，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方法。它们分别是：主流、创新、格局、人民、思政、亮剑和心态。

首先是主流和创新。

总书记说，源清则流清。要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使互联网成为思想引领、道德培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主流媒体要发挥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的示范引领作用。

这就是守正创新。维护良好生态，首先要有主流内容供给。主流发光了，生态平衡更容易水到渠成。但主流也需要不断创新，要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而不是“念经”。我想，我们《这就是中国》就是带头创新的主流节目。主流也需要人民的检验和呼应，主流需要与时俱进，善于新问题，比如今天青年人在婚恋、就业等方面遇到的种种焦虑和困扰。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词是：格局和人民。

总书记说，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形成治理合力。治理网络生态不在于事无巨细，更不在于简单地“一刀切”，而在于格局，在于合力。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综合运用教育、行政、法治等多种手段。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一部分。生态思维意味着要打开格局，要善于研究和利用生态本身的力量。这样做才能事半功倍。我认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永远是人民群众，是新时代的网民。

我们看到，广大网民，不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还积极与不良现象、腐败行为、网络水军作斗争，不断开展民间国际交流。中美两国网民共同发起“小红书大对账”活动，深化了彼此的了解。自媒体里涌现出很多杰出人才，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还发明创造出很多鲜活的、令人醍醐灌顶的思想文化概念。比如最近流行的“赢学”概念和“斩杀线”概念，都产生了国际影响力，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他们中有不少人都上过我们的节目，形成了主流与民间的良好互动生态。

中美网民在小红书上交流生育费用问题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不可丢失的法宝，网络时代一样如此。我想说的是，不仅党员干部，我们每个人都要了解网络民意。今天中国网民还存在代际差别，不少教师、父母不了解青少年的网络文化，听不懂他们的“梗”，产生了生态隔阂，要引起注意。我们有一个通俗的词叫作“网感”，就是说，要善于从复杂的网络现象中，感知（网民）重要的思想情感趋势。

所以下一个关键词：思政。

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到两次，其中强调要完善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我认为这个指导思想非常及时，因为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和家庭培养。互联网是一个更大的课堂，那么多年轻人在网上，学习网课、看视频、听播客、在评论区对线，无形中接受思想熏陶。我们需要分众化精准化的网络思政。

我们知道今天的平台算法，非常分众化、精准化。但是算法推送，是不是就匹配了合适的思想内容呢？一些网络圈子里，是不是在滋生阴暗生态呢？所以总书记说，要加强对平台和自媒体机构的引导。网络乱象污染社会风气、侵犯群众利益，要敢于亮剑、坚决打击，切断利益链和产业链，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关键词“亮剑”，就是要有担当，不和稀泥，不做“开明绅士”。遇到网上对立，不是谁闹谁有理，不是哪个群体制造的声浪大，就代表健康民意。要分清是非曲直，坚持广大人民立场，而不是小圈子立场。不学西方“白左”那一套。

此外，总书记讲话还指出，要把握利用好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这把）“双刃剑”，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讲好中国故事。这里不一一展开。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心态”这个关键词。

总书记说，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总书记之前还说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而对于我们普通网民来说，上网一定要过心态这一关。要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情绪茧房，不要见风就是雨，不要任由那些焦虑制造者，把我们的心态搞坏。也不必惧怕网络暴力。要把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结合起来，多去线下走走，积极和真人打交道，多做调查研究。如果线下生活很狭窄，线上生活很膨胀，那就会影响自己的见识和心态。

现在已经有很多网友锻炼出了一种心态，叫作“等反转”。就是看到一个特别惊悚的刷屏消息，要习惯性地想一下，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一面之词，有没有其他背景。这就是一种成熟心态。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需要对彼此多一分耐心。

治理网络生态，类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态。多种所有制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的创造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有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夯实主线。文化思想市场，同样需要党的领导，宏观调控和人民的活力彼此相向而行，形成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话语交融发扬的良好网络生态。

让我们一起创造风清气正、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互联网生态。谢谢！

圆桌讨论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讨论主题是网络生态。刚才余亮老师给出了演讲。了解网络生态这个概念，是不是可以帮助普通的网民以更高的维度来理解互联网，从而成为更高质量的网民？

张维为：余亮今天这个演讲，聚焦总书记提出的网络生态治理。我觉得主题非常好，相当程度上也是对网络治理者、网络管理者的一些建议，就是培养一种生态意识。

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彻底的干净。这个生态里面会有高低层次不同的内容，但是作为网络治理者，他要有鉴别能力，他要做的是从整体上确保正能量为主。这跟纯自然生态不一样，那是弱肉强食的，我们有道德观，有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但是我们要允许一些不同的声音存在，同时也要让主流声音、让正能量占主导地位。这个声音也应该有温度，我老表扬我们《这就是中国》节目，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不同观点可以讨论，但最终可以形成某种主流共识。毛主席最早提出，中国要办一个报纸，叫《参考消息》，就把许多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的，甚至一些反华的东西也放进来，也是要形成一种生态，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提高人们的鉴别能力。

主持人：我为什么一开始会从普通网民的视角来提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互联网生态对治理者和普通网民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大家往往会觉得自己很熟悉网络，对它的一切都很了解。然而，能否从更高的维度去把握互联网，其实决定了你在网络上能否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

余亮：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生态？就是人类社会不光是互联网，任何事物都是处在生态之中的，就像何婕老师说的，有了一个更高的维度，你会更加从容。你不会说，今天看到这个A，我不喜欢，我就着急了；明天看到一个B，我特别喜欢，又特别上头。正如我们古话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都是存在的，如果只有正能量没有负能量，那正能量也会内卷了。所以具有一个生态思维，就具有了从容的心态。

中国的执政文化就有一个稳字，这个稳不是说，我就和稀泥，我就不作为。不同的网络群体，它有不同的生态位，这个主要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治理者是处在时间中的，还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这个时间段是可短可长的，短的就像张老师提过几次，就是第一天可能是水军带节奏，第二天有不同的声音起来辩驳，第三天不让讨论了。其实时间段还可以再拉长一点，有些舆情事件，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管理者如果知道之前的事件，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参照系了，就不会茫然。

所以我觉得网络生态，它是一个空间的也是一个时间的变化。你要经常地去关注，不要觉得那是别的城市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我们整个东西部城乡有很多可以互相参考的东西。

主持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视角往往只能看到生态的一个部分。而当我们结合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宽度去观察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案例，这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整个生态。这种理解，对治理者和普通人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网上冲浪、浏览信息、进行辨别、开展学习，自己可能也要投入讨论。如何理解这个网络，就决定了你在其中能获得多少收获。

张维为：我觉得，拥有判断力十分重要。我们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群，也经常在群里看到不同人转发的文章。这时你可能会突然发觉，某个你熟悉的人转发的文章似乎有些问题，感觉他的判断力不太对劲。其实，人的辨别能力就是这样逐步提高的。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但我觉得就是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有时候要让“子弹飞一会”。你刚才在演讲中讲到这个意思，真相往往很快就出来了。这是网络世界的一个新特点。

总体上，我一直讲，我们要以高度的中国自信来对待互联网。因为中国互联网主要是年轻人的世界，中国这一代年轻人，总体是非常自信的，以正能量为主，即使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纠偏，但是总体上保持一种生态很重要。

余亮：互联网上的人群是特别丰富的，我们看数据就知道，现在中国大概是十一亿人上网，尤其有了移动手机之后，在偏僻的山区他一样上网，然后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涌进了网络。这时候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和你对话的人可能跟你年龄不一样。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观点很幼稚，你也不要着急，可能对面是一个小朋友。就是说你可以多一点耐心。

作为年轻人来讲，张老师说我们中国年轻人特别自信，但是有时候要防止自信变成自负。在一个生态中，没有一样事物是永远正确的，因为生态都是在变化。

生态学里有一个理论叫生态是怎么进化的，进化的武器就是“犯错”。基因迭代的时候，如果永远不犯错，就永远不会有生物物种的变化。就是因为犯错了，出现了新的物种。迭代出来的新物种，接受这个环境的检验。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网上的发明，这些概念它也不是一日就出来了，它之前也有不少的铺垫。就像“斩杀线”，之前其实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它吸收了互联网的“网感”，年轻人的这种话语感觉，比如打游戏才对“斩杀线”这个词有这样一个感知。它都是这样迭代进化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要理解这个互联网上是有丰富的人群的。

主持人：对于个体也一样，因为太多的人接触网络了，大家甚至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把生活的一部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都放在了网络上。所以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生态思维之后，你也会变得从容一些。

张维为：在我们节目第300期时，标题是《我们的战略预测比较准》。当时我们提出某一个观点，可能只有少数人支持，多数人未必认同，甚至还会反对，但这都没关系。我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就像“1+1等于2”这样确定无疑，而有些人却认为“1+1就是等于3”，对此我们很坦然，只说那就等一等吧，时间自会证明一切。网民把这种预测能力称作“灵视”，其实，让大众最终自己领悟出结果，效果往往更好。

主持人：有时候，采取某种态度可以视为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网络生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实际上具备自我学习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其积极的部分会自我生长。只要一个人怀有学习之心，他的视野就会越来越宽，判断力也会越来越强。随着时间推移，他会逐渐形成更接近事情本来面貌的判断，这就是一种成长。如此一来，网络生态的活力也就显现出来了。

余亮：你的问题当中其实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说生态如果是自然生长的，那需要我们的调节和治理吗？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大致上互联网治理差不多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美国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还有一种是欧洲模式。

美国模式给人的感觉就是放任。虽然美国人对互联网也有很多监管措施，但是总体上，尤其是希拉里时代强调互联网自由，是特别地放任。

另一个极端，大家可能想不到是哪里，其实是欧洲。因为欧洲人特别讲政治正确，出了很多法律法规。比如说你要是在朋友圈里晒自己孩子的照片，这可能涉及违法，泄露了隐私。欧洲非常强调价值观，比如互联网要保护隐私等等。有人就戏称欧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叫作“价值观赢学”——我有很多规则，我有很多价值观，所以我赢了。但是导致的结果就是互联网又特别死板，欧洲几乎没有像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平台。现在国际上流行的平台，不是美国的，就是中国的。当然这个背后有它的主权问题，我们知道欧洲是美国的一个小弟，但是跟它的这种严格的价值观法律管理有关系。

而中国的治理模式，我觉得有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互联网是一个分布式思维，就是每个群体都在发挥自己的能力，治理者就是去看哪个发展得比较好。所以互联网的治理，恰恰是你要有一个高层级的选拔机制，不是说一刀切把他们封杀，而是让他们有一个赛马机制。治理者抓住主心骨，要去调节平衡，这就像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加上市场自发的创造力。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市场自发创造，正是我前面所说的，一些优质内容在生长出来之后自然会被人们看到。同时，就像您说的，可以让互联网先自由发展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中国有许多互联网平台，每个平台都各具特色。比如有的平台相对更接地气，但其中也可能鱼龙混杂，会出现一些您认为非常低俗、擦边甚至违反法律规定的作品。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依据相关规定，对发布者进行禁言处理，对违规作品进行下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优秀的学者和媒体人等在这些平台上提供优质内容。其实，这就是一种动态的生态调整过程。

张维为：其中有一个方法，我们现在可以公开来讲，那就是“加法、减法、乘法”策略：对于好的正能量的作品和作者，我们做加法支持；对于明显的违规违法的作品和作者，要做减法甚至处罚，如果它明显违法，那就要禁止；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和作者，我们可以放手支持，我们可以做乘法，让他们长袖善舞，自己去发展、去打仗。

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即二八规律。在世界上，基本上都是20%的人承担着80%的工作，创造出80%的影响力，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现象。

余亮：我补充一些问题。互联网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它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事物，这就引出关键问题：我们的治理如何能嵌入这个节奏，毕竟节奏感很重要。这其实是对整个工业时代法治系统的一个挑战，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在工业时代，西方国家建设所谓的法治社会，设立了案例法或成文法等，这些法律体系都是行为主义的，即事后判定。比如两个人发生争执，他们去起诉，然后对照法律，查看法条，判定是违反还是遵守，进而进行判决以纠正错误行为。但是，互联网上每天的博弈行为高速发生，如果每个都等到事后通过打官司来调节，案件将会堆积如山。

实际上，平台公司有一个法宝，就是用算法及时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法就是互联网世界的程序法律，而且是自动运行的。所以，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法律，规定里强调要对平台公司的算法进行审查，这一点特别重要。这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嵌入到平台里面，能够理解算法并干预算法。今天的法律，不只是各种《宪法》、成文法，算法也是特别重要的内容，需要引起重视。

主持人：现在可能有很多在网上冲浪的朋友，都感觉算法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太大了。它总是挑着你喜欢的、熟悉的、爱好的内容来推送，你会发现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茧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个人对网络生态这个概念有更高维度的把握时，某种程度上就能稍微摆脱被算法束缚的感觉，这特别重要。

刚才您在演讲中提到了“网感”这个概念，“网感”这个词真的很重要，对普通人重要，对治理者也同样重要，对吧？

张维为：“网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形成一种直觉。比如说现在很多单位想做短视频介绍自己，我觉得无论如何得让年轻人来做，让你们单位的年轻人先看一看。他们的“网感”会告诉你，这个视频会不会火，大家会不会喜欢，他们凭直觉就能告诉你很多东西。

在老人院内为老人们拍摄短视频。 资料图：新华社

有时候我们学术界一谈到直觉就想要否定，觉得这个东西不够高大上。但实际上直觉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上次看到一篇文章，认为直觉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算法，那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是方方面面知识、经历、阅历的积累，然后在一瞬间做出一个直觉判断。

主持人：而且这种算法，还不光是基于你的个人经验和学识，很多时候它还包括了一种审美。在一瞬间，你的审美或者你的价值观判断，就会告诉你这个妥当还是不妥当。

张维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亲人帮忙介绍对象。那时候交通不便，就天南海北地互相通信，两人可能通了100封信之后才见面。但100封信的效果还不如两人见面1小时或2小时。这说明了什么？见面的直觉是个综合判断，比你研究通信里这个词用了多少、那个词用了多少，比词汇定量分析等，往往更为靠谱，这能说明不少问题。

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一点，我就回应一下刚才余亮老师演讲中提到的线上和线下的区分。您刚才也说了，写100封信不如见一次面，就是大家在网上冲浪那么久，在网上浸泡那么久，是不是还不如在线下有很多实际的观察体会和思考？

余亮：说到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二者在今天是不可能割裂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意识，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末，尼葛洛庞帝写了一本书叫《数字化生存》，知道这本书的可能就暴露年龄了。那个时候大家把数字化生存当作一种未来的时尚。

那什么叫数字化生存？某种意义上对我们个人来说，就是符号化生存，你的一切在网上都是被数字化、被符号化的。你在网上不管是看视频，还是在评论区，都是通过对方打出来的文字，或者他拍出来的视频，这样一些已经被符号化的东西去理解对方。

好处是这个符号可以无限地组合分裂，组合成各种词汇、各种视频，发挥大家的创造力。但问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符号会丢失很多现实的信息。你在网上说一句话，现实中我可能是笑着说的，你就知道我在开玩笑；你在网上打字说这句话，要是忘记在后面加一个狗头表情包，别人就当真了。或者在现实中有一句话让我产生误解，我马上可以追问你，你马上就可以解释；但是在网上这个节奏非常快，你那一句话打上去，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话赶话吵起来了。

所以现实经验是特别重要的，无论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生产都是这样。不光是生活，有时候在网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性别对立等现象，其实除了后面有水军煽动，也跟我们线下的交往经验少了有关，你都在网上话赶话就吵起来了。

观众互动

观众：我是一位资深网民，同时也是网络上的小博主。在我的观察下，我发现现在的网络现状是，一部分资本引导的算法会推荐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内容，并为这些内容推流，因为它们比较博人眼球，能获得流量。这与我们追求的正本清源的网络环境天生相悖。

所以我想请问，我们该如何通过“亮剑”的具体行为，打破资本和算法对流量的掌控甚至垄断，让真正代表人民的声音以及真正优质的新媒体内容成为互联网的主流，而不仅仅只是存在？

张维为：我觉得毛主席讲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校、政治家办杂志等，这个道理是通用的，我们要政治家办网，就是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能对很多事情做出大的判断。比方说，大致上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负能量。作为平台老总和平台相关部门负责人，对相关内容心里要有数，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讲党的领导，在平台里有党的领导，就是要体现在这个方面。不是说每个具体问题都能做出百分之百正确的判断，这不太可能，但大的趋势、基本的是非判断力，应该具备。

余亮：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刚才这位网友的提问，虽然简单一段话，却提出了这个时代的多个大命题。

比如算法推荐情绪化的东西，以前我们说商品价值，后来消费主义说商品有身份符号价值，现在已经发展到“情绪价值”。情绪开始变成可交易的，说价值时，不是意味着崇高的价值观，而是暗示要交易这个东西。算法通过你的点击或回复感知你的情绪，然后通过调试、推送、测试、反馈，不断与用户悄悄互动，变成一个高度复杂、生生不息的东西。它把计算塞到了我们每一个情绪角落，这确实是一个大挑战。

马克思主义说，讲上层建筑时，一定要看它的物质基础，算法本身已经成为构建当代生活的一种物质基础。虽然算法看不见，但它由电力、计算机、编程组成。这样一个课题怎么解决，坦率讲，我个人也难以。

不过我觉得算法背后终究还是有人，算法跟成文法不一样，个人也可以去调教算法。你有主体性，你说算法老是推荐你想看的东西，那你也要反思自己想看什么。我有时候也调教算法，网上不是有例子吗，说旅游软件好像杀熟，老是给我推比别人贵的机票，我就老对着手机说今天又没挣到钱，这个月开销又不够。我举了个可能有点夸张的例子，算法是一个跟你互动的东西，跟一般法律不一样，一般法律设在这里，不到下一次人大开会不会改，而算法你可以适当调节，也可以学习别人怎么做的。

主持人：不要一听流量、算法就很紧张，它们可能有负面部分，但跟优质内容在一起时，也有巨大的影响力。余老师刚才说的正是我本来想补充的，当我们意识到有算法存在时，某种程度就走出了挣脱它束缚的第一步。

我的办法很简单，经常去点各种可能听上去有反对意见的新闻，算法会接收到，接下来就可能收到它推送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所以我们在互联网面前呈现的丰富性，会决定它回馈给我们什么。当我们被推送或算法束缚时，有时要问问自己，我们所了解或偏好的是不是太单一了。我觉得跟算法的博弈本身是很有趣的概念，就像很多人训练大模型，调教大模型也是这个意思。

观众：当前的网络环境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变得更加良莠不齐。我想举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真假难辨，第二个是大数据会根据我们的浏览习惯强推一些同类化信息，使我们陷入信息茧房。那我们该如何有效改善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余亮：这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年代，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上网时理论基础、知识基础从哪里来。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大家的阅读习惯开始减弱，都在网上看东西，可能没耐心看长篇文章或一本书。在这样一个理论年代，我觉得我们需要读一些理论，多一些理论就多一些鉴别能力。

张维为：我就补充一点，实际上只要真的在网上冲浪，每天都看各种信息，逐步应该能够判断出哪些平台、哪些个人、哪些节目比较靠谱。比如我们《这就是中国》节目就是这样冲杀出来的，结果证明我们的预测比较准确、非常靠谱。

主持人：在互联网上练就慧眼，一方面要在游泳中学游泳，一定要有网上冲浪的经验，不然没法辨别真假，看多了自然会有感觉和直觉判断。另外，我觉得个人的主体性非常重要。刚才余亮老师也说到阅读，我们平时日常的知识性修养、视野修养，其实最后会让我们把互联网当成一种工具，这个状态就对了，而不是深陷其中，觉得它是生活的全部。

余亮：在网上，我觉得立场和判断不用太着急，各方面的信息都可以看看。大家知道我有我的立场，但我尽力结交各方朋友。遇到一个事情，两方面三方面的信息都去看一看，不用急着笃定地相信就是这样。

观众：作为大学生，我们该如何辨别网络上一些有害或有利的信息，做到不被这些信息带节奏？作为大学生，我们又该如何为网络的清朗环境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呢？

张维为：我就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现在是看视频的年代，只要有一点生活经历阅历，有一定对人判断能力，看视频会比光看文字更靠谱一些。因为视频有人的画面、声音、肢体语言，有不经意的微表情等，能让你看到多维度的他。有人分析过，光读一个人写的东西、演讲文稿，与看他的视频，后者的信息可能多10倍20倍，这是一种综合的多维反映。

所以我们讲线下生活同样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平时在生活中与邻里、同事、朋友接触交往，阅人无数，这非常重要，有这个经验也能帮助你识别人。有时候叫“相由心生”，有直觉判断，不要马上下结论，多看看之后可能会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比如这个人可能很油滑，不一定靠得住，这个人看上去比较靠谱等等。接触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判断会逐步接近真理。

余亮：大家都操心网上的信息真假问题。我觉得一方面整个网络生态自然会生产出可能你不喜欢的信息或者负面信息，因为只要是生态，所有的生态位理论上都会被物种占满。这个生态位被别人占满了，我就去找别的生态位。

比如“斩杀线”这个概念获得了很大影响力，但马上也有人来反驳它，也有人抓到这个生态位写一篇反驳“斩杀线”的文章变成付费阅读，我不想付费就看不到，居然也有几千人付费，说明有人有这种需要。网上一定会有不同的信息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但算法机制，刚才我们也谈过，你跟算法其实是有一个博弈的。我们不能简单说是资本在利用算法，好多自媒体也在利用算法，它每天都在测试读者的反应，也会生产出不同的信息。这位朋友是电信专业的学生，既然有电信专业知识，再多理解一些网络理论，综合起来，我想以后会找到自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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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可能走向何方

编者按

日前，APNIC首席科学家杰夫·休斯顿（Geoff Huston）基于ARIN 56会议上的演讲内容发表文章，从广阔的互联网行业背景出发，探讨了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可能的演变方向。杰夫·休斯顿认为，未来的互联网发展难以预测，部署IPv6是大规模、安全且经济地部署数字服务的有效途径。

我们的起点

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产的“联姻”之一：计算与通信的结合。自1947年12月晶体管发明和1958年集成电路问世以来，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此之前，人类的所有努力都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19世纪中叶的工业时代和铁路的迅猛发展引发重大社会变革，经济的财富与权力基础从土地和农业活动转向工业生产，而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支撑，让工业企业得以扩展影响力、扩大生产规模。

当计算机进入通信领域后，变革速度急剧加快。从晶体管发明到集成电路问世历经十年，再到计算机成为数据处理和通信核心工具又过了十年。20世纪60年代末，贝尔实验室的肯·汤普森和丹尼斯·里奇设计出Unix操作系统，它采用C语言编写，配套编译器能为多种计算机生成汇编代码，且是当时最早的“开放”操作系统之一。这并非自主选择：1956年反垄断诉讼和解的同意令禁止贝尔系统涉足公共电信服务以外的业务，且需应要求授权专利，因此Unix无法转化为商业产品。贝尔实验室仅收介质和运输费，便向申请者提供Unix源代码，允许修改扩展，这一开放模式催生了包括伯克利软件发行版（BSD）在内的诸多变体。

1973年，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鲍勃·梅特卡夫发表备忘录，描述了每秒300万比特的“X-Wire”共享总线局域网，后被称为“以太网”（图1）。它是计算机网络最简洁的形式：仅一根导线，无交换机、数据包帧结构等复杂组件。以太网之所以普及，是因为所有传统网络控制功能都转移到连接的计算机中，以分布式算法实现，网络本身仅用于传输，即“愚笨的网络，智能的设备”，运营成本也与网络本身无关。

图1 X-Wire框架。由鲍勃·梅特卡夫手绘，戴夫·R·博格斯于1976年拍摄，制作成35毫米幻灯片用于在全国计算机会议上展示以太网。（来源：IEEE802）

以太网局域网的“智能”赋予连接导线的计算机：数据包自同步，总长度在64到1518字节，无集中式冲突控制（采用CSMA/CD协议协商发送权限），所有计算机接收导线上的数据包，且采用至今仍在使用的48位MAC地址寻址，与Unix一样是开放标准。

1977年，数字设备公司推出Vax11/780中型大型机，每秒可执行100万条指令，在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广受欢迎。观察50年历史的技术产品会发现，汽车等仍与现代产品差异不大，但50年前的计算机几乎只存在于博物馆。为何计算机行业如此愿意抛弃过去、拥抱变革？

再谈摩尔定律

核心差异在于摩尔定律的惊人速度。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约每两年翻一番，而芯片制造成本增幅远低于此。过去50年，计算能力的成本和数量持续改善（图2）。

图2 1970~2020年摩尔定律晶体管数量变化（来源：维基百科）

指数级增长难以理解，它有自身势头和意外后果。起初，摩尔定律是为让大型机更快、更小、更便宜。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型机占满整个数据机房，使用寿命以月为单位。这种计算能力的动态演进影响了网络协议设计，计算机网络需让连接的计算机相互通信，因此每台计算机需要唯一“地址”。

Vax系统的专有协议DECnet在20世纪80年代广泛使用，采用16位地址，单个环境最多容纳65535台计算机。20世纪70年代末，数万台大型机的网络还只是幻想，但摩尔定律带来的指数级增长，让尺寸和成本骤降。20世纪80年代，计算环境转向个人计算机，20世纪70年代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机，逐渐被小型机箱取代，走进工作场所和家庭。20世纪70年代看似用不完的16位DECnet地址，仅十年就面临耗尽的风险。

而互联网协议（IP）的研发者采取了更激进的步骤，采用32位地址架构，上限约43亿台连接设备。即便计算机进入办公室和家庭时，世界人口还不到43亿，这在当时是大胆的想法。

促成互联网爆发式增长的三大要素就此齐备：计算速度、尺寸和成本的进步；公开高效的Unix操作系统；可自由获取且因32位地址具备巨大容量的IP协议。

图3拍摄几年后，市场上出现数十万台Vax计算机，我们曾认为40亿IP地址“永远用不完”，事实却证明大错特错。摩尔定律继续推动行业变革：Vax11/780推出时，苹果发布首款计算机，价格数百美元，仅用于桌面娱乐，未挑战主流行业。但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深知摩尔定律的意义，不仅是“更便宜、更小”，还能提升人机交互体验。苹果开发的麦金塔计算机，操作界面直观，无需专业手册，用户无需记忆复杂语言即可操作，在消费市场大获成功，个人计算机市场迅速超越大型机，主导计算领域。

图3 DEC Vax 11/780计算机（来源：维基百科）

从电话通信到广播电视

在计算机网络早期，人们视其与电话网络相同：对称且不可见，连接的设备既提供服务也访问服务，既是客户端也是服务器。但这未充分利用摩尔定律。随着更多个人计算机接入网络，它们不再兼具双角色，仅作为简单客户端，计算机逐渐分化为专用客户端和服务器。大型机未消失，而是为数百万、数千万个人计算机客户端提供服务。

计算机网络不再以电话网络为蓝本，更像广播电视：客户端自主选“节目”。家庭用户不想成为服务提供者或托管服务，仅想要“计算机版电视机”。

客户端与服务器

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围绕“客户端—服务器”模式构建，因它基于电话网络搭建，而非对称行为植入互联网架构：客户端功能有限，仅能与服务器连接，仅发出“查看外部数据”的请求。

20世纪90年代的拨号上网、21世纪初的DSL/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适配当时客户端-服务器网络需求。互联网通过改造现有最后一公里基础设施扩张，避免了服务商的巨额前期投资。数百万客户端渴望拥有个人计算机、访问数字服务，行业持续增长。2000年左右，专业数据中心出现，集中管理服务器，配备电力、冷却系统和维护人员，服务器领域也出现网络服务、邮件服务等专业化服务。与当前人工智能规模的数据中心相比，当时的互联网服务数据中心仅一两间机房，功率数百兆瓦，在线服务集中在这些专用交付点。

随着互联网向消费领域扩张，大型“网络交换中心”和“网络对等点”处理数据与服务交付的交汇，客户端间不直接交换数据，所有交易都在客户端与服务器间进行。硅芯片行业扩大客户端基础的同时，流量工程也确保网络容量这一有限资源被公平高效利用。

不再仅仅是“一根导线”

如今的网络早已不是“一根导线”，而是依赖软硬件执行资源控制、可变服务响应、防御措施和数据收集等功能。摩尔定律推动服务交付平台处理能力提升，功能不断增强，且硅芯片能力的进步还体现在数据中心服务和网络中间件之外。

当激光穿过光纤、通过通断键控调制光信号承载数字信号时，仅需简单光检测器；若想提升光纤容量，可采用模拟调制解调器的信号调制技术，对光信号进行相位和幅度调制。这种方法能大幅提升容量，但实践限制取决于两端信号处理能力。借助先进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可通过光纤传输接近每秒1太比特的信号。采用3纳米芯片技术，单偏振光信号每秒800吉比特的传输速率已能实现；同时，最新一代DSP将常见网络承载容量提升至100~200吉比特。

富足的网络

这些发展让网络角色巨变：传输容量稀缺时，网络需分配资源访问权，控制者可收“稀缺溢价”；但容量充足到满足所有需求时，网络运营商沦为无差异化的商品经纪角色，股价随这一转变大幅下跌。

网络运营行业试图为网络增加可变服务响应、网络分段等功能，却只增加成本，未吸引客户端的兴趣。技术进步也让连接设备能自主管理服务响应需求，在网络富足环境中，网络服务成了无差异化商品，按此定价。

硅芯片行业转向手持和嵌入式设备后，再次超额完成目标：短短几年内，数十亿设备接入互联网，形成以充足处理能力、存储和传输容量为特征的数字世界。在富足环境中，用于配给有限资源的定价失去意义，这对网络运营商是挑战。他们在历史上的角色是共享有限资源，但网络基础设施价值已大幅降低。

网络作为“即时”服务的角色，多被内容分发网络（CDN）取代。CDN将服务内容副本部署在大量服务点，采用“以防万一”模式，把内容推到网络边缘，靠近潜在消费者。这带来连锁反应：内容和服务靠近用户，网络范围缩小，距离不再是主导特征，数据包传输里程变短。将网络从全球或跨大陆范围缩小到单个城市，一切都会更简单、更快、更便宜；若能构建像局域网一样的互联网，稀缺性和性能问题也会大幅减少。

更大、更快、更便宜

如今距离缩短的互联网反而“更大”：核心系统容量达太比特级，边缘网络（最后一公里光纤和无线电）达吉比特级，内容同时在各地发布，网络是“容量上的大”而非“距离上的大”，距离缩短也让协议性能提升、成本降低。

当前网络速度极快：家庭网络带宽达每秒1吉比特，还能以相同速度从协作服务器下载内容。更短的距离提升了性能，因网络传输协议是反馈控制的，两端距离近，单位时间反馈周期多，信息流能指导协议优化交付效率。

网络也更便宜：将每秒1吉比特互联网服务费用折算到1975年，每月100美元仅相当于当时的17美元；近地轨道卫星服务还将互联网延伸到地球最偏远角落。硅芯片制造技术的持续改进，造就了更优质、更快、更便宜的网络。

摩尔定律的终结?

过去50年，摩尔定律推动行业进步，但我们是否接近其终点？当前硅芯片特征尺寸为3纳米，2纳米看似可以实现。而硅原子直径约0.23纳米，2纳米特征尺寸仅相当于10个硅原子宽度。

1纳米特征尺寸是否可能？极紫外光刻技术已用于产生13.5纳米波长的芯片光刻，但过程极其复杂。

即便有可靠可扩展的光刻工艺，电子问题也不容忽视：假设电子是粒子，在极小空间内会表现出不确定性，用当前平面集成电路技术很难进一步缩小芯片特征尺寸。1957年制造集成电路的工艺虽逐年改进、特征尺寸缩小，但这一过程可能陷入停滞。今年无人宣布推出4万亿晶体管的硅芯片，未来也未必有。当前技术已接近物理极限，下一项创新需突破性智慧。

此外，处理器时钟速度在2000年左右达到峰值，虽晶体管数量和CPU核心数增加，但时钟速度基本稳定（图4）。现在宣布摩尔定律终结尚早，但我们应思考：若这一“馈赠”停止，会带来什么影响？

图4 CPU时钟频率变化（来源：维基百科）

IPv6与IP地址

这与IPv6部署有何关联？20世纪90年代初，为解决连接设备数量超32位地址空间容量的问题，IP协议被重新定义为128位地址字段，保留互联网所有特性。但因缺乏向后兼容性，网络用户和运营商需承担采用新协议的成本，却未获全新协议的收益，它仍只是IP协议。

当时还有另一种选择：部署网络地址转换（NAT）设备。NAT是客户端侧方案，用更强处理能力弥补IPv4地址不足，但仅当处理效率能随需求增长扩展时，才具备长期可行性。NAT旨在弥合现有技术能力与网络规模的差距，但网络增长让差距扩大，基础设施复杂性成本飙升（图5）。

图5 弥补IPv4地址差距

届时，网络中的内置处理能力会成问题，因为它是成本要素，而商品网络长期难以承受成本。用NAT应对IPv4地址耗尽问题，几乎无法降低网络复杂性，而要大规模、安全且经济地部署数字服务，必须降低复杂性，部署IPv6便是明确途径。

印度在2017年领会到这一点，12个月内为10亿用户部署IPv6网络，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中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加快了IPv6部署进程。

还有一种趋势：价值从协议层向应用层转移，应用本身就是服务。由此我们不禁发问：IP地址还重要吗？答案是“当前还很重要”。

网络即市场

故事尚未结束。硅芯片行业仍全速运转，预计所有处理器最终会以某种形式用于互联网连接设备，网络需进一步扩展，挑战在于服务级别的扩展——协调网络组件行为，产生协调结果。但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如何实现。

别忘了，互联网并非中央规划的全球事业，没有任何个人、实体或组织能掌控。也没有专门国际条约、公约或协议监督互联网，无强制控制互联网，甚至无明确发展方向。

互联网是各类市场的集合，无论规模大小。市场协调行为者行为以产生一致结果，同时也试图最大化传输效率（尽管不完美）。然而，市场的表现未必遵循理性，甚至难以预测。当我们凝视互联网的水晶球，试图对其未来做出预言时，所见景象宛如隔着一层晦暗的玻璃——朦胧而失真。

来源：APNIC

作者：杰夫·休斯顿（Geoff Huston）

责编：项阳

编译：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