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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6-03-05 20:12

写作核心提示：

《论语》中的人文思想与文明精神

作者：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根据郑玄推测、邢昺疏证，《论语》由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经过大家讨论，以避“妄谬”，然后编定，故谓《论语》。“当时尚属口传身授，因而能免焚书之厄，门户之争”（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230页）。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他认为，“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论语》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页）。

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近些年，传统文化热兴起，各家注本、读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对文学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他还提出“思无邪”，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游学之士。孔子文学观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这种关怀和主张，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礼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秩序。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在美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而是恰到好处，折中矛盾，反对极端，是中正、平和，是“允执其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一种中庸之美、中和之美，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推进相契合。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先秦诸子︱鬼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鬼谷子”这个称呼给人一种神秘感，似乎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术。特别是在明清以来的小说中，鬼谷子更是被塑造成一位神仙般的人物。其实历史上的鬼谷子同孟子、荀子一样，只是一位学者，他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并留下了一部《鬼谷子》传世。

鬼谷子的真实姓名

“鬼谷子”的称呼最早见于西汉晚期刘向编辑整理的《说苑》，至于《史记》、《论衡》等书则称其为“鬼谷先生”。这两个称呼原本没什么问题，但是唐宋之后，一些人觉得“鬼谷”不像是姓氏，于是开始编造鬼谷子的“真实姓名”。如五代时期杜光庭《仙传拾遗》说“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誗（读chán），亦居清溪山中”。元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说鬼谷子“姓王名蟾，道号鬼谷先生”。这一名号后来又讹写作王禅、王诩、王栩，小说和评书中更是尊称鬼谷子为“王禅老祖”。

鬼谷子石像

实际上，“鬼谷”应该是复姓。上古时期姓和氏是分开的，到战国时期姓、氏逐渐合而为一。古姓只有姬、姜、姒、嬴等三十个左右，而衍生出来的氏则成百上千。“氏”可以用来区别不同的宗族支脉，“命氏”的方法有很多：司空、司马、太史等氏是根据官名；巫、祝、陶等氏是根据职业；向、施、皇甫等氏是根据这一支脉祖先的名字；还有很多氏则是根据贵族封地或居住地的名称，如晋国大夫原黯受封于荀（今山西省临猗县境内），其后代便以荀为氏，晋国大夫士会受封于范（今河南范县境内），其后代便以范为氏。鬼谷子的祖先应该就是受封或居住在鬼谷，所以就以鬼谷为氏。

由于先秦时代的一些姓氏在后代看来颇为古怪，如公羊、谷梁、左丘等，再加上这些姓氏的人极少见诸史籍记载，所以就有人怀疑这些姓氏是否真的存在过。宋代朱熹等人就认为《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和《春秋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并不存在，两部作品都是汉代儒生所写。万见春则推测公羊、谷梁和“姜”字同一韵脚，所以这两部书可能是某位姜姓儒生的作品。罗璧甚至说，公羊、谷梁两姓，“考之前史及后世，更不见再有此姓”。这些宋人的说法当然并不可靠，中国现今仍在使用的58个复姓中就包含公羊、谷梁、左丘。“鬼谷”作为一个复姓消失较早，加上后人又觉得这两字古怪，所以难免会产生误解。

至于鬼谷子的名字，则早已失传。先秦诸子中，如文子、楚子、丁子、子华子等仅存姓氏而名字失传者甚多。这似乎也说明，鬼谷子的影响力与墨翟、孟轲、韩非等人比起来要逊色很多，以致在其他诸子的作品中竟未提及他的名字。

鬼谷子在何地授学？

许多人误认为鬼谷子是隐士，所以想当然地推测鬼谷子应该在一个叫做鬼谷的地方授学，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考证鬼谷到底在何地。

两种影响较大的说法是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和扶风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也就是说司马贞猜测这两处可能是鬼谷子的隐居地。南北朝时代的徐广说：“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从“盖”字可知，徐广也只是推测。但是到了后代，很多人就将徐广的推测变为确指了，如唐代杜佑《通典》记载告成县（武则天改阳城为告成）时就说：“鬼谷，即鬼谷先生所居，在今县北。”

此外，还有很多地方也出现了鬼谷子“遗迹”。《史记·甘茂列传》说甘茂“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于是陕西各地出现了很多关于鬼谷子的记载，从三原县的清水谷到眉县的太白山，都有鬼谷子故居，甚至在汉中褒城县还出现了鬼谷子墓。魏晋时期的皇甫谧说鬼谷子是楚人，于是两湖地区出现了大量鬼谷子隐居处。晋代的郭璞《游仙诗》说鬼谷子隐居在“青溪”，于是浙江宁波、江西上饶也出现了鬼谷子“遗迹”。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名人效应可见一斑。

其实，在《史记·苏秦列传》里明确写着：“（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也就是说鬼谷子是在齐国授学，而并非隐居在鬼谷。鬼谷只是鬼谷子远祖的居住地或封地，世事变迁，鬼谷家族可能早已徙居别处。

至于鬼谷子在齐国授学的地点，极有可能是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时代（前374-前356），位于齐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是诸子讲学论道的学术中心。《鬼谷子》一书主要讲怎么和人打交道，所以鬼谷子不太可能闭门造车，多与同时代精英互相交流、沟通，对于写作此书是大有裨益的。《鬼谷子·权篇》在谈到如何游说不同类型的人时说：“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显然，只有与这些不同类型的人都打过交道，才能总结出如此精辟的理论。稷下学宫作为人才荟萃之地，自然是鬼谷子理想的选择。

稷下学宫遗址

再有，一般认为《管子》成书于稷下诸子之手，而《鬼谷子·符言篇》和《管子·九守篇》的内容几乎相同，或许就是身在稷下的鬼谷子或其门人也参与了《管子》的编撰。

鬼谷子的著作与后世形象

《鬼谷子》是否是鬼谷子的作品，争议很大。唐代为《鬼谷子》作注的乐壹就认为“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张守节《史记正义》、《旧唐书》、《新唐书》等都赞成这种说法。他们的主要证据有：《汉书·艺文志》未收录《鬼谷子》，但收录了苏秦《苏子》三十一篇；《苏子》佚文有些很像《鬼谷子》的篇目或正文；《鬼谷子》中的一些语句不符合先秦的语言习惯。

唐代柳宗元则认为《鬼谷子》是伪书，明代胡应麟、清代姚际恒更进一步从文章思想和语言习惯考证说此书是六朝时人伪造，梁启超、钱穆等均赞成此说。

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

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出土先秦秦汉文献的深入研究，学界也重新对《鬼谷子》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审视，确定《鬼谷子》应该是先秦文献。在先秦诸子作品传承过程中，诸子的门人弟子往往会整理和进一步阐释老师的思想，包括修改和润色文字，所以《鬼谷子》中会存在秦汉时代的语言也很正常。《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的古书也有很多，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上博简《孔子诗论》、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等等，所以《鬼谷子》未被收录进《汉书·艺文志》并不能说明该书就是后世伪造，并且汉代文献中也不乏征引《鬼谷子》文句的例证。

《鬼谷子》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明代王世贞就指出《鬼谷子》所说的“捭阖张翕之机，大要出于老氏（即老子）”。于是鬼谷子与道教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鬼谷子的神话之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造神运动，以寇谦之、陶弘景为代表的道教人物受佛教影响，开始构建道教庞大的神仙体系，并将许多历史上的名人和含有道家思想的人物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陶弘景《真灵经业图》将列鬼谷子为神道真仙的第四等左第十三位。随着道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鬼谷子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华夏历来就有托古自重的风气，像鬼谷子这样被神话了的人物，自然少不了有人借用他的名号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夏丹妮统计了隋唐以来托名鬼谷子的作品，共有二十多种。简单分类的话，道书有《关令内传》、《关令尹喜传》、《老子传》、《还丹歌》、《李虚中命书》；兵书有《占气》、《鬼谷天甲兵书常禳术》；五行数术有《白虎通五经诀》、《周易元悟髓决》、《射覆歌》、《五命》、《观气色出相图》、《白虎经》、《了了经》、《玉函经》，命书有《珞琭子》、《前定数》、《鬼谷子遗文》、《鬼谷拆字林》、《鬼谷指心课》、《鬼谷指心课天镜占书》、《相掌金龟卦》、《贵贱定格三世相书》、《天髓灵文》 。从这些书名不难看出，在后世人们的“努力”下，鬼谷子从一位研究纵横之术的理论家，变成了兼通用兵之道、五行数术的隐士神仙、道教真人。

鬼谷子的门人弟子

汉代人的作品只谈到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弟子。但随着鬼谷子在后世被神化，他的弟子也变得越来越多。在元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中，孙膑、庞涓也被当作了鬼谷弟子。明代茅元仪《武备志》中将尉缭子也视作鬼谷弟子。三人都属兵家，也就是说原本属于纵横家的鬼谷子最迟在元明时期被塑造成了兵家人物。

苏秦、张仪是否都是鬼谷弟子，其实也不好说。《史记》说苏秦、张仪同时师从鬼谷子，东汉王充《论衡·答佞》还记录了一则故事：“《传》曰：“苏秦、张仪从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文中谈到的《传》是指代王充读过的某本书，王充在写此文时大概是忘记了这则故事出自哪本书，于是就用“《传》曰”来代替，这是当时常用的笔法。在这些作品中，苏秦、张仪是同窗。特别是由于《史记》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两千余年来这种说法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信从，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才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得知，张仪活动时间大约是秦惠文王时期（前337年-前311年），公元前309年五月张仪卒于魏。苏秦与张仪有过交集，《战国纵横家书》记载在公元前312年秦、魏、韩联盟与楚、齐、宋联盟的大战中，苏秦以门客的身份向时任楚国客卿的陈轸献策如何打击陈轸的政敌张仪。也就是说在张仪早已名震天下的时候，苏秦还只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门客。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前后，上距张仪去世已经二十余年，两人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恰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是同窗。不过两人依然可能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毕竟孔子学生的年龄差距也达到了三四十岁。退一步说，至少苏秦应该是鬼谷子的学生。上文提到，有很多人曾认为苏秦才是《鬼谷子》的作者，足以说明两人联系的密切。

苏秦影视形象

最后，历史上的鬼谷子到底有多厉害？其实鬼谷子只是一位研究纵横之术的理论家。我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而这句话的前提恰恰就是理论和实际是分离的。孔子、墨子、韩非子等人都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理论，但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却并不算成功。同样，如果真的让鬼谷子去游说各国君臣，恐怕未必能取得苏秦那样的成就。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参考文献

1.李学勤.《鬼谷子·符言篇》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04）.

2.夏丹妮.鬼谷子形象的流变及其文学影响.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3.梁伟伟.《鬼谷子》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4.杜若甫.当今我国的复姓和多字姓.寻根，19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