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爱国语 心得体会》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6-03-07 18:11

写作核心提示：

《紫罗兰》：她说出了她的名字，把我们唤进她的黑暗丨诗人读诗㉛

现代诗语言优美，情感丰盈，意象新鲜，但有时晦涩难解。从阅读角度看，“晦涩”是现代诗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然而，这晦涩无论是源于特定的表现方式，抑或对诗之新奇的追求，还是对“何以为诗”的定位，一首好诗不可能仅表现在晦涩，而必须值得深入阅读，让读者在认知与想象的主动参与中，发现晦涩中那复杂的诗意，充裕的内涵。

“诗人读诗”栏目几位诗人，每周细读一首现代诗。这样的细读是一种演示，更是一种，各位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品味现代诗的一些方法及其自由性，进而展开自己对现代诗的创造性阅读。

第三十一期，我们诗人桑克，和我们一起赏析爱丽丝·奥斯瓦尔德的诗，《紫罗兰》。

撰文丨桑克

爱丽丝·奥斯瓦尔德（1966-），英国诗人，作品曾获2002年T·S·艾略特奖和2017年格里芬诗歌奖。

本期诗歌

紫罗兰

作者：爱丽丝·奥斯瓦尔德

译者：桑克

她刚刚落了下来，翅膀仍旧张着，

她说出了她的名字，并把我们唤进她的黑暗中。

她不想被看见，但也不是不好奇，

她说出了她的名字，并让她那深深的紫色瞳孔

被人窥视。

“紫罗兰”，她说着，

并展示着叶子下面自己的心脏。

然后她有点儿害怕地前倾，

挑了一只手去摘她。

凑近了闻了闻，她那惊悸的鼠脸，

任由阴郁被带走，任由所有怪异的糖被舔舐干净，

我们全都站在那里，喊着：“紫罗兰！紫罗兰！”

并用手指摩挲她青肿的皮肤。

最后，她提到了

自己的名字之名，

那是某种针尖般尖锐的东西，

以这样一种前所未知的语言的最后一口气说出来，

它只能用气味儿来诉说，

它只能用我们的惊叹来聆听。

诗歌细读

爱丽丝·奥斯瓦尔德在最近一期《巴黎评论》里说的一句话，似乎契合了我的一首长诗的部分追求。她说，“文学是一种行动主义，尤其是史诗形式的文学。”所以我想看看她的诗如何。看来看去，奥斯瓦尔德写的源自古希腊史诗的《纪念》《无人》无疑是理想的阅读对象，但是篇幅太长，所以就选了一首比较短的而且有特色的《紫罗兰》。

读者不要看不起花花草草，花花草草里有东西。奥斯瓦尔德的这首诗《紫罗兰》选自她2009年得过特德·休斯奖的诗集《杂草与野花》（Weeds and Wildflowers）。整部诗集都是写花花草草的。如果你没读过奥斯瓦尔德的诗，如果你把她的名字用黑布盖住，你很可能会把她的诗当成特德·休斯写的。这么说，只是证明某种气息的接近而不是别的。

奥斯瓦尔德的通用文学头衔是“当今英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最难以捉摸的诗人之一。”第一个头衔我没兴趣，第二个头衔让我停顿了三十多秒。看她年纪，比我大一岁，所以我们算是同一时代的人。我对同一时代的同行大多抱着同情的态度。

《紫罗兰》这首诗当然是我自己译的，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中译本。所以这个译本绝对是一块荒原砖瓦厂生产的砖头，而且是初级砖头。它的目的当然是想把某块和氏璧般的美玉从某个黑暗之地引诱出来，如同奥斯瓦尔德的《紫罗兰》里写的那样，它“把我们唤进她的黑暗中”。当然这只是凑巧而已。

这种花花草草的诗可能源于奥斯瓦尔德“不花哨”且“阴郁而细致”的魅力。当然在我心里同时还涌现了一个鲜明的钝刀子的形象。可能有点儿狠了。但是不狠不成诗。也许我的本意并非如此。也许我的本意只是变着法儿地把几首诗和几个句子反反复复地读给你听。

詹姆斯·斯图尔特·帕克画作《紫罗兰》。

奥斯瓦尔德写的紫罗兰是一种植物，狭义地说是一种花。相关植物学知识请读者自行查阅。它的文化含义值得深究。紫罗兰的花语是“永恒的美与爱”，在古希腊文化中，它象征富饶多产。就诗而言，雪莱写过《一朵枯萎的紫罗兰》，“这朵花的芬芳已经消隐，/像你的吻对我吐露过的气味”（江枫译，The odor from the flower is gone，/Which like thy kisses breathed on me），表达爱人之死的悲痛。赛弗尔特也写过一本诗集《紫罗兰》，其中一首诗的汉语译本标题就叫《紫罗兰花》。本想引用两句，但在书架上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书。我现在的悲痛就是找不到书，而它明明就在书架上。算了。

本诗的前五行说的是紫罗兰的凋谢。“她刚刚落了下来，翅膀仍旧张着”，有翅膀的不是天使就是野鸟，这里所谓的翅膀大约是指紫罗兰的花瓣，它张开的样子估计与翅膀比较相似。暗喻的基础是相似性。所以紫罗兰就与天使或者野鸟相似了。天使从空中坠落让人悲哀，这种感觉和雪莱的感觉也比较相似。我不能理解的是，当我从紫罗兰的嘴里知道它的名称之后，我会被带进黑暗之中。“她说出了她的名字，并把我们唤进她的黑暗中”，难道悲伤的深处就是黑暗？可能吧。“她不想被看见，但也不是不好奇，/她说出了她的名字，并让她那深深的紫色瞳孔/被人窥视。”紫罗兰不想被看见但还是被看见了，而且看见的方式是窥视。此处似乎存在阴谋的气息。

紧接着的四句似乎是在显示紫罗兰的自我拯救或者自我怜悯。花朵落地，紫罗兰这个植物本身还能“挑了一只手去摘她”（picked a hand to pick her），pick是挑选的意思也是采摘的意思。这里紫罗兰似乎有了局部视角。之后的四句半忧半喜。忧虑的是紫罗兰“惊悸的鼠脸”和“青肿的皮肤”，喜的是“阴郁”消散，“所有怪异的糖被舔舐干净”（all the sugar licked off its strangeness）。半忧半喜其实也就是患得患失。这种情况我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也许正如奥斯瓦尔德自己所说：“我尽量不去创造，我只是努力翻译自然界奇特的语言，而且我也不追求对事物的绝对占有。”自然界就是这样，没有绝对的生与死，它显示了“什么”，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写下来，记录下来，用奥斯瓦尔德的话说就是“翻译”过来。

梵高画作。

最后六句是对紫罗兰这个名字进行集中探讨。你应该记得，本诗开头的时候，两次谈到了紫罗兰名字的问题：紫罗兰一旦“说出了她的名字”，就会发生两件事情——众人进入黑暗，自己被人窥视。名字似乎带有咒语和魔法的意味，仿佛一个秘密开关，一旦启动就会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世界，也是“被人窥伺”的世界。

最后六句之中的“名字之名”（the name of her name）似有哲学意味，如《道德经》中“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类的万古名句。但是怎么也想不到紫罗兰这个名字是“某种针尖般尖锐的东西”——尖锐吗？怎么也想不到紫罗兰这个名字是“以这样一种前所未知的语言的最后一口气说出来”的——前所未知吗？想想紫罗兰的植物学特征，再想想紫罗兰的文化含义，我还是需要仔细想想。我也突然想起奥斯瓦尔德“最难以捉摸的诗人”这个荣誉头衔。确实难以捉摸。

结尾的两句是，“它只能用气味儿来诉说，/它只能用我们的惊叹来聆听”，一个是嗅觉，一个是听觉。紫罗兰的名字与嗅觉有关，紫罗兰的名字与听觉有关。

关于名字的议论可以再深入一点。“它只能用气味儿来诉说”（it could only be spoken as a scent），让我想起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里的两句诗，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名字算什么？我们称之为玫瑰的/换一个名字闻起来也一样芬芳”，剧中的朱丽叶似乎是在论证，罗密欧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名字代表宿敌家族）。这两句诗的真正意思是说，事物的名称并不影响它的本质。名字只是皮相。无论是玫瑰还是紫罗兰，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只要花香还在，也就是紫罗兰的气味儿还在也就够了。与之类比，只要紫罗兰能够听见我们的惊叹声也就够了，或者说，紫罗兰本身就是一种惊叹。奥斯瓦尔德说，“我认为诗人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诗中，除非他扮演镜头或者耳朵的角色。”所以保留看（镜头）或者听（耳朵）就好了。嗅或闻亦在其中。紫罗兰可能特殊一点儿，它不想被“看见”。它只想凭借气息和声音显示自己的存在？从不以色示人——确是异数。

最后，我想引用奥斯瓦尔德在《露水的匆匆记述》（A Rushed Account of the Dew）中写的两句诗，“我想弄清楚从黎明的心意中走出来/究竟是什么感觉”（I want to work out what it’s like to descend/out of the dawn’s mind），此时此刻我就是这个感觉，而谁更想弄清楚紫罗兰的秘密呢？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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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t

Recently fallen, still with wings out,

she spoke her name to summon us to her darkness.

Not wanting to be seen, but not uncurious,

she spoke her name and let her purple deep eye-pupil

be peered into.

‘Violet,’ she said

and showed her heart under its leaf.

Then she leant a little frightened forwards

and picked a hand to pick her.

And her horrified mouseface, sniffed and lifted close,

let its gloom be taken and all the sugar licked off its strangeness

while we all stood there saying, ‘Violet! Violet!’

fingering her blue bruised skin.

Finally she mentioned

the name of her name

which was something so pin-sharp,

in such a last gasp of a previously unknown language,

it could only be spoken as a scent,

it could only be heard as our amazement.

回顾上期

作者/桑克

编辑/张进 何安安

校对/赵琳

【环时深度】台湾人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在日本占领、殖民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从未停歇。可以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台湾人民就反抗了50年。从本期开始，《环球时报》鲲屿哨所工作室将推出“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系列报道，回顾台湾同胞的英勇抗日事迹，讲述岛内民众对光复历史的特殊情感。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会从一些具体事件回顾台湾同胞50年的抗日历程。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

全台绅民电奏，誓与台湾共存亡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对台湾觊觎很久，明朝时期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试图进一步侵略台湾和吕宋岛。德川幕府末期，学者吉田松阴主张所谓的“君临万国”，他理想中的日本帝国的边界北起堪察加，西进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南至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吉田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日本政坛。

“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番民”杀害琉球难民，悍然派兵攻打台湾南部的牡丹社，爆发“牡丹社事件”。日本虽因羽翼未丰，最终接受签约退兵，但在琉球谋到了更多利益，1879年吞并琉球，设冲绳县。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这也是台湾历史的转折点。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消息传到台湾，民众惊讶且愤怒。爱国诗人丘逢甲领衔全台绅民电奏清政府，誓与台湾共存亡，电文中写道“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当时正值会试，在北京应试的台湾等各省举人纷纷到都察院联名上书，呼吁拒约再战，史称“公车上书”。其中台湾籍官员叶题雁和举人们的上书率先被都察院代奏，折中写道“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台湾巡抚唐景崧等清廷官员还试图说服英、法等列强出面干预。

眼看废除割地条款无望，台湾同胞不愿束手待毙。1895年5月，台民开始组织抗日义军，并推举丘逢甲为首领。台湾官绅发布公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5月25日，丘逢甲、唐景崧等人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建立的抗日保台临时政权，年号为“永清”（意为永远隶属清朝），国旗亦仿清朝青龙旗样式（以示永远臣服大清），绝不是一些“台独”分子宣称的“台湾独立运动的开端”。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并没有阻止台湾的交割。5月底，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从上海出发，因害怕遭到台民的袭击，6月初他在海上和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完成交割手续，台湾正式落入日本手中。在此之前，桦山资纪亲自率领的总督府直属部队6700多人和近卫师团1.45万人于5月29日抵达基隆外海，并在澳底登陆。“台湾民主国”和驻台清军虽然奋起反抗，但终究不敌，台北城大乱。6月5日，台北士绅为了自保，召开会议。当时还是一家杂货店老板的辜显荣（已故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父）自告奋勇，“请”日军进城。6月7日，日军进入台北城。

“中华、中华，我所至爱”

此时唐景崧、丘逢甲等“台湾民主国”领导人已经被迫内渡，抗日的中心转移到桃竹苗（桃园、新竹、苗栗）地区，主力是台湾各地的义军，包括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吴汤兴、姜绍祖和徐骧（吴姜徐合称“客家三杰”）等领导的义军。

1895年6月中旬，日军越过淡水河，向新竹推进。多路义军汇集于此，共推吴汤兴为首领，他们在尖笔山一带多次抗击日军。7月25日午夜，吴汤兴义军和杨载云统领的“新楚军”共千余人对新竹前哨发起猛烈冲击，从三面包围日军，“长达3000余米的战线上，枪声、炮声一度非常激烈”。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8月中旬尖笔山战败后，吴汤兴等义军退守彰化。8月28日，他率部与日军在八卦山激战，不幸中炮身亡。面对日军的严查，姜绍祖不忍看兄弟陆续被拉出来枪毙，于是从腰间拿出笔，并从身上撕下一块布，写下绝命诗“男儿应为国家计，岂敢偷生降敌夷”。随后，他吞食兄弟携带的鸦片烟膏自杀身亡，年仅20岁。“黑旗军”主要将领吴彭年原籍浙江余姚，在八卦山战斗中身负重伤，直到弹药耗尽，壮烈牺牲。连战祖父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吴彭年列传》中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彭年骑马略阵，马悲鸣不行。易马再出，躬自陷阵，吴汤兴、徐骧助之，奋呼力战，弹如雨下”，“城僚议弃城走，彭年力止之，曰：‘公等固无恙，其如土地何！且吾又何面目以见台人乎？’遂誓死”。

日军进占彰化后，面临严重的疫情。当地瘴气严重，又值夏天，到9月下旬日军真正健康的士兵仅两成，在八卦山就有140多士兵病死。随着战局扩大，粮食给养也成了问题，加上各地义军的拼死抵抗，日军不敢轻易南下，于是从本土调集了第二、第四师团的预备队，又从辽东半岛抽调半个师团，再配备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和宪兵队等。10月9日，日军占领嘉义，之后向台南挺进，增援的第二师团则从澎湖出发，到达台湾南部的枋寮海域。刘永福的“黑旗军”陷入日军包围，无奈之下他内渡厦门。徐骧在战斗中被炮火所伤，临死前仍大呼“中华、中华，我所至爱。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10月21日，日军占领安平，次日进入台南。历时近5个月的台湾军民武装抗日运动被镇压。

抗日义军“三猛”不懈反抗

1895年6月，桦山资纪在原台湾巡抚衙门旧址设立“台湾总督府”，6月17日举行典礼，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一天也被日本称为“始政纪念日”。当年11月，他电奏日本天皇称，“全岛已完全平定，特此报告”。天皇大加赞赏，“台湾总督府”举行庆祝大会。

结果南部民众先起来反抗，年底北部民众又围攻宜兰和台北城。其中领导台北大起义的简大狮和台湾中部的柯铁、南部的林少猫被誉为抗日义军的“三猛”。1895年底，简大狮率义军袭击台北日军，城内民众奋起响应，日军死伤300多人。后来日军得到增援，起义失败，简大狮开始打游击，1897年5月率义军再攻台北，次年义军在与日军相持数日后化整为零退入深山。简大狮潜返福建，1899年被引渡回台湾，次年3月被处以绞刑。

日本殖民当局除了极力围捕义军外，还大搞株连、滥杀无辜，企图迫使百姓不敢参加或掩护义军。相关记载显示，从1898年底到1899年3月间，高雄和屏东地区被日军屠杀的多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日军的暴行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国内也指责“台湾总督府”的无能，后者被迫重新检讨对义军的策略，改采“诱降”手段，找一些士绅买办当说客，许以道路工程等，并让义军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一些义军归顺，但林少猫不为所动。1902年5月，日本殖民当局刺杀林少猫计划失败后，开始发动全面攻击，林的尸体被找到时身中5弹，腰部被子弹贯穿。林少猫牺牲后，台湾大规模武装抗日画上句号。面对强大的侵略者，抗日义军人员有限，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背后只有福建和广东沿海百姓的支持，加上台湾没有战略回旋空间，他们的失败很难避免。但其他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仍在绵延壮大，从未停止。1915年，台南爆发由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是林少猫牺牲后武装抗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数百万台湾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蓬勃展开

日本在台湾实行“军政”统治，1896年驻守台湾的日军近3万人。宪兵则是日本占领台湾后用于控制民众的武装力量，作为日本殖民的重要暴力机关，宪兵部队遍布全台主要地点。此外还有警察，到1899年底，台湾有警官200多人，警长和警察4000多人。这里不能不提“保甲制度”，台湾保甲制的主要内容是：保约以十甲编成，甲约以十户编成，保设保正，甲设甲长。其目的是用“连坐法”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日思想或行动。

在文化教育领域，日本殖民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95年—1911年主要推行以普及日语为中心的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1919年—1931年颁布及实行“台湾教育令”“内台共学”外，强调教育服务经济建设；1931年—1945年推行“皇民化教育”，教育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经济上，日本掠夺台湾的财富和资源，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强化对台湾经济的控制，建设基隆港，运送台湾的资源到日本等。此外，日本严禁本国人吸食鸦片，却变相鼓励台湾岛上民众吸食，建立鸦片专卖局垄断其制造和经营。

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使武装反抗难以实行，台湾人民采取了非武装的反抗形式。受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一些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以提升思想文化的名义，展开宣传和启蒙活动。1914年12月，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林献堂在台北成立“同化会”，他们主张在台日本人应善待台湾人。1915年1月，“台湾总督府”即解散同化会。虽然同化会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后来的非武装斗争影响很大。

1920年1月，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蔡惠如在东京成立“新民会”，意在依据民族自决立场，对台湾人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同时谋求以合法手段争取权益。20世纪20年代，台湾蓬勃的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拉开了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文化协会”不可不提，代表人物是蒋渭水，他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曾积极从事“充满民族意识的反抗行为”，包括计划刺杀袁世凯等。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蒋渭水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吸引300人参加，最多时达到1300多人。他提出“文化治病”，提倡新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并发行《台湾民报》。台湾文化协会依托各地支部，陆续在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和台北等地设置读报社，还特别准备不少大陆发行的刊物，供民众阅览，如果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相关的报道，则用红笔圈出来。1923年9月，在台北读报社举办的台湾通史讲习会由史学家连横主讲，受到民众欢迎。上述文化启蒙活动，再度唤醒台湾人民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自豪感。1927年，蒋渭水还成立台湾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该党顶着巨大压力，把“撤废保甲制度”列入政纲。1928年，针对殖民政府想把台南一大块墓地改建成高尔夫球场，台湾民众党发动商工会和工友会等组织，开展坚决斗争。1931年，“台湾总督府”强行勒令台湾民众党解散。同年8月蒋渭水因伤寒去世。他在遗嘱中写道，“凡我青年同志须极力奋斗，而旧同志要加倍团结，积极地援助青年同志，期望为同胞解放而努力，实所至望”。

在组织文化启蒙的同时，台湾还开启了日据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20年底，林献堂和蔡惠如等人聚集在东京，最终决定采用“自治主义”路线，以“设置台湾议会”为主要诉求，在方式上则采用合法请愿。加上参与者都是台湾社会有头有脸的人士，有的与日本政界关系密切，“台湾总督府”不便直接打压。

1920年底，林献堂等人在东京为台湾议会请愿书征集签名，共征集到178人。请愿书主张设置民选台湾议会，将原本赋予“台湾总督”的特别立法权转交给台湾议会。次年1月底，第一次请愿书提交日本贵、众两院，结果都得到“不采择”的决定。之后，林献堂等人又进行多次请愿运动，其中1925年第七次请愿达到巅峰，人数达两千，坚持到1934年第15次请愿后，迫于各方压力才停止了这项运动。

台湾少数民族发动“雾社起义”

台湾各族人民都参加了抗日，其中少数民族发动的“雾社起义”广为人知。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把针对少数民族的相关政策和活动统称为“理番”。包括生计大封锁、掠夺少数民族地区樟脑和木材等资源；武力迫使族人缴械，阻挠其狩猎习俗，以使他们的祭仪无法运作，渐渐丧失核心价值信仰。殖民者还鼓励日本警察娶部落首领的女儿，不少日本警察始乱终弃或将其卖入欢场。发起雾社起义的莫那·鲁道的妹妹就嫁给了“理番警察”。

莫那·鲁道（中）

起义爆发地点雾社位于南投，当地少数民族属于赛德克人，包括巴兰社、马赫坡社等11个社。莫那·鲁道是马赫坡社的首领。1930年，日本为准备“台湾神社祭”，在雾社大肆砍伐搬运木材。林中的巨木被少数民族视为守护神灵，族人内心因此相当不安。恰在此时发生了“敬酒风波”，10月7日，日本警察吉村为搬运木材一事到马赫坡社，莫那·鲁道的儿子达道·莫那成亲，于是伸手拉吉村喝酒。不料吉村不仅拒绝，还用拐杖打人，甚至要扣留莫那·鲁道。达道·莫那气愤之下，趁深夜杀死了吉村。莫那·鲁道深知日本人肯定报复，于是在10月27日号召雾社起义。

这一天是“台湾神社祭”前一天，按惯例当地举办运动会。６个社300多人参加起义，他们共计杀死130多名日本人。“台湾总督府”接到消息后，派出飞机到雾社侦察，还从台南、台北、台中等地集结部队，镇压少数民族勇士。他们总计出动1300多名警察、1300多名军人和1500多名人夫。经过40多天的“围剿”，莫那·鲁道被迫自杀。他的长子在弹尽粮绝之际，与伙伴各自选了粗壮的大树上吊，一同“奔赴彩虹桥（祖灵故乡）”。这次起义被称为“第一次雾社事件”。

此次事件后，500多名部落的老弱妇孺遭拘捕，被关押在道泽社等两处收容所，名为收容所，实为“集中营”。1931年4月25日深夜，日本人挑唆道泽社率领200多人突袭收容所，杀死马赫坡等六社200多人，史称“第二次雾社事件”。六社遗族此时只剩下不到300人。雾社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曾这样形容，“1930年台湾的各种社会运动，因雾社起义的突发，而有如群星在太阳照耀下黯然失色”。

光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回到家立刻改说闽南语

雾社起义是日据后期为数不多的武装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化了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1934年，“台湾总督府”举行会议通过了“台湾社会教化纲要”，试图引导台湾人信奉日本宗教，同时奖励学习“国语（日语）”。具体措施包括在各部落（村）设立“国语”讲习所，进一步要求公务机关、银行、公司等只能使用“国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皇民化”进入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阶段，殖民者试图消除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不仅要求台湾人说日语，还要穿和服、住日式房子等。1940年，殖民政府公布更改姓名办法，要求台湾人抛弃汉姓，改用日本姓。

日据末期，在日本人的严密看管下，台湾已无爆发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可能，但即便如此，民众并没有屈服。有台南民众大骂用日语和他打招呼的台湾人，“竟然还有混蛋讲‘国语’？台湾人讲台湾话”。在“国语讲习所”里，真正熟练掌握日语的并不多，多数民众都是消极应付。公务人员和学生等虽然在公共场合被迫说日语，但回到家立刻改说闽南语。在文艺领域，作家赖和一生创作的作品，大都是殖民地的抗议文学，受他影响的吴浊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悄悄写就长篇抗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

还有相当多人跨海来到大陆，认为“欲救台湾，先救祖国”，在祖国大陆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比如李友邦1939年在浙江成立“台湾义勇队”，主要从事对敌政治、医务诊疗等工作。丘逢甲之子丘念台1938年在广东成立“东区服务队”。1941年2月，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党等5个团体发起组建台湾革命同盟会，达成台胞抗日力量在大陆的大联合。

台湾青年到大陆学习

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着台湾。台湾被割让后，一些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学习，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他们中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是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日后台湾共产党的重要成员如谢雪红、林木顺等都在此学习过。谢雪红出生在台湾彰化一个穷苦人家，16岁时身为童养媳的她便被送到台南糖厂做女工。1919年她到山东，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1925年8月，谢雪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和爱人林木顺接受党的安排，分别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0月，两人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次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台共在岛内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发展极为不易。1931年6月到9月，日本人对台共展开全岛性大搜捕，谢雪红等107人被捕，其中49人被判刑。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对于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中国共产党也给予大力支持，派出党员张一之直接协助。

国民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也发出“复台”呼声。“恢复台湾，巩固中华”是孙中山毕生的心愿。

1943年11月，中美英首脑相聚开罗，收复失地是中国的明确立场。中方代表王宠惠将原稿中“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特别是包括满洲和台湾，归还中国”，改为“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负责接收台湾。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日方代表为“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等。签字仪式结束后，陈仪即席广播，正式宣布台湾日军投降，“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1946年，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50年的抗日史，就是台湾同胞的爱国史

无数次的奋斗，无数人的牺牲，终于换来了台湾的光复。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台湾同胞没有缺席，台湾的光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抗日的这50年，到底是什么支撑台湾同胞？林献堂说，“应知台湾同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赴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民族主义者”。作家吴浊流写道，“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热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可以说，一部50年的台湾抗日史，就是台湾同胞的爱国史。（鲲屿哨所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