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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思想差异怎样解决》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6-03-10 09:27

精心挑选《思想差异怎样解决》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三观不同的朋友,该如何经营这份友情

一个读者问:“我感觉和朋友的三观都不太一样,还能做朋友吗?”


如果是学生时代,其实三观都还在形成,没有经历过社会磨练,说这一切都还太早,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未知,但三观不一样的人,是很难维持友情的。



我的一个老同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寝室,可以说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些默契,对方出门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喜欢吃什么,玩什么,甚至吃饭的时候手指是什么姿势都一清二楚,但这些年也没有了联系,有时候任何人成不了朋友,不是感情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距离问题,而是两个人,不是一路人。


很多人,明明以前相处还不错,但年龄越大,你会感觉到一个现象——没得聊。



不要忽视这个现象,要知道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人生梦想,作为真心实意的朋友,怎么会没得聊呢?上学那会儿,每天就是上课下课吃饭睡觉,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枯燥,也不会有这种现象,不是吗?怎么长大了,就没得聊呢?


不是没得聊,是聊不到一起去了。



那次,朋友问我:“你做的那什么友情平台,有什么用?”


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创建平台的理念、想法和目标,其实都已经在平台上进行了公告,你不去看,也不去了解,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还要解释一遍吗?但我还是解释了,换来的就只有对方摇摇头,一脸不屑。


这就是所谓的三观问题,朋友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所说的“没用”我也理解,怕我做这个东西浪费时间,怕我耽误正事,可有些东西,并不是“有用”就能概括的,你认为没有意义,我却认为不可缺少。



有些话题,真不是用误解或者看法不同就能解释的,那是真正的三观问题,三观不同,对人生、生活甚至行为的理解就不同,思考东西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层次,你进入不了对方的世界,对方也不在乎你是不是能够融入。



当然,有的人不联系,三观不同,也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只是不能成为知己罢了。


平时相互挂念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打个电话,毕竟虽然观念不一样,感情也是还在的,尤其是很多年积累的交情,那是扯不断的,我们还是可以相互信任的关系。



三观不合,就无法做到无话不谈,尤其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心态、思维和性格都在改变,我们要面对的,是不断变陌生的彼此,那么保持适当的空间,也是维持这份友情的良好方式


友情最重要的,还是内心中的那份在乎和珍惜,不言不语,也可以相互守候。


放轻松吧,其实多数曾经要好的朋友,总是要接受彼此的不断改变,而友情的维持只能顺其自然,若是注定分道扬镳,我们只要彼此祝福,互不打搅,过好自己的生活,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十章 东西方思想的差异

第十章 东西方思想的差异

第十章 东西方思想的差异

CHAPTER Ⅹ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Thinking

伊文斯-温茨博士曾经委托我针对一部能够彰显出重要的东方“心理学”思想著作写一个书评。在这里我不得不使用引号,以此说明我对使用这一字眼的犹豫。可能我指出这一点并非多余之举,即东方并没有发展出相当于西方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只有哲学或形而上学。作为现代心理学之母,批判哲学对于东方人而言,就如同对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十分陌生。因此“心智”这个词就像东方人的用法一样,具有形而上学的内涵。而在西方的概念中,这个词从中世纪以来就已经失去了这个含义,而今,这个词用来表示一种“心理功能”。尽管事实上我们既不知道,也无须假装知道“心理”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却可以应对有关“心智”的现象。我们并未假定心智是一种形而上的实体,或者在个体心智与假设的宇宙心智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因此,我们的心理学是一种纯粹的现象科学,而不具有任何的形而上含义。西方的哲学在最近两百多年里,已经成功地将心智孤立出来,将其限制在固定的领域,从宇宙的原始完整性中切割出来。人类自己不再是小宇宙,不再是宇宙的理想形象,他的“灵魂”不再是圣体合存的火花,或来自世界之魂的火花。

因此,心理学将所有形而上的论断和主张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认为这些都是针对源自无意识倾向的心智及其结构而做出的陈述。心理学并不认为这些陈述绝对有效,甚至能够构建某种形而上的真理。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工具来帮助我们确定这种态度是否正确。我们只是知道没有证据,也没有可能去证明诸如“宇宙心智”这类形而上的假说。如果我们的心智断定有一个宇宙心智存在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断言而已。我们并不会认为,通过做出这样的断言,宇宙心智的存在性便被确立起来。这种推理虽然不可辩驳,却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结论完全正确。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智很有可能就是某种宇宙心智的显性表征。只不过我们并不知道,甚至无法看到,如何才能辨认是否确实如此。因此心理学相信:除了自身之外,心智是无法确立或断定任何事物的。

那么,如果接受这些强加给我们心智能力的限制,我们便能体现出自己的常识水平。我承认这有一种牺牲的意味,因为我们就此告别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一个允许由心而造的万事万物自由生长的世界。这是一个原生态的世界,甚至其中的各种无生命物也被赋予了一种充满生命力、治愈力的神奇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它们与我们相交相融。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明白,它们的潜力便是我们的潜力,它们的意义源自我们的心理投射。哲学认识论只不过是迈出人性幼稚期的最后一步,进而走出那个满是由心造之物构成的、形而上的天堂和地狱。

然而,尽管这种认识论的批判不可避免,我们仍牢牢地抓住宗教信仰,坚信心这一信仰的器官能够帮助人类认识上帝。于是西方人发展出一种新型疾病: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基于判断的某种失误,科学的批判性哲学逐渐演变成对形而上的否定;物质被假定为一种有形的、可以辨识的现实。但是,这全然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是由那些没有批判精神的头脑做出的假设。物质是一种假设。当我们说“物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正在制造一种对未知物的象征,此物同样也可以被说成“精神”或其他东西,甚至也可以被说成是上帝。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宗教信仰却拒绝放弃其未经批判的世界观。与基督教诲相悖的是,虔诚的信徒们努力保留孩童身份,却不是像孩童一样成长。他们墨守着孩童世界。一位著名的现代神学家在自传中坦承:“从童年时期开始,耶稣就一直是他的好朋友。”耶稣堪称做人的典范,敢于传播与祖辈不同的宗教。但是“耶稣的效仿者”却看似并没有效仿耶稣在事业伊始之际所做出的心智和精神上的牺牲,若没有这种牺牲,耶稣也就不会成为一名救世主。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源自双方对彼此的误解。科学唯物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假说,而且这也是一种知识性的原罪。它给现实的至高原则起了一个新名字,并认定此举推翻了旧事物,创造了新事物。无论我们把万物存在的至理称为“上帝”“物质”“能量”,还是别的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创造任何事物,我们仅仅是改变了一种象征符号而已。不管怎样,唯物主义者都是形而上学家。而信仰却力图在纯粹情感的基础上,保留一种原始精神状态。它不愿意放弃与心智所创造并具化的各种形象保持那种原始幼稚的关系,而愿意在权威、负责、仁慈的父母庇护下,继续享受充满安全自信的世界。信仰可能包含一种对理智的牺牲(倘若尚有理智可供牺牲的话),但是却不包括对情感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信徒们则可以一直保持孩童身份,而不必成为孩童,也不必获得新生,因为他们从未失去过。况且,信仰总是与科学冲突,从而被放逐、弃置,因为它拒绝在我们时代的精神冒险中做出让步。

任何诚实的思想家都不得不承认,所有形而上的立场,尤其是所有的信条,都是不可靠的。他也不得不承认,所有形而上的断言都是无法保证的,他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类的心智有那个能力,可以提着自己的鞋带将自己拎起来,也就是指,建立任何超验的东西。

当人们突然意识到认知是一种心智能力,一旦超越人性层面,成为一种心理投射的时候,唯物主义便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反应,应运而生。这种反应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只受过一般哲学教育的人,根本无法看透其中隐含的本质,意识不到“物质”只不过是至高原则的另一个名字而已。与此相反的是,对信仰的态度则显示出人们是多么不情愿接受哲学批判。它也展示出人们是多么害怕放弃所抱持的那种童年安全感,害怕堕入一个陌生未知的世界,一个不由人类力量统辖的世界。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人类和所处的环境始终保持不变。人类只需要意识到,他是被禁锢在自己的心智当中,无法跨越,即使精神错乱,也无法解禁;需要意识到,他的世界或者神灵们的显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精神状况。

首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心智的结构影响着我们所断言的任何形而上的事物。我们也已经开始懂得:理智并非一个“自在之物”或一种独立的精神能力,而是一种依赖于整个心理状况的心理功能。任何哲学叙述都是具体时间和地点中的人格产物,而不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粹逻辑程序的产物。由此说来,它基本上是主观的,它是否具有客观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究竟多少人会观点一致。作为认识论批判的结果,将人封闭孤立在自己的心智之内,自然会导致心理学的批评。这种批评并不受哲学家们的欢迎,因为他们喜欢将哲学理性视为完美的、绝对的哲学工具。然而,他们的这种理性只是一种取决于个体心理的功能,除了受到环境影响之外,还要在所有方面受到主观条件的制约。我们确实已经对这样的观点习以为常,即“心智”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普遍特征,它已经或多或少变成了个人事务,再难寻觅到以往作为“理性之魂”的那种宇宙宏观层面。如今,心智被理解为一种主观,甚至武断的东西。既然从前假定存在的那些“普遍理念”被认定为精神原则,那么我们也恍然大悟:之前所谓的对现实的全部体验都是心理性的;实际上,我们所有思考、感受或知觉到的事物,都是一种心理意象,整个世界的存在也仅限于我们所能构制出的世界的意象而已。我们对自己受困于或受限于心理的事实,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我们已经准备好承认,心理之中确实存在着我们甚至一无所知之事,我们将其称为“无意识”。

由于深刻地意识到心智那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主观性,意识到心智那从小到老,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产生投射和幻觉的倾向,因此看似普遍且形而上的心智被窄化,缩聚到个体意识这个狭小圈子中。因为害怕这不受控制的主观性,许多有科学头脑的人,甚至纷纷牺牲了自己的宗教和哲学学识。为了弥补我们失去了这一血脉相连、同气连枝的世界,我们培养出了对“事实”的热情——堆积如山的事实,远远超过任何个人可以调查的能力。我们有着虔诚的愿望,但愿这些随手积累起来的事实能够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但是没有人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人类的大脑没有可能理解如此庞大数量的、大批量制造的知识。我们被湮没在事实当中,但是若有谁胆敢对事实进行推测的话,就必然会付出良心为代价——而且势必如此,因为他任何的推测都马上会被事实抓到漏洞。

西方心理学把“心智”视为心理的精神功能。它是个体的“精神状态”。一种非人格化的“普遍心智”仍然需要哲学领域来面对,在哲学领域中,它似乎是一种原始人性“灵魂”的遗迹。虽然看起来我们对西方的前景描述可能有些过激,但我觉得它不会过于背离事实。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开始面对东方的精神状态,此类事情就一定会出现。在东方,心智是宇宙的要素,是存在的本质;而在西方,我们则刚刚开始理解它是认知的核心条件,因而也是世界认知性存在的核心条件。在东方的宗教和科学之间,不存在冲突,因为东方的科学并不是建立在对事实的热忱之上的,东方的宗教也不仅仅建立在信仰之上。在东方,既有宗教性的认知,也有认知性的宗教。在西方,人无比渺小,上帝的恩典则无所不在;但是在东方,人即神,他需要自我救赎。藏传佛教中的诸神虽然归属于虚幻的独立空间和由心而造的投射,但他们毕竟存在;但在西方人看来,幻觉就是幻觉,因而其实什么都不是。这是一种悖论,但却是非常真实的情况,即对西方人而言,一种思想并不具有与之适应的现实,我们对待思想如同子虚乌有。即使思想本身是正确的,我们也认为此思想的存在,只是凭借着某些可以构成该思想的事实而已。虽然我们能够借助并非实体存在的思想的不断变化,制造出最有破坏力的事实,如原子弹,但是如果说思想本身可以构建现实,则会被西方认为纯粹是无稽之谈。

“心理现实”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如同“心理”或“心智”。有些人用心智的概念来理解意识及其内容,而有人则接受“黑暗”或“亚意识”的表征的存在。有些人将本能纳入心理的领域,另一些人则将其排除在外。大多数人认为心理是脑细胞生化反应过程的产物。不少人推测,正是心灵促使大脑皮层细胞发挥作用。有部分人将“生命”等同于心灵。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把心理现象视为存在范畴的本身,并由此得出结论。确实让人觉得悖谬的是:存在的这个范畴,即心理,是一切存在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却需要被当作仅仅是半存在而已。心理存在是所有存在中唯一一种能够被我们直接认识的范畴,因为任何事物首先需要表现为一种心理意象,才能被我们所认识。只有心理存在才是可以立即进行验证的。如果世界到了一种不再呈现任何心理意象形式的程度,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是实际存在的了。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例外的事实(如在叔本华的哲学中),但也是西方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一个事实。可叔本华也是受到了佛教和《奥义书》的影响。

若对东方思想有些许了解,就足以了解东西方的基本差异。东方思想建立在心理现实之上,也就是将心理作为存在的主要和独特条件。这种东方的认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心理或性情事实,而不是哲学推理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内倾型的观点,与西方典型的外倾型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内倾与外倾被认为是与性情或体质相关的态度,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特意选择的。在一些例外的情形中,这些态度会随意生成,但只限于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内倾是东方的“风格”——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是一种习惯性的、集体的态度,这就如同说外倾是西方的“风格”一样。内倾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的、应该反对的事物。弗洛伊德将其视为一种自我意淫、“自恋式”的心态。他对内倾所持的否定立场,与现代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如出一辙,指责内倾抵触了团体情感。然而,在东方,西方人所珍爱的外倾却被贬低为一种虚幻的欲求,贬低为轮回中的存在,因缘链的核心在世间所有磨难中达到顶峰。任何对内倾与外倾相互贬低的情况有实际了解的人,就会明白东方与西方观点立场中的情感冲突。对那些了解一些欧洲哲学史的人而言,从柏拉图时期就开始的关于“普世”的痛苦争论,可以用来解释一二。我不想细述内倾与外倾之间冲突的细枝末节,但是我必须谈谈这一问题的宗教层面。西方的基督教徒把人视为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恩典,或至少依赖于教会这唯一神圣的世俗救赎工具。但东方人坚持认为,人是其自身得以更高发展的唯一动因,因为东方人相信“自我解脱”。

宗教的观点总是在表达并且构建其核心的心理态度和特有的成见,甚至在人们已经遗忘自己的宗教,或从未听说过自己的宗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姑且不论任何情况,就西方人的心理而言,完全是基督教的。德尔图良所说的“天生的基督徒之灵魂”(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被整个西方世界奉为真言——如他所料,不是从宗教意义而言,而是从心理层面的意义而言。上帝的恩典来自别处,无论如何,是来自外部。其他任何观点都是异端。我们因此很容易理解人类的心理为何会被低估。任何人胆敢在心理和上帝之间建立联系的话,马上就会被指责为“心理主义”,或疑似病态的“神秘主义”。相反,东方会富有同情心地包容这些“低端”的精神阶段,因为此刻的人类已陷入业力的无知无明,仍纠结于原罪,对神佛的绝对笃信折磨着自己的想象力,而如果他再仔细看看,这些绝对的神佛其实空无一物,只是他那尚未开悟的心智所编织出的幻觉面纱而已。因此,心理如此重要,它是覆载一切的气息,是佛性的精髓;它是佛心、太一至尊、法身。万有皆源起于它,万殊也复归于它。无论东方人信仰何种教义,都是深植于他每一丝血肉,渗透入他所有思想、情感和行为中的基本心理偏见。

同样,西方人大多是基督徒,不管属于哪个教派,在他看来,人的内心极为渺小,自己也不值一提;何况,如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言:“在上帝面前,人永远都是错的。”通过恐惧、悔恨、承诺、顺从、自谦、善行和颂扬,人得以取悦并安抚那伟大的力量,但这力量不是来自人本身,而是“全然他者”,来自绝对完美的“外部”,那才是唯一的现实。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这一公式,用其他力量来取代上帝,如俗世或金钱,便可以得到西方人的完整画面——在追求财产、健康、知识、技艺、公共福利、政治力量、竞争等世俗的产物时表现出来的勤勉、担忧、虔诚、自谦、进取、贪婪和暴力。我们的时代最流行什么?不过是试图攫取他人的财产和金钱,竭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和金钱。因此,心智主要被用来发明各种适用的“主义”,来隐藏真实的意图或掠夺更多战利品。我尽力忍住不去描述如果东方人忘记自己的佛性理想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西方成见在这里不公平地占据上风。但是我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有这个可能让东西方互相模仿彼此的观念,或者这样做是否确实恰当?两者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所以很难看到这样做有任何合理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具有任何可取之处了。我们无法令水火相容。东方人的态度会令西方人显得愚蠢,反之亦然。我们不能既是一个基督徒又自我救赎,也不能既是佛教徒又信仰上帝。较好的办法是接受冲突,因为接受冲突意味着如果有任何解决途径的话,那便只有某种非理性的方法了。

西方人开始熟悉有关东方精神的种种奇特事实,实属天命难违。刻意贬低这些事实,或在裂缝之间搭建错误和狡诈的桥梁,都是毫无用处的。与其机械地学习东方的精神修炼技术,再以完全基督教的方式,以一种同样被迫的态度加以模仿——效仿基督,还不如找出是否在无意识当中存在一种内倾的心理趋向,类似于东方的那种指导性精神原则。我们应该有能力用西方的方法来打造属于西方人的根基。如果我们直接从东方攫取这些东西,那只不过是在放纵西方的占有欲,再一次确认“所有好东西都在外面”,因此我们必须从外面取得,再灌进我们贫瘠的灵魂。在我看来,当我们明白自己心理所容纳的已经足够丰富,不必再从外部进行填塞,并且认为不论有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都能够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实实在在地从东方学到一些东西了。但是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如何处理西方人精神上的傲慢和亵渎神明的那种我执,我们才能够开始这一伟业。东方的态度与仅适用于基督教的那些价值观相抵触,对此视而不见并无益处。如果我们新的态度是要保持真诚,也就是说,要植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那么要获得这种态度,就需要完全了解基督教价值观,完全明了这些价值观与东方内倾态度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内心,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不是外部,来获得东方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对无意识是多么惧怕,我们对无意识的抗拒力是多么强大。因为这些抵触心理,内倾心智自我解脱的力量这一在东方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事物,在西方人看来却是令人心生怀疑的。

心智的这一面往往不为西方人所知,尽管它是构成无意识的最重要的元素。许多人完全否认无意识的存在,或者他们认为,无意识仅仅是由本能构成的,或者由其他曾为意识的一部分、后来受压抑或被遗忘的内容构成。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认为东方所说的“心智”更接近我们的“无意识”,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含义,因为西方的这一含义几乎等同于意识(理智、头脑、想法)。对我们而言,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便是不可思议的;这等同于心理内容与自我的关系。如果没有自我,也就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任何事物。因此,自我是意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然而,东方心智却能够毫不费力地想象出一种没有自我的意识。意识被认为是可以超越自我的限制。确实,在自我的“高级”形式中,自我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西方人看来,如此没有自我的精神状况只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了自我,就根本没有目击证人来证实这一精神状况。我并不怀疑存在着某种超越意识的精神状态。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就意味着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意识。我无法想象出一种有意识的精神状态会与自我不相关。自我的潜力可以被消解(例如,剥夺自我对其肉体的感知能力),但是只要还存在对事物的感知,就必须存在某个感知的个体。但是,无意识是一种没有任何自我可以感知的精神状态。我们只有通过间接的途径才能最终意识到某种无意识的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患者精神失常的时候,人格中显现出来的无意识碎片便会从患者的意识中分离出来。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无意识的内容与任何堪比自我的无意识中心相关。事实上,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中心根本不会存在。

东方人可以如此容易地消解自我,这一事实指出,东方人的心智与我们的“心智”不尽相同。在东方与西方的思维中,自我所起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同的。东方心智看似较少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的心理内容与主体的关联似乎比较松散,而且似乎更为强调一种消解自我的精神状态。此外,哈他瑜伽也似乎主要被用作一种通过约束那些难以驾驭的冲动来消除自我的方法。毋庸置疑的是,较高层次的瑜伽力求达到三昧入定,寻求一种完全消解自我的精神状况。我们所说的“意识”这个字眼,完全是一种低级状态,即一种无明的状态,而我们所称的“意识的黑暗背景”则被认为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意识。因此,我们“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便是“菩提”所对应的欧洲表述,表示开悟的心智。

基于这些观点,东方形式的“升华”意味着将心理重心从自我意识中撤离出来,而自我意识则处在肉体与概念化的心理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苦行,即各种修行,来征服和掌控心理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半生理的层面。与西方熟悉的升华概念不同的是,这些心理层面并没有受到至高无上的意志力的否定或压抑。相反,经过哈他瑜伽耐心地修炼,低级的心理层面得以改造和重塑,直至不再干扰“高级”意识的发展为止。这一独特的过程似乎得益于一个事实,即自我及其欲望不得不受制于更重要的事,东方人习惯性地更加强调“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我这里所说的“主观因素”指的是意识的“黑暗背景”,即无意识。内倾心态的一般性特征都是十分强调统觉的先验资料。如我们所知,统觉行为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对客体的知觉,其次是将知觉同化吸收为某种预先存在的模式或概念,借此来“理解”该客体。心理并非某种空空如也的虚无之物,而是由各种明确的情境及其在不同情境中的具体反应所构成的一个确定的体系。任何一种新的心理表征,无论是一种知觉,还是一种自发的想法,都会激发一些联想,一些源自记忆储存库的联想。这些联想立即跃入意识,制造出有关某种“印象”的复杂景图像,尽管事实上对这印象已经有了某种解释。这一印象特性赖以产生的无意识倾向,就是我所谓的“主观因素”。它应被定性为主观,因为首次的印象很难具有客观性。若要对主观因素的即时反应进行修正和调整,则通常需要经过一个颇费周章的核实、对比和分析过程。

主观因素的凸显并不意味着某种“个人主观主义”,尽管外倾心态时刻准备将主观因素斥为“无他,唯主观而已”。心理及其结构具有充足的现实性。它们甚至可以将物质的客体转化为心理意象,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它们感知的不是声波,而是声音;不是波长,而是颜色。所谓存在,即我们所见所悟。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被看见、感受和理解。与纯粹的个人偏见颇为不同的是,心理用自己的方式对外部事实进行同化吸收,而其方式最终则是完全基于统觉规律或模式的。这些规律不会改变,尽管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方,人们会用不同的说法来称呼它们。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害怕巫师,处在现代阶段的人们则对细菌感到焦虑。彼处的人们相信鬼神,此处的人们则相信维生素。彼时的古人会被邪魔附体,而今人类所遭受的来自思想等物的困扰却一点也不比古人少。

主观因素归根结底是由心理功能中的恒定模式构成的。任何依赖主观因素的人,便是将自己立足于心理规律的现实之中,因此,人们很难说他做得有什么不对。如果他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向下延展了自己的意识,去触及心理生活的基本规律,他就会掌握一种真理。如果心理不遭受诸如外部、世界等非心理因素的毁灭性干扰的话,它也会自然发展进化出这种真理。无论如何,他所获得的这一真理堪比他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而获得的所有知识的总和。西方人相信,只有经过外部事实的检验,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真理。我们相信的是对自然最精确的观察和探索,我们的真理必须与外部世界发生的行为相一致,否则它就仅仅是“主观的”而已。正如东方人不愿注目物质的舞动,不再关切空幻境界的百变幻相一样,西方人用同样的方式躲避无意识,躲避无意识那些没用的幻想。但是,尽管东方人具有内倾的心态,他也完全通晓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同样,尽管西方人具有外倾心态,他也有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心理及其所有需求。西方人有一种叫作教会的机制,正是教会通过各种仪式和教义,让人们的未知心理得以表达。无论如何,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都不仅仅是西方的发明。东方人的发明有些陈旧,甚至原始。但是与瑜伽相比,我们在精神洞见和心理技术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竟如此落后,一如东方的占星术和医学之比较于西方科学。我并非要否认基督教会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将罗耀拉式修炼与瑜伽相比,大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两者之间确有不同,而且是十分显著的差异。从罗耀拉式修炼直接跳到东方瑜伽的水平,无异于让亚洲人突然转变成为夹生的欧洲人,都是不足以取的。我对西方文明享有的优越深表怀疑,对于西方人采纳东方精神也具有同样的疑虑。然而,这两个相悖的世界已经相遇了。东方正处于全面转型中,被彻底打乱。甚至连欧洲战事中那些最高效的战争手段,都被东方成功效仿。而我们的麻烦看似更多地来自心理。我们的枯萎源自意识形态——这些被期盼已久的反基督意识形态(Antichrist)!我们在庄稼歉收、洪水泛滥、恶疾传播、外族入侵等方面,已经得到更为周全的保护,但相比之下,我们自身那凄惨的精神低劣性,在面对心理瘟疫时却似乎没有丝毫抵御之力。

西方人的宗教态度也是外倾的。如今若是说基督教意味着对世界和生命的敌意或漠视,一定会平白地冒犯许多人。相反,好的基督徒是快乐的公民、进取的商人、优秀的战士,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世俗的财富通常被认为是对基督教徒行为的特别馈赠,而且在天主的祷告词中,用来指代面包的形容词意为“超物质的”,这个词早已经被省略了许久,因为真正的面包显然更有意义!因此,讲到这里便可顺理成章地推断出外倾性的宗教态度是无法把这样一种心理归功于人类自身的发展的:这种心理,并非全部来自外部,来自人类的教诲或神赐,还包含一些不是由外而内的东西。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断言人类内心具有某种可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东西,那完全就是一种对上帝直截了当的亵渎。我们的宗教里没有任何说法来鼓励人的心智中存在的自我解救的力量,然而一种非常现代的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或“情结心理学”——却能够预见到某些无意识过程很有可能具有这种力量,凭借这些过程的象征意义,可以弥补意识态度中的缺陷和迂曲。一旦通过分析心理学的手段将这些无意识的补偿上升为意识,它们就会对人的意识态度产生某种改变,于是我们才有资格说,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无意识补偿过程,所以我们依赖于无意识心理或“上帝的恩典”——名称无关紧要。然而,如果没有分析方法的技术支持,无意识过程本身也是无法成为意识的。当无意识被引导到意识表层时,它所揭示的内容与平常流露出的意识思维及感受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反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就不会有补偿作用了。首次的效果却往往是一种冲突,因为意识态度会抵制那些显然不被接受的外来倾向、思维、情感等的入侵。一旦这种完全异质的、无法接受的心理内容入侵意识,所造成的最触目惊心的例子就是精神分裂。当然,精神分裂症已经是严重到涉及病态的心理扭曲和膨胀的问题了,但任何对正常状态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轻易地辨别出这些行为模式潜在的相似性。事实上,这也就是人们从神话及从其他古老思维的形成中都能够找到的同一种想象。

在正常情况下,每一种冲突都能够刺激人的心智,找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对西方人而言,意识的观点往往会断然做出反对无意识的决定,因为任何源自内心的事物都会遭遇偏见,被视为低劣或谬误。但是针对我们目前讨论的情况,西方也默默地认同了那些明显无法兼容的心理内容不应该再被压抑,应该接受并经历这种冲突。最初,看似没有任何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而这一事实也必须被耐心地忍受。于是,悬而未决的冲突所形成的胶着,便使得无意识渐渐闪现——换言之,暂停的意识便会在无意识中制造出一种新的补偿性反应。这种反应(通常在梦中得以显现)便会伺机进入意识,受到意识的察觉。因此,意识的心智便会目睹心理新的一面,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激发出不同的心理问题或改头换面的老问题。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原本最初的冲突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整个过程被称为“超越功能”。这既是一个心理过程,也是一种方法。制造无意识的补偿作用是一种自发性的过程;而被意识觉知则是一种方法。这一功能被称作“超越”,因为它通过让对立面相互对峙,来帮助个体从一种心理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

以上是对超越功能的一种十分简略的描述,而读者们若要了解详情,就要阅读文章脚注中的文献。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请大家留意这些心理学的观察和方法,因为这些观察和方法会指明途径,引导我们找到前文中所指的那种“心智”。这是一种由想象制造出的心智,是所有能够让统觉感知其独特模式的母体。这些模式内存于无意识的“心智”中,是无意识心智的构成要素,而且只需这些要素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神话的母题可以无处不在,甚至在不可能有民族迁徙的地方也会出现。梦、幻想和精神失常所制造出来的意象与某些神话母题竟如此相同,而当事人对这些神话母题根本一无所知的,甚至也没有间接地从民间流传的比喻或《圣经》的象征性语言中获取相关知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病理学,如同无意识的心理学一样,表明这些古老题材的出现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无意识究竟是如何构成的,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它所包含无数的古老的母题或模式在本质上与产生神话及类似思想形式的那些观念是同宗同源的。

因为无意识是一种基源心智(matrix mind),所以关乎创造力。它是各种思想形式的诞生之处,如我们文中所谈及的“宇宙之心”。既然我们无法赋予无意识任何具体的形态,那么东方人所断言的无形宇宙之心,即无色界(arupaloka),是所有形态的源泉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便是看似有理的了。既然无意识的形式或模式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间,看似永恒,那么一旦这些形式被有意识地觉察之后,它们便传达出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独特感受。我们在原始心理学中找到了类似的陈述。例如,澳大利亚土著所说的aljira,既意味着“梦”,也意指“冥界”,以及祖先曾经并且依然居住的那个“时空”。如他们所言,那是一个“没有时间的时空”。这看起来就是对无意识及其所有特性所进行的一种明显的具象化和投射——它梦中的示现,它构想中的先祖世界,以及它那超越时间的永恒性。

因此,一种内倾的态度将其关注从外部世界(意识的世界)撤回到内心,并锁定在主观因素上(意识的背景),便必然会召唤出无意识的示现,也就是渗透着“祖先”或“历史”感的那些古老的思想形式,甚至还会超越这些,出现无常感、无时感以及合一感。合一性的特独感受是不同形式的“神秘主义”所具有的一种共同体验,可能源自不同心理内容的混杂,而且当意识趋弱时,这种混杂就会越强烈。在梦中以及特别是在精神失常时的表现中,心理意象几乎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混杂,这都证明了它们源自无意识。相较于各种清晰可辨的意识形式,无意识的心理内容模糊得令人不可思议,因此便可能受到任何程度的侵染与混杂。如果我们试想一下一团混沌的状态,那么我们必然会有万物合一的感觉。因此,如果说那种独特的合一感的体验是来自对无意识所有混杂内容的微妙觉察,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借助超越功能,我们不仅获得了通向“唯一之心”的途径,而且逐渐理解了为何东方人会相信自我解脱的可能性。如果通过内省,通过有意识地去觉知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就可以转变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解决痛苦冲突的话,那么此人就有资格去谈论“自我解脱”。但是正如我已经暗示过的那样,在这自我解脱的骄傲宣言中,仍有一丝不足,因为人无法随意制造这些无意识的补偿作用。他不得不依赖于无意识的代偿作用出现的一种可能性。而且他也无法改变这种代偿作用的特性:它只能如此,否则便一无是处。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东方哲学却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如此重要的事实。恰恰是这一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西方观点的合理性。看起来,西方人心中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认为如果希望一切都好的话,人注定要依赖于某种黑暗力量,并且需要与之合作共处。确实,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无意识不再合作,人便旋即陷入迷茫,甚至是在做着最为日常的活动。他有可能出现失忆、动作失调的状况,或者失去兴趣,无法专注;而这种缺失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扰,或致命的事故、职业崩溃,或道德沦丧。过去,人们称之为倒霉中邪;现在,我们倾向于称之为神经症,并且将病因归为缺少维生素、内分泌失调、过度劳累或者压抑的性欲。我们之前从未想过无意识的配合作用,总是认为它理所应当的,可一旦它突然消失,我们才知道无意识的合作是多么重要。

与其他民族相比,例如与中国人相比,白人的精神平衡,或直白地说,白人的头脑,看起来是他们的弱点。我们自然总是试图尽量远离自己的弱点,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外倾性心态总是通过操控周围环境来获得保障。外倾性总是伴随着对内在人格的不信任,当然,这是指如果他确实能够感知到自己内在人格的存在的话。况且,我们都倾向于贬低自己所害怕的事物。一定存在着某种原因,让我们绝对相信“理性的一切均源自感性”,这是西方外倾性的座右铭。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这一外倾性之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关键的事实在于,无意识的代偿作用无法受到人的操控。我知道瑜伽对自己能够控制无意识的过程而自豪,因为这使得整个心灵中发生的一切都受到最高意识的操控。我丝毫不怀疑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只有让意识与无意识完全一致,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这种东方式的认同相当于西方对“绝对客观”的癖好,如同机器般地听从于一个目标,服从于一个观念或理由,不惜以抹去所有内心生活的痕迹为代价。从东方的观点来看,这种绝对客观性令人震惊,因为它意味着完全等同于轮回;相反,对西方人而言,三昧入定无非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梦境。在东方,内在的人格牢牢把持着外在的人格,外部世界没有机会将他与深植于心的那个自己撕裂;而在西方,外在的人格已经上升到如此高高在上的地位,以至于西方人完全疏离了自己最为内在的生命。唯一之心、太一境界、无常以及永恒,始终是唯一天主的特权。人变得渺小、无用,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我认为,我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无论这两种观点是多么针锋相对,它们都有其心理学上的理由。但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因为它们都没有看到,也没有思考那些与自己的传统态度相左的因素。一个低估了意识的世界,另一个低估了唯一之心的完整的心灵世界。结果便是,当两者走向极端状态时,各自都失去了半个宇宙;它们的生命都完全被阻断在现实之外,都变得做作,渐失人性。在西方,有一种对“客观性”的狂热,科学家或经纪人对其苦苦追求,为了理想(或也称不上理想,无非是目标而已)而丢弃了生活中的美和共通性。在东方,则有着回归到本性式微的心理所拥有的智慧宁静、勿执和舒缓,却抛下了生命中所有的(或者说,应该有的)那些悲喜。难怪两种观点的片面性都在文化中产生了如此类似的隐修思潮,确保了隐士们、圣人们、和尚修道士们或科学家们,能够矢志不渝地坚守着单一的目的。我无法对这种片面性进行驳斥。人,作为自然或人类自己最伟大的实验,显然是有资格致力于这样的追求的——只要他能够忍受这些追求即可。没有这种片面性,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会展示出其缤纷的多样性。可我依然觉得,试图去理解双方的观念并没有任何坏处。

西方的外倾性和东方的内倾性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意图: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征服生命那纯粹的自然性。这是心智对物质所下的断言,是对抗天性的成果,一种人类年轻气盛的症状,仍然会享受本性创造出来的、最有威力的武器所带来的快乐,也就是运用意识心智的快乐。在遥远的未来,当人类步入成年之后,也有可能进化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理想状态。到那个时候,就连征服也不再会是人类的梦想了。

此篇摘译自《西藏大智书的心理学评述》第一部分。——译者注

我有意对现代化的东方避而不谈。

此处参考冯川译本。——译者注

参看《心理类型》第51项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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