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军事思想体会》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6-04-04 22:27

写作核心提示：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丨浪尖淬锋啸海天

开栏的话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全军全面展开，这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军各级要充分利用开展学习教育的契机，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即日起，解放军报开设“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军营调查”专栏，反映全军各级把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生动实践，展示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崭新风貌。敬请关注。

浪尖淬锋啸海天

——来自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的调查报告

■解放军报记者 杜 娟 特约记者 封治斌

该支队组织舰艇编队训练。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王光杰 摄

春日清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港内，嘹亮的汽笛声刺破宁静。银灰色的舰体平稳转向，在鸥群绕飞下，驶向辽阔海天。

站在甲板极目远望，刘公岛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片海，我们从未忘记；这份痛，已刻进筋骨、化为力量。”该支队一名领导神情凝重地说。

这片海，刻着百年记忆，也续写着今日传奇。130多年前，铁甲沉沙、悲歌泣血，将士以血肉染红怒涛；今天，战舰列阵、声震海天，“海上拼刺刀”的血性依旧在浪涛间生生不息。

海浪拍舷，是历史的回响，更是冲锋的号角。2018年6月11日，习主席在视察北部战区海军时强调，要积极探索实践，扭住薄弱环节，聚力攻关突破，加快提升能力。

准备打仗、能打胜仗，是军人最过硬的政绩。打通指挥链路堵点、深研体系融合战法、验证创新战术效能……记者走进该支队发现，一个接一个任务压茬推进，官兵在训练一线以战位为答卷、以打赢为目标，在波峰浪谷间书写向海图强、挺膺担当的时代篇章。

“只有将目光锁定未来战场，才能看清胜利的模样”

这是一场不设脚本预案、特情指令随机下达的训练。联合火力打击、对空防御等科目训练接续推进，有效检验了支队协同配合、应急处置与火力反击能力。

记者在作战指挥室看到，屏幕上数据频繁闪烁，键盘声、口令声相互交织。舰艇编队在短时间内对海上目标实施多次模拟攻击，实现联合制敌、快打快撤。

谈起训练思维的转变，该支队干部王文星首先提到的，是“战训一体”。

“训练的本质是为了作战，每个科目都应置于特定作战背景下展开、为打赢服务，而不仅是为了完成训练指标。”王文星说，近年来，单舰执行战巡任务日益频繁，如何推动“训练线”深度融入“作战线”，成为支队面临的重要课题。

战巡任务要执行、训练时间要保证，二者间需要一整套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的闭合回路。

这一点，该支队秦皇岛舰领导深有体会。去年冬天，该舰在执行战巡任务过程中，雷达发现多批海上舰艇目标。舰长快速将目标态势信息通过数据链系统推送至岸导突击群，协同展开导弹对海攻击。

单舰执行任务，为何能与兄弟部队顺畅开展协同训练？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他们主动打破军兵种与平台壁垒，将单舰训练深度嵌入联合作战体系，与航空兵、电子对抗及岸导部队常态开展“背靠背”体系对抗，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锤炼态势共享、协同攻防与跨域指挥能力，一起战风斗浪、一起协同伴飞。

“只有将目光锁定未来战场，才能看清胜利的模样。”该支队领导表示，“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我们而言，真业绩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虚功花哨再多，也换不来战场胜算。”

风高浪急，战舰驰骋。一次次任务的淬炼，不仅锻造出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更积累了他们克敌制胜的底气。

那年，正在例行训练的该支队黄石舰突然接到命令，转入跟踪监视外舰任务。舰长依托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实时研判海上态势，指挥全舰进入战斗部署，占领有利阵位，依据处置规则坚决实施驱离。

“解决一个实战难题，就多一分胜战底气。”该支队干部姜涛介绍，主动加压开展反无人机作战、水下攻防等课题研练，探索建立“单场景虚拟强化、多场景复合增效”组训模式……随着战训耦合的“接口”被不断打通，新变化如潮水般奔涌而来。

在这一切变化的最深处，涌动着一股恒定而深沉的力量。一次编队训练间隙，战舰静静驶过刘公岛海域。一名年轻的战士在日记中写道：“从这里驶出去，我们肩上扛着的，就是整整一片海疆的昨天与明天。”

“只要关乎打仗，任何问题都要解决在枪响之前”

零点已过，会议室仍灯火通明。该支队黄石舰各部门骨干正围绕某型导弹发射试验任务展开复盘。

先行者，常伴随未知风险。从接装、评估到试验鉴定，对该舰官兵而言，导弹试验任务意味着生死考验。

多次开展导弹发射试验，官兵经历过无数惊险瞬间。那天，奉命执行某型导弹发射任务后，该舰官兵对系统进行最后检查。

“电路故障……”舱内传来的报告声让空气骤然凝固。若不能及时排除故障，整个试验进程势必推迟——这对黄石舰全体官兵来说是个重大考验。

关键时刻，三级军士长张景帅挺身而出。他钻进高温、昏暗的舱内，在布满成百上千条管线的狭窄空间，迅速定位故障点，争分夺秒开始抢修。

时间在寂静中流动。舱外，每一秒都被拉长。张景帅凭借对舰上每一处设备、每一条线路的熟悉，在令人窒息的闷热中持续奋战。很快，故障灯熄灭。

“发射！”指令响彻全舰。战位上，神经依旧紧绷的张景帅，能清晰感受到导弹腾空时舰体的低频震颤。

短暂的寂静最煎熬。直到发射成功的消息从指挥舱传来，张景帅才松开紧握工具的手，与战友紧紧相拥。此时，他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只要关乎打仗，任何问题都要解决在枪响之前。”该支队领导说，随着部队转型深入推进，先进装备越来越多，但新装备列装不等于战斗力自然生成，不能把装备数量当政绩、不能把列装进度当成效。只有实打实抠性能、练操作、解难题，关键时刻能一招制敌，才是真过硬。

那一年，该舰参加上级组织的考核。备战期间，为摸透装备性能底数，二级军士长王雪振带领全班，对主炮等装备开展极限条件下操作训练。考核中，该舰夺得专业组第一名，并获评“最佳精度奖”。

“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采访中，该支队一名领导说，转型就是越走越发现未知的东西很多、需要攻克的难题很多。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加强训练，把未知变成已知。

提速、再提速，该支队在提高作战能力的攻坚之路上分秒必争——

围绕无人机技战术性能分析、配置区域分析、作战范围分析、典型战法研究、典型运用研究等方面展开攻关，完善方案计划；

与院校建立合作机制，对方案战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建模论证，持续释放“护卫舰+无人机”任务协同效能，形成课题研究思路；

探索“科技+”“网络+”训练方法，让舰员在港岸即可体验海上训练场景，推动科技练兵向纵深拓展……

去年，一场为期4天的实兵对抗训练拉开帷幕。该支队围绕无人机引导导弹攻击、协同水面舰艇联合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探索形成“研究—对抗—评估”的训练闭环，有效提升多种环境背景下部队攻防能力。

“超越自我、蜕变新生，从来都是艰辛的过程”

“‘小舰’指挥‘大舰’，我们同样能完成得很好！”该支队牡丹江舰政委的底气从何而来？

去年春天，牡丹江舰与同型舰艇在某海域战备巡逻。上级突然指示，由牡丹江舰担任指挥舰，与附近某型护卫舰组成反潜编队，展开复杂水声环境下训练。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以往编队指挥舰由大型驱逐舰或护卫舰担任，“小舰”指挥“大舰”尚无先例；

这种情况充满挑战——面对不同型号舰艇，协同反潜不仅需熟悉各自装备性能，更需在实战背景下排兵布阵。

指挥能力看似技能，实则思维。某种意义上，决胜未来战争已不再始于短兵相接之时，而是展开于布局塑势之际。该支队党委坚持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尺，打破“以舰型论地位、以吨位定角色”的惯性思维，大胆把一线舰艇推向指挥席位，在真难严实环境中摔打锤炼指挥能力。

“超越自我、蜕变新生，从来都是艰辛的过程。”牡丹江舰舰长告诉记者，他们抓住难得机会，指挥编队舰艇织起一张严密的“过滤网”，筛查所在海域。

反潜，对水下探测、搜索定位、火力打击等体系能力建设有很高要求，是世界各国海军公认的难题。潜艇通过多种方式规避搜索，再加上训练海域水文气象条件复杂，大大增加了反潜作战难度。

组网建链、侦察目标、态势共享……各战位立体配合，发现并判定目标后，编队各舰随即对潜艇实施模拟打击，牡丹江舰官兵顶住压力成功完成任务。这正是该支队坚持实战导向，甘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靠实干积累胜战能力的生动体现。

不到半年，这种“小舰”指挥“大舰”的模式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的情况更加复杂。

去年秋天，牡丹江舰再次作为编队指挥舰，与包括驱逐舰在内的4艘不同型号舰艇组成编队，展开实战化训练。编队指挥所人员全部来自牡丹江舰，没有上级机关的跟训人员。

“角色升级”考验着舰艇指挥员的战场全局思维。“战斗”打响，牡丹江舰指挥所灵活部署兵力，组织复杂电磁和水声环境下防空反导、联合反潜，高效完成训练任务。

“习主席强调，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这一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该支队领导说，抓训练、搞建设，一切围着实战转、盯着打赢干，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精力用在补齐体系短板、提升制胜本领上，才是军人该有的政绩观。

为此，该支队组建多个装备研究、战法创新小组，舰连骨干带头参加战法训法攻关，围绕训练难点集思广益，不断挖掘装备潜能、研练克敌制胜招法。

“实践证明，政绩好不好，胜战打赢是标尺；成效实不实，打赢能力是答案。只有坚持求真务实，才能让基层备战打仗质效持续攀升。”近段时间，该支队组织“我的岗位怎么看怎么干”政绩观大讨论，官兵深入查摆演训中的实绩偏差，将政绩“准星”始终对准打仗“靶心”。同时，通过举办“舰艇长论坛”等活动，探索验证10余项战法的作战效能，形成多项创新成果，有效提升研战谋战水平。

红日西垂，一艘艘战舰犁开波光粼粼的海面。浪花翻涌，战舰悄然驶向任务海域。站在指挥舱，几名年轻的军官目光掠过海图，定格在那个标记——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这不只是普通的坐标，更是一枚时间的钤印。浪花是新的，涛声是新的，但那份“必须守住这片海”的誓言，穿过岁月，依然在新一代水兵的胸膛里回响。

来源：解放军报

【上篇：兵圣奇书】第三讲 兵学骊珠：《孙子兵法》主要思想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兵学圣典，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构建了传统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孙子兵法》思想可以概括为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治军思想四个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中国后世兵学发展的核心范式，对传统兵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一、战争观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态度与看法。春秋时期，大国争霸，诸侯混战，烽火连绵不断。面对频繁激烈的战争，思想家们都阐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

图 3 《魏武帝注孙子》 （《平津馆丛书》影印本）

如老子将战争看作“不祥之器”，墨子将“繁为攻伐”视为“天下之巨害”，孔 子虽然将“足兵”作为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项，却将其放在“民信”“足食”之后。与各家对战争的厌恶与排斥相比，孙子对战争的态度显得较为客观理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战、慎战和备战并重的主张。

孙子在《孙子兵法》首篇《计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告诫人们：战争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战争，要用极其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来研究战争。这集中体现了孙子对战争的深刻认识。早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论断，强调战争在国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孙子对战争的审慎态度正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他研究战争、指导战争的出发点。

在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名为《见吴王》，详细记述了孙武与吴王阖闾见面的情景。其中提到，吴王读完孙武的兵书以后，向孙武表示自己很喜好兵法，希望孙武为之演示一番。针对吴王“好兵”的言论，孙武当即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不同看法，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吴王： “兵，利也，非好也。”意思是说，不能把战争当成儿戏，对待战争一定要慎重，要把争取国家利益作为目标。

孙子慎战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他对战争危害性以及战争后果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任何战争的进行都是以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代价的。战争一旦发起，无论谁胜谁负，都会造成大量士兵和无辜百姓的伤亡，严重破坏经济的发展，甚至会造成国家的灭亡。《孙子兵法》的《作战篇》《用间篇》对此都有阐述。《火攻篇》中，孙子也告诫君主和将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绝不可凭个人喜怒逞一时意气而随便动武，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国家一旦灭亡却不能复存，士兵战死也不能再生，所以在选择运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孙子提出对待战争必须遵守三个原则：一是需要判断准备发动的战争是否符合国家根本利益；二是需要衡量战争有没有必胜的把握；三是需要认真考虑战争是不是目前解决争端的唯一方式，即“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三个原则其实是强调，对战争这一暴力行为的使用必须保持节制，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出兵。

孙子的慎战思想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无论是战争决策，还是战争实施乃至战争善后，都应该做到慎之又慎。孙子要求，两军交战前要进行周密的战略筹划，对道、天、地、将、法五项要素，从七个方面进行敌我双方对比计算，预测战争胜负的概率，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提倡，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尽可能以不战的方式实现军事目的，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争结束以后，一定要“修其功”，即在完成战胜攻取的作战任务后，要注意做好对敌国军民的安抚工作，以争取民心，巩固战果。因为战争虽然取胜，但如果没有做好对敌军的安抚，战争就会留下后遗症，战争的成果就可能会付诸东流。

当然，主张“慎战”并不代表反对战争或消极避战。身处战乱频仍的春秋末期，孙子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战争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要认真研究战争规律，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九变篇》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或“不攻”，而是要认真备战，严阵以待，依靠自己充分的战争准备，使敌人不敢来，不敢攻，即便敌人来犯，也有足够的实力克敌制胜、保国安民。《谋攻篇》中也强调：“以虞待不虞者胜。”以自己充分的准备来对付没有准备的敌人就能获胜，否则，平时不积极备战， 一旦战争来临，就只能被动挨打，最终的命运只能是失败。

二、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即对战争全局的谋划筹策思想。西汉武帝时期，任宏在整理兵书时，将兵书划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孙子兵法》被归入“兵权谋”类。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兵权谋”类的特点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特别注重从宏观战略层面谋划战争。正因如此，孙子被后世尊称为“战略之祖”，美国战略思想家约翰·柯林斯更是在其《大战略》一书中称赞他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 一 ）庙算

孙子认为，战争是关系着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大事，必须要谨慎对待，在作战之前君臣就要对敌我双方的各方面条件加以比较， 多方考量，预测战争胜负，然后进行战略决策。这是所有战略的第一步。春秋时期，这种军事预测活动是在宗庙中进行，所以被称为“庙算”。西汉前期的著作《淮南子》中，有专门论述兵学的篇章《兵略训》，将“庙算”称之为“庙战”，认为：“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

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庙算的具体内容， 即“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孙子称之为“五事”。“五事”概括了影响战争胜负的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天、地是客观条件，道、将、法是主观条件。“五事”之中，占首位的是“道”。“道”，就是让民众和君主有共同的意愿和追求，这样一旦有战争发生，民众才会与国君团结一致，同心同力，而不惧怕任何危险。接着，孙子又进一步论述道：“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就是所谓的“七计”。“七计”是对“五事”的进一步展开。“主孰有道”说的是“道”，“将孰有能”说的是“将”，“天地孰得”说的是“天”和“地”，后面四条说的是“法”。在孙子看来，按照“五事七计”的标准对敌我双方进行分析比较，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

由于“庙算”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因此应当尽可能计算的详细周密。《计篇》最后总结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战前计算的越周详，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就越准确。只有预测准确，战争才有胜算。如果战前毫不计算，贸然出兵，企图侥幸取胜，则必败无疑。

（二）先知

“知”是孙子兵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孙子认为，无论战争决策还是战争的实施，都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估量敌我所处的态势、双方的实力对比，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打起仗来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战争指挥者不了解敌情，其战略决策和目标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无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谋攻篇》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也就是说，既要了解敌人，也要了解自己，才会常胜不败。《用间篇》也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那些明君贤将，为什么动辄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关键就在于“先知”，也就是预先了解敌情。可以说，“先知”对于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是一切军事行动的依据。

那么，要“知”什么？孙子说的“知”的内容十分丰富， 既包括战前“庙算”的“五事”“七计”，也包括具体作战中的各种情况。《虚实篇》说：“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 《用间篇》曰：“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军争篇》中也说：“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认为，战争指挥者必须预先了解敌我双方将在什么地方打，在什么时间打，战场的地形怎么样，敌人的战略意图、兵力部署，敌军的各级将领乃至守门官吏和门客幕僚的姓名等， 了解得越详细越全面越好。只有如此，制定的作战计划才更加可行，获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如何“先知”呢？孙子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

一是要重视使用间谍来获得第一手的情报资料。《用间篇》提出：“先知 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所谓“知敌之情者”就是间谍。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将其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 之所恃而动也”。认为能否使用好间谍是用兵的关键，三军都要靠间谍提供的 情报来决定其行动。如果战争指挥者吝惜重金爵禄，不重视谍报工作，导致 不了解敌情，盲目开展军事行动而致使战败，那就是国家的罪人。

二是战场“相敌”，判断敌人的动向。在战场上，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样隐蔽措施，总会有端倪可察，总会通过某种现象反映出来。《行军篇》提出的“相敌三十二法”，就是通过观察一些自然现象、军队行动产生的迹象、敌军的言行举止等来判断敌情。

三是通过进攻试探，了解和掌握敌情。《虚实篇》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其中的“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就是强调通过试探性的进攻，来探明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

（三）先胜

所谓“先胜”，是指善于指挥作战者会在一场战事开始之前，先不断积聚自身的力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有了胜利的把握，然后才发起战事。对此，孙子在《形篇》中有精彩的论述：“昔之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从前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先创造条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等待战胜敌人的机会。不被敌人打败的主动权在于自己，能否打败敌人则要看敌人是否有隙可乘。因而，善于作战的人，能够做到的是不被敌人打败，而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败敌人。所以说：胜利可以预测，但不可强求。这里所说的“先为不可胜”，即“先胜”。

怎样实现“先胜”？关键在于建设自身实力，打造稳固的根基，先确保自己不输，然后伺机去战胜敌人。进行实力建设，首先要做的是“修道保法”。《形篇》中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道”就是民心向背，“修道”就是修明政治，让民众和君主有共同的意愿和追求，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保法”就是保持严明的法度。如果国家或军队没有严明的法度，内部管理混乱，组织千疮百孔，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其次要建立“先为不可胜”的物质基础。比如军事力量上要有足够的“革车”“驰车”“甲”等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上要有丰足的“辎重”“粮食”“委积”，也就是粮草要充足，等等。

当然，具备了实力，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获胜。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攻守的时机。因为实力取决于自己，时机却取决于敌人。在时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做好防守，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当然等待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形篇》中说：“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凡是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然后才同敌人交战；打败仗的军队，总是先同敌人交战然后企图侥幸取胜。

（四）全胜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它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带来胜利和荣耀，也可能带来灾难和毁灭。一场战争，如果取胜的代价过于惨重，对于胜利者来说，这样的胜利只能意味着新的灾难的开始。因此，但凡明智的将帅，总是会积极寻求不用兵力或者少用兵力就可以达到战争目的的途径，能不战的就不战，实在不能避免的话也要尽力将战争的规模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缩短战争时间，在战争手段的使用上高度慎重和节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孙子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孙子认为，用兵打仗，“百战百胜”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经过直接或者激烈的交战，没有用流血的战争方式，就能使敌人屈服于我方的意志，这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孙子强调的“全”，并不是单指自己一方的“全”，而是包括敌我双方在内的“全”。他认识到，在战争中对敌人的破坏越大，敌人的反抗就越大，己方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即便是屡战屡胜，也不免损兵折将，耗费国力。而用“不战”的方式既可以保全我方兵力、财力，又不破坏敌方的兵力、财力，还可以将敌方的兵力、财力为我所用，这样就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目的。

孙子认为，要想达到全胜的战略目的，在战略指导上必须贯彻以下原则：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意思是说，全胜的战略，就是用“非战”的方式让敌人屈服，用“非攻”的手段夺取敌人的城池，用“非久”的策略灭亡敌人的国家。可以看出，孙子是在用一种至善至美的追求来设计和指导战争行为，将“兵不顿而利可全”作为战争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样就可以在降低战争损失的同时使得战争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如何实现全胜？在《谋攻篇》中， 孙子提出了“谋攻”的四种方法：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是设法粉碎敌人与 我方对抗的企图，将敌人的预谋消灭于萌芽之中。“伐交”则是破坏敌人的外交，陷敌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不得不向我方屈服。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不战”的范畴，是实现“全胜”的最理想的途径。

但是，“全胜”只是一种理想的战略追求和战略境界，真正实践起来困难重重，“破胜”才是战争的常态。于是他提出了谋求局部“全胜”的指导原则：破中求全。“伐兵”和“攻城”就是“破”的方式。“伐兵”是动用军队，在战场上同敌人一决胜负。“攻城”，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毁坏敌人的城郭。“攻城”是最笨拙、伤亡率最高的战争方式，孙子最为反对。不过，孙子没有将“全”和“破”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即便在不得已而战的情况下，也并非流血越多越好，仍然是要考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一个“全”字。

（五）势胜

“势”是《孙子兵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过后人的继承与发挥，更成为中国古代兵学的重要理论范畴。“势”是什么？孙子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在《势篇》中用一些自然现象形象地对“势”做了解释。他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善于指挥作战的人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像转动圆石从高山上滚下来一样，这就是“势”。又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水流湍急，能够使石头漂移，这就是“势”。《计篇》也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筹划有利的方略已经被采纳，接下来就要设法创造有利的态势，来辅助作战行动的实施。综合以上论述，“势”就是在战争过程中，指挥者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结合外部条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打击或制约对方的力量、态势或格局。

在战争中，如何用“势”来取胜呢？具体而言，要做到两点：

一是顺势。“势”是外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略趋势，它反映了特定的条件下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不可抗拒。 一旦形成“势”，则具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形成一种强大的动能。这个“势”是不可逆的，没有人能跟“势”相抗衡，但如果能够借助“势”的发展，顺势而为，就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推动力量。唐代军事家李靖说：“故用兵任势，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①用兵借助“势”的力量，就好比从陡峭的斜坡上推下一块圆石一样，轻轻一推就可以，成就的功业却极为可观。孙子强调，要“顺详敌之意”，要“因敌而制胜”，也就是要借助对手的意图和对手的反应，或者对手的弱点，顺势而为，引导对手，借对手的行动与力量来打败对手。

二是造势。“造势”是强调战争指挥者要设法创造有利的态势，以辅助作战行动的实施。因为实际拥有的军事实力只是提供了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要①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00 页。

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经过主观的努力去能动的创造有利于己方的战争态势，将己方所拥有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孙子强调，造势需要把握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势险”，二是“节短”。“势险”，是说在作战中，要么不打，要打就要在关键的地点，集中起几倍乃至十几倍于对手的力量，造成一种险峻的，甚至是强击至弱的压倒性优势，从而蓄积起最大的攻击能量，就好比箭在弦上，待时而发。“节短”，是说一旦发起行动，节奏就要短促、干脆、利落，就像击发弩机一样，瞬间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孙子还用鸷鸟捕猎来形容“节短”：“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捕食的鸷鸟迅猛一击，可以一下子捕杀鸟雀，这就是节奏的作用。“节短”强调的是攻击的突然性，攻击时机的精确性。

需要指出的是，“势”的造成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孙子称之为“形”。《形篇》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是“势”的物质基础，“势”是“形”的运用和发挥。“势”胜是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即战争指挥者机动灵活的指挥，形成势不可挡的力量，最终克敌制胜。

（六）利害

古往今来，战争都是在一定利益的驱使下爆发的，是交战双方围绕着利益的争夺采取的极端形式，因此，一切战争的共同目标都可以用一个“利”字来概括。孙子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篇记载，孙武在向吴王阐述用兵本质时指出：“兵，利也，非好也。”君主决不能对战争持“好玩”的态度，而是要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利益是一切军事行动的最高准则。《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火攻篇》也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君主和将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不可凭个人喜怒逞一时意气而随便动武，是战是和要根据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来做决断。

然而，在实际用兵过程中，“利”“害”往往是并存的。《军争篇》强调：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因此，《九变篇》中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作战篇》中也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明智的战争指挥者考虑问题， 总是兼顾到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条件，便能把事情办好；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因素，祸患就能设法化解。在战争中，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有害因素的存在，而在于知利而不知害。而且，就利而言，也有大小，有远近，战争指挥者要着眼于大利、长远利益。不要见利就争，遇便宜就抢，否则可能争到的是小利，是诱饵，而丧失了大利、长远利益。因此，战争指挥者在从事军事行动时， 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从战略全局来考虑利害关系。

孙子指出，针对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在战争中可以运用利害这个杠杆去有效地调动敌人。《势篇》曰：“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在战争中，要用小利调动敌人， 用伏兵伺机破敌。《虚实篇》曰：“能使敌人自至者， 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要想使敌人主动进入我方预设的地域，可以用小利去引诱敌人；要想阻碍敌人到达某个地域，就要制造困难阻止敌人，或者让敌人感觉此处有危险而不敢来。《九变篇》曰：“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要用敌人所担心害怕的事情使之屈服，要引诱敌方从事于消耗国力的事情使之疲惫，要用利去引诱敌人使之疲于奔命。

孙子还强调，在战争中，要想争得“利”，有的时候最好的做法不是直接逐“利”，而是通过“患”来取“利”，即“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也就是说要把对己方来说不利的因素和局面变成最终的有利因素和结果。“杂于利害”的思想充分展现了孙子的战略全局观。

（七）称胜

“称胜”是《形篇》提出的重要军事思想。“称”，就是衡量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状况；“胜”，就是双方优劣胜负的情况。“称胜”即通过衡量敌对双方的综合国力，据以判断其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其本质就是实力论思想。战争从根本上说是实力的较量， 强胜弱败是战争领域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如果没有雄厚的实力，智谋再多再好，也无法左右战局。

孙子对实力思想的最直接表述，是《形篇》中的一句话：“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镒和铢是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1 镒为 24 两，1 两为24 铢。按此推算，镒和铢的比例为 576 ∶ 1。孙子用镒和铢两个重量单位来比喻双方力量的大小， 强调战争胜败与力量强弱的关系，其目的是要说明力量是战争的基础，获得胜利离不开这个基础，胜利者要具备“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力量。

孙子在《孙子兵法》全书中还经常从反面来论述战争实力的重要性。《谋攻篇》曰：“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强调一定要根据自身实力强弱来灵活用兵，反对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地形篇》中孙子在论述“兵有六败”时也强调：“以一击十，曰走。”“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在兵力弱小的情况下，与敌人交战，必然会导致失败。

既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实力的建设自然受到孙子的重视。《形篇》曰：“兵法：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认为，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竞争，而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判断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必须掌 握“度、量、数、称、胜”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是前后递进的共生的连锁关系：敌我所处地域的不同，产生双方土地面积大小不同的“度”；敌我土地面积大小的“度”的不同，产生双方物产资源多少不同的“量”；敌我物产资源 多少的“量”的不同，产生双方兵员多寡不同的“数”；敌我兵员多寡的“数”的不同，产生双方兵力对比不同的“称”；敌我兵力对比“称”的不同，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结果。孙子在这里深刻揭示了获得胜利和力量生成的过程和 规律。实力决定胜负，而强大的实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幅员大小，资源多少，即综合国力。在《形篇》中，孙子还用积水作比喻来说明实力的建设和积累问题，他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 也”。意思是说，“形”，就是力量，只有像平时积蓄在千仞高山上的水一样越聚越多，战时才会直泻而下，其势猛不可挡。

三、作战指导思想

《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还在总结春秋时期及其之前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兵贵速胜”“权变制胜”“避实击虚”“正合奇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思想和用兵原则。

（ 一 ）兵贵速胜

春秋晚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已经很大，往往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军事行动。《作战篇》中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类似的说法也见于《用间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孙子估算，出兵十万，千里征战，军费开支是相当庞大的，通常需要动用轻型的战车千辆、重型的战车千辆，还需要越境千里运输军粮，前方后方的开支、招待外交使节的费用、制作和修理作战器械的花费，需要“日费千金”，不能正常农业耕作的有七十万家之多。就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经济能力来说，一个诸侯国很难经得起长期的战争消耗。

《作战篇》中孙子还分析了长期作战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军队轻则疲惫不堪，丧失锐气；重则国家财政困难，资源枯竭，民怨沸腾；严重者其他诸侯国会乘虚而入，国家将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这种危险的局面一旦出现，即便再有智谋的人也是无法挽救的。基于此， 孙子提出：“兵贵胜， 不贵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将帅应力求速胜，不能为了追求用兵的巧妙而使战事久拖。

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作战目的，孙子主张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要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使敌人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抵抗：“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要做到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 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 （《虚实篇》）；要“悬权而动”（《军争篇》），“因利而制权”（《计篇》），使自己在战争中始终占据主动权；要隐蔽自己真实的作战意图，使敌人对我方情况捉摸不透，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此外，还要力争在野战中给予敌人歼灭性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尽量不要进行攻城作战，因为准备攻城的器械、建造用于攻城的土山会导致战争旷日持久，士兵伤亡率高，无法速胜。

（二）因粮于敌

战争都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受物质经济条件的制约。战争中，如果缺乏充足的后勤保障，军队就会陷入困境，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将难以进行。

孙子对于后勤保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来没有将战争看作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将其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在《计篇》中，孙子就提出战前应当从“道、天、地、将、法”入手，比较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预测战争胜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所谓“主用”，指的就是各类军需物资、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军争篇》也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可见，孙子是把后勤保障问题提高到影响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的。

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后勤保障最重要的是粮食的供应。只有粮食充足，士卒填饱了肚子，才有充足的体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反之，军队就会缺乏战斗力，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子·权修》）的主张，认为粮食是攻守的根本。在《作战篇》中，孙子论证了战争对国家经济的依赖和影响。按照孙子的计算， 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作战，粮草的运输、军事外交的开支、武器装备的制作与修缮等，每天至少耗资千金。如果军队远离本土作战，粮草的运输更是一个大问题。百姓会因运粮而疲于奔波，国家会因之而财政枯竭。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必然向百姓增收赋税，这样就会更加加重百姓的负担，从而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因此，孙子在后勤保障问题上提出了“因粮于敌”的思想，即想方设法从敌国的资源中获得补充。

孙子认为，聪明的将领，应设法减少兵役和粮食运输的次数，以降低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消耗。在敌境作战的军队，可以在敌国就地解决粮食问题。为了说明“因粮于敌”的好处，他进行了一番精细的计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如果将领务食于敌，就可以获得一当二十的巨大效益，既节约了本国资源，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又消耗了敌国的资源。

那么如何实施“因粮于敌”呢？孙子的主张是抢劫掠夺。《九地篇》提出： “重地则掠。”即深入重地，要掠夺当地的粮草物资以解决己方军队的补给问题；“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即掠夺敌人境内富饶地区的粮草，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秣供应。《军争篇》也说：“掠乡分众。”即掠夺敌国乡邑的粮秣、资财，分配俘虏来的士兵。这些都是说粮草问题要就地解决，通过掠夺敌国的乡邑来满足自己的粮草需求。

孙子“因粮于敌”的思想，历来被军事家所重视和运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因粮于敌”能否施行，关键还得看敌人是否有粮可因。如果敌人坚壁清野，或者在一些特殊地形作战，粮食给养就无法从敌国得到补充。所以，明末清初军事家揭暄在其《兵法百言·法篇·粮》中指出，“因粮于敌”的方式， “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

（三）权变制胜

灵活机动，应变自如，是孙子一贯强调的作战原则。《计篇》曰：“因利而制权。”《谋攻篇》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九地篇》曰：“践墨随敌。”都是说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纷乱复杂，指挥者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不断变化的作战态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法，不能拘泥常法， 一成不变。

孙子认为，作为战争指挥者，必须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同、实力的强弱，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如《谋攻篇》指出：“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当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围而降之；如果兵力少、实力不若，就要退出战场，保存实力，另外寻求战机，万万不可硬拼；如果兵力悬殊不是特别大，则可以灵活采取“攻”“分”“战”等战法。

根据不同的作战态势，尤其是敌人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实际的兵力部署，可以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地形篇》强调，在“挂形”地域，如果敌人没有防备，就可以出兵袭击；如果有防备，就不能贸然进攻。在“隘形”地域，如果敌人先占领隘口，并派重兵据守，就不要去打；如果没有用重兵封锁隘口，则可以去打。在“险形”地域，如果我军先敌占领，必须控制地高向阳的要害之地，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军先占领，就不要盲目进攻，应当引兵而去，不要攻打。

根据敌方军队的实际情形，可以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军争篇》中提出，攻打敌人，要懂得“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四种方法：避开敌人的锐气，待敌士气衰竭之时再去攻打他；保持镇静，等待敌军心理躁动之时再去攻打他；养精蓄锐，等待敌人气力衰竭的时候再去攻打他；对于旗帜严整、队伍排列有序的敌人，不要轻易与之交战，等待其内部发生变化时再去攻打。 “四治”之法，其宗旨就是遇到强敌的时候，不去盲目应战，要避其锋芒，等待或制造有利的战机，当战争形势有利于己方时，再与敌决战。

孙子强调，战争指挥者对于作战的常法，不能生搬硬套，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指挥。如《九变篇》中，孙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行军作战的常法， “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另一方面也强调指挥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化，“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五个“不”强调将帅在作战指挥中要坚实地立足于敌情、我情、地形的实际，从战争全局出发，通盘考虑战争的轻重缓急，慎重而灵活地选择实施方案，对于无关大局的局部目标，要坚决“不由”“不击”“不攻”“不争”，对于君主的一些不合乎战术要求的命令也可以“不受”。

总之，在孙子看来， 战争指挥者只有精通权变手段， 才算是懂得用兵，否则即便是占据天时地利，具备优势兵力，也未必能取胜。

（四）避实击虚

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想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还要正确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虚实”是孙子兵学中的一个重要军事范畴。唐太宗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李卫公问对·卷中》）

一般而言，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表现在具体的军情上，大凡强、众、锐、饱、勇、治、逸、有备是实，弱、寡、钝、饥、怯、乱、劳、不虞是虚。孙子从种种虚实表现中揭示出了一条用兵规律——避实击虚。“避实”，就是避免攻击实力强大的对手、预先有准备的对手或者对手具有优势的方面，即“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击虚”，就是善于发现和抓住对手的弱点，以己之实，攻击力量薄弱的对手、准备不足的对手或者对手不具优势的方面。“避实击虚”的核心宗旨就是要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说要积极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主动灵活的打击敌人。

孙子曾经用流水的运动规律来形象地比喻避实击虚的用兵原则。《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认为，水流动的方式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而用兵的规律则是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攻击其空虚的地方。

战场上交战的双方都想竭尽全力掩盖自己的虚实，设法探明对方的真实情况，这就使得虚实交织在一起，真假难辨。因此，要想运用虚实原理取胜，首先必须查明敌人的虚实。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许多刺探敌情的方法，如《虚实篇》中所提出的：“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其中的“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就是强调通过试探性的进攻，来探明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

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虚实形势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可以通过调动或不被调动来进行转化。《虚实篇》中提道：“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 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 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里讲的就是通过用“利”和“害”调动敌人，使敌人由“佚”变“劳”，由“饱”变“饥”，由“安”变“动”，这样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虚实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我方就可以牢牢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形成我实敌虚的态势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寻找时机，攻打敌人兵力空虚之处。具体来说，孙子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 一是在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攻击敌人的薄弱但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虚实篇》中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又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都是强调攻击敌人的虚弱之处；二是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做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乘敌军士气低落的时候打击它；三是从心理上来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利用敌人心理上的懈怠、疏忽和失误来战胜它。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可以不消耗或者少消耗自己的兵力，并且能够尽快取胜。

（五）正合奇胜

“正合奇胜”是历代军事家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孙子兵法》战术经验的总结。那么，什么是奇正？ 《孙子兵法》诸家注给出了多种解释。如曹操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杜佑曰： “正者当敌，奇者从傍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①具体说，在用兵作战过程中，以守常为正，变通为奇；以正面当敌的主力为正，担任迂回、侧击、佯攻的偏师为奇。

孙子的奇正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奇正是用兵作战的常用战术。《势篇》曰：“战势不过奇正”。运用奇正的基本原则是，“以正合，以奇胜”。“合”即接敌、交战。意思是，凡是作战，都是以正兵去正面迎敌，以奇兵取胜。正兵重在牵制敌人的兵力，使交战双方形成相持和对峙；奇兵重在用异于传统、异于常规的战法去战胜敌人。“正合”是“奇胜”的基础，而“奇”就是要出其不意，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第二，奇正是变化无穷的。“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战势虽然不过奇正两种，但奇正的变化如同日月的运行、四季的交替、五音的变化、五味的协调一样，是不可穷尽的。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多种多样，每一次作战取胜所采用的战术都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高明的指挥员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能“因利而制权”，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不同的敌情，灵活采取不同的战法，出奇制胜。

第三，奇正是相互转化的。“奇”和“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一个出奇用兵的方法被人们普遍认识和采用， 或作为一条军事原则固定下来，这种奇法也就变成了正法。或者说，我方设为“奇”，而敌方可能会视之为“正”，我方设为“正”，而敌方可能会视之为“奇”。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奇正”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李靖也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李卫公问对·卷上》）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问题的关 键在于怎样运用奇、正，运用得好，无论用正兵还是奇兵，都能取胜。

作为一名战争的指挥者，必须深谙奇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运用奇正战术，将“奇兵”和“正兵”相互配合，“常法”和“变法”交互为用，这样才能够时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攻守自如，克敌制胜。正如唐代李靖所说：“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李卫公问对·卷上》）能熟练运用奇、正的将领，才是国家的辅佐之才。

（六）以迂为直

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想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必须重视“军争”，要争取把敌人甩在后面，抢先进入战场，占据有利地形，为战争取胜创造条件。因为“军争”牵扯到战争主动权的问题，所以双方必然拼死争夺。在孙子看来，军争最困难的地方是要做到“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迂”就是迂回、曲折，“直”正好相反，指径直、近便。“患”是不利，有害，“利”指利益、有利。意思是说，军争中最为困难的，就是要做到把看似迂回曲折的弯路变为实际上的近路，把看似不利的条件变为有利的条件。

在军事行动中，路途的迂远、近直与敌军兵力部署的虚实往往是紧密联系的。一般来说，迂远的道路路途远，或有着天然障碍，行军不方便。但换个角度说，敌人对远路往往疏于防范，在此部署的兵力比较薄弱。走这样的线路反而更容易达到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的目的，《虚实篇》所说的“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就说的是这种状况。这样看似迂远曲折的道路，实际上变成了能最快通过的“直”路。相反，近直的道路，看似路途近，但敌人一般防范比较严密，经常派重兵把守，反而不易通过，这样近直的路反而成了实际上的远路。

孙子这里讲的迂直虽然是绕弯路和走直路的行军问题，但其中包含着间接手段和直接手段的辩证关系。使用直接手段有时候欲速则不达，甚至会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失，而使用间接手段却往

往能达到直接手段不能达到的目的。以迂为直，实际上就是说，在军事上，人们可以采取一种形式上与追求的目标看似相反的做法来实现作战目的。孙子的这一观点对后人影响很大，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曾提出过一个“间接路线”战略思想，他在其著作《战略论： 间接路线》中指出：“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孙子的“以迂为直”的思想可以看作李德·哈特“间接路线”战略思想的源头。

《军争篇》中还提出了实现迂直之计的具体方法，即“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迂其途”，即故意绕道走弯路。表面上给敌人一种印象，我军不从正面进攻或者行军，看起来似乎已经放弃原来的目标，但事实上是用“形”迷惑敌人，我方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达到原来的目的地。换句话说，我方行军的时候应该迂回绕道，避开敌人正面的重点防御，选择敌人防守比较薄弱或者没有防守的路线进军和进攻。“诱之以利”，是说在自己迂回绕道的同时，用“利”去引诱敌人，使敌人分散注意力、产生错觉、行动迟缓、受到牵制。这样，我方由于没有受到敌人的牵制，出发虽然在后，而且迂回绕道，却可以先于敌人到达战场，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七）我专敌分

《虚实篇》曰：“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 一 ，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想确保掌握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场上交锋的时候做到“我专而敌分”。专、分分别指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意思是说，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兵力。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参战人员的数量上， 兵多则力强，兵少则力弱。在战场上只有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以镒称铢的对敌优势，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最终克敌制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反复强调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集中兵力的种种主张：“并敌一向”“并气积力，为不可测”“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并力”等。需要指出的是，兵力的集中分散与兵力的多少并不是一回事。在实际交战中，兵力多的一方，可能会因为兵力部署的分散而丧失优势，最终导致失败； 而兵力少的一方如果能够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也可能会在局部造成我众敌寡的局面，最终取胜。所以，孙子在《虚实篇》中充满信心地说： “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敌虽众，可使无斗。”

《虚实篇》指出， 要想做到“我专而敌分”，关键在于学会“示形”。“示形”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即以假象示敌，以迷惑和欺骗敌人，设法使敌人暴露真实的情况而隐藏我方真实的形迹意图，使敌人对我方的虚实捉摸不定。由于我方掌握了敌方的虚实所在，就可以集中兵力，攻打敌人。而敌方对战场的情况信息不明，不了解我方进攻的时间，主要的进攻方向，不得不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结果只能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敌人的力量就会因分散而被大大削弱。我方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会造成我众敌寡的态势，形成“吾之所与战者约”“吾所与战者寡”的局面，战争的取胜就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了。孙子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的，他在强调“我专”的同时，也一再告诫战争指挥者，要避免犯“以一击十”“以少合众”等分散兵力的错误，否则就会导致覆军杀将的严重后果。

（八）巧用地形

孙子讨论作战，十分重视地形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他将“天地孰得”列为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天”“地”之中，孙子更加重视发挥地利。

他认为，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正确判断敌情，考察地形的险易和道路的远近，是将帅的职责。指挥者在战争中不仅应该“知彼知己”，还要“知天知地”，这样才能“胜乃不穷”。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指出，在行军作战时， 一定要通过侦察或利用乡导了解地形，熟悉作战的地理环境，“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强调，地形条件不同，军队机动、部署的方法与作战的方法也不相同。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中，他论述了在各种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处军原则及作战要求。

孙子提出了在不同地形上部署军队的方法，即“处军”之法。具体来说：通过山地，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行进，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如果敌人已经占领高地，就不要去仰攻。横渡江河，要远离水流驻扎；如果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水中迎击，要等到敌人渡过一半时再发动攻击；如果要同敌人决战，不要紧靠水边布兵列阵；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不可处于敌人的下游，以防敌人顺流而下，决堤放水或投放毒药。遇到盐碱沼泽地带，要赶快离开，不要停留；如果与敌军在盐碱沼泽地带遭遇， 一定要依托水草，背靠树林。在平原地带，要占领开阔地带，侧翼应依托高地，前面为死地，后面为生地。对于“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极其不利于军队行动，应当远离这些地形，而让敌人去靠近。

孙子根据对作战行动的不同影响把自然地形概括为“通”“挂”“支”“隘” “险”“远”六种类型，并分析了每种地形的特点和具体的用兵方法：我可以往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形叫通形，在通形地域，要占据地高向阳地带，并且保持粮道畅通，这样作战比较有利。可以前往却难以返回的地形叫挂形，在挂形地域，如果敌人没有防备，就可以出击；如果敌人有防备，出击不能取胜又难以返回，对自己就非常不利。敌我双方谁出击都不利的地形叫支形，在支形地域作战，如果敌人施以利诱，不要出击，最好是率军假装败退，等到敌人兵力出来一半时，再进行回击，这样比较有利。在隘形地域作战，应该先于敌人占领隘口，并派重兵把守，以等待敌人的到来；如果敌人先占领隘口并派重兵防守，就不要去打，如果没有派重兵防守，就可以出击去争夺隘口。在险形地域，要抢先占据制高点，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已经占领，就要引兵撤退，不要去攻打。在相距较远的远形地域，双方作战态势相同，不宜主动挑战，即便勉强出战，也难以取胜。

孙子还从战略的高度概括了九种不同的作战区域， 即“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并对它们的特点和作战的方法进行了解说：在本国境内与敌人作战，叫“散地”，在散地不适宜作战，应该统一军队的意志，稳定军心。军队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叫“轻地”，在轻地不要停留， 而且要使部队保持行军动作的连续。谁先占据就对谁有利的必争地区叫“争地”，遇到争地，不要贸然进攻，应该迅速迂回到敌后。敌我双方都可以来往的地方叫“交地”，在交地，军队必须前后策应， 谨慎防守，不要断绝联络。多国交界谁先到达谁就可以得到诸侯国的援助，这样的地带叫“衢地”，在衢地要结交诸侯， 以为己援。入敌境很深，越过许多敌国城邑的地区， 叫“重地”，深入重地要掠夺敌人的粮草， 以保证军粮的供应。山林、险阻、沼泽等难于通行的地区，叫“圮地”，碰到圮地，要迅速通过。所由进入的路口狭隘，退回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量兵力就可以战胜我军的地带，叫“围地”，身陷围地，要巧设计谋来摆脱困境。拼死奋战才能生存，否则就要灭亡的地带，叫“死地”，身陷死地，要拼死作战以求脱险。

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中固然需要借助地形之利以取胜，但地形毕竟只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战争成败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实力的强弱和将帅在战争中正确的作战指导。孙子讲的巧用地利的方法只是一般性的原则，千万不能绝对化。将帅必须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临机应变，灵活用兵。

四、治军思想

治军，就是对军队的管理和建设。军队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的强弱、士卒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因此，孙子十分重视对军队的训练和治理，提出过不少治军原则，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治军思想。

（ 一 ）将帅的地位与素养

1. 将为国辅

将帅是军队的直接管理者，是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其指挥才能、战略眼光和领导艺术，往往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中国古代兵家素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名言，凸显出将帅在军事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孙子对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计篇》中，他将“将”列为影响战争胜负的“五事”之一。在《作战篇》中他又将优秀将帅的作用提升到“生命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高度来看待。在《谋攻篇》中他再次强调：“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意思是说，将领是国家的辅佐，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这一论述精辟地揭示了将帅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2. 为将五德

基于对将帅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孙子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他在《计篇》中提出， 一名贤能的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所谓“智”就是智慧，指将帅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够正确预见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具有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能力；所谓“信”就是诚信、威信，也可以指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信仰；所谓“仁”就是爱兵如子，即将帅关爱民众，同情士兵，且能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所谓“勇”就是勇敢、果断，在战争危急时刻，能够勇于决策，不避风险；所谓“严”就是威严和公正，即将帅在军队日常管理中能够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不徇私情。这五条为将的标准，实际都包含有道德方面的内涵，所以后人习惯上称其为“为将五德”。

需要注意的是，孙子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战争是实力的角逐，更是智慧的较量。 一名将领，如果没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高人一筹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将军之责的。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处处强调将帅智慧的重要性，《九变篇》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地形篇》曰“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作战篇》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些都显示出孙子对将帅智慧的重视。

“以智为首”的素质要求，对现代社会的领导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借鉴。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竞争格局，领导者仅有良好的动机和愿望而没有杰出的才能，是不行的。要履行好领导职责，就要德才兼备，既要有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也要有攻坚克难的真实本领。如果能力不足、业务不精，就容易办错事、乱办事，最终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3. 将有五危

孙子不仅要求将帅具备“为将五德”，又告诫将帅“将有五危”。《九变篇》说：“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就常理而言，“必死”是作战勇敢的表现，勇敢是将帅应具备的美德，但如果不注意谋略， 一味死打硬拼，就会白白丢掉性命；“必生”，在作战中注重保存自己和部队的有生力量，是作战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只图求生，就会贪生怕死，就容易被敌人俘虏；“忿速”的将领，一般做事果断，但是也往往会丧失理智，鲁莽行事；“廉洁”，是将帅之美德，但过度的廉洁好名，容易导致因贪图虚名而受侮辱；“爱民”是将帅的职责和美德，但如果对百姓无微不至、无远不援，就会因救民而烦劳，常无法做到顾全大局。

在这里，孙子是想告诉大家，凡事都要把握一个“度”，无论什么事做的超过了“度”，往往就会向相反的方面发展。将帅的某种性格和素质，在一定条件下是优点，但如果不知道变通，过于苛求，就会走向极端和偏执，变成弱点缺点。

因此，真正优秀的将帅应根据战场的情况和自身的实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偏激，不执着于某一端，胜不骄，败不馁，勇而有谋，爱而有度，遇事沉着冷静，避免因个人的情绪波动和性格方面的缺陷而造成指挥的失误，从而酿成“覆军杀将”的悲剧。

4. 唯民是保

在《地形篇》中，孙子提出：“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将帅应当基于战争的实际规律（“战道”）而非君主的命令作出决策，要把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战争指挥的最高目标， 一切军事决策与行动都是建立在民众利益的基点之上。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君主和将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对于君主而言， 既需要赋予将帅指挥权以保证战争胜利，又因忌惮其拥兵自重而不敢彻底放权。所以，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中御之患”（君主远程干预军事）的现象。对于将帅而言，战争决策往往面临两难困境。因为战争形势错综复杂且瞬息万变，如果无条件地执行君主命令，则难以适应战场的实际需要。然而，如果不按君主的命令作战，又会冒犯君主的权威。倘若取胜还好， 一旦失败，将帅就要承担一切罪责。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将领选择“唯君主之命是从”，一切都按君主的意愿和指令作战， 即使失败了也可以推卸责任。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往往导致覆军杀将，输掉战争。孙子的看法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孙子看来，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 而在于切实保障民众安全与国家根本利益，这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军事和政治思想。

“唯民是保”的军事原则在当代社会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同样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决策者究竟应当机械执行上级指令，还是基于实际情况灵活应对，成为对领导力的重大考验。从以民为本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必须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将广大人民的福祉与发展视为自身的根本责任和最高目标。归根结底，“集体性的人道关怀高于一切”，这既是孙子的政治理想，也是一条超越时代的普适性管理原则。

5. 静幽正治

孙子在《九地篇》论述客地作战时讲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这句话论述了将帅的性情素养问题。

“静”意为沉着冷静，这是将帅作战的首要素质。战争进程中危机四伏、瞬息万变，唯有保持冷静，才能维持清醒思维、做出理性决断。否则，如果将帅自乱阵脚、方寸大失，就可能会造成决策失误。

“幽”意为深谋远虑，藏而不露，其举止行为深隐难测。对将帅而言这是一项必备的素质。因为将帅承担着三军指挥和决策的重任，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敌人察觉利用，所以必须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谋略不示于人。所有决策都要深藏不露，不动声色地部署执行，做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从更深层的文化视角看，“幽”不仅体现了以静制动的高超统帅艺术，更彰显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区别于西方管理哲学的独特境界。

“正”意为公正无私，这是将帅极为重要的素质。在指挥千军万马、面对形形色色的部属、处理纷繁复杂的军务时，将帅赏罚公平尤为重要。将士们每天出生入死，舍出性命来与敌人作战，如果将帅赏罚不当，必然会丧失威信，导致军令无法顺利执行。

“治”意为条理井然，强调将帅治军作战要细致周密，确保军队管理平稳有序。这是军队管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正如孙子在《兵势篇》中所言：“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意思是说，在旌旗交错、人马纭纭的混乱战场上，军队必须保持严整不乱；在战车奔驰、步卒疾

行的混乱态势中，军队周密部署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实现这一境界的关键在于将帅的指挥艺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若将帅指挥无序、主次不分、行动迟缓，轻则贻误战机，重则全军覆没。

总之，现代领导者要借鉴孙子的为将之道，避免情绪化决策，不要像刘备那样“怒而兴师”导致被“火烧连营”；要严防麻痹轻敌，避免出现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失误；要持续提升道德修养与性格修为，培养“静以幽”的统帅气质，最终实现“正以治”的理想管理境界。

（二）治军理念

1. 上下同欲

《谋攻篇》曰：“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其中“上下同欲者胜”深刻体现了孙子的“道胜”思想。所谓“道胜”就是依靠民众的支持而取得胜利。孙子在《计篇》中对此有精辟论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就是强调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上下团结一致，形成不畏艰险、同生共死的强大凝聚力，这样作战就容易取胜。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向背不仅可以改变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更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结局。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差距往往不大， 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兵员数量、训练水平以及政治基础。政治清明的一方，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民众，从而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最终取得胜利。这正是古代战争制胜的基本规律。

2. 用众如一

“用众如一”是军队战斗力发挥的根本保证。孙子在《军争篇》指出：“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意思是说，金鼓和旌旗是用来统一全军视听的。全军行动一致了，那么，勇敢的士兵就不能单独前进，怯懦的士兵也不能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孙子这句话是强调统一的指挥体系可以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形成强大的整体战斗力。因为作战是一种集体的行动，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做保证，根本形不成整体的作战力量，更谈不上作战计划的执行和预期目标的达成。所以，军队中向来注重军纪的至上权威，强调令出必行，军令如山。

“用众如一”更深刻的内涵则表现为军队中“法”的建设与执行方面。军法设置的意义，就是通过严格的组织、制度、法规来实现战争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而夺取战争胜利。《吴子兵法·治兵》记载，魏武侯曾经问吴起：“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吴起：“以治为胜”。又问：“不在兵力的多少吗？ ”吴起：“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中国历史上，诸如“孙武演兵斩美姬”“司马穰苴斩庄贾”“周亚夫治军细柳营”等，都是将帅以法治军的历史佳话。

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真正的决胜关键往往在于组织效能的较量。胜利的取得依靠的是组织的整体力量和协同能力，而不是个体的勇武或才智。因此，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任何组织都必须通过严明的纪律和规范的制度，将分散的资源与力量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尉缭子·武议》记载的吴起斩勇士的故事极具启示意义：吴起率兵与秦军作战，战斗未打响之前，他麾下一名勇士自恃勇敢，冲到敌方阵前杀了两名士兵携首级而归。吴起立即下令将其斩首。军吏劝谏说：“这是勇士，不能斩。”吴起说：“军令比勇士更重要！ ”最后斩之。这一历史典故深刻揭示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对现代组织的领导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爱兵如子

孙子在《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在这里，孙子将士兵比喻为“婴儿”“爱子”，生动体现了对士卒的呵护之情。这种军事思想的形成，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血缘文化。春秋以降， 中国的血缘政治虽然逐渐瓦解，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血缘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血缘亲情始终是中国人情感世界中最为深厚的纽带。正因如此，中国军事文化格外注重通过情感纽带维系官兵关系，即现代所说的“以情带兵”。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军事家看来，情感是维系人际关系最牢固的纽带，而在诸多情感中，亲情又最具凝聚力。当亲人面临危难时，人们往往会奋不顾身、舍命相救。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试问，有什么样的军队敢同这样的军队较量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情感管理思想日益受到现代领导者和企业家的重视。学者研究发现，东西方管理理念存在显著差异：西方企业侧重有形管理，强调制度约束；而东方企业更注重无形管理，追求以德服人。这种差异的核心，正在于一个“情”字。以海尔集团为例，其管理虽然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同样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无论是在集团与子公司之间，还是在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中，海尔都把情感投入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他们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更注重以情动人，以诚相待，通过建立互信关系来增强团队凝聚力。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模式，正是中国传统“以情带兵”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生动体现。

4. 令文齐武

“令文齐武”是孙子在《行军篇》中提出的治军原则：“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里的“文”是指教育、呵护、感化、奖赏等管理方法；“武”是指纪律、约束、管制、惩罚等管理方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意思是说治军要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后人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令文齐武”。

“令文齐武”不仅是孙子治军思想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精髓。这一原则之所以成为管理学的基本准则，是因为它深刻把握了人性的本质特点，或者说是揭示了人接受管理时的基本规律。从人性本质来看，人具有双重特性：既有精神追求的一面，也有物欲追求的一面；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趋利的一面，也有避害的一面。“令文齐武”的管理智慧正基于此：“文”是针对人有精神追求的一面，有喜欢接受人们赞扬和奖赏的一面；“武”则是针对人有恐惧之心和设法避害的一面，有害怕受到纪律和法纪惩罚的一面。简言之，“文”是以趋利为导向的柔性引导，“武”是以避害为基础的刚性约束，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管理体系。当然， “文”与“武”两种管理手段的具体运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何时用、如何用、对谁用、用到何种程度，这些都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决断力。

5. 深入则专

《九地篇》曰：“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这句话阐述了客军作战（进入敌国领土实施进攻作战）的规律：越是深入敌境，军队就会越专一，而作为防守方的主军反而难以取胜。这一论述的深层意蕴在于，将帅必须真正通晓“为客之道”的军事智慧，善于利用境外作战的特殊环境，造成军队共同的危机感，激发士兵强烈的求生欲，从而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孙子在本篇中还谈道：“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这段话阐明了“逆境求生”的用兵之道：用具体任务驱使士卒，不必告诉他为什么；用利益激励士卒，而不去强调危险。因为人大都是趋利避害的，要让士兵看到利而拼命作战，不能让他们看到害而恐惧不敢前进。要敢于把部队投入险境，以激发军队作战的勇气，增强军队的凝聚力。这反映了孙子对人性心理和群体行为的深刻洞察。

与孙子齐名的吴起对“深入则专”“死地则战”的用兵理论也有深切的体会。《吴子兵法·励士》曰：“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 千人追之， 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意思是说，假如让一名穷凶极恶的罪犯藏匿在旷野之中， 即使有一千人去追捕他，大家也一定会高度紧张、疑神疑鬼，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他突然暴起伤害自己。可见， 一个人舍命相搏，足以震慑千军。孙子和吴子的论述都揭示了一个深刻哲理：当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极限时，反而无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下，弱小者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怯懦者也会变得非常勇敢；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