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作文四史》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19 03:41

写作核心提示：

## 写好“四史”作文需要注意的事项
“四史”指的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四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写好“四史”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理解“四史”内涵，把握核心要义"
"党史："要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新中国史："要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史："要展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壮丽篇章，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社会主义发展史："要展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从理论到现实的演进历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选择合适的切入点，突出主题"
“四史”内容丰富，写作时要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避免泛泛而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四史”学习教育之党史

今年是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中文首译本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它的翻译和出版，始终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历史的选择。

历尽劫波，齐聚上海

1919年6月，陈望道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从日本回到祖国。

9月，陈望道开始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浙江一师素有“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一师”的美誉，沈钧儒、鲁迅、马叙伦、沈尹默、钱均夫（钱学森父亲）等都曾在这里任教。当时和陈望道一起担任国文教员的还有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人因积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也被称为“四大金刚”。当时的舆论界，把浙江一师排在全国中等学校的第一位，把经亨颐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元培，陈望道则比作陈独秀。师生还把陈望道和经亨颐校长并列，称为“离经（经亨颐）叛道（陈望道）”。

在进步、开明的经校长支持下，陈望道与其他一师进步教员一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陈望道在国文教学领域进行了大胆改革，提倡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传授注音字母，引进刚在《新青年》上发表不久的鲁迅《狂人日记》作为教材。

陈望道是一师革新的灵魂和核心。他支持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进步学生创办刊物、成立社团、宣传新思想。他主编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被誉为 “浙江的一颗明星”。一师主办的《浙江新潮》，创刊号上转载过日本杂志的一幅“社会路线图”，指出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第2期上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非孝》一文发表，反动当局视之为洪水猛兽，多次派员查办，责令开除施存统，并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共妻”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对陈望道等教员予以撤职查办，调换校长，甚至“休业”整顿。这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触发了“一师风潮”。1920年3月29日，500余名军警包围一师校园，企图以武力解散学校，将学生押回原籍。学生和军警长时间对峙，最后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成命。

“一师风潮”结束后，“四大金刚”除了李次九都来到上海。上海交通发达，经济繁荣，这里各国侨民聚居，产业工人集中，而旧军阀的势力也相对薄弱，这对在各地受迫害的“激进”知识分子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此前，沈玄庐已经从杭州避居上海，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这时，孙中山、戴季陶等也在上海修养调整，闭门读书，作文会友，思考救国方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被北洋军阀关押数月，释放后也受到严密监视，只好选择逃离。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于1920年2月12日（腊月23日）出京，目的地就是他创办《新青年》的上海。陈独秀于2月22日辗转抵沪。现在又有陈望道从杭州前来，各种政治力量，齐聚上海，各种救国救民之道在这里交汇、融合，各种思想在这里互动、碰撞，撞击出火花。

而施存统、俞秀松在“一师风潮”来临之前就离开杭州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后也来到上海，和陈望道会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建党、建团的伟大革命事业中。由于陈望道的号召力，一师的毕业生不断来上海与陈望道先生汇合，加入党早期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者与成员，积极参与早期党、团组织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陈望道说：“我于1920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 在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实现思想的转变，并在上海聚集，最终促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也促进了党在上海的诞生。

翻译《宣言》，不谋而合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时，正赶上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点燃了许多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火种。正是在这股热潮中，很多留日学生开始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周佛海都是在这个时期在日本留学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陈望道的邵力子曾说，陈望道从日本回国时带回来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陈望道在日本接触社会主义，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思想。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强调议会民主、反对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不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以社会组织、阶级战争、劳动问题为基调。从日本引入马克思学说，一定程度上帮我们避免了欧洲的各种“假社会主义”的侵袭和干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少走了弯路。

“一师风潮”轰动全国，陈望道在风潮中和师生们并肩战斗，获得了广泛的瞩目和认可。这次风潮也促使陈望道认识到不能一味求“新”，还必须要求“真”。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结果被当局就视为洪水猛兽。不从根本上打倒旧制度，寄希望于局部的改良都是行不通的。

陈望道说《共产党宣言》“是《星期评论》约我翻译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 《星期评论》于1919年由沈玄庐、孙棣三、戴季陶创办，立即成为舆论界的新星，被誉为《每周评论》的“兄弟”。《星期评论》刊登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戴季陶确实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想自己动手从日文版中转译《共产党宣言》。《星期评论》1920年新年号刊登了他翻译的《马克斯传》，原文就来自刊登陈望道日语底本的同一期《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这也是日语底本由戴季陶提供的一个佐证。没有《星期评论》社的主动邀约，是没有陈望道的中文首译的。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李大钊等已经认识到随着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变得十分迫切。但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缺乏，陈独秀离京前特地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陈独秀是把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当作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的。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立即会见了《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编辑者。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一拍即合，决定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精通日文和英文，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又积极倡导新文化，且白话文功底好，由他执笔翻译这部经典著作，可以说是不二人选。邵力子因为和留日归国学生有较多接触，对陈望道的情况比较熟悉并断定:“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所以1920年3月，由他出面向陈望道发出邀稿函，并随函寄去了日文版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首译出版，石破天惊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译本得以顺利出版。

1920年4月底翻译完成后，陈望道携译稿来到上海。但不久后《星期评论》被停刊，发表没了着落。踌躇满志、筹备建党的陈独秀接过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任务。5月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重要工作内容就是研究《共产党宣言》、审校陈望道的首译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成立了最早的早期党组织。

俞秀松1920年6月的两篇日记记录了由他将陈望道的译稿转交给陈独秀的事实。1920年6月27日记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6月28日记道：“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资助下，以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核心，还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即“社会主义者同盟”。同盟设立了一个“革命局”，陈独秀担任领导人。革命局还设立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等机构，陈独秀指定、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出版部的工作。郑佩刚在上海辣菲德路成裕里租到一幢新建好的石库门房子，安放“民声社”存下来的一部印刷机，并将熟悉印刷技术的妻子刘无(刘师复的妹妹)从广州调来。此外，还从“华强印刷所”找来了四位熟练技工。这个印刷所命名为“又新印刷所”，取“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又新印刷所诞生了，第一版印了1000本。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1000本很快就赠送完了，9月又印第二版。陈望道回忆说：“译好后，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起先找不到书局印，后来才找到。上海书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

在首译本正式出版后，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以来函的形式为陈望道译本做了一个变相的“广告”：“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对陈望道的翻译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如椽巨笔，功在千秋

首译本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陈独秀从北大借出的《共产党宣言》英文本辗转交给陈望道，说明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一开始就受到陈独秀的关注、促成和支持。实际上，当《星期评论》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后，陈独秀更是积极出面、张罗出版事宜。《共产党宣言》翻译和出版自始至终都和党的成立分不开的。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通过这本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也促进了全国各地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作为科学的建党学说，它指导并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的进程，也促进了无数普通民众的觉醒。

1920年12月-1921年1月间在上海参加早期党组织活动的林伯渠回忆说：“头两次座谈，就是我与陈独秀、沈定一等三人，以后几次邓中夏、李汉俊也参加了，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上海早期党组织还将首译本寄往全国各地，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共产主义思想在各地传播，形成燎原之势。

除了上海之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都先后建立了早期党组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说：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

首译本在湖南建党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在陈独秀的帮助下，于7月下旬在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领导研究会成员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研究俄国革命，保持着与北京、上海早期党组织的联系，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践，开展讨论。1920年冬至192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了党组织。

董必武回忆了湖北早期党组织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包惠僧具体谈了武汉支部的情况。1920年秋天，陈独秀派刘伯垂到武汉发展组织，包惠僧做刘的助手。“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 “我们的主要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大家都很喜欢读。”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党的“一大”的重要指导思想。李达回忆起草“一大”宣言的过程说：“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2018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陈望道先生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中体现了广采博取、强基固本的爱国情操，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使命意识，脚踏实地、执着奉献的实干精神，贴近群众、学习群众的创新路线，依靠组织、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是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望道首译宣言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朱瓅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副部长

“四史”学习教育

虹口有一位90岁的

马来西亚归国华侨，

在退休后仍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

人生观与价值观，

在社区为党和人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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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了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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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澜壮阔的革命到新中国的建立，从热火朝天的建设到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90岁的施行老人都亲身经历。作为一名有着37年党龄的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国家重点核心刊物《外语电化教学》原副主编，施老不忘初心，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动态，力所能及的发挥自己的余热。

出于职业本能，施老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几年，除了前往大学和各区作文学讲座，在“四史”学习教育中，作为“广中人”，他还在社区的“四史”课堂上以先哲、英烈的故事以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向党员们讲解什么是“四史”、学习“四史”最终目的和一名共产党人应有的坚定理想信念，鼓励青年人和党员以史为鉴，开拓未来。

平日里，施老也不断学习“四史”，在家中，他对照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版本进行学习，并把英译版中发现的翻译问题及时告诉出版社，书本上可以看到他所作的密密麻麻的标注。他表示，通过学习书中的“四史”知识，收获很大，自己也在不断提高。

离休后，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份文学创作计划，先后出版了《玩年集》（个人自传体文集）、《上外情》《难忘的苏俄岁月》《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文史趣闻百篇》《名歌名曲趣闻百篇》等作品，总字数达100万左右。

施老用自身经历诠释了“有梦想，就要有奋斗”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正是这样一位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归侨、老党员，在岁月的沉淀中依旧保持和弘扬着优良的传统作风，展示着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