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作文递》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5 11:5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作文时应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作文递进：写出层次清晰的精彩篇章"
作文，作为语文学习乃至各学科表达思想的重要方式，其质量往往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清晰、有条理地组织思路和呈现内容。一篇好的作文，如同登山，需要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那么，在写作文递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 立意明确，主旨突出"
递进的基础是明确的中心思想。在动笔之前，必须深入思考，确定文章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或情感。这个立意要深刻、集中，并且贯穿全文。如同建造高楼，地基不牢，后续的“递进”便无从谈起。在文章的各个层次中，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确保每一部分都服务于整体，避免内容散乱、主旨不明。
"二、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结构是文章的骨架。一篇具有递进关系的文章，其结构通常呈现出一定的逻辑顺序。常见的递进方式包括：
1. "时间顺序递进：" 按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叙述或论证。例如，记叙一件难忘的事。 2. "空间顺序递进：" 按照地点的转换或范围的扩大/缩小来安排内容。例如，参观一处景点。 3. "由浅入深、由

我替同桌给校花写情书，后桌女孩却递给我一张纸条，改变了我一生

那个午后，太阳像一块融化了一半的黄油，黏稠地挂在窗玻璃上。

教室里，电风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切割着浮满粉笔灰的空气，发出「嘎吱、嘎吱」的单调声响。

我正对着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发呆，草稿纸上画满了无意义的辅助线，像一张捕不到蝴蝶的蛛网。

「喂。」

同桌张伟用手肘轻轻撞了我一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了讲台上昏昏欲睡的老师。

我「嗯」了一声，眼皮都没抬。

「帮个忙。」

他把一个崭新的信封推到我面前。粉色的，带着一股廉价的香水味，边缘还有烫金的爱心图案。

我终于瞥了他一眼。他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期盼和紧张的神情，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给林瑶的。」他用口型说出这个名字。

林瑶。

这个名字在空气中仿佛有实体，能让所有嘈杂的声音瞬间安静下来。她是隔壁班的校花，走路时马尾辫会划出好看的弧度，笑起来眼睛像盛着碾碎的星光。她是那种每个男生都会在草稿纸上偷偷写下她名字的存在。

我看着那个信封，又看看张伟。

「我写不出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你知道的，我一拿笔就头疼。你文笔好，帮我写写。」

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从抽屉里摸出一袋还冒着凉气的可乐软糖，放在我手边，「这周的零食，全归你。」

我没说话，只是拆开一粒软糖的包装，塞进嘴里。冰凉的甜意在舌尖化开，带着一股工业香精的味道。

我并不喜欢林瑶，也谈不上了解。我对她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走廊里的惊鸿一瞥，和男生宿舍夜谈时，被反复渲染的、近乎传说的故事。

我只是，喜欢文字。

喜欢把一些虚无缥缈的情绪，用精准的词句固定下来，像制作一枚枚琥珀。

「写什么风格的？」我问，像一个接洽生意的工匠。

张伟眼睛一亮，「就……就那种，深情一点，但又不能太肉麻。最好有点文采，让她觉得我不是个只会打球的傻小子。」

我点点头，撕下一张干净的作文本纸。

握住笔的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下来。

窗外的蝉鸣，风扇的嘎吱声，老师模糊的讲课声，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我的笔尖悬在纸上。

我没有去想张伟，也没有刻意去想林瑶。我想象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情愫，是《情人》里跨越湄公河的渡轮，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面升起的黄旗。

我写的不是给林瑶的情书，而是给我自己心中那个关于「爱」的文学幻影。

「第一次见到你，并非在落满樱花的春天，而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午后。阳光穿过走廊的窗，在你白色的校服上跳跃，像一群迷路的金色蝴蝶……」

我听见自己的笔尖在纸上滑动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我把自己读过的诗，看过的电影，所有关于美好的想象，都揉碎了，一点点地，用文字重新拼凑起来。我甚至用上了博尔赫斯，我说她的出现，像一座拥有无数小径的花园，让我这个迷路的旅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寻找出口。

写到最后，我自己都有些恍惚。

这封信，像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它很美，但没有灵魂，因为它的心脏是空的。

我把信纸折好，放进那个粉色的信封，递给张伟。

他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那个信封，仿佛能透过纸张看到里面那些滚烫的字句。

「兄弟，谢了！」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没应声，只是转过头，继续看我的数学题。那些辅助线，此刻看起来更加杂乱无章。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后背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

是笔尖的触感。

我回过头。

是后桌的陈婧。

她总是很安静，安静到有时候我会忘记我身后还坐着一个人。她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沉静的眼睛。她总是在看书，或者做题，课间也只是趴在桌子上，像一只在冬眠的小动物。

此刻，她正低着头，假装在整理书本，但一只手却从桌子底下，悄悄递过来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

纸条是普通的草稿纸，边缘还带着撕下来的毛边。

我愣了一下，接了过来。

指尖能感觉到纸张的粗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

我把纸条摊开在掌心。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清秀的钢笔字迹，每一个笔画都带着克制的力道。

「字是你的，心跳也是你的。」

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人当场揭穿的魔术师。

所有的铺垫，所有的技巧，所有的伪装，都在这短短的一行字面前，轰然倒塌。

我猛地回头看她。

她依然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看不清神情。只是耳根，透着一点点不自然的粉色。

她怎么会知道？

她怎么可能知道？

那封信里，我倾注的所有心力，所有辗转反侧的构思，所有自以为是的才情，难道不是为了张伟吗？我只是一个代笔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文字工匠。

可那一行字，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的胸膛，指着那颗伪装得波澜不惊的心脏说：「你看，它在为你写的文字而跳动。」

那个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那张纸条被我攥在手心，汗水把它浸得有些濡湿。那行字，像烙印一样，烫在我的视网膜上。

放学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几乎是第一个冲出了教室。

我需要一点新鲜的空气。

张伟兴高采烈地去隔壁班送信了。走廊里闹哄哄的，全是急着回家的学生。

我逆着人流，走到教学楼后面的那片小树林。

傍晚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散了白天的燥热。我靠在一棵白杨树上，反复看着那张纸条。

「字是你的，心跳也是你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察力？

她坐在我身后，隔着一个椅背的距离，却仿佛能看穿我所有的心思。

从那天起，我开始不自觉地留意陈婧。

我发现她用的钢笔，和我的是同一个牌子，但她的笔帽上，用白色的修正液画了一颗小小的星星。

我发现她喜欢在听课的时候，用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节奏很轻，像落下的雨滴。

我发现她看的书，远比我想象的要庞杂。除了教辅书，她的抽屉里还塞着《百年孤独》、《月亮和六便士》，甚至还有一本厚厚的《时间简史》。

我开始在课间，假装不经意地回头，问她一道数学题。

其实那道题我会做。

我只是想找个理由和她说话。

她会很耐心地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解题步骤。她的手指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这里，要用这个公式的变体。」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耳廓。

我看着她写的字，和我手里的那张纸条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谢谢。」我说。

「不客气。」她推了推眼镜，又埋头看自己的书了。

我们的交流，总是这样简短，克制，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张伟那边，似乎进展得很顺利。

他告诉我，林瑶收了信，虽然没说什么，但第二天看到他的时候，对他笑了笑。

「肯定是你的信起了作用！」张伟兴奋地买了一大堆零食塞给我，「以后我的幸福，就靠你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成了张伟的专属「情感顾问」。

他每天都会向我汇报他和林瑶的进展。

「今天体育课，我给她递了一瓶水，她说了谢谢。」

「今天在食堂，她排在我后面，我多打了一份糖醋里脊给她。」

「她说她喜欢听周杰伦的歌，让我推荐几首。」

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给他出谋划策。推荐什么歌，聊什么话题，甚至连发短信的标点符号，他都要来问我。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提线木偶的操纵者，躲在幕后，控制着舞台上那个光鲜亮丽的木偶，去演绎一场不属于我的爱情戏。

而我真正的观众，只有身后那个安静的女孩。

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听。

我只知道，每当我回头，总能对上她那双沉静的眼。

她从不参与我们的话题，也从不发表任何意见。她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像一棵树，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有一次，张伟又在眉飞色舞地讲他如何按照我的「剧本」，和林瑶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偶遇。

他说：「我跟她说，我喜欢看村上春树，尤其是那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那句话，是我曾经写在作文本上的一句摘抄。

下课后，我收到陈婧递来的第二张纸条。

这次的纸条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小人，小人头上顶着一个面具，面具上是笑脸，面具下却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画的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面具戴久了，会成为脸的一部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那天放学，我没有立刻回家。我走到陈婧的座位旁边，她正在收拾书包。

「我有话想问你。」我鼓起勇气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地上交汇，又分开。

一路无话。

直到走到一个岔路口，她停下脚步。

「你要问什么？」她说。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两张纸条从口袋里拿出来，摊在她面前。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知道？」

她看着那两张被我捏得皱巴巴的纸条，沉默了片刻。

「我坐在你后面。」她说，「我能听到你的呼吸。」

我愣住了。

「你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继续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你的呼吸声，和平时不一样。你写数学题的时候，呼吸是平稳的，甚至有点不耐烦。但你写那封信的时候，你的呼吸里，有种……很专注，很投入的东西。那种感觉，不像是在帮别人完成任务。」

「还有，」她指了指张伟炫耀的那句村上春树，「那句话，我看到过你抄在笔记本上。你的字，你的想法，就像你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可以模仿你的动作，但模仿不了你的灵魂。」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透明的，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存在。我躲在文字的后面，躲在别人的故事里，以为这样很安全。

却没想到，有一个人，在我身后，看到了我全部的伪装，和伪装下那个真实的我。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声音有些干涩。

她抬起头，第一次，我那么清晰地看到了她的眼睛。

那是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像被雨水洗过的天空。

「因为，」她说，「我觉得，一个人的才华，应该用来照亮自己，而不是给别人做嫁衣。」

说完，她对我笑了笑，那是一个很浅的笑容，像水面上漾开的涟

漪。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另一条小巷。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手里紧紧攥着那两张纸条。

那一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

那之后，我和陈婧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不再仅仅是前后桌。

我们会一起去学校的图书馆，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进来，空气中浮动着书本和灰尘混合的奇特味道。

我们很少说话，只是各自看书。但偶尔，我会抬头看她，她也会恰好抬头看我。

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然后迅速移开，像两只受惊的蝴蝶。

我们会聊博尔赫斯，聊卡尔维诺，聊那些晦涩但迷人的文字迷宫。

我发现，她读过的书，比我多得多。她对文字的理解，也比我更深刻。

她告诉我，她喜欢马尔克斯，因为他能把最沉重的故事，写得像一个瑰丽的梦。

她说：「文字是有力量的，它能构建一个世界，也能摧毁一个世界。所以，使用它的人，必须真诚。」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以前我所追求的那些华丽的辞藻，精巧的结构，在她这种纯粹的真诚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与此同时，张伟和林瑶的故事，还在按照我写的「剧本」上演。

他们成了公认的一对。

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去操场散步。

张伟越来越依赖我。他甚至让我帮他写情诗，写检讨，写演讲稿。

每一次，我写完，心里都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我像一个盗贼，偷窃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去粉饰另一个人的生活。

而每一次，陈婧都会用某种方式，点醒我。

有时是一本书，她会特意翻到某一页，放在我桌上。那一页上，画着一道红线，旁边的句子像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有时是一首歌，她会戴着耳机，把其中一只塞给我。耳机里传来的是我从未听过的民谣，歌词简单，却直击人心。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用别人的名字，呼唤着自己的渴望。」

我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分裂感。

白天，我是张伟的「影子写手」，用尽才华，为他编织爱情的幻梦。

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对着空白的日记本，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的笔，好像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周五。

那天下午，学校组织了一场文艺汇演。张伟被班主任推举上去，要朗诵一首诗。

那首诗，当然也是我写的。

我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首关于青春和梦想的现代诗。里面有星辰，有大海，有不顾一切的奔跑。

张伟在后台，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他一遍遍地背着我写的诗，表情痛苦，像在背一篇古文。

「兄弟，我有点慌，万一忘了词怎么办？」他抓住我的胳膊，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忘了就忘了，」我说，「真诚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这句话，是我从陈婧那里学来的。

张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上了台。

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看起来英俊挺拔。

他开始朗诵。

「当第一颗星，在天鹅绒般的夜空醒来……」

他的声音洪亮，但没有感情，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我坐在观众席的角落里，旁边就是陈婧。

我能听到周围女生的窃窃私语。

「哇，张伟好帅啊！」

「没想到他还这么有才华，这首诗写得真好。」

我低下头，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就在这时，张伟卡壳了。

他念到一半，忽然忘记了下一句。

舞台上，他额头的汗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台下开始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

我看到林瑶坐在第一排，她的脸上，没有担忧，只有一种淡淡的、近乎于漠然的表情。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张伟在台上窘迫地站了几十秒，最后只能鞠了个躬，匆匆下台。

那一刻，我没有感到幸灾乐祸，只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

为他，也为我自己。

汇演结束后，雨下得更大了。

我和陈婧都没有带伞。我们站在教学楼的屋檐下，看着雨水在地面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水坑。

「他只是忘了词，」我鬼使神差地，开口为张伟辩解，「他太紧张了。」

陈婧没有看我，她只是看着远处的雨幕。

「你觉得，林瑶真的喜欢他吗？」她忽然问。

我愣住了。

「她喜欢的，或许只是那封情书，那首诗，那个被文字塑造出来的、完美的幻影。」陈婧的声音很轻，却像雨点一样，清晰地落在我心上，「当幻影破灭的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沉默了。

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那天晚上，张伟没有回宿舍。

第二天，我听说，他和林瑶分手了。

是林瑶提出来的。

据说，林瑶找到张伟，只问了一句话：「那封信，真的是你写的吗？」

张伟无法。

这个故事，在学校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张伟有好几天没来上课。

我坐在我的座位上，看着旁边空荡荡的椅子，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以为我会感到解脱，但没有。

我只感到一种更深的迷惘。

我拿出一张新的作文本纸，想写点什么。

可是我的笔尖，在纸上停留了很久，却落不下一个字。

我发现，我的文字，好像随着那场失败的朗诵，一同死去了。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些我曾经引以为傲的句子，那些华丽的比喻，那些精巧的排比，像一群幽灵，在我脑海里盘旋，嘲笑着我的空洞。

我替别人写了那么多关于「心」的东西，却好像把自己的心，给弄丢了。

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史无前例地，跌到了及格线以下。

尤其是作文，老师的评语只有四个字：言之无物。

我拿着那张成绩单，在操场上坐了一整个下午。

太阳落山的时候，陈婧走到了我身边。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本书。

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

我接过书，翻开。

扉页上，是她清秀的字迹。

「推石头上山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是幸福的。前提是，那块石头，是你自己的。」

我看着那行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

暑假的时候，我没有回家。

我留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做志愿者。

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那些被翻乱的书籍，把它们重新放回书架。

我一本一本地，抚摸着那些书的封面，感受着纸张的纹理。

我不再去想那些写作的技巧，不再去追求那些华丽的辞藻。

我只是安静地读。

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我读《老人与海》，感受那种最原始的、与命运搏斗的力量。

我读《活着》，感受那种在苦难中，依旧坚韧的生命力。

我读陈婧送我的那本《西西弗神话》，一遍又一遍。

我开始明白，真正有力量的文字，不是来自于技巧，而是来自于最真实的生活和感受。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图书馆里，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我拿出日记本，写下了第一句话。

「今天，天气很好，雨下得也很好。」

这是一个很平淡的句子，没有任何修饰。

但写下它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笔，活过来了。

那颗被我弄丢的心，好像也重新开始跳动了。

开学后，我见到了张伟。

他瘦了，也黑了，但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精神了很多。

他见到我，笑了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暑假我去学吉他了，」他说，「我想，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唱自己想唱的歌，比较酷。」

我看着他，也笑了。

「很酷。」我说。

我们都没有再提林瑶，也没有再提那封情书。

那段荒唐的往事，就像那个夏天一样，过去了。

我和陈婧，依旧是前后桌。

但我们之间的那条河，好像消失了。

我们会一起讨论一道题，争论一个历史事件的看法。

我们会一起在放学后，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

我们会一起在周末，去逛旧书市场，在蒙着灰尘的故纸堆里，寻找惊喜。

我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我的作文，也重新获得了老师的表扬。

但我不再写那些空洞的抒情。我写我身边的生活，写食堂里打饭的阿姨，写操场上奔跑的少年，写窗台上那盆被雨淋湿的绿萝。

我的文字，不再华丽，但它们有了温度。

高三那年，学校举办了一场征文比赛。

主题是「我的十八岁」。

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写了我如何替别人写情书，如何迷失，又如何找回自己的故事。

我写了张伟，写了林瑶，也写了那个递给我纸条的、坐在我身后的女孩。

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

「我的十八岁，是从一张小小的纸条开始的。它告诉我，每一个人的心跳，都应该为自己而鸣。我的文字，也应该只为我自己的灵魂，而歌唱。」

我没有把这篇文章拿给任何人看。

我只是把它，和陈婧曾经给我的那三张纸条，一起夹在了我的日记本里。

高考结束的那天，全班同学都在撕书，扔卷子。

雪白的纸片像大雪一样，从教学楼的每一扇窗户里，纷纷扬扬地飘落。

我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陈婧。

她正安静地站在走廊的尽头，看着这场盛大的告别。

「我有东西给你。」我说。

我把那个厚厚的日记本，递给了她。

她愣了一下，接了过去。

「这是什么？」

「我的答案。」我说。

她低头，翻开了日记本。

我看到她的目光，落在了我写的那篇征文上。

她看得非常认真，一页，又一页。

我站在她面前，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

她的眼眶，有些红。

「你的字，」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比你写给林瑶的那封信，好看一千倍，一万倍。」

我笑了。

「因为，这一次，心跳是真的。」

夕阳的光，穿过走廊，洒在我们身上。

空气中，弥漫着青春散场时，那种夹杂着喜悦和伤感的气味。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都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故事，已经结束了。

而有些故事，才刚刚开始。

很多年后，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写了很多书，有小说，有散文。

有一次，我回母校参加校庆。

走在熟悉的校园里，看着那些穿着校服的年轻脸庞，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走到了我们曾经的教室。

教室里空无一人，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走到我当年的座位，坐了下来。

阳光从同样的角度，透过窗户，洒在我的身上。

一切好像都没变，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座位，是空的。

我的心里，也跟着空了一下。

校庆晚会上，我作为优秀校友，被上台发言。

主持人问我：「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拿着话筒，看着台下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沉默了片刻。

然后，我笑了笑，说：

「是因为，在我十八岁那年，有一个女孩，递给我一张纸条。」

「那张纸条，改变了我的一生。」

96年师专毕业后我分到报社，周边人说别得意太早，你就等着倒霉吧

我拎着帆布包进报社那天，天有点闷，雨刚止，老城的青石板路还冒着潮气。

门口抽烟的师兄斜了我一眼，笑嘻嘻说了一句：“别得意太早，你就等着倒霉吧。”

他说得不阴不阳，像街坊递过来的一碗凉粉，辣椒下得稍重。

我“嗯”了一声，心里却有东西轻轻一颤。

口袋里那张传呼机卡硌得我肋骨发痒。

我把父亲塞给我的旧钢笔放进上衣口袋，笔夹露出一小截，像一条老实巴交的鱼尾。

我在签到表上写下名字，领一张硬纸片，上面印着“实习记者”。

桌子是旧的，边角磨得发亮。

桌面上有一道很长的划痕，从左上角斜到右下角，像午后困倦时有人随手划过的一道河。

我摸了一把桌面的沙粒，指尖灰白，像我此刻的心气。

走廊窄，水磨石地上留着黑脚印，墙上是一排黑白照片，都是前辈们年轻时的样子。

有人穿中山装，有人穿衬衫，眼神里有种见过世面的不动声色。

新闻部把十几张桌子围成“凹”字。

值班主任坐在正中，茶杯冒着气，盖子盖得严。

“你先跟社会组。”

他不抬头，把一沓旧稿纸推给我。

“把这个月的社会版通读，红笔圈结构。”

我点头。

“别以为写文章就是写散文。”

旁边一位姐笑着提醒。

“新闻六要素，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结果，哪个都不能丢。”

“晓得。”

我说，方言不自觉就冒出来。

她摆手笑：“行咧，去坐吧。”

中午我回家吃饭。

家在城郊，筒子楼里总有一股潮气，带着白菜和煤的味道。

十几户人用一口水龙头，轮到谁，谁就搬小板凳。

母亲穿着旧围裙，袖口磨起毛。

她把热米饭递给我，土豆烧豆角，油不多，味道稳当。

“你爸午后才回来。”

她说。

“钟表摊要撑到两点。”

父亲下岗后在菜市场摆了个修表配钥匙的摊子，借了一角位，挂了一块木牌，缠了几圈透明胶。

他的手粗，指甲缝常常有黑印，可拈起最细的发条不抖。

吃完饭，母亲把一只搪瓷缸塞给我。

缸口有两处磕口，白釉下露出铁色骨头，口沿有一圈淡黄茶渍。

“带着。”

她说。

“单位的杯子你不熟，先用这个。”

“嗯。”

这只搪瓷缸在我们家用了十几年，像个脾气好却有主意的老人。

它在饭桌上当过汤碗，夏天装过冰糖雪梨，冬里泡过红茶，什么都装得下。

在我手里，它很稳。

下午回到报社，楼上传来“嘀嗒嘀嗒”的打字机声。

风从木窗缝里带进细细的尘土，太阳在窗台上铺开一块暖。

我翻通联稿，拿红笔圈画。

画着画着，眼前闪过父亲的手。

那只手在钟表玻璃上轻轻敲，耳朵贴近听“滴答”，像听一个孩子在被窝里呼吸。

值班主任忽然喊我：“小刘，你跟老张去市里走一圈，棚户区搬迁，带相机，别忘了备两卷胶卷。”

我应声跟出门。

老张是报社的“腿”，骑二八大杠，自行车铃一响，路人都让。

“坐后梁，稳点。”

他说。

“别手忙脚乱。”

我把帆布包挂在车把上，搪瓷缸放包里，拿毛巾包了两层，怕颠。

太阳从云里探出来，街面泛起白光。

老城那片砖房一排排矮，屋檐下拴着竹篮，风来篮子晃，孩子在篮子里笑。

那条巷子脚下是青石板，石缝里挤出小草。

有人在搬家，扛着木箱，箱面上用墨水写着“碗筷”“棉被”。

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拿着收音机，手掌来回摩挲，像摸一匹老马的颈子。

“这个带不走了。”

他对身边的女人说。

“坏了，没地方修。”

我看见他手腕上的老表，表带裂开，表盘边沿有一道细纹。

我想起父亲。

老张在前面问搬迁办的同志情况，语速快。

我跟不上他的问题，但我记下了搬家的节奏，一口气一口气，一段段往前。

我拍了几张照片，心里琢磨结构。

回来后我写了《搬家清单》。

文里写“被褥里的棉花像春天压住的白云”。

写“铝锅被阳光照得发亮，像一枚旧日子的银币”。

编辑把稿子放在手下摸了摸，说：“像散文。”

我脸热了一下。

“留一段。”

她又说。

“你写的‘老人把缝纫机调针距那一下’真切，留下做小栏。”

我应了，心里酸甜，像喝了一碗不太甜的米酒。

晚上回到家，父亲已经回来了。

他把一天修好的表码好，玻璃罩上压着当天的报纸。

“上了没有？”

他问。

“留了一段。”

我说。

他点点头，把那支旧钢笔递给我。

“拿去用。”

他说。

“笔在你手里才有活路。”

钢笔笔杆上有道小裂缝，是我小时候摔的。

笔尖跑起来，还是顺。

第二天，我被安排去跑公交线路。

主编说，做个专栏，写“百姓微事”。

我知道这个专栏门槛不高，位置也不显眼。

我乐意。

我跟着一辆老公交从首站坐到末站。

售票员嗓子有点哑，报站名像唱小曲。

“前门上，后门下，抓紧扶手哈。”

撑伞的阿姨把伞尖收起，免得戳到旁人的眼。

小伙子把一袋青菜递给老人，帮他扶稳。

司机转小弯时，手会去扶一下后视镜。

我蹲在后轮边，看窗外雨水拉出斜线。

车厢里有人小声说：“今儿个晚饭多做点，娃儿回来了。”

我把这些记在小本上，字不漂亮，漂亮不重要。

第一篇稿子交上去。

值班主任摆开红笔：“这个太抒情。”

我抬头，看他的眉角。

他没有责怪，只是提醒。

“新闻要素是骨架，抒情是佐料。”

他说。

“不能本末倒置。”

我点头，回座位改。

改到夜深，走廊里只有清洁阿姨拖地的声音。

我端起搪瓷缸喝水，缸壁被灯光照得暖。

我把句子一刀一刀削去形容词，只留下动作和物件。

第二天，版面出来，专题用了我稿子的核心段落，署名在第二排。

我看着自己的名字，像看见半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

我笑了笑。

够了。

值班主任经过，轻轻敲了敲我桌面：“还行。”

我“嘿”了一声，像赶集路上遇到熟人。

周末，我去菜市场看父亲。

他用小螺丝刀拨表针，旁边摆着几把亮闪闪的钥匙，像小鱼尾巴。

我站着看他。

他抬眼问：“忙吗？”

“忙。”

我说。

“忙得安稳。”

母亲送饭来，铝盒里米饭热腾，边上两片腊肉。

她把搪瓷缸放我面前：“泡点枸杞，不上火。”

我捧着缸，想起门口那句话。

“别得意太早，你就等着倒霉吧。”

这话像根小针，时不时刺我一下，让我不敢松劲。

它也是提醒，头低一寸，脚下就稳一分。

我在报社过日子，像父亲在市场过日子。

稿子从手下过，像发条从他的手指缝里滑过。

夜班那天，传呼台留话。

我去走廊公共电话回拨。

“你是小刘吗？”

那边是个阿姨的声音。

“我看你写的公交那篇，写得像街坊话，不拧巴。”

她说她在老城开缝纫店，读报时喜欢把纸折起来，像叠衣服。

她还提到之前报纸写她丢布票找回的事。

她谢错了人。

“可能认错了。”

我说。

“不过，谢谢你关心我们这城。”

她笑。

“好。”

我说。

喉咙里有点热。

挂了电话，我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夜风从缝里来，吹动窗帘一小角。

社会版的大姐从稿堆里抬头：“有条线索，养老食堂，你去。”

我“哎”。

第二天，我背相机，揣小本和钢笔，搪瓷缸用塑料袋包好。

养老食堂在一处老院里，门口挂着“居委会”的牌子，油漆掉了一角。

中午，老人大多到了。

白瓷碗里米饭冒着热气。

铝勺刮碗边的声音透心。

厨房的人手忙脚乱地盛菜。

菜谱黑板写着“豆角烧土豆、清炒南瓜、紫菜蛋汤”，粉笔字尾巴斜出去。

一位戴黑框眼镜的老师傅从兜里掏出一小把青葱，说是自家种的，放汤里更鲜。

我站门边，尽量不妨碍人。

我记下老人们把饭分成两半，先吃热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留给傍晚温一温。

我写了这篇稿。

编辑在标题边上打了一个小小的“暖”字。

版面出来后，有企业送来几袋大米。

居委会给报社打电话，连声道谢。

下班后我路过那家食堂，门口的麻袋靠墙，一袋袋整齐。

麻袋上印着蓝字。

有个老人把手伸进麻袋，抓起一把米，又慢慢放回去。

他的手指在米粒里翻动，像在摸一个久别的朋友。

我心里轻轻一动，又轻轻落下。

生活的重量，不重不轻，刚刚好。

邻里里，总有人爱说几句随口话。

楼道那位爱穿背心的大哥见我拿相机回家，拉着嗓门喊：“记者哦，风光咧。”

“风光个啥子哦。”

我笑回他。

“鞋子进了泥巴，洗都麻烦。”

他乐。

“喝茶！”

他递给我一只玻璃杯，杯底几片茶叶沉着，光照上去像小鱼游。

“晓得了。”

他拍我肩。

“稳点。”

他这句“稳点”，和师兄那句“别得意太早”，一道把我夹在中间，不紧不慢地往前推。

报社里有消息，说要考核新人，有名额进入编制。

我不多想，只盯这一周该写什么。

有次跟着老张采访一个门卫。

他的岗亭里摆满剪报，用透明胶贴得工工整整。

他把自己看过的新闻一张一张抚平，再贴上墙。

“我看报，认字少，慢，喜欢看人。”

他说话时，眼睛里亮了一下，像擦过的玻璃。

我写了他。

那天的报纸，他贴在墙上正中。

我去看时，他笑着拍纸：“你看，贴正了。”

我看着那张纸，心里升起一股认真。

认真，是最耐用的黏合剂。

年底评优，我没上榜。

我不难过。

栏目固定了，叫“街口记”。

我每周写一篇。

写门卫叔的剪报簿，写食堂大姐的白围裙，写雨天门口堆着的破纸箱，写新修水泥路边冒出的一朵小草。

父亲把报纸压在钟表玻璃下，说：“时间一点一点拨出来的。”

母亲用搪瓷缸给我泡枸杞，说：“喝了不困。”

她眼里有光，不刺眼，像菜市场天棚上漏下来的太阳。

单位里那位“别得意太早”的师兄拍我肩：“你慢慢有数了哈。”

我回他一句：“莫慌，日子长咧。”

我们笑，像冬天手心贴在暖壶上，烫得刚好。

我和她的事，也往前一步一步走。

她在小学教语文，穿蓝白格衬衫，马尾用黑橡皮筋扎着，走路快。

周末我们去旧书摊，她蹲着选书，手指沿着书脊走，像一只小动物。

她抬头看我：“你这周写啥？”

“养老食堂。”

我说。

“别掉泪。”

她笑。

“把人的手写出来就行。”

我点头。

她懂我。

那年冬天来得快。

街边棉鞋堆成小山，红的、蓝的、黑的，鞋头圆圆。

我穿着棉鞋在街上跑稿件，脚底暖，手指凉。

我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传呼机，屏幕上“1111”的号码闪。

传呼台的小姐姐认识我了。

她的声音一出来就笑：“小刘，又给你留话。”

我回去回拨。

电话那头有时是居委会，有时是学校，有时是车队，偶尔也有读者说“你上次写的那个谁谁，我认识，是个好人”。

电话挂了，我坐下，继续写。

写到夜半，我抬头。

窗外一盏路灯，光晕在雾里晕开，像搪瓷缸口那圈茶渍。

时间一久就留在那里。

搪瓷缸里，枸杞沉沉浮浮。

我喝一口，不烫，温。

我想起父亲下岗那年。

他把修表摊摆在市场口，挂了一面小镜子，方便顾客看表戴着顺不顺。

他常说一句话：“表要走得准，人要走得稳。”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上，像给自己打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单。

春天来了，柳芽发出浅浅的绿。

城里新马路铺起来，旧电线杆还没撤，粗电线从天上过。

公交车换了几辆新车，车身漆亮，报站更清楚。

我照旧从后门上，照旧看人们如何让座，如何拿菜，如何让孩子靠窗。

人们在变，又不变。

他们还是那样照看着彼此。

一边为自己，一边为别人。

我把这些写下。

我的“街口记”渐渐稳定。

有时候，我在文末留一行空白，不写结论。

我把风留给读者自己吹进去。

有人说我“书生气”。

也有人说“看着顺”。

我都笑笑。

我晓得，写字也是慢活。

有一天，我去采访一个公交车队的早班。

天没亮，车库里一排车灯像一排清醒的眼睛。

师傅们拿着抹布擦车窗，呼出的白气在灯下散开。

我看见一个年轻司机把口袋里的一包硬糖放到驾驶位旁边。

“等娃儿放学，给他两颗。”

他对我笑。

我写了这件小事。

那天的编辑在我稿边写了四个字：“不响的光。”

我把这四个字带回家，放在心口。

周末，亲戚聚在一起。

表哥端着杯子和我碰：“你现在也算文化人了。”

我笑：“哪门子的文化人哦，报社里扫地的阿姨都比我有经验。”

众人笑。

亲戚里难免有随口的建议。

“报社嘛，压力也大。”

“写东西不容易，坚持就好。”

“莫要急，慢慢来。”

他们的语气平和，我心里安稳。

他们说的不是我，是他们看过的世界。

我懂。

我和她准备领证。

我们商量婚礼简单点。

亲戚朋友吃碗面，喝杯茶，热热闹闹过一天就好。

母亲说：“你们做主。”

父亲点头：“日子是你们的。”

我在抽屉里放了两个小本子，一个是我写采访笔记，一个是我和她的开支表。

我们把买菜的钱、公交卡的充值、两人每月给父母的孝敬都记下来。

记账是生活的另一支笔。

它不写形容，只写数。

它也能让人心里稳。

报社的春季考核到了。

社会组有两个名额。

我没有在名单里。

主任对我说：“你继续写，稳。”

我笑着点头。

那天回家，母亲把一盘韭菜炒鸡蛋端上来。

颜色很亮，味道恰好。

“吃饭。”

她说。

“吃了再写。”

我“嗯”。

我屋里那盏灯的光不刺眼。

桌角的搪瓷缸一圈茶渍在灯下很安静。

我打开本子，在“街口记”的下一篇标题下空着，不急着填。

我想起楼道大爷。

他戴蓝帽子，帽檐下眼睛细细，见我总说：“慢点跑，别摔咯。”

我把这句话写在标题下面。

我知道我的这篇要写的，是“慢”。

我去采访一个面馆。

面馆在小巷里，门脸不大，墙上挂了几张泛黄的菜单。

老板是对夫妻，男人揉面，女人端碗。

我看见男人把面团摔在案板上，摔出一声闷响，像给这一天提神。

女人端碗时，总把碗沿用干净的布擦一下。

碗口没有一滴汤。

来吃面的多是附近居民，打个招呼，喊一声“老板娘，加点葱”。

有人带孩子，孩子坐小马扎，用铝勺敲碗边，叮叮响。

我写了他们家的“慢”。

慢工出细活，慢在手上，快在心里。

那天，我把标题填上了：“慢一点，刚刚好”。

这篇见报后，有读者把剪下来的报纸贴在自家冰箱上。

他来信说：“我女儿写作文用了你的话，她说‘慢一点，刚刚好’。”

我把这封信和之前那封来自南城的信夹在一起。

纸渐渐软，但字不淡。

夏天到了。

报社里换上了风扇，嗡嗡响。

窗外的梧桐叶子大片。

我去学校采访毕业季。

操场上横幅飘着，学生们拍照，笑声散开。

一个班主任用小本子记下每个孩子的去处。

他用红色圆珠笔一笔一笔写。

我问他：“累吗？”

他笑：“高兴。”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眼角有细纹像笑纹。

他又说：“看着他们走向自己要走的路，心里踏实。”

我写了这位老师的小本子。

我写那本子边角磨毛，纸上吸足了汗水。

我把老师写在事里面，不把人写成背景。

值班主任看了，点了一下头。

“对。”

他说。

我继续沿着这条路走。

我写一位修理电风扇的师傅，夏天在巷口摆摊，身后挂着一排扇叶，像一圈圈旧日的风。

我写一位邮差，骑着绿车子，包裹挎在肩头，耳朵后别着一支铅笔。

我写菜市场卖豆腐的婆婆，她的手在清水里一按，豆腐冒出一缕气泡，像叹气。

这些人让我觉得，我写字是在借他们的眼睛再看一遍这城。

我看见他们。

他们也看见我。

有一次，我的稿件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时间点。

编辑提醒我：“年代要准。”

我回去核对，打了几个电话，找到最早的通知和时间。

我把这个错误改掉。

我知道，写字的人，最忌讳“差不多”。

差一小步，走偏一里路。

我把这句话写在笔记本最后一页。

秋天，报社策划“邻里互助”的专题。

我自告奋勇写一条公交线路上司机与乘客互助的故事。

我跑了三天，从清晨到傍晚，从晴到雨。

我蹲在车尾听售票员喊站，手心出汗。

我见到老工人让座，年轻人挪菜，司机在雨天递塑料布给打湿的学生。

我把这些写下。

稿子交上去，有同事说：“你这是不是太‘暖’了？”

值班主任看了看，说：“不虚就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落地。

因为我写的是真的。

版面出来，专题用了我稿子的核心段落，署名第二排。

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像看见一盏小灯在角落里亮。

这就够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那天夜班，我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前次那位缝纫店阿姨。

她说：“我们店里做了几件校服，孩子穿得合身，笑得很开。”

她说：“看到报纸写这些，我心里舒服。”

我说：“谢谢。”

她笑：“你继续写，我们继续做。”

她挂了，我站在窗边，想起房下梧桐叶在风里“哗啦”的声音。

我心里有一块地方，被轻轻地抚平。

1997年春天，我和她领证。

那天我们走出民政局，她把小红本在阳光下一晃，红得鲜亮。

我们没有摆酒席。

父亲把刚擦好的钟玻璃放桌上，对她说：“以后家里这口表，就靠你们俩一起拨。”

她笑着点头。

母亲给了我们一只新的搪瓷缸，绿边，缸底印着“景德镇”。

“新的用着。”

她说。

“旧的留着。”

我把旧缸放在家里，把新缸带到单位。

两个缸，一只放回忆，一只装当下。

我看着它们，心里踏实。

我继续写“街口记”。

我写一位年轻母亲在下雨天把塑料袋套在孩子的鞋上，自己穿着沾了水的布鞋。

我写一对老夫妻在傍晚沿河走，彼此不说话，脚步一致。

我写一个年轻的编辑，熬夜到凌晨，桌上放着一块小蛋糕，蜡烛没点，被他拆开来当早饭。

这些都是小事。

小事，是生活的骨头。

有一次，我被派去写“生活转折”的案例。

我想到了邻居家的小伙子。

他毕业后去一家工厂，当上班组长。

他把班组里一块黑板用来记“安全提醒”和“生日”。

他在黑板上写：“今天老李生日，大家一起给他唱一首。”

他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也把生活带进工作。

我写了他。

他看到报纸，特地敲我家门，说：“谢谢你写我们。”

他的声音有点紧张，又真诚。

我说：“我们是写你们。”

他笑。

“那就好。”

报社的秋季考核又到了。

这回，社会组有一个名额。

我在名单里。

主任说：“恭喜。”

他说完，又补一句：“稳。”

我说：“晓得。”

同事伸手和我握。

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

我回家，父亲把那张名单的复印件放在钟表玻璃下。

母亲把搪瓷缸擦了一遍，放在桌角，像给它过礼。

她说：“好好做。”

她眼里的光像往常，但我看得出她心里有一层柔。

我和她搬进了一间小屋。

屋子不大，窗扇旧，窗台上能放两盆绿萝。

她在窗台摆了一本字典和一根铅笔。

她说：“我们家，字要放在阳光下。”

我点头。

我买了一把小榔头，给墙上钉了两颗钉子。

一颗挂钟，一颗挂我的包。

晚上，我写稿，她改作业。

我们彼此不打扰。

有时候，她会把一张学生的作文递给我。

她问：“这句话顺不顺？”

我看一眼，点头或摇头。

她笑。

她说：“你也谨慎得很。”

我说：“多看一眼，多稳一点。”

她把我的话学了去，用在批语上。

“多看一眼，多稳一点。”

我看见她批改作业时的手，握得稳，我心里慢慢地暖。

1998年，手机开始在街上露面。

BP机还在响，传呼台还忙。

有人开始用手机打电话，那声音像从河对岸传来。

报社也添了几台电脑，屏幕厚，后背鼓。

键盘噼里啪啦，和打字机的“嘀嗒”合起来，像一首混合曲。

我还习惯手写稿，用那支旧钢笔。

我写完，再敲进电脑里。

同事笑我“老派”。

我笑回：“手上有墨，心里才踏实。”

他说：“也有道理。”

那年夏天，城里修路。

我写工地上的夜班。

点点黄色的灯把路面照得发亮，路边的树影像剪纸。

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忙而不乱。

休息的时候，有人蹲在路边吃一块西瓜，红瓤在路灯下像一块小红旗。

我写了他们。

稿见报，第二天我路过那条路，有个师傅对我笑，喊：“记者，写得中！”

我摆摆手，笑。

“你们干得中。”

他笑得更大。

我心里踏实。

我在社会版上写到邻里争执时，总尽量让语气平和。

我把两边的观点如实写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摆好，把最后的解决办法也写清。

我不指点谁对谁错。

我觉得，生活里的“对”和“合适”，有时候不是一个词。

我学会了在句子里留空。

让读者自己把手伸过来，补上一点。

冬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暖气片上的小故事”。

我们这城的老楼有的烧热，有的要靠电炉子。

我写一家三口用暖水袋传热，祖孙三代坐在一张床沿。

我写一个年轻人给隔壁的老人送了一段插线板。

他敲门，把插线板放在门内鞋柜上，笑着说：“我多一个。”

这些事很小。

小得像米粒。

米粒放在掌心，多少？抓起来，够一口饭。

街坊看了这篇，来信说：“像我们家。”

我回信说：“我写的，就是你们家。”

春天又来。

我去桥头写晨练。

清晨的雾淡。

老人们打太极，手腕一翻一推，像拨开一层薄薄的纱。

河水浅浅，桥洞里传出回声。

我写他们的手。

我写他们额角细汗。

我写一位老人的帆布鞋尖磨出白，鞋带打了个朴素的结。

我写到这里，停笔。

我不加抒情。

我让清晨的气从字缝里透出来。

那天，我把稿交上去。

编辑看一眼，笑了笑。

她说：“嗅到早晨了。”

我也笑。

她说：“你这几年，字里有股稳劲。”

我说：“是街里给的。”

我知道，我从那些人的手里捧回了这股劲。

我和她有了孩子。

孩子出生那晚，我在走廊里来回走，搪瓷缸在我手里。

我握着缸，像握着一个熟悉的标尺。

护士推门出来，说：“母子平安。”

我点头，鼻子有点酸。

我回家拿被子时，经过楼道大爷，他笑：“恭喜。”

我说：“谢谢。”

他指了指我的搪瓷缸：“记得给娃儿泡温水。”

“晓得。”

我说。

孩子的哭声像一只小动物找妈妈。

她抱着孩子，看我一眼。

她的眼睛里有水，稳稳的。

我们把孩子抱回家，放在小床上。

她把字典从窗台挪到床边。

她说：“一会儿给他念。”

我把搪瓷缸放在床头柜上。

缸口那圈茶渍在夜里不显眼，早上它还在。

它像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的岸。

孩子慢慢大。

他学走路时，伸手去扶搪瓷缸。

我及时拿开，笑着说：“慢点。”

他也笑。

他学会了“慢点”这个词。

他说得不太利索，却认真。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我写的这些年，无非是在写“慢”和“稳”。

写人如何在日子里不慌。

写人如何彼此照看。

写人如何在转角处看见一束不响的光。

我又写了一篇“街口记”。

我写父亲把旧钟的摆锤擦亮，把玻璃罩里的一点灰吹走。

他说：“时间看得见，摸不着。”

他说完，抬眼看我。

我说：“我懂。”

他笑。

他的笑里有一个弧。

弧不大，像表盘上短针走过一格。

我把这句放在文末，停笔。

我知道，读者会在那句后面呼一口气。

那口气是他们自己的。

2000年之后，城里变得快。

新楼起来，旧巷留存一部分。

手机普及开来，传呼台渐渐沉静。

报社的电脑一台换一台。

我也换上了新键盘。

但我仍把旧钢笔放在口袋里。

我写稿前，照例把搪瓷缸放在手边。

缸底那四个小字“景德镇”淡了。

我用手指去摸，不摸不放心。

我在“街口记”里多写了一些新事物。

我写年轻人用电话卡打电话，写他们在公共电话亭前排队，鞋尖对鞋跟。

我写出租车司机用对讲机互相报路况。

我写送外卖的小伙子骑车穿巷，背后保温箱上贴着店的名字。

我写社区新建的图书角，孩子们拿着卡片借书，借到一本会在封面上轻轻吹一口气。

这些“新”，从不排斥“旧”。

它们一起站在街口，互相打个招呼。

我仍是用第一人称写。

我仍然慎用形容词。

我尽量把人的手写清楚，把他们看东西时的眼神写准，把他们做事时的节奏写稳。

我尽量少说大道理。

话越大，落地越轻。

我更喜欢听街口的风声，写它从谁的衣袖边走过。

有一次，我在版面上看到一篇写得热闹的稿。

读者反响热烈。

同事说：“你也可以这样写写。”

我笑：“我还是按我的来。”

他点头。

“各有各的好。”

我心里松一口气。

我懂，我不擅热闹，但我擅“人味儿”。

这就够了。

我在写作里少不了误解。

比如有人说我“歌功颂德”。

我看了看我的稿。

我写的是真实的善意。

它不是热闹的夸张。

它是小心地把一件微小的好事放在纸上，像放在桌面的角落里，等人自己看到。

我对自己说：“把好写实这关。”

我不反驳谁。

我回到街口，继续看，继续记。

我的孩子上小学。

他带回第一本作文簿。

我翻开，看到他写的第一句话：“今天我帮同桌擦黑板。”

下面是一张歪歪扭扭的笑脸。

我忍不住笑。

她在一旁看着我，笑得比我更浅。

她说：“他学你，写人做的事，不爱空话。”

我点头。

我心里想起报社的编辑对我说过的那句：“人要立住。”

这句话像一根小木棍，撑住我这些年的句子。

我给孩子讲这句。

他点头，似懂非懂。

他问我：“什么叫立住？”

我说：“你把手举起来，握住妈妈的手，就是‘立住’。”

他笑着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也笑。

我把这个小场景写在“街口记”的末尾。

没有解释。

我知道读者会明白。

不久，单位搬了新楼。

玻璃窗大，光线足。

我的桌子从“凹”字边挪到靠窗的位置。

我把搪瓷缸放在窗边。

阳光照着，缸口那圈茶渍透明了一层。

我又看见那句老话在心里走了一遍：“别得意太早。”

我对自己说：“不用得意。”

“也不用怕倒霉。”

“把今天的稿写好。”

“把明天的路走稳。”

我给父亲打电话。

他在电话那边笑：“你妈问你要不要腌点咸菜。”

我说：“要。”

他说：“我下午给你送去。”

他挂电话前，又说了一句：“顺。”

我也说：“顺。”

下午，父亲提着玻璃罐来了。

罐子里泡着黄澄澄的萝卜。

他把罐子放在我桌边，瞥了一眼搪瓷缸。

他说：“这缸还跟到你。”

我笑：“跟到。”

他用手指点了一下缸沿。

“抗摔。”

他说。

“抗摔。”

我也说。

这两个字在我们父子之间弹了一下，声音不大，落得稳。

我在新楼里写了一篇“新窗边”。

我写窗边的光如何照到每个同事的脸上，照住他们眼睛里的忙和静。

我写桌上新的键盘边，放着一只旧削笔刀。

我写我手边的搪瓷缸。

我把这些写出来，再停。

我留几行空白。

我把光留给读者自己看。

我想起刚进报社那天，门口那句“别得意太早”。

那个说话的师兄后来和我成了朋友。

他结婚时请了几桌，在一家小馆里。

我去敬他一杯茶。

他说：“当初那句，别放心上。”

我说：“我放心上了。”

他一愣。

我笑：“好的意思放心上。”

他也笑。

“那就好。”

我们谈起采访各自遇到的事。

他写大题，跑会场，跑发布，风风火火。

我写街口，跑人事，跑邻里，细水长流。

我们彼此尊重。

我觉得这样好。

城市不停往前。

我找到了自己那条小小的路。

这条路不宽。

它的尽头不一定热闹。

但它干净。

它给我留下的是手心的温度。

我把这些年记在本上。

第一页写“1996年夏”。

那一页的字被汗水打湿过，略微发皱。

最后一页写“今天”。

我没有画句号。

我放了一个空格。

我把笔放下，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

水不烫，刚刚好。

我抬眼看窗外。

风从街口来，带着梧桐叶的影子。

有人在楼下喊：“慢点。”

有人在楼上笑：“晓得。”

声音在楼之间来来去去，像一个旧日子和一个新日子在打招呼。

我把头低一寸，继续写。

我写我看到的。

写那些轻轻的好。

写那些不响的光。

写那些被人说“等着倒霉”的日子里，其实悄悄长出来的稳当。

我想，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