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人文精神作文》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7 06: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人文精神”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才能使文章立意深刻、论证有力、结构清晰、语言优美：
"一、 深刻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 (Understanding the Core Concept)"
1. "界定核心：" 首先要明确“人文精神”具体指什么。它通常包括对人的价值、尊严、自由、理性、情感、创造的尊重和追求；对历史、文化、艺术、哲学的兴趣和思考；对真理、正义、良知的探求；以及同情心、责任感、合作精神等。你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或阐释。 2. "多维视角：" “人文精神”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联系历史（如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哲学（如以人为本的思想）、文学艺术（如作品中体现的人性光辉）、现实社会（如教育、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问题、个体与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 3. "避免空泛：" 防止对“人文精神”的理解过于宽泛或流于表面。要抓住其本质特征，思考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境下的具体表现和意义。
"二、 精心选择立意角度 (Choosing a Focused Angle)"
1. "小切口，深挖掘：" “人文精神”是一个宏大主题，直接谈论可能显得空泛。选择

《论语》中的人文思想与文明精神

作者：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根据郑玄推测、邢昺疏证，《论语》由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经过大家讨论，以避“妄谬”，然后编定，故谓《论语》。“当时尚属口传身授，因而能免焚书之厄，门户之争”（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230页）。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他认为，“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论语》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页）。

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近些年，传统文化热兴起，各家注本、读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对文学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他还提出“思无邪”，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游学之士。孔子文学观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这种关怀和主张，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礼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秩序。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在美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而是恰到好处，折中矛盾，反对极端，是中正、平和，是“允执其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一种中庸之美、中和之美，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推进相契合。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中华工匠精神品格

作者：潘天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根于工正，持中守正

“巫史同工”是史前工匠文化的重要特征。史前匠人以虔诚的宗教信仰谱写了一部巫史文明，他们敬畏自然与神灵，用制器尚象的朴素理念为人类早期的器物生产提供造物原则，通过泥土和火焰的碰撞创烧了史前陶器，并创造了史前石器、玉器、漆器等史前巫史文化标识。他们用朴素的线条与符号，对自然、物象与宇宙进行原始表达，记录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梦幻与精彩，形成了中华工匠的初始精神品格。

古人很早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坚守正义、守正为公、守正为民。古公亶父不仅勤于营建匠事，胸怀“周原”，还礼让豳地；车正奚仲心系人民疾苦而苦思发明运输车辆，解决治水材料的搬运问题；“科圣”墨子始终站在服务人民的立场，勇于探索工匠造物实践……早期中华匠人心系百姓，持中守正，以工正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的守正精神品格。

明永乐年间青花玉壶春瓶。资料图片

立于司空，以民为本

至西周，《周官》有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的工官“司空”。汉魏中央和地方郡均设有少府、尚方、大司农等工官。至隋文帝时期，汉代“三公九卿制”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工官体系的“少府”亦被“工部”取代。司空、少府与工部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的产物，司空制度、少府制度与工部制度为中华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促进生成了中华匠人的民本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司空”的概念语义场包含了“冬藏”与“闭空”的双重含义。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达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要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

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概念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或政府权力的语义内涵，还体现在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弃官专髹漆艺的隐士申屠蟠、革新造纸技术的尚方令蔡伦、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学者型”水工徐商、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这些汉匠勇于创造、敢于创新，他们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光彩耀目。汉代开创了汉代工匠文化的新定向，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演绎出较为齐备的工匠文化体系性结构、要素和内容，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唐开元年间三彩胡人骑驼俑。资料图片

臻于工部，自强创新

隋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已然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神采与光芒，唐物的定名及其意指也蕴含丰富的时代体征与社会信息。唐代诗人皮日休笔下的“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民族工匠文化的交融态势；史料上记载的东南亚市场上的“唐货”是唐代与海外工匠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和亲政策中的陪嫁工匠以及蜀地工匠被大量掠入南诏的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唐代工匠的国内流动；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唐代的工匠已经开始用诗文、书法装饰器物，进而形成了工匠派绘画新风格；“端午节制镜”“上梁祭祀鲁班”等反映出唐代工匠的文化习俗与日常精神；“物勒工名”的流行以城市“行”的出现显示唐代工匠行业制度逐渐成熟。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超越、尚大、创新、开放等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与风尚。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或应用，“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梦溪笔谈》面世，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宋代工匠在精雕细琢、极简主义和职业敬畏等方面表现出工匠精神品格的新气象。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然朝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卓绝典范，至善求真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与调适。明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是承袭元代，工匠群体以世袭匠户为主，处境极其困苦；明中期国家对工匠制度有所调整，工匠群体以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为主，工匠处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较为松散，工匠群体中文人或知识分子突起，这类工匠的处境较为宽松。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漆工黄大成、木工蒯祥、玉工陆子冈、瓷工童宾、军匠杨埙、雕工鲍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创造及其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或者说，在明代，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出现了样式房雷金玉、督陶官唐英、罗盘匠吴鲁衡、针神沈寿、巧匠徐寿、发明家黄履庄、巨匠邹伯奇等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秉持家国情怀，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科学精神品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在制器尚象中发轫中华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养中铸造民本精神内核，在人文情怀与崇尚科学中冶炼出至善求真的精神典范。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实现者、体现者，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6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