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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9-08 21: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象征的600字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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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融入，避免生硬说教 (Integrate Naturally,

全文｜挑拨 威胁 谎言——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的事实真相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破坏中国与域内国家关系的挑拨者

一、鼓动声索国对中国发起挑衅

二、施压南海周边国家“选边站队”

三、妄图重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第二章 推进南海地区“军事化”的策动者

一、拱火：向部分域内国家提供军事装备

二、玩火：美舰机频繁侵扰中国南海岛礁

三、蓄火：美国加速在南海周边军事布局

第三章 违背事实肆意污华的谎言制造者

一、虚假叙事给中国贴“危险”标签

二、调动媒体智库对中国开展认知战

三、借助非法仲裁否定中国正当主张

四、惯用霸权思维强权逻辑抹黑中国

第四章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破坏者

一、扰乱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二、削弱域内国家之间战略互信

三、阻碍域内国家深化务实合作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益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冷战结束前，美国并不明确反对南海岛礁主权属于中国，而是拒绝支持其盟友，20世纪90年代后立场才发生转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

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文件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对稳定南海局势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但是，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又高调宣布“重返亚太”。随着美国介入南海的“兴趣”越来越浓、搅局南海的动作越来越多，这片平静之海变得暗流涌动，甚至风高浪急。

美国刻意且娴熟地挑拨和破坏中国与域内国家的关系。从支持菲律宾进行具有浓厚政治性、偏袒性的所谓“南海仲裁”，到拉拢域内国家大搞联合军演，释放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撑腰壮胆的错误信号，从施压南海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到在南海组建各种明显意在针对中国的多边机制，离间和破坏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正常合作—美国为维护霸权利益而频繁介入南海问题，是南海局势难以持续稳定的关键原因。

美国有预谋、有计划地在南海地区煽动军备竞赛。为了把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打造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美国提供大量军援，在相关国家升级军事基地，推动打造南海监控网络，解除一些军售禁令并赠送飞机、舰艇等军事装备，定期在南海海域组织部队协同演练。仅2024年，美国出动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架次就达到约1000架次，全年几乎每天都有侦察船在南海作业—在美国煽动下，南海的海风里，明显多了刺鼻的硝烟味。

美国不断围绕南海局势开展对华认知战和舆论战。新华社利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发现，美西方媒体关于南海的报道，存在明显的污华导向。美国推行“妙手计划”等项目，炮制具有欺骗性的话语标签对中国进行舆论霸凌，调动媒体智库把个别域内声索国发起的对华法理战包装成合乎国际规则的模样，在国际舆论场中抹黑中国形象—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污蔑造谣，是人类21世纪认知战的典型案例。

在以西方殖民世界为主题的人类近代史上，亚洲、非洲、拉美多次出现这种场景：地区内本无太多纷争，可是西方强国一旦打着“仲裁者”的幌子介入，整体和平稳定的地带就变成了冲突不休的“火药桶”，大致合作友好的地区就成了强权博弈的“竞技场”。南海局势的演变，正是美国竭力续写大国争霸剧本的结果。

美国抹黑和遏制中国的错误行径，体现了以霸权争夺和维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战略观在美国内心的自我投射。美国的崛起走的是霸权更替的老路，美国对国际治理体系演变和大国兴衰的理解，遵循以争夺和维系霸权为核心导向的陈旧思维。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这种思维塑造了美西方大国和世界不平等互动的路径。直到今天，在美国的战略决策思维中，“阵营对立”“大国争霸”的幽灵依然在游荡。美国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中国将在南海建立势力范围，对美国产生排斥效应。

美国彻底误读了中国，也深刻误判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和周边国家的互动中，中国讲究“家和万事兴”，始终扎根周边、贡献周边，坚持与邻为善、以诚相待。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开创一条摒弃霸权更替的发展新道路。

在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的今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南海周边多国政要都明确表达不希望“选边站队”、抵制搞阵营对抗的意愿。人们共同意识到，挑动冲突对抗是危险歧途，追求合作共赢才是沧桑正道。南海的光明前途，在千帆竞发、鱼跃人欢的繁荣中，在睦邻友好、聚同化异的信任中， 在深化对话沟通、共建美好家园的合作中。

第一章 破坏中国与域内国家关系的挑拨者

南海位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中国人民自古就在南海从事航海、打渔等活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海域的海洋权益得到国际社会公认。

随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南海的丰富海底资源被发现，南海沿岸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对南海岛礁主权和相关海域海洋权益提出声索。尽管如此，中国始终坚持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特别是在2002年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了南海地区总体和平稳定。

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在所谓“印太地区”发起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将南海问题作为其遏制中国的抓手。它们挑动相关声索国对中国发起挑衅，南海局势因而变得风高浪急。

一、鼓动声索国对中国发起挑衅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域外国家指责中国为控制南海进行所谓“灰色地带”行动。所谓“灰色地带”，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官员菲利

普· 卡普斯塔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其定义为“介于传统战争与和平对立之间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和内部的竞争性互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则于2019年在一份报告中将其定义为“介于常规政治手段和公开战争之间的竞争领域”。

但仔细研究下不难发现，所谓“灰色地带”是美国为抹黑中国形象而捏造的一种叙事。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始终是公开透明的，行动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按照美方的定义，开展所谓“灰色地带”行动的不是中国，恰恰是相关声索国和在其背后提供支持的美国等域外国家。

自2023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屡屡发起对华挑衅，多次派公务船侵闯中国南海岛礁，威胁地区稳定发展。其中，菲海警9701号船长期滞留中国仙宾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该船从2024年4月17日开始非法滞留仙宾礁，同年8月31日在非法滞留4个多月后起锚，在仙宾礁潟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其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正常维权执法措施，却遭该船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故意冲撞，导致发生擦碰。

菲海警9701号船长期滞留仙宾礁，意在“复刻”1999年马德雷山号登陆舰在仁爱礁的坐滩，谋求对仙宾礁的所谓“实际控制”。这一图谋最终在中国海警的专业应对下宣告失败，菲海警9701号船于同年9月14日撤离仙宾礁潟湖。

菲律宾之所以一再挑衅中国，背后支持者正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后者每逢菲方发动此类行动，都会对菲律宾予以公开支持。2024年8月31日上述冲撞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时任发言人马修 ·米勒立即发表声明，称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指责中国海警船“故意撞击”菲方船只，“谴责中国危险和升级的行动”。他还再次指责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主张“非法”，对所有国家的航行与飞越自由构成“威胁”，并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不仅对菲律宾，对越南也是如此。2019年中越“万安滩对峙事件”发生后，美国频繁通过外交和舆论渠道声援越南。相关声索国在一线挑衅滋事，美国在背后撑腰打气，已成为南海争端的常态。

美国及其盟友为相关声索国挑衅和对抗中国出谋划策并提供支持。2023年以来，菲律宾实施所谓“透明政策”，试图利用舆论宣传塑造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以大欺小”的形象。据菲律宾政治评论员赫尔曼·劳雷尔披露，这一策略正是在实施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雷蒙多·鲍威尔领导的所谓“妙手项目”。一些美西方媒体加入这场舆论战，派出记者登上菲方船只跟随其侵闯中方南海岛礁，随后便发出抹黑中国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直言，让记者拍摄中菲舰船近距离接触画面“是菲政府有意实施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人们关注中国所谓的‘蛮力’”。

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海上安全”年会上，时任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2013年在美国公开支持下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后，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而此人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机构“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长期鼓吹日本修宪扩军，声称日本岛屿受到了“威胁”。曾与柳井共事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浅井基文说，这个仲裁庭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础上搭建的。

此外，美国及其盟友频繁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在南海及周边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向中国炫耀武力。美国还以南海问题为由对中国实施经济打压。2020年8月，美国商务部将24家参与南海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

二、施压南海周边国家“选边站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不仅借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还试图在本地打造各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给相关国家正常开展对外交往带来较大外部压力。

“如果他们与中国有问题，那不应当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与中国没问题。”2024年3月4日，在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期间，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联合记者会上这样说。他表示，马来西亚是美国、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的朋友，但“他们不应阻止我们与我们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国保持友好”。

这不是安瓦尔第一次拒绝在中国和美西方之间“选边站”。仅在上述发言的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他还至少两次公开表达过这一观点。安瓦尔也不是东盟国家领导人中拒绝“选边站”的个例。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现任领导人以及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等前领导人在他们任职期间都曾公开这样表态。多位地区国家领导人频繁发出不愿“选边站”的声音，恰恰表明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美西方国家要求他们在美西方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的巨大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所谓“印太地区”打造多层次的排华“小圈子”，构筑遏华“包围圈”。美国带领其盟友伙伴，建立了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美英澳等小多边机制，形成美国“印太地区”盟伙体系的骨架。在此之外，美国为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国家拉入其遏华“包围圈”，先后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尽管美国后因认为自己“吃亏”而退出TPP，但它早期加入并主导该机制就是要打造排除中国的地区自贸体系。2022年5月启动的IPEF更是拜登政府为其“印太战略”精心打造的经济支柱。这两个机制均包含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后者，超过半数的成员国都是东南亚国家。

南海问题是美国在本地区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美西方在涉及东南亚和东盟的各种多边场合往往都会炒作这一问题，要求地区国家共同就这一问题对华施压。以上文提到的2024年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为例，作为东道主的澳大利亚当时就计划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澳方最初希望把炒作所谓“中国在南海军事化争议岛礁”的内容写进峰会宣言，并在其中呼吁各方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为菲律宾站台背书。安瓦尔当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了“不选边”的明确表态，其态度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地区国家的心声。最终，澳方这一企图在地区国家的反对下未能得逞。

2022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召集东盟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宣布向东盟投资1.5亿美元，其中包括6000万美元海事计划。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印太地区”设立培训小组以“帮助满足合作伙伴对海上培训和能力建设的要求”，针对南海问题的意图明显。但会议前夕和期间，柬埔寨、印尼、越南等国领导人或官员纷纷公开发声，表示将保持独立自主和拒绝“选边站”。

三、妄图重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作为当前插手南海问题的最主要域外势力，美国之所以在南海地区挑拨中国与其他声索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源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考量和狭隘错误的对华认知。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制定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奉行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是造成当前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应归还中国，被日本占据的中国南海诸岛显然也应包含其中。但美国执意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排除在对日和会之外，其台湾当局参会的主张又遭到苏联、英国等国反对，最终导致中国没有代表参加对日和会。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曾试图侵占、战后仍觊觎南海岛屿的法国要求下，美国同意法国控制下的印度支那作为三个国家参会，导致当时的南越代表在旧金山和会上得以单方面主张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在起草和约的过程中，美国出于不愿让“共产党中国”得到好处的战略需要，并听取法国的要求，在和约文本中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而没有规定将它们交给哪一方。这些都为后来的争议留下了祸根。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围绕其战略利益需要而变化。20世纪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对岛礁主权归属不持立场，即便对其条约盟友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领土要求”也没有作出支持的承诺。1988年3月中越赤瓜礁武装冲突发生后，美国也明确表示对这一争端不表态。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从“中立”向“有限介入”转变，开始以“航行自由”等为名在岛礁主权争端中暗中对中国施压。在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中，美方对菲律宾政府扣押中国船员的行为不加批评，却在中方阻止菲军方组织记者上岛后发表声明反对“对海上活动的限制”。1996年，中方公布《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其中确定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海洋界限第117号报告—直线基线主张：中国》报告，批评中方的直线基线主张。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美国认为中国的实力并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且“9·11”事件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需要中国配合，因此其对华政策仍以合作为主，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有限。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对华认知发生明显转变。从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越来越从大国竞争角度看待中国，到后来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和“21 世纪最大地缘政治挑战”。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

随着其对华认知的转变，美国开始从各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相关措施不断加码。与此相应，美国越来越将插手南海问题作为“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重要一环，其南海政策也转向“积极干预”“逢中必反”。201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时，公开表示美国在南海存在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冷战后南海政策重大调整的开端。2014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海洋界限第143号报告—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称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既不明确也不连贯，质疑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202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美国关于南海海洋主张的立场》，明确声称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主张和涵盖大部分海域的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

为保持南海问题这一插手中国周边局势的抓手，美国积极拉拢南海声索国，向其提供支持，增加它们与中国对抗的底气，同时借机加强自己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美国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加至9个，新增基地分别靠近台湾和南海，针对中国意图明显。美国2024年4月向菲律宾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矛头指向中国。美菲2024年7月举行外交、国防“2+2”会谈，美方宣布向菲方提供“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用于“加强”菲律宾遏制来自中国等的所谓“非法侵略”的能力。

日本作为插手南海问题的另一主要域外国家，其动机主要是出于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牵制中国等战略利益考量。为此，日本积极推动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所谓“印太战略”最初就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被美国接受使用。日本极力鼓吹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叙事，将南海作为该叙事的重点区域，多次反对中方主张。今年2月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期间，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再次点名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海洋主张”、对相关岛礁的“军事化”以及“威胁和挑衅活动”。

为鼓动南海声索国对抗中国，日本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它们的支持力度。日本2023年4月在以往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框架之外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帮助受援国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从其2023和2024两个年度的竞标公示项目和实施项目看，南海声索国是其重点援助对象，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其中对菲律宾的援助项目最多，包括向其提供沿岸监视雷达、舰艇等，明显针对南海问题。

受到美日带动及出于自身私利，不少美国的其他盟友也纷纷介入南海问题。2015年4月，七国集团外长首次单独通过关于海洋安全问题的声明，涉及南海形势。2016年至2018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连续三年发表联合声明，对南海问题表达关切并对中国进行指责。2019年，欧盟国家首次就南海形势发表联合声明，在万安滩事件中为越南站台，不点名指责中方正当反制措施……美西方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南海成为其对华开展“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

第二章 推进南海地区“军事化”的策动者

美国等域外大国的介入显著加剧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2024年美国主导的“南海军事化”愈演愈烈，美日等域外国家通过扩大军事存在、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显著增加了南海形势的热度和不确定性。美国频繁派遣航母打击群等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并与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种军事介入不仅加剧了地区的军事化态势，还提升了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拱火：向部分域内国家提供军事装备

南海本是亚太地区经贸与安全的关键枢纽，但近年来美国通过军事援助、联合军演、技术合作和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菲律宾等南海地区国家的支持力度，强化区域军事存在 深度介入南海争议，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2024年7月，美方在美菲“2+2会议”上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主要用于军事装备现代化和基地升级。美国还向菲律宾提供P-8A反潜巡逻机及MQ-9“死神”无人机，协助其构建南海监控网络。菲军依托美方卫星及雷达数据，加强对中国岛礁活动的实时监视。资金还用于采购反舰导弹、巡逻舰艇及人员培训，显著增强菲律宾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提升其对抗中国海上维权力量的能力。

2024年10月，美国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800万美元专项援助，用于增强其海上巡逻和执法能力。通过提升菲方海上“灰色力量”的行动能力，间接支持其在南海争议区域的挑衅行为。

美国还逐步解禁对越南的武器销售并赠送军备。2007年，美国修改武器贸易条款。2014年，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允许对越出售与海上安全相关的武器装备。201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此后，美国向越南赠送退役巡逻舰和挑战-75型巡逻艇。2024年11月20日，美国向越南交付5架T-6C“得克萨斯人II”教练机，越南共向美国订购了12架同型号教练机，计划于2025年全部交付。

美国对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援助旨在将其塑造为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通过资金和装备支持制造紧张局势，牵制中国发展。2025年1月，美菲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出动“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等舰艇， 菲方出动导弹护卫舰和FA-50战机，此次演习被视为对中国的直接挑衅。2025年2月，美、加、菲在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举行多边联合海上行动，菲律宾还计划更多西方国家参与类似行动。此外，美菲定期举行联合空中巡逻、反潜训练及特种部队协同演练，如在巴拉望岛附近开展多次战术协同训练，在“肩并肩”演习期间模拟夺岛作战。

这些联合军演增强了菲律宾的军事信心，向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传递了明确的威慑信号，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地区冲突风险上升。

二、玩火：美舰机频繁侵扰中国南海岛礁

美国为维护其海上军事霸权，长期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在南海地区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声称其目的是反对“过度海洋主张”，维护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然而，美军舰机在中方控制的南海岛礁附近频繁开展此类行动，既缺乏国际法基础，也是对中方海洋权利主张的否定，更是对中方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同时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航行自由计划”自1979年起实施，旨在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抗议，挑战其他国家的海洋主张。在南海，美国的行动主要针对中国，声称中国的海洋权益主张“过度”，并以此为由频繁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自2015年“拉森”号事件以来，至2024年底，美国已实施了40多次“闯岛式”的“航行自由行动”，其中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表现出“高频次”和“显著双标”的特点。

美国声称其行动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但这一说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美国并非《公约》的缔约国，却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对《公约》进行解释，这种做法缺乏国际法基础。其次，美国对“过度海洋主张”的定义模糊且主观，其行动往往基于自身利益，而非国际法的客观标准。此外，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还被批评为试图将习惯国际法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军事行动来“塑造”国际法，而非维护现有的法律秩序。

在行动实例方面，美国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主要挑战以下三类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一是“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批准”；二是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海主张；三是对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美国频繁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的美济礁、渚碧礁、仁爱礁等岛礁附近海域，企图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外，美国还试图将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扩大适用到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进一步扩大该裁决的国际影响。

美国的这些行动对地区和平稳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其军事化行动显著增加了擦枪走火的风险，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美国的介入削弱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降低了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美国的行动还削弱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增加了合作的阻力。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缺乏坚实的法理依据，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其行动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单边主义做法，使得这一计划在国际社会中备受质疑。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推动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三、蓄火：美国加速在南海周边军事布局

美国以“维护南海和平、应对中国威胁”为借口，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盟伴体系。2023年，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数量从5个增至9个，这些基地靠近南海争议水域和台海，可部署中程导弹、反潜机及无人机系统，形成对华战略包围。2024年4月，美国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射程覆盖南海、台海及中国沿海地区，增强对中国的战术威慑。

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冲绳普天间、嘉手纳基地部署隐身战机，加强反舰导弹阵地，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谋划重启海军后勤中心；在“第二岛链”关岛强化安德森空军基地，构建对南海的“快速打击半径”。美国不断升级这些基地的基础设施，以便部署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和战略武器。

美军航母战斗群轮替，保持至少1个航母战斗群常态化巡航南海，2021年，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撞山事件显示其南海侦察常态化。仅2022年，美军侦察机抵近中国南海岛礁逾600架次。

美国与菲律宾合作，试验开发反无人机系统，并计划在菲布署“爱国者”防空导弹及“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在美方默许下，菲军采购印度“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强化其对海上目标的打击能力。美国国防部在2025财年预算中额外拨款1.28亿美元，用于升级《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EDCA）框架下的基地设施，强化美军在南海的快速反应能力。

美国还加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美、日、澳军事合作，建立和强化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英国、德国等美国北约盟友也多次派军舰到南海和亚太地区炫耀武力，甚至谋求长期部署。

2020年至今，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的军事支持呈现系统性、多层次特点，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强化盟友军力、构建战略包围圈及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然而，此类行动不仅加剧地区紧张，也暴露部分声索国的“马前卒”属性—其战略选择受制于美国利益，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面临长期风险。

第三章 违背事实肆意污华的谎言制造者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具有最强认知战、舆论战能力的国家。为了维护霸权利益需要，美国长期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利用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优势，肆意炮制谣言谎言，屡屡遮掩歪曲事实真相，虚假叙事反而大行其道。近年来美国治理体制的深层内在弊端不断暴露，其造谣污蔑的一些行径大白天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扮演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制造者的可耻角色。

一、虚假叙事给中国贴“危险”标签

记者利用新华社“全球雷达”态势感知系统，针对2024年5月至10月美西方媒体就仙宾礁一事的报道炒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相关媒体在报道仙宾礁事件中难言中立客观，而是采取明显偏颇的立场进行报道。

以美西方媒体对“仙宾礁”的称呼“Sabina Shoal”为关键词搜索，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共获得1138条新闻报道，其中美国媒体446条，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前50的发达国家共692条。梳理发现，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报道中，中方的行为往往被贴上“危险”的标签，仿佛南海的紧张局势是由中国造成的。

比如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报道关于2024年9月中国船只在南海所谓“撞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时，就不断炒作“在过去两年，中国将南海变成撞击大赛的赛场，在这里反复撞击菲律宾船只，并对菲方船只发射水炮”。

这些报道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以大欺小”的“霸道”形象 , 却无视南海问题的核心是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海部分岛礁领土和制造相关海洋划界争端的事实。

中菲间原本不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但随着1968年的一则研究报告披露“南海有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后，菲律宾出于领土扩张主义和资源掠夺贪欲，陆续非法侵占了8个中国南沙岛礁，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问题由此产生。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赤裸裸的武力侵占，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国际法所明确禁止。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说，中菲南海争议的核心是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违背《联合国宪章》义务，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的领土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并生效以来，国家管辖海域得到丰富和扩展，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南海有关争议逐步激化升级。

通过回溯南海争议的由来，可以看出其本质是双边纠纷，中国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绝非霸凌邻国的加害者。

二、调动媒体智库对中国开展认知战

南海态势感知计划在其针对美国“灰色地带”竞争的研究中阐明，凭借在技术、传媒和话语权等方面的先天优势地位，美国一直在国际社会的南海叙事中扮演主导性角色。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官方机构、智库和媒体持续在国际上炒作渲染“中国要控制南海”“中国不遵 守国际法”“中国在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中国胁迫海上邻国”等叙事，披露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信息，从而对中国的海上维权政策及行动全面污名化。近年来，美国这方面的手段和策略更是发展到指名道姓和声嘶力竭的地步。

美西方利用其在国际舆论场上所掌握的话语权，将相关声索国在南海的冲闯挑衅说成维护主权，将中国正当的维权执法塑造成凭借自身实力“霸凌”地区国家的“霸权主义”，刻意渲染中国在南海的所谓“军事威胁”。

比如，20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戈尔迪乌姆结国家安全研究创新中心推出“妙手”项目（如今名为“海灯”）, 每天散布一些真真假假的态势信息，专注于跟踪中国的海上活动信息，制造各种谣言，刻意炒作“中国海上威胁及扩张”。

在官方网站发布研究报告，诬称中国利用海警船在南海“霸凌”其他国家船只，借此宣示南海主权。报告称，自2010年起共计45起南海区域主权争执事件，中国海警“参与”其中30起，中国另有4起更出动正规海军“执法”。

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警告中国，为控制南海而展开的“霸凌活动”完全不合法，世界不允许北京将南海视为其“海上帝国”。

三、借助非法仲裁否定中国正当主张

美西方为在法理上解构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和对南海相关海域权利主张和历史性权利主张，怂恿菲律宾发起“南海仲裁案”。

菲律宾《马尼拉旗帜报》专栏作家罗德· 卡普南说，当初发起仲裁案的阿基诺三世积极追随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肆意误导菲民众，煽动对邻国的敌意。在南海问题上， “菲律宾人是在替美国火中取栗”。

而在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之初，美国则在幕后进行操控。美国律师保罗·赖克勒参与策划“南海仲裁案”，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官也支持菲律宾提起仲裁。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在南海没有领土，却想充当所有谈判的仲裁者。

菲律宾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书长阿尔韦托·埃恩科米恩达直言，阿基诺三世政府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是美国指使的。“菲律宾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总是受美国指使。阿基诺三世总是把‘基于法制’和‘法律框架’挂在嘴边，这些‘法’其实就是美国决定的。”

埃及国际问题专家迪亚·菲基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曾承诺，由当事方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来解决。然而，美国却在背后怂恿菲律宾，最终促使其将这一问题提交仲裁。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霸权。

由美西方主导的仲裁庭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和规则，几乎全面否定中方主张，给中国在南海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扣上“违反国际法”的帽子。

吴士存说，仲裁庭对于“南海仲裁案”没有管辖权，其发布的任何对中国的要求、裁决、命令都没有法律效力，中国对裁决结果不存在执行的问题。他认为，菲律宾强推南海仲裁既为了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和海洋权利，也企图通过“法律”使自身非法主张合法化，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阴谋”。

因此，仲裁庭裁决严重政治化，缺乏基本的公平，损害国际法严肃性。

四、惯用霸权思维强权逻辑抹黑中国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的崇高目标。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向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虽不主动挑事，也坚决应对挑衅。

对中国而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最符合中国利益。美西方一直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争夺和维护霸权过程中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行径劣迹斑斑、恶名昭彰，包括欺压弱国、践踏国际法等。

美西方将中国在南海正当维权执法和海洋活动污蔑为“以大欺小”和“霸权主义”，将自身心理投射到中国身上，突显出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霸权逻辑和零和思维，把地区推向危险的边缘。

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越来越多地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频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滥用关税、制裁、长臂管辖，不择手段压制他国发展，把“丛林法则”推行到极致。国会议员“围剿”TikTok、开动车队窃取叙利亚石油……美国向世界频频“贡献”让人大跌眼镜的霸凌场景。

美国《纽约时报》刊文称， 美国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大恶霸—一个有着宏大妄想的恶霸，但其实远没有（美国执政者）想象的那么强悍”。

及至冷战之后，美国终于独霸全球，更不惮向世界展现其狼性文化，对于它想要的一切，不给就抢，不服就打，打不成就黑。美国深谙维护霸权的种种行径，因此“智子疑邻”式地怀疑中国也会像美国一样追求全球霸权，也会像美国一样“抢、打、黑”。

第四章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破坏者

南海既是资源宝库，千百年来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大量渔获，成为沿岸各国渔民的重要生计来源，也是从东亚、东南亚地区通向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对地区各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亚太地区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前提条件是本地区在过去较长时间段内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不断挑动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关系，在南海制造紧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和合作共赢，造成安全风险加大、发展环境恶化、相互信任受损等一系列后果，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地区国家都成为受害者。

一、扰乱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怂恿地区国家与中国对抗。部分地区国家受其蛊惑，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挑衅对抗，不仅使自己面临陷入冲突的风险，而且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相应减少，对外贸易投资合作受到干扰，经济民生受到冲击。

菲律宾2023年以来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中国的高潮，军事投入快速增加。在2024年底成法的菲律宾2025年度预算案中，国防部预算达到3151亿比索（约合55.33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30%。这一数额在菲政府各部门预算支出中排名第三，在国家总预算中占比近5%。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为贫困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的资金遭到大幅削减。例如，计划拨给国营医疗保险机构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PhilHealth）的740多亿比索（约合13亿美元）政府补贴被全部削减，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的扶贫计划“4Ps”被砍掉500亿比索（约合8.78亿美元）资金。

中国是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资方。菲方近两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中方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对双方经贸投资合作造成负面影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以美元计的中国对菲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2023年分别大幅下降16.0%、16.3%、15.3%, 2024年仍维持小幅下跌。2022年7月，菲政府叫停了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Subic-Clark）、菲国铁南长途铁路项目（PNR South Long-Haul）、棉兰老岛铁路项目的达沃—狄格思线路段（Davao-Digos）等三个由中方提供资金的铁路项目，声称要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新冠肺炎疫情前，中国曾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外国游客来源国之一。但受两国关系恶化影响，疫后中国游客访菲恢复缓慢，2023年和2024年访菲游客人数分别约为26万和31万人次，远低于2019年的174万人次。据泰国媒体报道，菲政府知道其签证规定限制了中国游客选择菲律宾，为此曾一度启动中国公民电子签证计划，但又很快叫停，原因之一是所谓“安全问题”。

对此，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在任期间的新闻发言人里戈贝托· 蒂格劳在菲律宾媒体发文批评，“这不仅是他（菲现任总统马科斯）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错误，也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政策，阻碍了我们的增长，甚至加剧了贫困。”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认为，南海紧张局势升级导致中菲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给菲律宾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菲律宾国内部分有识之士担心，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不断在南海挑衅中国，可能让自己卷入战争冲突。菲律宾前参议员弗朗西斯科·塔塔德公开撰文说，南海问题并不能定义整个菲中关系，但美国等一些国家大肆渲染事情的严重性，将直接武装对抗描绘成结束菲中南海争端的唯一途径。“如果在美国的要求下与中国开战，对菲律宾而言将是自杀和愚蠢的行为。”

在越南，南海问题升温导致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2014年引发了“5·13”打砸中资企业事件。该事件导致数以百计的外资企业被打砸抢烧、数百人死伤。除了中国大陆企业，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企业也受到波及。事件发生后，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越南撤出人员，并对越南发出旅行警告。越南投资环境受到影响，越方不得不采取抓捕涉事犯罪嫌疑人、赔偿受害企业损失等措施平息事态。

南海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空交通要道之一，每天在南海活动的船舶和飞机数以千计。南海局势一旦风高浪急，不仅不利于南海航行安全，也会增加投资者对投资安全的担忧，给周边国家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新加坡外长维文警告： “一旦南海的紧张局势、冲突或军事行动升级，就会立即损害和阻碍贸易。”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模拟研究显示，如果南海发生战争可能会对该地区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实际GDP损失平均将高达11%。

二、削弱域内国家之间战略互信

美国等域外大国的介入显著加剧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化态势，激化了主权争议矛盾，干扰了“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弱化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增加了合作阻力，并降低了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主权争议矛盾激化。美国通过支持部分声索国的单边行动，进一步激化了南海主权争议矛盾。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在南海政策上发生显著变化，包括在仁爱礁、黄岩岛等海域挑起事端，强化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并积极开展同美西方的安全合作。这种外部支持使得部分声索国更加倾向于通过挑衅性行为固化既得利益，而非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问题。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受阻。美国等域外国家的介入使得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中面临挑战和阻力。美国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施压，干扰了“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这种外部干预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准则制定上的努力受到阻碍，难以达成共识，进一步影响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维护。

东盟中心地位弱化。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激化了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美国试图将北约等军事同盟引入亚太地区，冲击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这种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能力和影响力下降，进一步弱化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

地区国家间互信被削弱。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显著削弱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南海局势的升温以及域外国家的介入，制约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信，成为双方关系中的“困局”。美国的介入不仅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还增加了地区合作的阻力。部分东盟国家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洋合作、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难以顺利推进。

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能力下降。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部分声索国更加倾向于通过外部力量来解决争端，而非通过地区内的对话与合作。这种依赖外部势力的行为削弱了地区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产物。这种外部支持使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更加依赖外部势力，降低了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阻碍域内国家深化务实合作

在域外势力插手下，南海问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相关谈判进展缓慢，令相关声索国常常从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角度看待其他方行为，导致相互之间信任缺乏，合作受到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特别是支持部分声索国的单边行动，企图让这些国家更加倾向于依靠美西方支持固化既得利益，而非通过谈判与合作管控分歧、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南海矛盾。

这也给“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带来困难。中国与东盟2002年签署《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后，双方多次表达了在此基础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意愿。然而从2013年落实《宣言》第6次高官会和第9次联合工作组会议正式重启“准则”磋商至今，“准则”仍未能达成。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25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南海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在中国和东盟国家早已就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集中精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形势下，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唯恐南海不乱，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频频来南海兴风作浪，在各种场合不时就南海问题挑拨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需要排除干扰，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力争尽快达成符合国际法、符合各方需要、更具实质内容、更为行之有效的地区规则。

“准则”未能达成，加上美国等外部势力挑拨，导致相关国家难以完全互信，对其他国家的相关举动充满猜忌，为在南海地区开展合作平添了诸多困难。

为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从1999年开始在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地区开展伏季休渔。然而，这一旨在保护南海海洋资源环境的政策不仅没有得到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响应，个别国家甚至趁机派渔船加强南海渔业活动。在2024年的南海伏季休渔开始之后，菲律宾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宣布的南海捕鱼禁令，称此举“侵犯了菲方的主权和海洋权利”“损害了菲律宾渔民的权益”。

2014年马航MH370客机失联后，世界多国出动海空力量赴航班失联海域参加搜救。然而，由于这一海域内存在归属不确定岛屿，马来西亚和越南主张的管辖权在这里有重叠，给多国搜救力量的协同造成了困难。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闫岩说，地缘竞争和南海争议直接阻碍了海上合作的推进。南海局势日益复杂化、多元化，海上冲突与纠纷不断，南海争端当事国难以形成更深层次的互信，导致各类合作项目与合作机制难以推进和进一步深化。某些域外国家不断炒作南海问题，构建虚假叙事鼓吹“中国南海威胁论”，煽动争端国对抗制造摩擦，导致南海风波不断，干扰了沿岸国海上合作的良好氛围。

结 语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南海风云折射百年变局一叶。美国霸权欲以南海为“棋盘”遏制中国，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这种逆势而动的行径，与南海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注定是要失败的。

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定义本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到底是通过为美国等域外势力充当棋子来谋取私利，最终沦为“弃子”，还是通过谈判妥处矛盾分歧、谋求共同发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相信地区国家一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无数事实证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各国发展繁荣是亚太国家的共同愿望。

在世界面临动荡不安的挑战时，看清美西方在南海问题上挑拨、威胁、离间的种种伎俩，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美国霸权唯我独尊、唯恐不乱的真实面目，更有助于亚洲以及全球各地一切爱好和平和发展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编写说明与致谢

《挑拨 威胁 谎言—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的事实真相》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周立民、薛颖、王晖余、杨柳、韩冰、赵颖全、梁建强、刘阳、姜铁英、马曹冉、郭翔、吴涛、刘赞、闫洁、严钰景、夏天、邓华、闫睿、洪泽华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杨晴川、蒋励、陈健、韩建军、孙瑞军、余忠稳、费列娜、王海清、黄尹甲子等。

课题于2024年10月启动，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原院长王胜、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闫岩、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丁铎、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张辉、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冯洁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雷筱璐、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陈曦笛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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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挑拨 威胁 谎言——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的事实真相

“五年规划”成就中国速度，“长期主义”让中国铁路领跑

时速350公里运行的高铁线路已达20条约700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覆盖31个省份，今年动车组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近1000万人，约占旅客总数八成……近日，“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铁路发展“成绩单”。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世界铁路诞生200周年。一部铁路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人以五年为期，稳扎稳打、聚沙成塔，造就中国高铁“金名片”的宏伟实践。从14个五年规划，也能够看出铁路发展中的一条清晰主线——用“长期主义”精神，做困难但正确的事。

面对当下不少行业的“内卷”与短视，中国铁路人坚守的“长期主义”，好像一针“清醒剂”，让我们看到科技进步、行业发展、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长期主义”夯实发展优势

7月，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铁道试验中心的环行铁道上，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观摩了试验时速达450公里的“中国最快高铁”CR450和能以时速600公里“贴地飞行”的超导磁悬浮列车。

这是发生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的一幕。四天的会期中，不少人举着手机拍摄，兴奋地向世界介绍中国铁路的发展成果：

世界高铁路网约为6万公里，中国占70%以上；

全球拥有6500多列高速列车，一半以上在中国运营；

12306是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服务系统；

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和科技创新成果树起国际标杆；

…………

有参会代表如此解读：如今的中国铁路，以其市场地位、创新能力、人才基础和产业链优势，成为大型跨国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诚然如此！第十二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期间，同步举办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展览会。展会吸引了来自德、法、美、韩、日等超过14个国家（地区）的521家企业参展。

来自全球的2000多名代表，让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展厅显得异常局促——厅内人头攒动、摄影师一位难求。一些展位的宣传材料早早被领完，介绍情况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有的一天都没顾上吃饭。各种发色、多样面孔、不同语言，在这里交融汇聚；观点与思想、冲突与问题、机会与合作，在这里深入讨论。

“西门子交通同这片土地结缘已经超过120年，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提供现有技术和产品，一定要提出超越性的概念，才能在中国市场立足。”西门子交通中国轨道服务部总经理吴旻说，这次带来的新技术是氢动力列车、云信号系统解决方案以及列车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运维管理等。

日本企业看准了下一代高铁维护和检测车辆的发展方向——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日立NICO传动设备株式会社社长松井志郎说：“我们将广泛应用于汽车领域的混合动力技术引入铁路车辆，创造出混合动力自动换挡变速箱，可以降低噪音、减少排放、提高燃油动力的驱动性能。”

阿尔斯通深层次地融入中国创新浪潮，其在中国深耕60年，已经形成了本地研发、全球出口的体系。上海阿尔斯通交通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连捷说：“在中国生产制造轨道交通，综合计算人工成本、工业化成本、供应链成本之后，优势非常明显。”

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高铁产业的发展优势。

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台，工作人员介绍，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TX-100K型隧道煤粉清理车是一款新产品。它经过运煤专线隧道时，工作装置同步清理堆积在道床及两侧的煤粉，收集的煤粉被分级过滤、绿色转运，一次作业可以替代约500人的工作量。

“我们有7个系列100多种铁路大型养路机械产品，基本覆盖了当前市场需求的产品型谱。”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吴磊说，铁路养护随着铁路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养护需要什么解决方案，铁建就可以制造什么装备；装备需要什么材料，上游供应链就能研发出什么材料。铁路行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不断融合，进一步巩固了发展优势。

展会上的新装备、新技术、新理念，让全球铁路同行大开眼界。

“中国高铁的发展经验具有开放性，十分值得借鉴。”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韦纳说，尽管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规模条件的差异，但中国在多式联营系统的整合、数字化智能运营以及人性化客运服务三大领域的实践，对全球高铁发展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跨越百年做困难但正确的事

第十二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的盛况，让不少中国铁路人感慨万千。曾几何时，他们的先辈，在外国工程师面前是抬不起头的。

1825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制造的机车，以前所未有的24公里时速拉动载有400名乘客的车队。他的创举推动这一年成为“世界铁路诞生年”。彼时，大多数国人尚未见过火车。

1876年，英国人以“建一条寻常马路”为名，在上海自行修建了吴淞铁路，清政府要拆除得先花钱“赎回”。

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以“合办”、贷款、强行修筑等手段大肆掠夺中国铁路权益。有的占有我国铁路管理权长达100年，有的约定开采铁路沿线数公里的矿产资源，有的在铁路周边驻扎军队、设立法院……中国铁路权益严重丧失。

面对积贫积弱的华夏大地，詹天佑顶着工程艰巨、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薄弱等困难，勇敢挑起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重担，完成中国人自主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被誉为“中国人的光荣”。

这段“人字形”铁路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民族精神的宣示：路权即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铁路发展。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铁路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原副馆长周伟说，从20世纪90年代广深铁路开行准高速列车到21世纪之初秦沈客专开通运行，从2007年实现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到2008年京津城际通车，从2010年12月京沪高铁创造时速486.1公里运营试验速度到2024年CR450动车组样车下线，从“四纵四横”建成到“八纵八横”基本完成，几代铁路人锲而不舍、坚韧执着，推动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

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毛泽东号”蒸汽机车、韶山型电力机车、“中华之星”电动车组等众多车辆依次排开，人们走过这些泛着机油味的“历史见证者”，阅读它们的故事，触摸它们的锈迹，感受中国铁路从“万国牌”走向“复兴号”的辉煌历程。

铁路最能看出一个国家是否有长远规划、能否执行长远规划。铁路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高，能否在数十年内坚定地执行铁路发展规划，保障政策和资金投入的稳定，考验着综合国力和施政能力。

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副研究馆员李静说，数十年来，中国铁路以国家顶层规划为牵引，大力推动铁路建设，推进高速铁路技术创新。CRH系列动车组拉开外国先进技术转化为国产化制造的大幕，CTCS-2级和CTCS-3级列控系统研制成功，时速250公里和350公里等级高速铁路整套技术被系统掌握……中国铁路人从未因道路曲折而半途而废，也未因梦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20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商业运营速度最高、高铁技术最全面、运营场景最为丰富的国家。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水平总体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沧桑中国，换了人间！从林海雪原到热带丛林，从大漠戈壁到东海之滨，广袤神州大地上，铁路动脉织密成网，万里通途气贯山河。得益于铁路的发展，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连片成网，有力促进了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便捷的高铁还拓宽了中国人的活动半径和出行范围。《中国高速铁路》记载：2024年中国31个省会城市间铁路平均通达时间较2012年减少近50%。“坐着高铁看中国”已成为旅客享受美好旅行生活的真实写照，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交通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个五年规划成就中国速度

举众人之力，求长远之功。举国体制是“长期主义”的坚实制度保障，中国铁路的发展就是生动的注脚。

百年前，有为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铁路是“国家兴盛之先驱，人民幸福之源泉，国家统一之保障”，并对此孜孜以求。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10万英里（16万公里）铁路计划。这个目标，成了彼时中国铁路人的最高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恢复被破坏的铁路系统，并加快建设新铁路——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修建时，国家经济仍十分困难。对成渝铁路颇有研究的作家杨耀健，在《成渝铁路：共和国建设史上第一个奇迹》中如此描述：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垂涎物产丰富的四川，打算以汉口为中心修建铁路。消息传出，四川民众要求自办铁路，为此还爆发了“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成渝铁路真正开工时，当地农民自带干粮投工投劳；修路的部队需要盖木板房，无须动员，老人们抬来珍藏已久的寿板寿材。

建设者们克服千难万险，仅用两年，成渝铁路即全线通车。“成渝铁路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为中国铁路1953年起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周伟说，从“一五”到“五五”的5个五年中，尽管经济起伏震荡，但各项事业总体向前发展，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健全，铁路线也从约2.2万公里发展到约5万公里。

“六五”时期，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经济情况不断改善，工业基础不断夯实，一批铁路线在这一时期建成。

据《中国高铁发展战略》记载，“七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铁路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当时铁路建设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建设资金不足，建设速度缓慢。迫切的愿望促使“合资铁路”应运而生，这种模式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有利于解决征地拆迁等问题，促进了铁路进一步发展。

铁路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据《走近中国高铁》记载，1990年至2002年，被列入“八五”“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和铁道部科研计划的高铁技术研究课题近300项。“十五”期间，我国科研人员研制出的“先锋号”和“中华之星”等高速电动车组，为落实“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高铁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伟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铁路线上跑的大部分还是冲天冒烟柱的蒸汽火车。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欧洲铁路强国，却开始拆铁路，一些发达国家高峰期竟然拆掉十几万公里铁路线。铁路“夕阳论”甚嚣尘上。

好在坚持“长期主义”的决策者坚定地走发展高速铁路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原铁道部提出了建设京沪高速铁路的构想。但这个构想落地的过程十分曲折。

据《京沪高速铁路的论证历程大事记》记载，从1990年12月，铁道部完成“京沪高速铁路线路方案构想报告”，到2008年1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开工建设，中间过去了近18年。

中国高铁陷入“建不建”和“怎么建”的争论中。《京沪高铁激辩12载》一文这样记录：“回首缓建派与急建派、轮轨派与磁悬浮派较量历程，时间之长、波折之多、争论之激烈，可谓罕见。”

因为争论过于激烈，中国高铁最初以“客运专线”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2003年10月12日，中国第一条客运专线秦沈客专开通。第二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横空出世，提出建设“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

以前论证十几年才能批下来一条高铁，现在一下子就要修几十条高铁，铁路迎来“跨越式发展”时期。

2008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发布，提出建设铁路客运专线1.6万公里以上。

2016年7月，修编后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布，描绘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蓝图。

“八五”“九五”……“十三五”“十四五”，中国人按照规划，以五年为单位，积少成多，不断扩大铁路和高铁建设成果。中国铁路工业体系也在快速走向成熟。

一列动车组的零部件有4万多个，包括9大核心技术。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大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进来，促使上下游工业联系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高铁的发展，助力打通了中国经济的“奇经八脉”，逐步建立了自主创新平台，实现了高端装备研发制造技术赶超世界同行。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落实铁路规划

规划制定得再好，如果执行不给力，一切都是零。几代中国铁路人展现了超强的执行力，将“长期主义”镶嵌在每一根铁轨上。

以京张高铁为例。铁路修建中的关键工程之一是清华园隧道，这条6020米长的隧道，遭遇了相当复杂的情况。它和北京地铁10号线、15号线、12号线相交而过，并行13号线，还要下穿7处重要城市道路、近90条重要市政管线。

“清华园隧道要从5.4米的地下穿越北京地铁10号线，隧道开挖直径达12.64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要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实现这么大体量的盾构施工，误差还不超过‘1毫米’，就好像在人体的血脉之间做手术。”中铁十四局时任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项目盾构经理赵斌说。

建设者引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泥水平衡盾构机——“天佑号”，并结合京张高铁智能化目标，建立了盾构安全建造智能可视化云平台，全预制机械化拼装和大直径盾构常压换刀技术。这相当于为盾构机装上了“眼”“手”“脚”，建设者可以时刻掌握隧道和周边构筑物的变形情况，确保毫厘之间的施工精度。

在京张高铁的建设过程中，中国铁路人用“精品工程”的要求雕琢每一处细节。

“长城站房的清水混凝土墙面，必须一次成型不能修补，才能保证毫无瑕疵。”中铁五局时任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房项目副经理龚仲毅说。

龚仲毅所在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将施工方法以二维码的方式粘贴在施工地点，工人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看到如何完成操作。采用这些优化手段之后，过去几乎100%施工返工率，下降到接近于0，大大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京张高铁是中国高铁发展的一个侧面。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中国构建了完备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覆盖勘察设计、工程建造、高速列车、牵引供电、运营管理、安全保障、智能高铁等各个方面，总体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从时速35公里的京张铁路，到时速350公里的京张智能高铁，中国高铁实现了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

速度提升记录了中国铁路一段激动人心的发展历程。“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铁路六次既有线大提速，主要城市间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压缩了一半以上。”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助理馆员涂金辰说。

北京到汉口从15小时22分压缩到8小时22分，北京到南昌从31小时24分压缩到11小时30分，北京到上海从17小时26分压缩到9小时59分，北京到哈尔滨从16小时22分压缩到7小时50分……

《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写道：经过六次大提速后，中国铁路跨入世界铁路既有线提速先进行列。它对既有线时速200公里以上的提速线路延展里程，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等欧洲9国既有线时速200公里提速线路里程的总和。

中国人对速度的追求并未止步。2008年8月1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中国铁路迈入时速350公里时代。

经过改造的北京南站和天津站也在这一天正式投用。超大面积的玻璃穹顶让北京南站显得通透又现代，很多乘客感觉置身机场航站楼。

2023年退休的原北京南站售票车间主任康顺兴记得，北京南站重新投用时又大又气派，但同事们觉得，这么大一个站，可能得几年才能“养”起来，没想到开站当天客流就爆满。截至今年6月，北京南站已经累计发送旅客5.55亿人次。

此后，京津城际迎来了柬埔寨、新加坡、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3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乘坐体验，成了中国高铁的一张名副其实的“金名片”。

做下一代高铁“定义者”

把目标和方向定位在“无人区”，才有可能跳出现有赛道，创造新的需求，成就长期事业。

2024年底，CR450动车组样车在北京发布。作为下一代高铁机车车辆设计的标杆，它以“五个更”刷新高铁标准：跑得更快——试验时速达450公里，运营时速400公里；更安全——制动性能提升20%，响应时间缩短到1.7秒；更节能——整车减重超10%，能耗显著降低；更舒适——噪声控制更优，车内空间更大；更智能——全车部署超4000个传感器，实现自监测、自诊断、自决策的智能化。

“这意味着中国铁路已进入高铁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复兴号动车组总体技术专家、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赵红卫说。

第十二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各国专家学者就下一代高速列车展开热烈讨论。不少人认为，新技术将推动高铁从“速度象征”向“智能、绿色、安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转变，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智能化运维方面，中国将量子密码学技术深度融入信号系统，为铁路安全构筑“防护网”，这一创新与韩国CBM智能维护系统的预测性检修理念形成技术呼应，有望推动轨道交通运维向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氢能源动车组实现1200公里零排放运行，以氢能技术开启轨道交通“零碳时代”；中国核动力机车构想，更以前瞻性探索为未来能源应用提供了想象空间；日本提出的新干线货运物流创新模式，为绿色物流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创新方案共同勾勒出下一代高铁发展的多元路径。

除了新技术的落地应用，铁路行业也面临着系统性变革。

不少专家认为，全球铁路行业正经历三重范式转移：从经验驱动转向模型数据双驱动；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协同；从封闭运营转向开放生态。而中国技术方案与国际标准体系的深度融合，正在为行业变革注入新动能。

对此，国家卓越工程师、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李平有深切感受。

京张高铁开通运营6年来，世界高铁的智能化发展方向越来越明确，智能高铁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我国发展优势依然明显。要实现智能高铁持续领跑，需要加快技术迭代。

——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协同。“谋划新一代智能高铁不是简单的技术提升，本质上是从单个业务系统的智能走向多系统协作的生态智能。”李平说，未来还要解决跨系统、跨行业、跨生命周期的协同。

这些年中国铁路不断打开门搞创新，将京张高铁的智能化方法论、体系架构、大脑平台等应用在重载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等铁路以外的单位。

——从封闭运营转向开放生态。“在多年研究中我们深刻感觉到，智能高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要素多、主体多、层级多。不是每个业务、每个环节做到最优，最后就能确保大系统的整体最优。”李平说，只有整个系统高度开放，横向融合、纵向贯通、内外协同，才最有可能在可控的条件下实现综合最优目标。

——从经验驱动转向模型数据双驱动。李平说，智能高铁发展，需要技术、数据、标准三者协同发力。特别是数据，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在智能高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十年，李平带领团队融合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自主研发了智能高铁大脑平台，已在国铁集团和多个铁路局应用，在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标准共享、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目前，李平和团队正在面向国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积极探索铁路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加快推进铁路大语言模型、图像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等的应用，为铁路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这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如果跑得不够快，优势可能很快会变成劣势。”李平说，进入人工智能2.0时代后，国铁集团率先提出新一代智能高铁发展目标，将在智能京张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智能化技术应用，确保中国高铁持续国际领跑。

百年荣光，未来可期！中国铁路坚持“长期主义”精神，用清醒坚定的战略定力，科学务实的整体规划，高效统筹的落地执行，包容开放的合作胸怀，铸就了中国高铁“金名片”。

面向“十五五”新征程，中国铁路仍将坚持大道笃行、舵稳帆正、矢志不渝的“长期主义”精神，锚定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稳步前行，谱写新篇。（记者 丁静）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